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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6


《先賢所信──早期教會史話》16-20呂沛淵著


原刊於《舉目》雜誌第7期至46

目錄


16.至死忠心


在主後第二世纪初期,基督教会在罗马帝国境内如雨後春笋般增长扩张。皇帝特拉建(Trajan)任内(主後98-117年),虽然帝国继续逼迫基督徒,但是基督徒的数目有增无减。地方官员处理审讯控告基督徒的案件,日益增多,达到非常棘手的地步。这从庇推尼省的状况,可以得知。

庇推尼省

庇推尼省位于小亚细亚(今日的土耳其)的西北部,南边是亚西亚省,东边是本都与加拉太省,北临黑海。教会历史中著名的大公会议地点,如尼西亚与迦克敦,都在庇推尼省。

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曾想从弗吕家与加拉太一带,沿西北方进入庇推尼省传福音,但是圣灵引导他们直接向西进到欧洲,至马其顿(《徒》166-10)。福音如何传入庇推尼省,虽然细节不详,但是到了六○年代左右,当地的基督教会已经成长茁壮,面临逼迫。因此使徒彼得写《彼得前书》时,特别提到在庇推尼的基督徒(《彼前》11)。

普立尼(Pliny the Younger)于主後112年出任庇推尼省的总督。他也是出名的作家,留下《普立尼书信集》传世。他曾多次上书皇帝特拉建请益,请其裁决难处理之政务。普立尼发现基督徒在庇推尼省的人数愈来愈多。身为总督,主宰其境内居民的生杀大权,只有罗马公民才有上诉皇帝的权利。

普立尼书信

普立尼在其任内初期,处死了数位基督徒,因他们拒绝离弃基督信仰。後来他发现庇推尼省有为数众多的基督徒,处死他们也不是办法。于是他决定上书皇帝,请特拉建裁决如何处理。在《普立尼书信集》第十卷中,收集了普立尼与特拉建的书信往返,其中有些片段摘录如下。

*普立尼上书特拉建∶
“有人被控告为基督徒,解到我这里时,以下是目前我的作法。我问被告,叫他们自己回答说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们说“是”,我就再问他们第二次,第三次,警告他们刑罚为何;如果他们仍执迷不悟,我就下令将他们交付行刑处死┅┅

後来,有匿名信呈到我眼前,这黑名单上有许多人名。其中有些人否认他们是或曾经是基督徒;我就吩咐他们照我所指示的,呼求神明,向您的像烧香献酒(我将您的像与其他神明偶像并列,我刻意下令将神像摆设在此);他们也咒诅基督;并且我得知真基督徒是不可能作出这些事的。

另一些人┅┅说他们曾是基督徒,但是已经放弃了信仰┅┅他们说∶当我公布禁止私人集会(根据您的指示)之後,他们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这必须更进一步严加审讯事情真相,就吩咐严刑逼供两位女仆,她们被称为“执事”;然而,我所找到的,不过是全然失控的扭曲迷信,仅此而已。

为要向您报告请示裁决,因此,我就延缓更进一步的调查。据我看来,此案件应该谘商,特别因为被告的人数。因为每一年龄、每一阶层,不分男女,都有许多人被控告,人数继续在增加中。此具传染性的迷信,不只是在城市蔓延,乡下农村也是如此┅┅”

*特拉建回覆普立尼∶
“┅┅关于那些被控告为基督徒,在你面前受审的人,你所依循的程序是正确的。的确,无法定下判案的总原则,无从立定一套固定条例来审理他们。不可搜猎他们;如果他们被控告与定罪,一定要处罚,但是任何人若否认他是基督徒,又藉著呼求我们的神明提供实际证据,则不论过去有任何值得怀疑的根据,藉此否认就可赢得赦免┅┅”

从这两封书信可看出∶普立尼从罗马法律的眼光来看,不知如何拿捏尺度来审理基督徒;连皇帝特拉建也没有指出先前的法律判例,可让普立尼依循办理。普立尼的信中还透露∶偶像庙宇因基督徒人数增多而放弃置闲;与偶像献祭有关的市场生意,落至乏人问津的地步。这暗示了基督教会的兴旺,导致庇推尼省中的宗教与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普立尼的调查审讯,至少澄清了一项事实∶指控基督徒乱伦与吃人肉的谣言,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诬告。然而,对他来说,虽然基督徒没有这些“犯罪恶行”,但是拒绝听从他的吩咐离弃基督教信仰,抗拒罗马官长的命令,这本身就是该受死刑的大罪。显然,这也正是皇帝特拉建的看法,即罗马帝国官方的普遍作法。

特土良的回应

罗马皇帝特拉建逼迫基督徒的作法,事实上是不合理的。教父特土良(约166-225)在其名著《基督教的辩护》(Defense of Christianity)中,直接批评特拉建的作法,说∶“这是什麽决定,真是毫无希望、自相矛盾!他说不可搜猎他们,暗示他们是无辜的;他下令要处罚他们,暗示他们是有罪的!”特拉建的作法的确是自相矛盾的,然而他自认这在当时环境,是合理的权宜之计∶如果基督徒被定罪,又不肯放弃他们非法的集会,则必须遭受应得的刑罚;但是不应特别花功夫,去侵袭骚扰他们,因为他们对于帝国并未造成那样的危险威胁。

伊格那提的殉道

在皇帝特拉建的任内殉道的基督徒中,最有名的是伊格那提(Ignatius)。根据史家优西比乌(Eusebiu)的《教会历史》书中记载∶他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城之第三任主教;安提阿是有名的大城,门徒被称为“Christians”(基督徒)是从此处起始的(《徒》1126)。这位安提阿的主教,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开始使用“Christianity”(基督信仰,基督教)此字的。伊格那提约于主後108年被捕,由十位凶暴士兵解送罗马城,殉道于竞技场野兽口中。他被定罪的细节不详,但是他至死忠心,留下极美的见证。

他从安提阿起行赴罗马,在押送途中,受到各地基督徒的接待关爱。他在示每拿停留期间,受到当地主教波旅甲(Polycarp)以及邻近地方众教会的热情接待。在那里他写了四封书信,前三封分别给在以弗所、麦格尼西亚(Magnesia,距示每拿约15英里)、特拉里斯(Tralles,距示每拿30英里)的教会,劝勉他们;第四封是写给在罗马的教会,请求他们不要与罗马当局交涉,以致拦阻他为主殉道的心愿。後来,他到了特罗亚,又写了三封信,分别给非拉铁非教会、示每拿教会、波旅甲主教。然後,经由马其顿等地,最後经由海路解送罗马。在罗马受刑殉道,实现了他的愿望∶为基督的缘故,成为野兽口中“一粒麦子”。

