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的教诲
文/曾劭恺
本文是著名学者曾劭恺为著名神学家、“伟大清教徒及英国福音派传统的传承者”巴刻（J. I. Packer）的传记《全民神学家巴刻》所撰写的附录。
在神学的学思历程上，有几位重要的师长，曾在不同的意义上启发了我。论及信仰与神学的传承，巴刻教授无疑是我传道、授业、解惑的恩师。有幸为此书撰写附录，对我着实意义非凡。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麦葛福教授曾担任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院长，这是我在英国留学时所属的学院，而巴刻教授的神学生涯，亦始于威克里夫（见本书第四章）。当然，这份渊源并非巧合：我选择在牛津大学神学系攻读博士，又选择了威克里夫学院，正是为了在神学的道路上追随恩师巴刻的脚踪。
起笔为恩师的传记撰写附录，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最初的想法是有系统地介绍巴刻教授的神学思想。然而，凡是读过他主要著作的读者，都不需要我多此一举。况且，他其实并未创立任何神学学派，而是传承了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的改革宗神学，以及十八世纪至今的圣公会福音派思想。他的恩赐不在于创新，但也不仅是传授传统神学。巴刻教授经常说：“我们不缺能够精辟地将正统神学付诸笔墨的作者。我们需要这样的作者用他们的著作来鉴察读者的心（search the heart of
the reader）。”
这正是巴刻教授的过人之处。他的文笔极其精简，正如他自己最喜欢的一句玩笑话所言：“Let Packer pack it
up for you”（“让巴刻为你打包”──恩师名讳有“打包者”的意思）。他不喜欢长篇大论的著作，经常强调：“I love pregnant
brevity”（“我喜爱内容丰富而简洁的文字”）。巴刻教授擅用简洁有力而优雅的文字鉴察人心。他的著作字字藏珍、字字扎心。如此简明的神学，其实根本不需任何人来介绍。
因此，我在思想如何撰写这篇附录时，又萌生了另一个想法：以巴刻教授的生平为背景，介绍他的思想。然而，本书已然充分达到此目的，就算我能补充一些旁枝末节的数据，也难免画蛇添足。
经过反复思索，最后我决定用杂记的方式，追忆恩师过往的言传身教。这正好充当本书附录，让读者看见这位神学家私下的样貌与教导，与他的公众形象及言行如何表里一致。
神学的目的
二〇〇六年冬季学期，是我在加拿大维真学院攻读道学硕士的第二个学期。当时巴刻教授已经退休，但仍在学院授课，尽管不再开设任何必修课或大型课程。那个学期，他开了一门“清教徒神学研讨班”（Seminar: Puritan
Theology），限收十二名学生。
选修那门课需要特别申请，并且写一篇文章，陈述申请修课的动机与目的。这门课通常会将名额留给即将毕业的学生，因此当我递出申请，并未抱太大希望。结果，作为道硕一年级的学生，能够入选成为巴刻研讨班的“门生”，令我喜出望外。
第一次上课，我格外兴奋，虽是一大早的课程，我仍提早半小时到了教室，却发现一班同学都已在那儿屏息以待。当时没有人说话，同学之间只用眼神交流，我的心跳也立即加快。那是非常特别的气氛。
上课钟响前，老教授抱着几大本书，走进了教室。我跟右手边的同学对望了一眼，会心抿嘴微笑，点了点头。当时我心中的念头是：“We are in the
presence of greatness”（“我们正在伟人的面前”）。后来我跟那位同学彼此握手，自我介绍。他也是位华人，名叫Steve Ma。
巴刻教授的行头很特别。他的西装外套非常老旧，垫肩明显过宽。西装裤小了一号，以致他一坐下，就露出一节小腿。当时我心想，这位老师果然潜心学问，没时间打理自己的穿著了。后来到英国留学，才发现牛津的老教授都是这副行头，终于知道原来这是所谓的”老派英伦学院风”。这种风格非常优雅，但也只有这些满腹经书的老学究才驾驭得了。
