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神学（Biblical Theology）

摘自《证主圣经神学辞典》

圣经神学是一种研究圣经的学问，尝试去发掘圣经作者在当代的处境并神的引导下，在其著述中所表达的信念、所叙述的境况，以及所作的教导。

圣经神学与其他三个探究神学的主要科目虽有相关之处，却又不尽相同。实用神学所关注的是教牧人员如何把圣经真理应用在现代生活中。系统神学则用一套现代的教义或哲学系统来阐述圣经的观点。历史神学是研究自圣经时代开始，历代基督教思想的发展过程。

圣经神学是尝试从诸位作者在其特定处境所传递的信息中，说明圣经所包含的神学思想。圣经是经历数百年的时间，由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地理环境下写成的，其中包含三种不同的文字和多种的文学形式（体裁）。因此，为了掌握其中一些横跨整体圣经的主题，以及一些隐伏在背后的共同要旨，我们必须作出分析性的研究，以达致综合的了解。圣经神学致力于找出一个一脉相承条理清楚的综合概览，然而，它却不会否定圣经对某些事情只作了片段式的启示，也不会掩饰当某些主题重叠起来时，可能会出现难以调解的张力（例如：神的怜悯和神的审判；律法和恩典）。

一些前设

任何一项研究都需要预先对研究的目标作出一些相应的假设。一位非洲巫医的假设，对于百日咳的病因和医治，恐怕没有什么经得起验证的确实理据。同样地，研究圣经神学需要作出某些假设，否则，研究员对于圣经部分或全部含义的正确观察所得，也肯定感到难以理解。

默示

整部圣经都是神所赐的。圣经一方面坦然承认和表明每卷书都是由人所写的，但另一方面，却又毫不犹疑地坚称它是从神而来，是神的信息。任何人试图把神的话与圣经的话一分为二──这正是始自1787年德国学术界研究圣经神学的一个特色──通常只会导至解经者大谈个人的批判性看法，而并非剖析每卷书本身的神学。

统一性

由于圣经的每卷书都有本身最初书写的时空特性，造成书卷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然而，它们基本上是和谐统一的。这种一致性的基础，来自神的属性和救赎计划的一致性。此外，还有人类的罪性，自从亚当堕落后亦始终如一。圣经之中的多元现象──这点在现今的批判性讨论中通常已经被过分强调──不单没有破坏完整，反而能互相补足，达致更博大精深的和谐统一。最能够解释圣经的，就是圣经本身；某一部分所引发的疑问，往往可以从另一部分找到合理的解答。

可靠性

既然神是圣经的终极作者，而且神是信实的，在正确诠释的大前提下，圣经神学因此有充分的理据支持圣经的绝对可靠性。那些对圣经真理视若无睹或心存敌视的学者，从一开始就质疑圣经的真确性。他们用现代的各种评鉴方法，配合他们的背后假设，使怀疑教会传统以来对圣经的理解，变成今天的常规。然而，许多著名的学者仍然坚信，圣经中即使确有一些谜团，至今仍未找到共识的答案，它亦不存在关键性的错误。即使是评鉴工具，若能有智慧地运用，而非单抱怀疑态度，亦可用来证明圣经经文和信息的真确。这比起全盘否定圣经的可靠性更经得起考验。

以基督为中心

耶稣清楚指出，圣经是指着祂说的（路二十四27、44；约五39）。新约作者支持耶稣这个讲法。旧约众位作者都意识到耶和华当时给祂百姓的应许，要在将来应验。这应验虽包含多方面，却可以在耶稣的弥赛亚事奉中得以总结起来。虽然圣经神学在实行上可以因过度解释旧约如何预表和预言弥赛亚，以及为新约如何在耶稣基督里找出其意义，而引人诟病，但是，它亦可以因否定耶稣基督在圣经和世界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位置，而同样犯错。

圣经神学综论

研究圣经神学的学者曾经提出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这项工作。有些强调圣经的重要整体主题：约、出埃及、神的国、应许和应验、神的荣耀、复和等等。另一些则强调圣经各个不同部分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亦有些认为圣经神学的真正核心是在于神本身，或在于祂拯救的大能作为。还有一些更强调圣经过往的陈述，与那些在教会历史产生的信仰宣言之间的近似之处。

上述每一种方法都有其优点，但同时亦有其限制。没有一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这点毫不希奇，因为即使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和解说，也不足以把神、祂的道路，和有关祂的著述完全归纳起来。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最可取的是多种形式的方法。