伊格那提在沿途所写下的这七封书信,影响深远,是“使徒後教父”(Apostolic Fathers)文献中的传世名著。他的书信中(特别是《致罗马教会书》)洋溢著对主基督的热爱委身,视为主殉道为他最大的荣誉。在书信中,他也强调基督的完全神性与完全人性,警告信徒防范“幻影说”(docetism)异端(否认基督的道成肉身,在《约翰壹书》已经提及);他认为“主教”是保障基督真理与教会合一的重要职分,信徒应该顺服主教的领导。

黑德良与安东尼时期

特拉建之後的皇帝黑德良(Hadrian,主後117-138)与安东尼(Antonine138-161),萧规曹随依循特拉建的政策,继续逼迫基督徒。优西比乌在其《教会历史》书中记载∶黑德良曾在主後124年写信回覆给亚西亚省的总督方达纳(Fundanus),指示他如何对待基督徒,与〈特拉建回覆普立尼〉所说的如出一辙。

总的来说,虽然罗马皇帝的一贯政策,都是“依法办理”对待基督徒,但是“法律”已经定基督教为非法宗教,基督徒聚会是非法集会。虽然罗马政府已经知道基督徒并非邪恶之辈,不应根据谣言取缔严打他们。但是,帝国要求百姓敬奉国教的神明,并且要尊敬皇帝为神,以此来表明对政府的忠贞。基督徒虽是善良忠诚之百姓,但是他们不肯向皇帝神像上香致敬,他们拒绝呼喊“该撒是主”的口号,因为这口号是表明承认皇帝是神明。基督徒深信“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林前》86;《提前》25)。这是当时许多基督徒在罗马官员手下殉道的主要原因。

波旅甲的殉道

有关许多殉道过程的记载,其中最著名的是示每拿的主教波旅甲(约主後69-156年),他是年高德劭、受人尊敬的主教,又是硕果仅存的“使徒後教父”(使徒的学生或有关连的教会领袖);他曾受教于使徒约翰,他收集并保存了《伊格那提书信》。他是亚西亚省众教会的最高领袖。

约在1562月,亚西亚省的公共(异教徒)节庆中,反基督徒的游行愈演愈烈。暴民大声呼叫“捉拿波旅甲”,警察部队就逮捕了他。警察队长见他如此年纪老迈(至少86岁),又要受到如此残酷的凌辱,想放他一条生路,就在路途中对他说∶“为何呢?说一句‘该撒是主’与上一束香,就能救你自己,这有何妨呢?”。但是波旅甲拒绝其劝告,继续被押、走向竞技场。到了那里,亚西亚的总督亲自出马,想要劝服他,说∶“为你自己的年纪著想,奉该撒的神名宣誓;悔改并且说∶‘除去无神论者’”(注∶因为基督徒不信罗马国教的神明,所以被称为“无神论者”)。波旅甲向异教群众挥动他的手,庄严的说∶“除去无神论者”。总督继续逼他,说∶“宣誓吧,我就放你走;辱骂基督。”然後,这位老人作出他最後的信仰告白∶“我已经事奉 八十六年, 从未亏负我;我怎麽能亵渎我的救主与王呢?”言尽于此,多说无益,波旅甲被绑上火刑柱,至死忠心。

波旅甲的殉道见证深入人心,民众的反教情绪顿时降温。在亚西亚省爆发的逼迫,随著他的死而平息下来。大约在这时候,皇帝安东尼(同前任的黑德良一样)下令给帝国东部一些城市,禁止官员纵容暴民攻击基督徒,务必按法律程序来审理。

结论

在《启示录》第2章,主对示每拿教会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210-11)。波旅甲是示每拿的主教,想必熟悉此段经文,并且遵行主话,靠之得胜。“殉道”就是至死忠心,为主作见证。正如“亚伯”是第一位殉道的血证士(《创》48;太2335),同样的,伊格那提、波旅甲与成千上万殉道的基督徒,“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来》114)。今日的教会,凡有耳的仍应当听此“至死忠心”的见证!


17.护教勇士

基督徒面对罗马帝国的逼迫,真金不怕火炼,坚守真道,广传福音,教会不断增长。有些基督徒立志以笔来护卫真道,著书立说,阐扬基督信仰的真实可靠,除去谣言误会。从皇帝黑德良(Hadrian)在任(主後117-138)时起,到第二世纪结束,这些基督徒知识分子写了许多护教著作,为基督作见证。他们的著作,有些流传至今,弥足珍贵。这些“护教士”(apologists)在教会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第二世纪的“护教士”

根据优西比乌(Eusebius)《教会历史》的记载∶最早的一位护教士是雅典的主教邝德瑞特(Quadratus),他曾写作《护教书》(Apology)上书皇帝黑德良。在书中他见证说∶被主耶稣亲自医治的人,有些还存活到当代(第一世纪末)。另一位在雅典的亚里司泰德(Aristides),也曾写作护教书信上书黑德良。

後来的护教士中,有来自米所波大米的塔提安(Tatian),曾赴罗马,他著书说明基督教的优越性,也编著《四福音合参》;在雅典的亚田那歌瑞(Athenagorus)也写作《护教书》以及《论死人复活》;安提阿的主教提阿非罗(Theophilus)写作《致奥图来克(Autolycus)书》,驳斥异教哲学家;撒狄的主教米利都(Melito),其20本著作未能存留;黑格西朴(Hegesippus)是改信主基督的犹太人,收集早期教会的资料,以见证基督教会的真实。在这些“护教士”行列中,以极负盛名的游斯丁(Justin)为代表。他後来殉道,因此被称为“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

殉道者游斯丁

游斯丁出生在第二世纪初期(约主後110年),父母亲是希腊人。他生在撒玛利亚的Flavia Neapolis(靠近雅各井旁)。青年时负笈求学於亚西亚省的以弗所,研读哲学。他先在当时仍流行的斯多亚(Stoic)学派门下受教,後来转向亚里司多德(Aristotle)学派,最後醉心於柏拉图(Plato)学派,受其“至善世界”的神秘倾向所吸引,因柏拉图论到“灵魂”企盼“至善者”。