言归正传，巴刻教授将书放在桌上，钟就响了。他站定后，亲切地请全班同学一同起立，说道：“这间学院流传着几句‘巴刻箴言’（Packer proverbs）。你们应该都听过，
‘神学的目的就是崇拜之道’（‘the purpose of
theology is doxology’）──‘doxology’亦为《三一颂》的英文诗名。如果你在这所学院待了够长时间，你或许会知道，每一堂巴刻的课堂，都以《三一颂》开始。”
于是，我们在课堂上同颂《三一颂》。此后每次上课时间一到，老师只需说句”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便立刻收起闲聊间的笑声，以庄严的歌声，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似乎同学们都受过一些诗班训练，自动分成了三个声部。用无伴奏的合声唱出这种简单又复杂的对位法音乐，能触动信徒内心最深处对三一神的敬畏与爱慕。
巴刻教授的歌声在我们中间是最洪亮的，但并不细腻，而且乐句的处理很怪异。似乎他的乐谱上，每个音都加上了重音符号，听起来就像一个人不好好走路，每走一步就要用力往地上踏，有点滑稽。
或许我这样的描述，跟他的公众形象有点出入。众所周知，他热爱爵士乐，年轻时曾担任业余爵士乐手，也听很多古典音乐。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大学时代，在温哥华的奥芬剧院（Orpheum Theatre）门口。当晚林望杰博士指挥布拉姆斯第四号交响曲，并与加拿大小提琴家拉菈．圣约翰（Lara St. John）合作演出布鲁赫（Max Bruch）的第一号协奏曲。散场后，我在门外看到巴刻博士，马上到后台告知林望杰（他是我干妈的弟弟），我们便快步走向音乐厅大门，拜见这位仰慕已久的神学大师。
事实上，不少巴刻的读者都在音乐厅见过他。许多人认为这位英国绅士是颇具音乐造诣的爱乐人。麦葛福教授在本书第二章的记述，或多或少也给人这样的印象，尽管作者很含蓄地说明，巴刻教授”演奏得并不出色”。我想，这是恩师的公众形象唯一与事实不符的一方面。
然而，对于一个在神学课业中学习敬拜神的学生而言，老巴刻歌颂三一上帝的嗓音，比费雪狄思考（Dietrich
Fischer-Dieskau）在巴赫《马太受难曲》（Matthäuspassion）中细腻的演绎，还要令人扎心。
这位老神学家穷尽一生智慧，思想神的荣耀，用笔墨、言行、歌声，以及生命的每个气息来敬拜神。垂暮之年，他仍不忘谆谆教诲年轻的神学生，以敬拜作为神学的目的。
神学的目的就是敬拜神！从前在教会牧会时，每次准备查经、主日证道，我都会想起恩师的教诲。后来从事神学研究与教育，我一直不敢忘记自己从事这份工作，至高的目的是什么。一直到现在，每次写讲道逐字稿时，我都要确定一件事：我在讲章中诠释、领受上帝话语时，是否发自内心地在圣道的亮光中对神发出赞美。恩师巴刻在他的神学及教导当中所流露出的赞美，深深触动了他的学生，我也盼望自己能效法他的榜样。
神学的定义
维真学院所流传的“巴刻箴言”当中，最为人知的另一句名言，是恩师对于“神学”所下的定义：
“神学是在神与神以外之万有的关系当中，对神的研究”（“Theology is the
study of God in relation to everything that is not God”）。
这句话，是我上神学院前，就已经在巴刻博士的课程录音当中听过的。第一天上他的课时，亲耳听他说出这句话，仍非常震撼。然而，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并不明白这句名言的份量。甚至到我已经开始攻读博士，在各地进行神学培训，引用恩师的名言来定义“神学”时，其实仍尚未体会其中丰富的内容。
一开始，我仅掌握了这定义当中的一个层面：“世界观”。“世界观的信仰”，是近年来华人教会颇为热门的话题。校园书房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世界观的故事》（How Now Shall We