再者，任何方法亦必须顾及圣经的神学思想，是具有渐进性和历史性的层面。神带出的事情，祂总会经过一段时间逐步成就。圣经神学把圣经所叙述，以及有时是急剧发展的事件进程展露出来。以下是圣经神学的一个概览，主要是环绕它在历史中的产生和发展。

创造和堕落

创世记开头的几章经文肯定地指出神是藉着祂的命令，而非某些先存的物质创造天地；其后无论在旧约或新约都有经文支持这信念（诸世界是藉神话造成的；参来十一3）。惟独神是永恒的；物质却并不是。造物的秩序在原初的状态，是纯全和不受污染的──是甚好的（创一31）。

经过六日的创造（不论是按字面抑或喻意的解释），到了第七日的创造高峰，神造了人。一开始，神的创造计划就包括造男造女（创一27），但神首先造了亚当，然后再造夏娃作他的配偶（创二18）。他们那种互相补足（却不可互相调换）的本质和角色，早在他们堕落之前便已经存在，并非因着罪而产生。

罪的本源这个问题，被锁在一个谜团之中，我们所知的，仅限于它以蛇的形像出现，用智慧和悦目来吸引当时住在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创三章）。结果导致人与神疏远，以及一个充满痛苦和咒诅的将来。然而，罪的咒诅因神的缘故得以缓和，因为祂亲自寻找罪人，为要救赎他们（创三9）。倘若有任何东西能超越神创造的伟大，那必然是祂救赎的大恩。

立约和为奴

创世记四至十一章迅速越过人类历史初期那种每况愈下的败坏境况，来到挪亚的时代。人类变得如此败坏，以致神必须大行毁灭。尽管挪亚忠心地传道（彼后二5），在洪水临到之前却绝少人悔改。结果几乎毁灭全人类。神与余民──挪亚和他的家人──的立约（创九1-17），正式标志了神与人建立救赎而非审判的关系，亦预示了神与亚伯拉罕将来那最美之约。

尽管神主动立约，但巴别塔事件（创十一1-9）清楚显示了人类仍有叛逆神的倾向。可是神要拯救人的意向却更加坚定。祂拣选亚伯兰，要藉着他救赎一个民族，使地上的万国得福（创十二3）。后来改名为亚伯拉罕的亚伯兰（创十七5），便是希伯来人所追溯的祖宗。这民族后来称为犹太人，基督便是犹太人的后裔。从这个含义来看，亚伯拉罕和人类救主的渊源就是如此的直接。

亚伯拉罕之所以得救，完全是因为他信靠神拯救的怜悯──为罪代赎和给予将来的盼望（创十五6）。这种信心并没有免除他的顺服，反而更预先假定他会对神显明的心意作出顺服的回应（创二十二18）；信心（faith）和忠心（faithfulness）是相辅相成的。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虽被天使阻止，却预表神在二千年后亲自为罪牺牲；正如亚伯拉罕的妻子在九十岁怀孕生子一事，预表了死人复活一样（罗四17-25）。

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雅各）肩负了神与他们父亲所立之约的责任，可是，他们却鲜有亚伯拉罕那种寻求主的忠诚。雅各──又名为以色列（创三十五10）──所生的儿子，成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领袖。他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虽被卖往埃及为奴，又在那里忍受牢狱之苦，却得到神保存性命。他后来擢升为法老的宰相，位高权重，仅次于法老一人。这样缔造了一个背景，让以色列的后裔受了四百年为奴之苦，与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相符（创十五16）。创世记的结尾和出埃及的开头便记载了这段故事。

妥拉和神权统治

神因着祂本身的拣选和能力，兴起摩西带领祂的百姓逃离他们为奴之地。他们这次蒙拯救，完全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结果（出二24）。随着神把自己的名（耶和华）向摩西启示之后（出三14），神便粉碎法老对这群困苦的以色列人之压制。第一个逾越节（出十二章）让以色列人避过了天使的死亡约会。它亦为过红海这个戏剧性的出埃及过程（出十三17-22）揭开了序幕。这件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从此便成了神亲手施行拯救的象征。

虽然在摩西之前，神的百姓并非对神的道德属性和旨意一无所知，但神在西乃山以更全面和更明确的方式，向一个特定的群体显明祂的属性和旨意（出十九章）。这些以十诫作为缩影的指示，不单没有废弃亚伯拉罕的约，更为如何在约中生活提供了一种方式。律法为以色列提供了一种在道德上、社会上和宗教上与别不同的特性，神将透过这种特性在未来的数百年继续进行祂的救赎旨意，同时亦贯彻祂应许亚伯拉罕使万国得福的计划。这些律法虽然有部分似乎主要应用于当时，但有些却在新约重申，而且全部均保留其价值和适切性（罗十五4；林前十11）。神的百姓藉着忠于神所启示成文的话来尊重神，是信仰的基本要求，也是旧约和新约的榜样和命令。