有一天,当游斯丁在海边默想沉思时,遇见一位长者与其交谈,指出柏拉图“灵魂论”的错谬,带领他认识旧约所预言的主基督已经来临,他就悔改归主。他并未放弃以往的哲学背景,乃是得著了柏拉图所企盼的。他认定了基督教才是“那真正的哲学”。此後,他穿戴哲学教师的制服,传讲主基督的福音。

游斯丁後来从以弗所到了罗马。在151年写成《第一护教书》,上书当时的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为基督教辩护。几年之後,当罗马城的行政官正在逼迫教会时,他将前书增补续篇出版,此续篇被称为《第二护教书》。另一本名著《与崔弗对话》(Dialogue with Trypho)约於160年出版,这是他与犹太人崔弗在135年间的谈道记录。

游斯丁是第二世纪护教思想家的领导人。他对希腊哲学采取乐观开放的态度,他的护教方法是用希腊哲学的方法,来劝服当时的知识分子归向基督。其後的护教士也效法他的方法;塔提安是他的学生,他也影响的後来的教父爱任纽(Irenaeus,卢昂主教)。游斯丁在基督教思想史上,可称为最早期的思想家,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他在罗马面对异教哲学家的攻击陷害,却毫无所惧,如同但以理在狮穴中,最後他以身殉道,见证了那“唯一的真光”是“世界之光”。

“护教士”的主要论点

护教士们共同的论点是∶那些对基督徒的指控,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是出於误会谣传或恶意中伤。他们指出那些诬陷基督徒的恶行,正是罗马异教徒、迷信敬拜假神者所行的。他们也向“犹太教”澄清其对基督教信仰的误解,说明∶旧约预言在主基督里得到了应验;旧约的预表是指向主基督;耶路撒冷被毁,显明神定罪犹太教,证实基督教。

护教士们对“外邦异教信仰”的驳斥是∶异教哲学家的作品中,有些论点是从摩西和众先知抄袭来的;多神论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在道德上是灾祸;异教哲学家们是彼此矛盾,也是自相矛盾。所有异教哲学家所发现的真理,都指向基督信仰,也在基督教里集其大成。基督教是最合理的信仰,有神迹奇事与预言应验做为证据;基督教虽然遭受如此猛烈的逼迫,却兴旺扩张、无远弗届,这就证明其真实性。只有基督教信仰才能满足人内心深处的需要。

总结来说,游斯丁等人陈明基督教不仅是希伯来宗教启示的实现,更是希腊哲学的真正目标。他们指出希腊哲学家所尊崇的“道”(Logos),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永恒的道”,道成了肉身,在基督里彰显出来。

基督徒与世界

护教士们所见证的“基督徒人生观”,可从第二世纪的一封〈致狄奥格那特书信〉(Epistle to Diognetus,作者很可能是游斯丁)中看出。书中总结了基督徒与今世的关系∶
“基督徒与世人的不同,不在於地域、语言、习俗。他们并非离群索居,或说怪异语言,或不食人间烟火┅┅然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的确是明显不同,似非实是的paradoxical。他们住在自己的家乡城镇,却只是寄居者;他们参与市民的一切生活,却像异乡人忍受所有辛苦。对他们而言,每一陌生地方都是家,每一个家都是寄居的┅┅他们身在地上,但是他们的国籍是在天上┅┅他们爱所有人,却被所有人逼迫┅┅基督徒旅居在世界上,却不属世界┅┅基督徒寄居在必朽坏的事物中,然而他们注目盼望那不朽坏的天家。正如心灵在饮食之事上受磨练,就必长进;所以基督徒遭受逼迫时,就一天比一天更兴旺。”

这些可歌可泣的护教见证,在当时并未达到什麽果效。即使皇帝或官员读了这些,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在皇帝官员看来,如果这些基督徒抗议受到不公的逼迫,只要他们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效忠罗马帝国,例如向罗马神明上香敬拜,立刻就可以免受逼迫。

马可•奥热流的逼迫

游斯丁《护教辞》的证词强而有力,却仍在皇帝马可•奥热流(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任)手下遇难殉道。在主後165年,游斯丁与一群基督徒被捕,当时罗马行政官罗司提哥(Rusticus)命令他们向神明献祭。游斯丁拒绝说∶“思想正确的人,不会转离真实信仰归向虚假”。罗司提哥说∶“除非你顺从,不然你会受到残酷的刑罚”。游斯丁回答∶“虽然我们受刑,但是我们藉著祈祷,靠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必然得救;将来在我们的主与救主的审判台前,那是更可怕的与普世性的,这将成为我们得救的确信。”

其他同伴也对行政官回覆说∶“你照你的意思办吧,我们是基督徒,不向偶像献祭。”所以,行政官就宣判说∶“这些拒绝向神明献祭,不顺从皇帝命令的人,让他们被鞭打,被带到刑场,按照法律受斩首之惩罚”。游斯丁与这些圣徒慷慨就义,为主殉道。

皇帝马可•奥热流是出名的斯多亚派哲学家,其著作《默想录》(Meditations)流传後世,是品德修养的名著。他竟然如此逼迫基督徒,实在令人诧异。他的斯多亚信念固然会尊敬忠於信仰宁死不屈的人,但是他对古罗马的效忠执著,使他认为基督徒是危险的革命分子,具煽动力,对帝国有害。马可在其宫廷教师弗朗徒(Fronto)的影响之下,认定基督徒是顽固迷信的反动派,加以打压毫不留情。

另外,在这些年间,罗马帝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所以,罗马官员对任何看来会扰乱治安、带来威胁的事件,都特别留意。主後166年对帝国来说是“灾祸年”,天灾人祸不断∶传染病、水灾、饥荒、多瑙河外的蛮族入侵。许多敌视基督教者,认为灾难的起因是基督徒的迷信作祟,惹动罗马神明的忿怒,降灾来刑罚帝国。这些信奉偶像的迷信者,指责基督徒为邪恶迷信者,是“无神论”(指不信罗马神明)者,以他们为代罪羔羊。在此政治环境之下,皇帝马可自然会要顺应民情,逼迫基督徒。