Live）一书，影响了不少年轻读者，使得新一代的华人基督徒开始以圣经为出发点，思想公众、文化等议题。恩师所传承的英国清教徒信仰，正是这类“世界观的信仰”，尽管这词汇对于十七世纪神学而言仍非常陌生。清教徒牧师柏克理（Peter Bulkeley）有句名言：“若神是主宰我们的神，祂就必在万事上主宰我们”（“If God be God over
us, He must be over us in every thing”）。
万有都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因此神学──对神的研究──是关乎万有的（罗十一36）。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九10），在祂的光中我们方得见光（诗三十六9，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训），因此在西方古典大学中，神学被视为众学科之王母、一切知识的根源。“神学是在神与万有的关系当中，对神的研究”。
巴刻教授对神学的定义，其实还有更丰富的内容，是我在博士研修的过程当中渐渐领会的。我的论文以二十世纪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拣选论为题，按照牛津神学系的分科，属于“基督教教义”（Christian Doctrine）当中的“近现代神学”（Modern Theology）。在预备进入博士学程的阶段，有几门必修的研讨班（seminars），帮助我对于近现代神学的方法与风格，建立较为全面而有系统的基本理解。这是从前在道学硕士以及神学硕士的阶段所没有的学习。
修习近现代神学，帮助我领悟恩师使用“研究”（study）一词以定义神学的用意。在十九世纪，传承十七世纪清教徒思想的英语改革宗神学家，会称神学为一门“科学”（science）。这名词源自拉丁文scio，乃“知道”的意思，在当代语境中，通常特指“自然科学”，但是在十九世纪，则是囊括所有的研究学科。凡以某种合理的研究方法探索一客观实存的对象的学问，都是“科学”。十九世纪普林斯顿神学家贺智（Charles Hodge），在其巨著《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当中，即强调神学是一门以神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到了二十世纪，英语“科学”一词的含意已有所改变，因此巴刻就在当代语境中，以“研究”一词取代“科学”，但仍是同样的意思。在德国以及荷兰，当代各学科的学者都仍视大学中的神学研究为一门“科学”（德文为Wissenschaft；荷兰文为wetenschap）。
强调神学是“对神的研究”或“关乎神的科学”，是为了声明，神学乃是藉由合理的知识方法，以客观实存的上帝为认识、探究的对象。更简单地说，如此定义神学，是为了宣告，上帝真的是我们可以用理性认识的对象。在近代神学当中，这乃是非常大胆的信仰宣言。
十八世纪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将“神学”归为“实践道德”的领域，认为它能帮助信徒过道德生活，却不构成对客观真理的探究。他认为，上帝以及关乎祂的真理，是人类的纯粹理性所无法认知的。受到康德的影响，神学在德语文化人（die Gebildete）以及他们所主导的欧陆思想当中，渐渐不被视为一门科学。
十九世纪普鲁士神学家士莱马赫在这样的文化处境当中，试图恢复神学在学界及文化界的学术地位。然而，他虽反对康德以道德哲学的进路论述神，却得到与康德类似的结论：士莱马赫声称神学乃是以“感受”（feeling；德文为Gefühl）为内容。尽管士莱马赫也称神学为“科学”（Wissenschaft），但是他澄清，他所指的是历史科学：神学所研究并描述的并非关乎上帝的绝对客观真理，而是信仰群体对内在宗教情感的表达，这些表达会随着时间而变迁。换言之，神学研究的对象并非神，而是历代教会藉由教义所表达的宗教情感。神的真理是人类理性认知功能所不能及的。
