追寻路德遭遇雷雨的那一夜
文/陈佐人
《不灭的火焰——宗教改革导论》中文版序言
1950年出版的罗伦‧培登（RolandH.Bainton）《这是我的立场——马丁·路德传记》，以路德的雷雨经历作开始：
1505年7月一个闷热的夏日，在斯道特亨萨克逊村郊一条晒得焦干的路上，一个孤单的旅客拖曳着疲惫的身躯踽踽独行。他看来颇为年青，个子短小精悍，一身大学生的打扮。将近村子的时候，已是四野昏朦，阴霾密布。突然间．洒下一阵骤雨，跟着便雷轰电掣，哗啦哗啦的倒下了倾盆大雨。一鞭闪电，撕裂了天际的沉郁，年青人一跤摔在地上；他好不容易的挣扎起来，声色凄惶的喊着说：“圣亚拿（St.Anne），救我！我愿意作修道士。”
到了1990，该年出版的《上帝与魔鬼之间的路德》，则以路德的临终作结：
“可敬的神父，在死亡来到之时，你会坚守基督和你所宣讲的教义吗？”
“是的”，路德清晰地最后一次回答。1546年2月18日，即使在他弥留之际，在艾斯莱本，远离自己的家，马丁·路德仍无法逃避最后一次的公开考验，不能在临终最个人的一刻享有最后的隐私。他的长期密友乔纳斯‧犹士都，在哈雷城的牧师，赶紧传召证人到床边后，摇动这个垂死的人的手臂，唤醒他最后的精神。路德时常祷告要有安宁的一刻，在生和死的事上信靠上帝，藉此抵抗那最终、最痛苦的敌人撒旦，这是上帝使人得释放脱离罪恶的压迫的礼物。它把痛苦转化为不过一刻的短暂打击。
《这是我的立场》一书的作者罗伦‧培登，系美国耶鲁大学教会史学家，文笔流畅而间带幽默，将16世纪维腾堡大学教授与修士路德，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而相对于罗伦‧培登直述式的传记，1990年出版的《上帝与魔鬼之间的路德》，作者荷兰史家奥伯马则明显采用历史分析的写作方法。后者重在分析与反思，而非重现路德生平。两位学者不单文风不同，写作形式有异，且在解释路德的神学突破时理念不一。
培登全书的重点之一是强调路德的灵性危机与“焦虑”（Anfechtungen），该词是路德用来形容自己面对的试炼，是他在神面前的深度挣扎，像《诗篇》90篇的隐恶。这字成为了半世纪前德国路德学者流行的理论，用以解释路德的转变与改革。荷兰学者奥伯马则提出了另一看法，他认为当时出现了一种新奥古斯丁派，由此而影响了路德对救恩的看法，产生了改教运动。
“伊拉斯谟下了一个蛋，马丁路德把它孵出来”，这句俚语的困难之处是历史中还有许多可能的改革先驱，像英伦的约翰·威克里夫（1384年被绞死），捷克的约翰‧胡斯（1415年被烧死）。而在思想渊源上，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可能选项：耶鲁大学的罗伦‧培登在他的路德传中，花了许多篇章来描述修道院院长施德比兹（Johann Von Staupitz）与路德的关系。
路德是在1511年从爱福特迁到维腾堡。罗伦‧培登描述施德比兹有天在一棵梨树下，劝导路德进修神学博士，并留在维腾堡大学任教。施德比兹具有神秘主义的思想，他成为了路德的告解者，但他一生效忠教罗马教廷，不可能成为改革者路德的启蒙者。他临终（1524年）时引用《箴言》“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17:17）来描述他与路德的交情。
另一早期的理论是将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视为改教运动的启蒙泉源。19世纪德国著名学者狄尔泰形容唯名论是西方理性神学的挖墓者，瓦解了中世纪的形而上学。
阿利斯特‧麦格拉思在《宗教改革运动思潮》中介绍了中古晚期经院主义中的唯名论，其中心思想是区分信仰与理性，恩典与自然，极度强调上帝的主权与旨意，但他们亦注重自由意志与恩典的合作，因此可能会过分容许人的意志在救恩上产生作用，而这正是奥古斯丁所反对的。但唯名论（又名新路派）对上帝主权的重视，似乎是与路德及加尔文一脉相承，特别是唯名论对哲学的排拒，十分像路德在海德堡辩论（1518年）中以十架神学对经院哲学的批判。但经过了一百年来的研究，学者仍然无法在正反双方的论据中，确证唯名论的真正影响力。