高卢的逼迫

在皇帝马可•奥热流任内,最显著的逼迫在177年爆发於高卢(今日的法国一带),影响卢昂等地的教会颇甚。存活者将逼迫情形详细记录,传送给在小亚细亚的众教会。逼迫的开始,是由暴民引起的动乱,背後有当地的官长撑腰协助。官长们知道皇帝憎嫌基督徒,所以就助纣为虐。後来,被捕的基督徒中有些是罗马公民,上诉该撒。皇帝马可的答覆是∶凡是不肯放弃基督信仰的罗马公民就斩首,非公民就严刑拷打至死。

此大规模的逼迫行动中,并不区分年龄性别∶卢昂的主教波提纳(Pothinus)年高90岁也受难遇害,年仅14岁的邦提克(Ponticus)也不能幸免於难;年轻女奴布朗汀娜(Blandina)坚守信仰,让他人担心她纤弱的身体,怎能承担如此极刑摧残。布朗汀娜在拷打之下仍忠贞见证信仰,使得其他信徒大得激励。当行刑者用尽千方百计、筋疲力竭,要她放弃基督,或要她承认基督徒聚会中有恶行,她仍坚定的说∶“我是基督徒,我们之中没有邪恶”。

结论

皇帝马可•奥热流的文治武功,在罗马臣民眼中是好皇帝;但是他逼迫基督徒毫不留情,血腥镇压,令人发指,遗臭万年。护教士们在苦难迫害中前仆後继,以笔卫道,以身相殉、以血证道,留下历史的见证。然而我们也不要忽略,年轻女奴也能宁死不屈、尽忠到底,为主作美好的见证。基督徒不论是知识分子或普罗大众,皆是基督的大使,都要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林後》214520)。


18.火窑狮穴

教会在第二世纪後半期,遭到罗马皇帝马可•奥热流(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任)的血腥逼迫。其中最著名的是於177年在高卢的逼迫。所幸的是,奥热流之子柯木都(Commodus180-192年)继位後,逼迫减少。他对宗教事务较无兴趣。他的妻子玛奇雅(Marcia)对基督教具有好感(据说她是基督徒,与罗马教会领袖有来往),因而影响他采取比较宽容的立场。总之,他上任後释放了一些基督徒出狱。

瑟维如的逼迫

柯木都是庸君,於193年被暗杀身亡。此後开始了“军人皇帝”时期,政局不稳,在半个世纪之内更换了八位皇帝。第一位是赛普提•瑟维如(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他在202年下令,禁止人民改信犹太教或基督教。关於禁止改信犹太教,这并非初次。但是,根据史家所知,这是第一位罗马皇帝正式颁布谕令,禁止人民归信主基督。

此禁令颁布时,正值帝国境内某些地区爆发逼迫。在埃及的逼迫极为严重,使得许多人认为这是敌基督来到的徵兆。著名的教父俄利根(Origen)的父亲利欧耐德(Leonidus),就是此时在亚历山大为主殉道。俄利根在当时是青少年,决心上街与父亲一同殉道,但是其母将他的衣服藏起来,使他无法出门殉道。

在北非的迦太基,逼迫也非常严重。《帕琵佳与菲丽琪殉道记》(Martyrdom of Perpetua and Felicitas)书中记载∶两位基督徒女士在迦太基殉道。帕氏是主母,是自由人,而菲氏是奴隶。她们不仅宁死不屈,为主作忠心见证;更是彼此相爱,手牵手站在竞技场中。她们见证主的爱打破了阶级制度,万世流芳。

当地的教父特土良(Tertullion)在数年之前,已经写成其名著《护教书》(Apologeticus),极力抗议罗马政府逼迫基督徒的作法。他说∶“‘阴谋’此词不应加在我们身上,反而应加在那些图谋酝酿仇恨在良民身上的人,那些流无辜人的血,用愚昧藉口来仇恨基督徒的人。他们将所有天灾人祸都归咎到基督徒身上。如果台伯河水位涨升泛滥成灾,如果尼罗河水位过低无法浇灌田地,如果天空无雨久旱,如果地震或饥荒或瘟疫来临,立刻就有人扬声呼叫∶‘将基督徒喂狮子!’”

暂时的平静

赛普提瑟维如之後,逼迫风潮渐退,直到皇帝德修(Decius249-251)之时。此间约有四五十年,教会在罗马帝国全境所受的逼迫较少。有些皇帝对基督教会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可能是因为他们从帝国东部崛起,所以比较愿意善待从东部兴起的宗教。

皇帝亚历山大•瑟维如(Alexander Severus222-235)的母亲曾受过俄利根的教诲,所以他也对基督教颇具好感。他将基督的像列在其供奉的万神庙堂中,也承认基督徒团体为社团组织,可以拥有财产。根据史家优西比乌的记载,另一位皇帝腓力(Philip the Arabian244-249)是阿拉伯裔,出身为贝多温酋长之子而称帝;他为了要得到教会的代祷,就照教会规矩行忏悔礼。据说,他几乎要成为基督徒。

苦难中的祝福

在此大体平静时期,唯一的例外是皇帝麦克西敏(Maximin the Thracian235-238),他又兴起逼迫之风,逮捕教会领袖。幸好他在位时间不长,危害不多。有一件事值得大书特书∶罗马主教庞提安纳(Pontianus),与其对头分离派的主教西波拉特(Hippolytus),两人都被麦克西敏逮捕在罗马狱中,随後被放逐到“死亡岛”萨丁尼亚(极少人能生还)。他们两人在235年死前和好,西波拉特写信给其跟随者,要他们回到原来的教会。由於皇帝的逼迫,使得原本自217年分裂的罗马教会,重新复合。感谢神, 能化苦难为祝福!