十九世纪欧陆神学在士莱马赫所奠定的“自由神学”（liberal theology）传统当中，对神学进行分科，并在各科别当中试图定义”神学”的科学性。神学渐渐成为一门历史学科、心理学科、社会学科，所探究的对象已不再是上帝。换言之，在自由神学的传统当中，神学之为一门研究学科，所探究的对象并非上帝：对这传统而言，上帝以及关乎祂的真理是人类的认知功能所不能及的。
到了今天，许多福音派神学家也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譬如，某位新约神学家论及“上帝”时，故意把第一个字母变成小写（god），原因之一在于，他在学术研究中所探究的，乃是第一世纪犹太教及基督教使徒对上帝的论述，而非使徒所论述的上帝（换言之，他乃是以过去人们对上帝的“论述”为研究课题，而非研究“上帝”）。同样地，当代许多圣经学者研究的是“圣经对上帝的论述”，而不是“圣经所论述的上帝”。
神学发展到今日，究竟神学家是否仍可以合理地称神学为“对神的研究”？关于这点，十九至二十世纪荷兰神学家巴文克（Herman Bavinck）有精辟的着墨，而这也是瑞士神学家巴特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最关切的问题之一。这些神学家的论述固然精采，却十分艰涩。
相较之下，巴刻教授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神已经说话》（God Has Spoken）一书当中，深入浅出地让我们明白神学之为“对神的研究”，基础何在。这是极其简单，却又极其复杂的神学命题：神已经对我们说话，因此我们可以认识祂、理解祂、研究祂。在一九九六年出版、与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名著同名的《真理与权能》（Truth and Power）一书中，巴刻教授在那对真理与权力充满质疑的年代，重新肯定了“神已经说话”的真理。
在此书中，他提醒所有重生的基督徒，要思索上帝儿女的普遍经历：
圣经以神的权柄向我们的思想与意志发出挑战，并使我们发现自己无法否认圣经是神的话语。因为神已经说话，所以神学真的能够以神为研究的对象。
恩师对神学的定义，还有许多值得探讨之处，但若要继续讲下去，会涉及一些所谓“本体论”的问题，就太艰涩了。总之，我自己愈钻研神学，就愈发现恩师的教导当中，每个字都有值得细细琢磨的地方。他的著作虽然几乎都是写给平信徒的，但就连神学院教授都会在其中发现取之不尽的宝藏。事实上，我在中华福音神学院任教的第二个学期，就已经用《认识神》来取代那些艰涩的系统神学课本。
从前我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攻读神学硕士时，我的论文导师杭星格（George Hunsinger）教授得知我是巴刻的学生，非常兴奋。他对我说，当时他刚出版的《圣餐与教会合一》（Eucharist and
Ecumenism），几乎完全跟随巴刻对圣餐的论述。熟悉北美神学版图的读者，或许有点惊讶，就连这位巴特主义大师，都如此推崇巴刻教授，甚至向他学习。总而言之，每当我在学术神学的研究中感到迷失时，就会想起恩师的教诲：神已经说话，因此我们真的可以认识祂。
圣灵与咖啡
巴刻教授对于圣灵的工作，亦有许多着墨。《活在圣灵中》是他论述圣灵的代表作。我想，许多读者都已经读过这本书，因此我也不需要重复其中的内容。在此，我只想讲个小故事，与这本书没有直接关系。
在维真读书时，我选修了巴刻教授在那三年间所开的每一门课──其实只有两门──分别为“清教徒神学”及“救赎论”。这两门都是一大清早的课，八点钟开始，而我家离学校大约有一小时的车程。我是个夜猫子，晨间的精神状态非常差，但每次上恩师的课，仍如沐春风。