最后的一个主要提纲是荷兰学者奥伯马倡议的“新奥古斯丁主义”。他的路德传中第二部主题为意料之外的改教运动（Unexpected
Reformation），这是符合大家的共识：即路德，加尔文，慈运理，英伦清教徒与小教派的翼锋改革家，都是在没有全盘计划下，无心插柳柳成阴。而第二部的其中一章是：改教运动的突破。这是每本路德传或改教运动史都要有的一章。
奥伯马尝试去证明在当时维腾堡大学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以前常被混合在唯名论中，但这却是自成一体的新神学，他称之为奥古斯丁式的新路派。其思想根源不是中古的神学家，如托马斯，司各脱或奥卡姆的威廉，而是直接上溯至希坡主教奥古斯丁。其代表人物是利米尼的格列高列（Gregory of Ramini），故又称格列高列派。
这看法的特出之处是强调在改教前夕出现了一个被人忽略的奥古斯丁神学的复兴，重新强调恩典的优先性与上帝的主权，改教运动的源起不是一些被火烧死的改革先驱，也不是一群中世纪末期的隐晦形而上家，而是那位在四世纪北非的恩典博士奥古斯丁。
此种维腾堡的奥古斯丁神学使路德可以全面抗拒经院哲学的入侵，也能过滤了唯名论着重人意志的帕拉纠主义。但奥伯马的倡议当然引起了学者的躁音，麦格拉思对此倡议提出了五个异议，表示这仍是在争议中的看法。
19世纪的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华尔裴德（B.B.Warfield）总结改教运动为：从内部而言，改教运动是奥古斯丁的恩典论胜过了他自己的教会论。此句名言表明改教家如路德与加尔文都深受奥古斯丁的影响，而且天主教与改教家双方都是引证奥古斯丁为他们的辩论根据。而路德产生了一套对奥古斯丁的新解，尖锐地对立于天主教的旧解。问题是我们无法清楚地追溯出在当时是那一派的思想人物，直接引发路德的神学突破。
有关路德历史追寻问题也出现在其他改革家生平研究，其中更棘手的是对加尔文生平与神学突破的探究。多言多语的路德为我们留下了《桌边谈话录》，其中热情口沫横飞，宛如今天的读报一般。路德更在言谈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自传式的言说。虽然有学者置疑其准确性。后来路德在他的拉丁著作集的编集完成后（1545），加上了一篇自传性前言。
相比之下，对自己生平整为寡言的加尔文，却没有留下许多的史料。他要待大约二十五年后，在日内瓦的书房内挥笔写《诗篇注释》（1557）时，才提到他以前的迅速的悔悟。我们若要准确地推算加尔文悔悟的年份，是极为困难的事。
要追寻每位改教家的悔悟日期，要厘清他们的神学突破，这是西方改教研究锲而不舍的重要课题。如果说中世纪是上限明确，下限模糊的西方时代，那改教时期是一个上限模糊，下限明确的阶段。
为什么一定要找出路德与改教运动神学突破的起源？最好的答案之一，是引用路德自己的话：“读者必须知道到我不是那些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人，突然间便能完美地，透彻地地明白圣经。”如果连路德自己都承认事必有因，不会是一夜之间的顿悟，那历史学者更有理由要寻根究底。
历史学家与神学家对改教运动的追寻，像是拼图游戏。他们推陈出新的理论，似乎没有还历史的真相，但结果却丰富了我们对16世纪改革纷纭的了解。问题的核心可以总结为信心与历史事实（faith and fact）的对扬。具信心者，往往从信念来看历史，但却不易完全掌握事实之根据。
探索历史者，往往只从事件着手，而无法参透事件背后的精神。基督教之道成肉身，可以说是信心与历史结合的告白，但如何能得之？这就是改教运动研究史所要致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