在第三世纪前半,不论罗马帝国对教会的逼迫是多是少,教会如雨後春笋大幅增长。不论官方态度如何,一般大众对基督教会愈来愈有好感。虽然教会无法公开宣传,但是人们愈来愈觉得其吸引力与影响力。基督徒的生活忠贞正直,彼此团契真心相爱,宁可殉道也不放弃信仰。所以,愈来愈多人悔改信主加入教会。

教会的增长

在第二世纪末与第三世纪初时,特土良已经在其上书皇帝赛普提瑟维如的《护教书》中,见证说∶“虽然我们来自昨日,但是我们已经充满属於你的一切地方──城市,岛屿,堡垒,乡镇,贸易处所,军营,部落,市公所,宫殿,元老院,市场;除了你的庙宇之外,我们无所不入。”

特土良接著说∶基督徒不会以武力来与政府抗争,虽然基督徒人数是如此众多。假如那些诬告基督徒是谋反份子的人,所说的是真的,则罗马帝国早就天下大乱了。其实基督徒是最守法的公民,这对罗马帝国真是福气。特土良所言不假,罗马皇帝已经知道基督教会的势力不容忽视,日益壮大,所以才会采取严打逼迫的对策。

逼迫卷土重来

第三世纪中叶的罗马帝国,正值中衰之时。然而,主後248年是罗马建城一千周年纪念,帝国境内有盛大的庆典活动。当权者缅怀罗马帝国昔日的光辉,又忧心当时的危机与威胁∶北方蛮族哥特人不断入侵,东边又有波斯国新王朝版图扩张。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帝国内部政权不稳,又有纷争。向来被视为帝国屏障的罗马神教,也渐趋式微。

罗马政府将这些内忧外患的原因,归咎於基督教会的势力过大,又拒绝向罗马诸神献祭烧香,引起神明的愤怒,导致今日的多灾多难。许多基督徒拒绝入伍参军。有些是因为反对战争使用武力,更有些是因为入伍罗马军队,必须参与在偶像神庙中的宣誓及其他活动。如此一来,基督徒被视为是反政府分(子,对帝国不忠。

那些热切盼望末世来到的基督徒团体(如孟他努派Montanists),大谈末世预兆,一切人类文明要被火消灭,圣徒要与基督作王治理等言论,招致罗马政府的不满。另外,罗马当局也担心强敌波斯帝国日益强大,其中也有不少基督徒,而波斯当政者比较善待基督徒;倘若罗马境内的基督徒与波斯国的基督徒相通,支持波斯军队的入侵,则影响罗马帝国的安危。以上种种因素,导致逼迫基督徒之风再度兴起。

德修的逼迫

主後248年,皇帝腓力领军出征阵亡。多瑙河驻军拥立德修将军为帝。皇帝德修(Decius249-251)视基督徒为祸根。他即位不久,为要笼络人心,就厉行“一国一教”的宗教统一政策。既然基督教与罗马神教不能并存,就必须除灭基督教。不只是逼迫处罚基督徒,更是要彻底粉碎基督教。所以,德修皇帝大肆拘捕主教与教会领袖,也用尽手段迫使一般信徒变节叛教。这可说是历代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全国性大逼迫。

他在250年颁布谕令∶帝国境内每一人都要向罗马国教神明烧香献祭,并取得证明文件。明显的这是为了对付基督徒,因为帝国内的异教徒多拜几个偶像,毫无妨碍。德修的严厉逼迫是在多年平静之後来的,教会遭到极大的冲击。不少基督教徒是在平静年间加入教会的,他们没有预备要为主受苦,所以受不了此恐怖逼迫,就向偶像烧香献祭。有些被吓唬一下就顺从;另一些则是在严刑拷打之後才屈服。

这次严厉的逼迫,也暴露出教会内部的问题。有些教会的入会资格过於松弛,导致会友素质低落或有名无实。为主殉道慷慨赴义的信徒固然很多,但是心志不坚、贪生怕死之辈也不少。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在其书中报导∶“有些人尚未打仗就先被征服,还未遭遇敌人就已经被砍倒。他们甚至不愿被人认为是被迫,才违反本意来献祭。他们没被逮捕就先投案,未受审问就先否认信仰。┅┅他们自动赶往市场去献祭。”

另有一些信徒没有献祭,却由不同门路(包括贿赂收买)取得“献祭证明书”,以逃避逼迫。虽然他们这种方法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但是不可能得到教会领袖的认可。这些“作伪证者”虽然没有向偶像献祭,像那些“背道者”,但是仍然被认为是苟且贪生之辈。总而言之,不论是“背道者”或“伪证者”,可否被饶恕且重新加入教会,就成为棘手的问题,甚至导致教会的分裂。

主流教会与诺瓦天派

教会领袖采取宽容立场者,以居普良与罗马主教司提反(Stephen)为首,获大多数主教支持,认为要区分这些犯罪背道者,哪些是自己主动离弃基督教信仰,哪些是受严刑威胁而软弱跌倒。那些像犹大背道出卖主的人,当然不应该让其回到教会;但是,那些像彼得曾否认主的人,应给予悔改更新的机会。所以,经过痛悔认罪且定期观察之後,可以重新恢复会籍。这是教会的主流立场。

少数采严格立场者,视这些“背道者”与“伪证者”为故意犯罪,虽然悔过,但不能再回到教会,以免破坏教会的圣洁。这一派领袖以罗马教会长老诺瓦天(Novatian)为首,被人称为“诺瓦天派”。他们则自称为“洁净派”(katharoi),认为必须与接纳“背道者”的教会划清界限,不能沾染不洁。所以,诺瓦天派的人就离开罗马教会,另立诺瓦天为主教。诺瓦天派信仰纯正,但采取分离立场,在北非、西班牙、小亚细亚都有发展,直到第六世纪才消失。

避难或殉道

德修时期的政府逼迫,虽然是雷厉风行,但是并未获得民间的广泛支持。一般民众对基督教的误解憎恨,到了第三世纪中叶,已经烟消云散。在第三世纪前半,基督徒的人数迅速增长,使得帝国境内各城各乡到处都有基督徒。民众观察其基督徒邻居友人,生活行为高贵良善,绝无谣传所说的那些恐怖恶行。所以,当政府逼迫缉拿基督徒时,民众并不与警察合作,有些地方反倒帮助基督徒逃难。

举例来说,埃及亚历山大的主教多尼修(Dionysius),当他在其藏身之处被一队士兵逮捕之後,有一大群农夫包围他们,要求立刻释放多尼修。由於农夫人多势众,士兵被迫释放他。多尼修决定不留在城内以免被捕殉道,逃到乡间避难,因为他认为群羊需要牧者,特别在逼迫时期。居普良主教也选择暂时避难,不做无谓的牺牲,这是智慧的抉择。

另一方面,也有主教选择舍生取义,为主殉道、做群羊榜样,如罗马主教费比安(Fabian)与安提阿主教巴比鲁(Babylus)。在此时期,俄利根终於随其心愿,跟随父亲的脚踪为主殉道。他原是亚历山大城的人,被捕当时是在该撒利亚。他在狱中遭受折磨,不久即殉道。