他老人家的精神其实也不是很好，经常打瞌睡。奇妙的是，他能够一面打瞌睡，一面聆听学生的讨论，并时不时加入并主持我们的对话，而且都知道每个人说过些什么。但他自己也说，他早上精神并不好，需要喝咖啡。
教室楼下的维真书房有一间小咖啡店，叫做“水井咖啡”（The Well Café），标榜“真实的咖啡，真实的人”（Real Coffee, Real People），店主是维真校友彼得．李（Peter M. Lee）。我们上课前，他们还没开始营业，所以巴刻教授都趁两节课中间的休息时间去买一大杯咖啡。
恩师非常喜欢喝咖啡，尽管或许这样讲有点误导人。但是，他并非在“品尝”的意义上“喜欢”咖啡。我想，他对于咖啡的优劣，并没有非常细腻的品味，正如他虽然爱音乐，但其实并没有发达的音乐细胞。他喝咖啡，主要是为了提神。然而，正因咖啡能够提神，所以他真的非常喜欢这个饮料。
有一次，他幽默地说：“圣灵藉由咖啡这媒介，使我们的身体苏醒。”虽然幽默，但这并不尽然是玩笑话──恩师绝对不会拿圣灵开玩笑。这句话其实充分体现了清教徒对圣灵的认识。
宗教改革之前，神学家及一般信徒都习惯将“恩典”与”自然”视为割裂的两个范畴。按照那种思维，圣灵的工作是恩典，使灵魂苏醒；咖啡的功能属乎自然，使身体苏醒。有的时候，有些人会求圣灵用“神迹”使身体苏醒──过去许多华人基督徒会祷告求圣灵把“瞌睡鬼”赶走。
宗教改革之后，十七世纪的清教徒从圣经的教导中重新发现，原来“自然”是上帝所造的，而圣灵乃是以“自然”为媒介，施行“超自然”的恩典。教会被称为“恩典的媒介”，也有这层意思：圣灵以有形可见的教会，施行呼召、重生的工作。我们没有人会说，既然福音是神的大能，由圣灵施行，那么教会就不需要传福音了。教会是圣灵施行福音大能的媒介。
既然如此，我们上课打瞌睡，是否可以祷告求圣灵使我们的身体打起精神？当然可以。但是，难道咖啡不是那位使万事互相效力的圣灵，所赐下的普遍恩典？难道我们领受咖啡的时候，不需要感谢赐下万物的上帝，因为咖啡属乎“自然”而非“恩典”？
恩师传承清教徒的神学，一反“恩典”与“自然”的割裂，在下课休息时间，以日常的对话和幽默的口吻，让我们明白“圣灵以咖啡为媒介，使我们的身体苏醒”这项真理。
如果我们不承认圣灵以咖啡以及一切自然的事物为媒介，赐下祂的普遍恩典、甚至特殊恩典，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凡事谢恩”（帖前五18）呢？假如咖啡当中没有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为咖啡谢恩了！
大胆面对试探
我在维真学院的一、二年级，修完了巴刻教授当时所开的两门选修课程，到了三年级，开始思考进修的可能性。恩师一直非常关心我是否继续研修神学，于是我们就约了一个下午，在他的办公室长谈两个多小时。那天我们聊了很多，包括我们共同关切的神学议题、实际申请学校的问题、可能的博士导师等。后来，他非常慷慨地为我写了几封推荐信。
当时，我对自己的学术恩赐并无把握，不确定应该申请哪些学校，而巴刻教授则非常确定我有足够恩赐，在牛津、剑桥、哈佛等学府完成博士学位。然而，华人教会有几位非常照顾我的牧长，都反对我到这些学校读书。他们认为我应该选择某间保守的福音派神学院。其中一位牧长告诉我，虽然这间神学院在学术上不及牛津、剑桥，但事奉神不是靠能力。他甚至引用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四6）。
我向巴刻教授转述这位牧长的论点时，他双眉颦蹙，十分不以为然。他非常严肃地回答我：“圣灵怎样赐你能力，那是圣灵的事。你应该怎样使用圣灵给你的恩赐，那是你的责任。现在神赐给你研究神学的恩赐，你可以在一流的学府读博士，而假如你自己选择一间二流的学府，那你要想想怎样向神交账！”
我问道：“在这些自由神学挂帅的学府读博士，会不会使我的信仰变质？”（我后来才知道，原来牛津、剑桥并非‘自由神学挂帅’。英国大学的神学系，通常都有一些受尊敬的福音派教授。这与哈佛、芝加哥等美国大学的自由派神学院不同）。