继摩西──作为弥赛亚的前身代表人物（出十八18；参徒三20-23）──和律法之后，便有亚伦和祭司制度的出现。献上流血的祭本身并不比遵从摩西的道德律法更能为罪代赎。然而，献祭的礼仪和律法上的要求却一直用以提醒神的百姓，神不喜悦他们的罪，以及祂给痛悔的心提供复和的方法。如此，它们便指向那完全的献祭和那位成全律法者──耶稣基督。

旧约的摩西五经为日常生活和属灵生活设立了一个崇高的纲领。以色列人最初在摩西的警惕下坚持对神的尊重，在神的带领下跟从约书亚渡过约但河。然后，他们便按照神在西乃山的吩咐，藉着受割礼来重新肯定他们对耶和华的顺服，与他们的父母长久不信的表现完全相反（林前十5；来三19）。可是，当约书亚一离世，以色列人便向那些原来在他们所占领的土地上受敬奉的偶像投怀送抱。百姓灵性败坏与间歇性获得神的拯救，便成了士师记笔下那个时代的典型模式。

神那坚决争取拯救祂百姓的计划，在撒母耳的时代迈向了一个新的方向。撒母耳作为一位特别蒙神拣选和代表神向百姓传话的先知，膏立以色列第一位国君──扫罗──的责任便落在他的身上。

君主制度和背道

由扫罗的时代开始（约主前1020年），至耶路撒冷的沦陷为止（主前586年），神都是透过祂在历代君王和其臣民身上的工作，来成就祂的计划。布特曼（R. Bultmann）讽刺旧约是一段灾难（Unheilgeschichte）而非救赎历史的说法是过分严苛，却捕捉了旧约历史和神学在这层面的神髓。神按着祂的信实，相继兴起和赐福那些遵从神的吩咐、带领神的百姓走神的道路之领袖。当中曾获得重大的胜利，但整体的趋势却与神崇高的呼召有极大的距离。

大卫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的统治时期预表了将来的弥赛亚国度。他的赞美诗、悔罪诗和教诲诗（可在部分诗篇中找到），是切合时宜却又不受时间局限的属灵珍品，因此也成了圣经神学的核心焦点之一。其子所罗门在其著述──统称为智慧文学──中所流露的智慧（明确是由神赐予的，王上三12），在圣经神学的研究中亦具有同等分量的价值。相对于旧约书卷一般以叙述和律法的写作形式写成，这类作品则采用了简短和隐晦句子的另类手法。假如我们的圣经神学淡化这些以不同形式表达的的旧约神学，我们就会扭曲圣经的整体信息。

在君王时期，众先知就好像在百多年前一样，不断向那些离弃耶和华、效法以色列邻国之异教邪恶行径的百姓提出警告。拿单斥责大卫；亚希亚和易多在所罗门的时代向他进谏；随着所罗门王驾崩，国家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以利亚和以利沙便在北国作神的先知。先知的职分在旧约至为重要。正如旧约时代祭司和君王的职分一样，先知不单实践神的救赎工作，还预表将来弥赛亚来临时要履行的职分。

在诸如以赛亚、何西阿、弥迦和阿摩司等先知的著作中，我们看见神的先知大力谴责宗教渐趋腐败。北国陷入背道的罪，最终在亚述人的手中受到审判（主前722年）。南国在几位好像希西家和约西亚的敬虔君王统治下，喜见灵性的复兴。然而，它却始终如耶利米所特别清楚指出的，没有将神应得的归给神。在主前587年，巴比伦人似乎要永远粉碎大卫家系的统治。那时，在各方面均看不见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其后裔的安慰、拯救和荣耀，耶利米那悲伤的哀歌，正表达出那些等候应许应验者的痛苦消沉。

复兴和余民

耶利米因着神给从前众先知──诸如摩西、大卫和以赛亚──的启示而再次燃起的盼望（耶三十一章），在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充分地表达出来。以西结和但以理亦饱受被巴比伦人掳走的痛苦，可是，他们却始终执着神最初的应许，继续向百姓传讲神的应许不会废弃。显然是因着这些先知预言的感动和带领，有一小群人开始从巴比伦归回重建耶路撒冷（约主前520年），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在背后给予不断的鼓励。数十年之后，在尼希米和以斯拉的带领下，有另一次回归的浪潮，进一步推动重建的工作（约主前450年）。旧约最后一卷书见证了他们的工作，然而，却又谴责百姓仍然在忠于神和任意而行之间作“骑墙派”。这卷书又向那些愿意悔改、投靠那位立约的神、全然相信将来有位拯救者（玛四章）会为他们提供洗罪途径的人，重申洗罪的应许。凡敌视立约的神或不加理会的人，那位拯救者将会施行永远的审判。