结论

德修之後的皇帝迦鲁(Gallus251-253)继续逼迫教会,作风稍见缓和。与德修同谋迫害教会的瓦勒良(Valerian)於主後253年即位之後,一反常态,停止了对基督徒的逼迫。然而,这也只是暂时的,因瓦勒良从257年起开始下一波的逼迫。

教会在苦难的洪炉中受试炼,愈炼愈精。正如但以理在狮穴中,其三友在火窑中,有神的同在保守(《但》36章),教会在第三世纪的火窑狮穴中,也是因著信靠主,“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剑的峰刃,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全军。”(《来》1133-34


19.否极泰来 ──初代教会的得胜

教会在第三世纪中叶,遭到罗马皇帝德修(Decius249-251)与继任的迦鲁(Gallus251-253)的大肆逼迫。瓦勒良(Valerian253-259)即位後,一反常态,暂时停止对教会的逼迫。然而下一波更严厉的迫害即将开始。

逼迫之火复燃

皇帝瓦勒良在主後257年恢复对基督徒的全面逼迫,原因之一是波斯帝国大举入侵,攻至叙利亚的安提阿。瓦勒良情急之下,受到部下的唆使,颁布教会停止聚会的谕令,更严禁基督徒在教会公墓聚会(注)。在258年,又颁布一道谕令,立法严打基督教会∶凡信教者,教牧人员判处死刑;政府议员与武士,将被剥夺贵族阶级;王室贵族女士将放逐边疆,家产充公;皇家雇员将遣送劳改营。

在这两年大逼迫中,教会财产与墓地遭到没收,许多主教,长老,执事被处死。其中,北非迦太基的主教居普良(Cyprian)与罗马主教西克斯都(Sixtus II),都为主殉道。埃及亚历山大的主教多尼修(Dionysius),因被农民藏匿,幸免於难。

加列纳的改弦易辙

主後259年,瓦勒良领军在帝国东部对波斯大军的战役中,战败被俘。帝国东部各省吃紧,蛮族哥特人趁机入侵多瑙河,其他蛮族也入侵莱茵河。虽然瓦勒良战败,对罗马帝国带来危机,但是对於教会来说,反而逼迫停止了。瓦勒良之子加列纳(Gallienus)继位罗马皇帝(259-268),立即改变对基督教会的政策,禁止欺凌基督徒,被没收的墓地归还教会。虽然昔日仇视基督教的法律仍未取消,但是皇帝已经表示对基督教友善的态度。因此,逼迫之风停止,教会暂享太平。

皇帝奥热良(Aurelian270-275)曾经计划将罗马帝国内的宗教大一统,将所有宗教都融合成独一神论的拜日教。假如此计划真的推行,必会导致基督教会与罗马帝国之间更进一步的冲突。所幸的是,奥热良计划未成,身已先死。

政府承认教会

在奥热良任期中,曾发生一著名事件∶在安提阿的教会中发生争执,上诉皇帝裁决,这是史家所知破天荒的第一次。安提阿的主教原是苏穆撒塔的保罗(Paul of Samosata),在268年被地区教会会议判为异端革职,但是他拒绝让位给会议指定的继承人。当时,安提阿是属於帕麦拉王国(Kingdom of Palmyra)管辖,其统治者是詹诺比(Zenobia),是保罗的靠山,所以教会无法开除保罗及其同僚。等到罗马皇帝奥热良於273年击败詹诺比,重新得回安提阿之後,争执教会财产的双方都上诉罗马皇帝。奥热良裁决教产应归於罗马主教所认可的一方,即正统信仰这一方。此举表明∶罗马皇帝承认教会具有社团组织的法律地位,不啻是承认了基督教会的合法性。

总的来说,教会在第三世纪的末後四十年,得享平安,人数增长的比以前更快更多。关於基督徒人数与人口比例,虽然我们无法获知确实的统计数字,但是保守的来说,帝国中的基督徒人数已相当惊人,甚至在某些地区成为当地的多数。基督徒大多数属中产阶级,在皇室贵族当中也有不少基督徒。皇帝戴克里安(Diocletian284-305)的妻子柏丽丝佳(Prisca)与女儿瓦勒瑞雅(Valeria)都是基督徒。然而,罗马帝国中死硬守旧派,仍旧视基督教为帝国不共戴天的敌人。

戴克里安的崛起

主後284年,出身行伍的罗马将军戴克里安,被同僚拥戴,黄袍加身,登位为罗马皇帝。他颇具治理才能,又有决心毅力,来面对处理帝国的内忧外患。他首先废除元老院与皇帝共享之权,自任专制君主,增进行政效率;重新划分行省疆域,充实国防武力。最显著的是,他重新建立皇位继承制度,以避免军人干政、武力夺权。他采取“分疆而治”的策略,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各由一位皇帝(封号“奥古士督”)与副皇帝(封号“该撒”,为王位继承人)分庭治理。所以,实际上将帝国分为四大块来治理。

戴克里安自己出任“东罗马帝国”皇帝,将皇帝行宫迁至小亚细亚的尼哥美地亚(Nicomedia),於285年指派昔日同僚同乡麦克西勉(Maximian)出任“西部皇帝”摄政。又於293年指派自己的女婿加列流(Galerius)为副帝,镇守东境多瑙河区域;指派康士坦丢(Constantius)为西部副帝,驻守西境莱茵河流域。如此的行政划分制度,是依据分层授权负责;只要戴克里安在位,此行政系统的运作良好,因为事实上还是戴克里安实权在握。但是当戴克里安在305年退位之後,四位皇帝却割据四方,争夺最高权位。

戴克里安的逼迫

戴克里安即位之後的20年间,看不出任何迹象他要逼迫基督教。主後303年,突然而来的逼迫风暴,主要是因其女婿加列流的唆使怂恿。加列流视基督教会为眼中钉,他曾在295年命令所有军人献祭,拒绝者遭驱逐出境,热心的信徒则遭处决。加列流看出基督徒人数在过去数十年的快速增长,已经到了快要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後关头已至,若不抓住剩下的唯一机会除灭基督教,就永不可能了。罗马帝国当权派中,有许多人认同加列流的看法。