恩师答道：“不是没有可能，但就我对你的认识，应该不会。”
我又问道：“我知道自己心中有虚荣的动机，因此去牛津读书，很可能让我变得骄傲。假如我选择那间福音派神学院，难道不是一种谦卑的操练吗？”
当时恩师眉头深锁的表情，令我难忘。他似乎在责备我：“你在神学院的成绩这么高，怎么还会问这种程度的问题？”
然而，他很耐心地回答我：“‘骄傲’是每个基督徒都要对付的试探。你在牛津读博士，需要面对这试探。你不读博士，一样要面对这试探。我们是罪人，在作每件事的时候，都会带着不纯正的动机，包括虚荣。我们是罪人，而这圣经真理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等到动机完全纯正的时候，才去作一件事，因为在我们死前，始终不可能建立完全纯正的动机。基督的福音赐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在动机不纯正的时候，就大胆地去作该作的事，并且在作这件事的同时，修正我们的动机。你若不这样‘大胆犯罪’──假如我可以如此不恰当地引用路德──你就不可能成圣。”
恩师这番话，让我看见他如何帮助学生，将“因信称义”的福音落实在人生的规划上。明白“因信称义”的基本原则并不难，但要将这项原则落实在生活的每个细节当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巴刻教授不但可以言传，更能身教。那次长谈的许多内容，令我终身受用。
薪火相传
巴刻教授并非宗师型的神学家，他将自己定位为伟大清教徒及英国福音派传统的传承者，职责在于承先启后。在他之前，有钟马田牧师，在他同辈当中，斯托得牧师与他可谓并驾齐驱。
巴刻教授桃李满门，但在他的后辈当中，一直没有出现与他路线相似的神学作家。的确，要效法他，并非易事。钟马田不如他深入，更不如他浅出；斯托得的学术造诣不如巴刻，也无法像巴刻一般深入。江山辈有人才出，在学术上超越巴刻教授的后辈清教徒研究学者并不少，但是能够写《认识神》这般书籍的作者，直到近几年才出现。
马可．琼斯（Mark Jones）是近年来清教徒研究学界迅速崛起的年轻学者，他的博士论文探索十七世纪英国神学家哥德文（Thomas Goodwin）的基督中心论神学，得到当代所有清教徒研究泰斗的青睐。此后，他与大师周毕克（Joel Beeke）合著了大部头研究著作《清教徒神学：生命的教义》（A Puritan Theology:
Doctrine for Life）。然而，在二○一三年的《反律主义》（Antinomianism）一书问世后，这位年轻学者便急流勇退，至今没有再从事学术研究，转而大量书写平信徒文章及书籍。
我与马可私交甚笃，他是温哥华一间长老会的牧师。他有深厚的学术底蕴以及教牧经验，又热爱地上的生活与家庭。与巴刻教授相似的是，马可的音乐细胞一点也不发达；与巴刻教授不同的是，马可是位运动健将，曾经差点成为职业足球选手，现在兼任儿童足球联盟的球队教练。这位仅比我年长一岁的神学家，私下非常顽皮，喜欢跟朋友以亲密的方式相互嘲弄。
二〇一五年，马可的《认识基督》（Knowing Christ）一书问世，由真理旌旗出版社出版。此书风格与巴刻的《认识神》非常相似，深入浅出，简明丰富，书名更相互呼应，是马可向巴刻教授致敬的作品。就内容而言，《认识基督》确可媲美《认识神》，尽管真理旌旗的营销或许比不上国际校园出版社。
在出版之前，马可将书稿寄给巴刻教授，想请大师写一段推荐，印在封底。熟悉巴刻教授的人都知道，他有个不太可取的习惯，就是随便推荐其他作者的作品。通常他根本不会阅读他所推荐的书籍。然而，很奇妙地，他把马可《认识基督》一书的稿子通篇读了一遍，且大受感动。
巴刻教授已经很久没有替别的作者写过序言，但是这次他特地寄了一封手写信件给马可，并附上一篇打印出来的序言。信件上的笔迹像是刚学写字的小孩写的一样，可以看出岁月在老教授的眼睛及右手所留下的痕迹。在信中，恩师写道：“亲爱的马可，我读了《认识基督》，它感动了我，于是一篇序言之类的文章，就从我心思中涌流了出来。它就在这里，现在是你的了，假如你喜欢它，可以将它转寄给真理旌旗出版社。”