那些真正忠心的极少数──他们的数目太少，难成气候──随着旧约的时代结束，更是日渐减少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和应许之地，在波斯的统治下受尽煎熬，一蹶不振；但政治的舞台却又突然风起云涌：大约在主前320年，波斯的王朝灭于希腊手里，后者又被埃及驱赶，最后叙利亚变成中东的主人。在这百多年间，旧约的宗教形式和神学用语逐渐变成新约时代犹太教的独特面貌。犹太人所享受的一段短暂的独立时期（主前165-163年），又遭到罗马人骤然终止。约主前38年，罗马委任大希律管治加利利、犹大及其附近地区。

以赛亚曾经预言，在一个极之黑暗的时候，耶和华会亲自来到祂的百姓中间（赛九1-7）。当我们从圣经神学的角度去检视旧约和它其后的一段时期，便会发现耶稣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降生。

应验和拯救

马太和路加福音的家谱均见证耶稣的降生，与神在从前多个世代的计划及工作有微妙的关系。路加福音一至二章描述了撒迦利亚、以利沙伯、马利亚、西缅和亚拿的盼望，因为他们都对神会信守祂在旧约所作的众应许充满信心。

神的拯救和应许的成就，终于藉着拿撒勒人耶稣临到。那在旧约中以许多不同的事件和建制来具体预表之神的国，已经实质地降临。施洗约翰藉着先知的事奉，让神的声音再一次在四处回响，令这一个在宗教上支离破碎和在政治上饱受压逼的国家重新振奋。同样被视作先知的耶稣（可八28），便承接着这振奋的热潮，像约翰一样，传讲悔改和神国临近的道。但祂却不像约翰那样把人指向另一位──祂呼召人要跟从的，正是祂自己。

耶稣用了大约三年的时间走遍加利利、犹大、撒玛利亚各地和邻近的地区。祂花了特别多的精神和时间去栽培十二个门徒，在祂离世后继续祂的工作；不过，祂同时亦有呼召和教导群众（以犹太人为主，但又非仅限于他们）。祂的信息特别针对以色列民，但即使是在祂有生之年，此信息就已经适切所有民族。祂那伟大的教导，处处都反映出祂与神独特的父子关系。祂似乎有意表明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是与神平等的。我们亦必须从祂坚持人若要得着拯救，并非在于掌握祂传授的知识，而在于相信祂救赎之死这角度，来理解祂的教训（可八31，十32-34、45）。四卷福音书对于展示耶稣降生的高潮相当一致：不是祂行的神迹，不是祂的智慧或道德──虽然这些都很伟大──而是在于祂代赎的死和那证明祂无罪的复活。

因此，耶稣的事奉是神在旧约时代开始部署之拯救计划的最高峰。祂呼召人悔改和赐人新生命，是履行先知的职分；祂受死牺牲和成为中保的角色，履行了永恒大祭司的职责；祂在大卫家系里所拥有的王权（约十八37），使祂成为万王之王，和那看不见之神道成肉身的代表，统管空间、时间和历史。早在伊甸园的时候便已经预言的弥赛亚救恩（创三15），在弥赛亚耶稣的身上得着确切的体现。但祂的事迹并非在祂死后便完结。

将来的世代

无论是旧约的众先知，抑或新约初期的众门徒，都显然并不清楚预知弥赛亚时代那种“已临／未临”（already/ not yet）的特性。耶稣的出现和复活是弥赛亚时代的旭日初升，天国如日中天的辉煌，却有待祂的再来。

耶稣建立了教会，让她成为天父在其救赎计划中藉着灵与人同在的一个中心点，直至子再来的日子。全本新约都见证这点，不过，使徒行传则着墨于叙述基督死后的三十年间，信徒如何活出这教会生活，而新约书信便侧重于教导神的子民在基督复活后的生活。

耶稣的门徒──例如彼得和约翰──在初期教会中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若从现今去评定过往，在许多重要方面最突出的位置，则非保罗莫属。他对以下课题：使徒职分、“在基督里”的生命本质、本乎恩和藉着信的称义、教会对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同等使命、以色列民族在神计划中的不变位置、婚姻和性在神命定中的神圣角色、基督的灵之具体作为等，都有深刻的见解。这一切都是神赐给自第一世纪由保罗这位前法利赛人的使徒所拓展、主要由外邦人教会的传家之宝。他不单传讲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更是活出此道理的最佳典范。