当时,古罗马神教再次中兴,披著“柏拉图主义”的外衣重现,视基督教为大敌。此外,帝国东部边境饱受外国势力威胁,当地的基督徒对帝国的效忠与否,颇受政府怀疑;紧邻边界的“亚美尼亚王国”(Kingdom of Armenia),现在已经以基督教为国教。这些因素促使戴克里安认真考虑加列流及其党羽的提议∶彻底除灭基督教,以绝後患。

戴克里安知道自己的妻女皆为基督徒,基督教并非邪恶。但是富有政治警觉性的他,不容在帝国之内有如此人数势力的教会组织,并且发展如此快速的基督教会存在,不得不加以严打以遏阻其生存。戴克里安犹疑不决之时,就到罗马神庙中献祭占卜,请示神明,卜卦的结果就是扑灭基督教。所以,血腥逼迫就於303年展开了。

三道逼迫的谕令

根据史家优西比乌的《教会历史》记载,戴克里安颁布第一道谕令於全国∶“将教会产业夷为平地,焚烧圣经,羞辱有名望之信徒,剥夺家仆的信仰自由”。紧接著,在尼哥美地亚的皇宫发生的两次大火,被嫁祸於基督徒,说是基督徒报复反抗皇帝的谕令。其实,史家有理由相信,加列流是真正的纵火者,为要刺激戴克里安采取更严厉的逼迫行动。显然,皇帝相信了这个阴谋,就加紧了逼迫行动。

优西比乌记载戴克里安又颁布第二道谕令∶“囚禁各地教会所有的领袖,竭尽一切所能逼迫他们献祭”。翌年(304)又再颁布第三道谕令∶“所有基督徒都要向罗马国教神明烧香献祭,违者处死”。这显然是重复皇帝德修(Decius)在五十年前所颁布的谕令。甚至皇后柏丽丝佳与公主瓦勒瑞雅,也被迫向神明烧香献祭。

如同五十年前在德修逼迫时期一样,民众保护基督徒避难;不但如此,现在连政府负责监督公共献祭的官员,也有些人采取同情态度,对那些坚拒献祭者,睁一苹眼闭一苹眼∶当群众列队经过神庙祭坛献香时,官员也不会紧盯不放;若有狂热份子当场发言反对拜偶像,就敲头警告迅速逐出场外。逼迫的程度,视地方官员而异。

帝国东部的惨况

在帝国的西部,基督徒遭受逼迫的程度较轻。在康士坦丢治理的不列颠与高卢(今日的英国与法国),只是摧毁教堂,并不加害信徒。但是在帝国东部,特别是埃及与巴勒斯坦等地,则是如火如荼,逼迫的强度与长度是空前未有的。当戴克里安在305年退位时,加列流继任为东部的奥古士督,加列流的侄儿马克西敏(Maximin)上任副帝,逼迫变本加厉,成为教会自第一世纪以来遭受的最大迫害。

根据当时的著作,以及史家优西比乌与拉克坦提(Lactantius)的记载,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见证。教会领袖遭受最严厉的对待,信徒所受的处罚,包括财产没收,驱逐出境,下监,处死,喂野兽,在劳工营中折磨致死等。在这次大逼迫中,如同德修时期一样,也有不少人迫不及待的否认信仰,交出圣经,卖主卖友。逼迫停止之後,如何处理这些背道变节的“出卖者”(Traditores),也在教会中引起纷争。

加列流的宽容谕令

从主後305311年,在加列流的血腥逼迫之下,教会在主的恩手带领下,为主作了宁死不屈的殉道见证。局势愈来愈明显,高压逼迫的作法大势已去,加列流不得不承认失败。他自己也卧病在床,病况严重,於是在311年颁布谕令,撤销对基督徒的逼迫律令,也要求基督徒为皇帝代祷。先前雷厉风行大肆镇压的加列流,现在竟然如此转变,悬崖勒马,大概是期望从基督徒所拜的神得到医治。他颁布谕令之後不久,就病故离世。

马克西敏继续在帝国东部尝试其逼迫教会之幻想,因他想在其领土境内推行大一统的异教政策。在他授意之下,杜撰的《彼拉多行传》流行各地,张贴於公共场所每一角落,又规定为学校儿童必修教材。此书论到基督教的起源,其内容荒诞不经,极尽诋毁基督教之能事。此书明显是胡乱假造的,因为完全不符历史事实,例如书中说到主耶稣受死之时,是皇帝提比留(Tiberius)第7年(主後20年)。事实是∶直到提比留第12年,彼拉多才成为犹太地的巡抚;而主耶稣是在提比留第15年,才开始其公开传道的事工。

米兰谕令

主後313年,理吉纽(Licinius)在亚得里雅堡(Adrianople)彻底击垮马克西敏,结束其短暂的统治,成为东部的霸主,也结束了逼迫。康士坦丢之子康士坦丁(Constantine),在312年罗马城外的穆勒维安桥(Milvian Bridge)之役大获全胜之後,底定帝国西部的霸业。康士坦丁在312年就立刻发还被充公的教产,善待基督徒。

主後313年,康士坦丁与理吉纽两雄相遇於义大利的米兰,共同颁布所谓《米兰谕令》,宣告帝国全境完全容许宗教自由。此新政策使得基督教,享受与其它宗教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教会领袖从放逐之地释放归回,归还信徒财产,重建被毁的教堂。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会争战的最後回合,终告结束∶基督教会至终得胜。

结论

特土良(Tertullian)在其《护教书》结论中所言不虚∶“┅┅无论你们的逼迫是多麽的残忍,也无济於事┅┅你们越想把我们斩草除根,我们的人数就越发增加;基督徒的血,是教会生长的种子┅┅有谁加以思考而不被吸引,来寻根究底呢?有谁在查明真相之後,还不接受信奉我们的教义呢?有谁接受信奉之後而不渴望为之受苦┅┅淌血呢?”