《认识基督》出版时，真理旌旗出版社的美编特地使用了《认识神》初版的封面设计。马可就此俨然成为了巴刻教授的指定接班人，尽管恩师从来没有期望有人接续他的工作。
恩师始终认为，每个基督徒有自己的呼召，每个世代的教会有不同的托付。这位谦谦君子曾对学生说：
“巴刻所属的时代即将过去，而你们的时代不需要另一个巴刻。”
尽管如此，恩师仍盼望每个时代都有像他一样的作者，不但文以载道，更用文字鉴察人心。我想，他看见满门桃李各司其职，服事神的儿女，又在晚年得识马可继承他的薪火，心中必定十分欣慰。
结语：智慧人的言语
倘若我必须想出一个最恰当的词汇来形容我的恩师，我想我会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智慧人”。书写圣经的智者说：“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箴二十二17～19）。
关于“智慧”这课题，巴刻教授也有一番说法。在“清教徒神学”那门课上，他解释清教徒的入世精神，以及他们对于“常识”（common sense）的看重。他说道：
“常识一点也不平常。常识是基督徒的美德。箴言称之为‘智慧’。”
我们在教会当中，提到“智慧”，通常会想到我们所谓的“属灵智能”，包括圣经知识，以及藉由祷告及灵修所获得的智慧。我们通常不会把投资、持家、工作这些事情理解为“属灵智慧”。我们会认为“勤俭致富”是普通的常识，称不上属灵智慧。然而，箴言告诉我们，这类常识一点也不寻常，而是以“敬畏耶和华”作为开端，是基督徒应有的美德。圣经从不切割“属灵智慧”与“日常智慧”。巴刻教授常开玩笑说，每当他自我陶醉于自以为“属天”的智慧当中，神所赐给他的妻子就会帮他“接上地气”（“my wife would bring
me down to earth again”）。
巴刻教授从不讳言，他在圣经所有书卷当中，最喜爱的就是诗歌智慧书。他常说：“诗篇教导我们如何敬拜；箴言，如何行止；约伯记，如何受苦；雅歌，如何相爱；传道书，如何生活。”在五卷诗歌智慧书当中，他最喜爱的是传道书，因为智慧人在其中教导我们，如何在看似荒谬的生活中喜乐度日：不只以神的救恩为乐，也以神在今生赐给我们的一切恩典，作为享受祂的媒介，包括吃喝（二24），也包括婚姻（九9）。
基督徒最高的智慧，莫过于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上，都荣耀神、享受神。或者说，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应该是基督徒荣耀神、享受神的媒介。事实上，荣耀神、享受神，正是恩师巴刻所说的“敬拜之道”（doxology）。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基督救赎我们的目的，是圣灵施行恩典的目的；是神学的目的，也是人之为人至高的目的。这些道理，读过《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的神学生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若非神的灵以巴刻教授的教诲为媒介，将他所领受的智慧传授给学生，或许我们一生就只会把这些道理当作空话，放在嘴边，却不谙其理。
我从维真学院毕业后，愈发体会恩师在我身上深远的影响。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我已经在英国留学，当时回温哥华度假，想看看他，就去他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本来那一周轮到他讲道，但他刚动完髋关节置换手术，因此找了别的讲员替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