此刻，使徒的属灵后代仍然盼望等候神国度的显现，那是耶稣应许在祂再来时建立的。他们在等候那日临到期间，继续敬拜、彼此相顾（相爱）、在基督和圣经所给予的恩典和知识中成长，以及向这个既渴求又敌视福音的世界传扬福音。旧约和新约那些专门论及末世的部分──尤其是启示录──为信仰的反思和寻求人生的方向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圣经神学科目的过去和将来

在基督徒的思想中，圣经的角色在这几百年间有很大的变化。直至相当近期，圣经神学才成为一个独特的科目。以往，神学的基本真理是直接引自圣经的经文，通常很少考虑到语言学、历史和诠释学。教会领袖的神学（有时还包括政治或哲学）取向，支配了教会对圣经的理解。这同样导致人在解释圣经时，常常忽略经文在原初背景中的原意。

随着笛卡儿（Descartes, 1596-1650）和康德（Kant, 1724-1804）所兴起的批判性思想，人便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了解教会（以及圣经）的教导。批判的理性思考会将圣经各书卷那些带有时间性的外衣，与当中属于永恒的核心要旨一分为二。因此，教会的权威便被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其衍生的理论所取代。在这时候，圣经神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科目便告诞生。

由那时开始，圣经神学便已经倾向融合普遍学术界的主流学说。“大部分圣经学者均容让自己受本身文化的世界观和历史方法所支配。”（R. Morgan）布特曼那种以存在主义去理解新约的方式，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的新约神学思想。在旧约神学的领域，那些由大师级人物诸如普罗克殊（Procksch）、艾罗特（Eichrodt）、费臣（Vriezen）、雅各（Jacob）和冯拉德（von Rad）所写的著作，都产生权威性的影响。然而，现今无论是旧约和新约神学，就如主流神学思想，都陷入一片混乱状态。许多旧约和新约学者都公开否定基督教对圣经的传统理解，认为在当中既没有统一，又没有一个救恩的信息──当然更没有确切的真理。有些甚至深信，若对圣经进行批判性的分析，结果顶多是一些经由文学或社会科学方法产生的短暂而富争议性的观点，因此，他们否定建立旧约或新约神学的可能性，更遑论是兼容两者的圣经神学。

无论如何，许多学者将会在20世纪末那种以割裂、多元和解构为特征的西方思想影响下继续前进。福音派学者亦可以从其中对圣经认识更多，而且，还可以从中学习如何运用这个时代的语言来阐明圣经信息。

然而，因着一些圣经所没有的新兴观念的盛行，圣经的信息便被有关的新兴用语所混淆，以致圣经神学亦深受其苦。盖伯勒（J. P. Gabler）在1787年开创了圣经神学这学科，目的是为了挽救圣经脱离教会那种教条式的捆锁。但是，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教条──无神论、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相对主义和还原主义、自私的物质主义、自恋的个人主义、新纪元的通灵运动、女性主义──对圣经神学所造成的捆锁和损害，一点不下于过往教会曾引起的任何教义束缚。

为了避免再制造出多一种主义（-ism），忠于圣经内容的释经学者需要让经文本身的确切态度成为他们自己的态度。不错，现今的批判气氛的确不利于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但倘若所有陈述最终都是在其本身基本信念的保证下自圆其说，那么，人的一切语言表达便属于自说自话的唯我论，这不单使圣经神学不可能存在，也使一切理性探求的可能性顿成泡影。

倘若参与圣经神学研究的学者所知、所爱和所顺服的对象，是圣经的神而非这世代的意识形态，那么，圣经神学将得以继续发展。神不是由不同时代所流行之批判理论而组成的一个物体。这样说并非要贬抑学术研究，而是要承认神的话若是永活和真实的，就需要采用与启蒙运动后，在今天的学术界中很不同（但并非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研究。教会对圣经的认识，尤其对圣经中神救赎计划的认识，正在濒临无知的险境。圣经神学正是任重道远：既要谦卑地分辨，又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拥护那历久常新的古老真理，以致透过其研究成果，令教会和世界获得一个能让生命更新的信仰。

Robert W. Yarbrough

参考书目：

W. Eichrodt,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2 vols.; D. Guthrie, New Testament Theology; G. Hasel, Old Testament Theology: Basic Issues in the Current Debate and New Testament Theology: Basic Issues in the Current Debate; B. Ollenburger et al., eds., The Flowering of Old Testament Theology; R. Muller, The Study of Theology; H. Muller, Beyond New Testament Theology; A. Schlatter, The Nature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K. Scholder, The Birth of Modern Critical Theology; G. Vos, Biblical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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