早期教会在苦难逼迫中,与使徒保罗同声高唱得胜凯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提後》47-8)。历史见证,昭昭在目∶今日在争战中忍耐到底的教会,明日必是在得胜中高唱凯歌的教会。

注∶教会公墓是指基督教会所拥有,为埋葬基督徒用的坟地。有时候基督徒使用这些坟地作为聚会之用,特别是在遭受逼迫之时,地下教会唯一秘密而安全的地方就是这些坟地。


20.该撒归主

罗马皇帝康士坦丁(Constantine)的悔改信主,在教会历史与欧洲发展史上,都是关键的转捩点。

康士坦丁称帝

康士坦丁出生於主後274年,其父是康士坦丢(Constantius),其母为何连娜(Helena)。康士坦丢为政治前途,於292年离弃何连娜,另娶西部皇帝麦克西勉之女为妻;其子康士坦丁被送至皇帝戴克理先的宫廷学习。康士坦丢於293年出任帝国西部的副皇帝。当戴克理先在303年,对基督教会展开全面大逼迫的同时,统领高卢(法国)、西班牙、不列颠的康士坦丢并未严格执行,只是摧毁教堂,并未处死信徒。

主後305年,康士坦丢晋升为帝国西部皇帝,加列流登基为帝国东部皇帝。那时,康士坦丁已是加列流宫廷中的名将,智勇双全,本该出任西部副皇帝,但是加列流百般阻挠。虽然康士坦丢多次要求让其子回到身边,始终无效。之後,康士坦丁终於排除万难,逃回西部,与父亲一同出征不列颠。当康士坦丢於306725日死於约克郡时,部下就拥立其子康士坦丁为帝。

康士坦丁原来与其父一样,信奉太阳神。後来在皇室中,受到一些基督徒的影响。康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名为雅那他施(Anastasia,“复活”之意),即显明了其家族对基督教颇具好感。当康士坦丁於306年即位之後,亦如其父,并未严格执行逼迫教会的政策。其母何连娜也恢复尊荣成为皇太后,并热心维护基督教。康士坦丁受母亲之影响,对基督教产生好感。

墨尔维安桥之役

康士坦丁悔改信主的经过,在教会历史上是颇为脍炙人口的。史家优西比乌(Eusebius,巴勒斯坦该撒利亚的主教)的名著《康士坦丁生平》中,记载了康士坦丁之亲口见证。另外,拉克坦提(Lactantius,小亚细亚的尼哥美地亚的修辞学者,康士坦丁宫廷教师)的著作《逼迫者之死》,也记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主後312年,康士坦丁领军越过阿尔卑斯山,攻入义大利,要与统领义大利与北非的对敌马克森提(Maxentius)一决死战。康士坦丁孤军深入虎穴,马克森提大军驻防罗马以逸待劳,看来占优势的马克森提势在必胜。马克森提本应固守在“奥热良围墙”内,但是他选择出来背水一战,背著台伯河与康士坦丁决战。马克森提出此下策,原因是他在罗马城内,未赢得民心支持,所以决定领军出城,在墨尔维安桥(Milvian Bridge,横跨台伯河)之前,与康士坦丁决战。结果马克森提战败而逃,溺死河中。

民众都知道康士坦丁获胜乃是天意,罗马元老院为他竖立的凯旋拱门(存留至今),上面刻划著马克森提的军兵淹毙於河中。刻文说明康士坦丁的胜利是“神明的帮助”,然而他们所指的是“无敌太阳神”。但是,基督徒都相信这完全是神赐给康士坦丁的胜利。康士坦丁自己也深信这是基督徒所敬拜的神使他得胜。

“靠此得胜”

优西比乌记载,康士坦丁亲口告诉他说∶在领军进入义大利之前,康士坦丁就已经看到异象“十字架横跨在正午太阳之中,上面写者“靠此得胜”。这大概发生在311年秋季抵抗入侵的蛮族(法兰克人)之役时。拉克坦提记载,在312年“墨尔维安桥之役”的前夕,康士坦丁在梦中获指示∶在军兵的盾牌上漆上XPthe Labarum)的记号(X[Chi]P[Rho]是“基督”希腊名字的代表字母,见图1),并将此记号与十字架作为军旗。康士坦丁靠此扭转劣势,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关於此异象与异梦的记载,後世有人提出猜测性的质疑。然而,康士坦丁自311年起“靠此记号,不断得胜”是不容抹杀的事实。康士坦丁自315年起,将XP记号铸造在钱币上(图2),可见其重要性。Labarum成为罗马帝国军旗的标帜。後来当叛教者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361-363)即帝位时,他一反传统想除灭基督教,下令废除Labarum。此军旗明显代表信仰基督,是众所周知的。

初信之时的康士坦丁

虽然康士坦丁深知自己的得胜,乃是拜基督教的上帝所赐,但这并不表示当时他对主基督的信仰是清楚确定的。因为当他凯旋进入罗马城後,仍然接受罗马神教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的名号。他所铸造的钱币上,仍有太阳神的图案。可能当时他并不认为基督教信仰,和他原先所信奉的“太阳神”有任何冲突。另外,他的臣民中有许多仍是异教徒,为了不触犯他们,就暂时保留这些偶像标。

“太阳神教”是当时最流行的异教信仰;根据特土良的说法,许多异教徒以为基督徒是敬拜日头,因为基督徒是在星期日聚会,且向东方祷告。一般民众很容易将基督教与太阳教混为一谈,这可从第五世纪罗马主教利欧(Leo the Great)的讲章中看出∶他责备有些迷信的民众,站在圣彼得教堂的台阶上向太阳致敬,然後才进入教堂崇拜。

康士坦丁在初信之时,对基督信仰的认识不够清楚;并且他一直未领受洗礼,直至临终前病榻上才受洗,因此有些人怀疑他信基督教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是自他313年以後的书信看来,他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是无庸置疑的。从他後来所做的一切事情来看,他深知自己是基督徒皇帝,要尽责保护教会的合一。

至於他临终才受洗,那是当时的一般习惯作法(持续到主後400年),特别是执行死刑流人血者(例如军人官员)。他们认为受洗可洗去受洗之前所有的罪,而洗礼不能重复,所以将洗礼延後至临终前,以保证自己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另外,延迟受洗的原因是,受洗之後必须认真活出洗礼所表明的责任。所以,康士坦丁在337年死前受洗,是情有可原的。

康士坦丁善待教会

康士坦丁并未在其任内定基督教为国教,可能是因“米兰谕令”容许帝国境内宗教信仰自由,且时机尚未成熟,许多权贵臣民尚未归主。基督教成为国教,要到皇帝提尔多修(Theodosius)在位时(379-395)才实现。但是他特别优惠基督教会∶他拨款印刷圣经,建造教堂(罗马的圣彼得与圣保罗堂,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与伯利恒的圣诞教堂);他将皇后宫殿给予罗马主教,作为座堂;每年国税拨款巨额给教会做慈善事工(叛教者朱利安废止後,继任皇帝再恢复至原有的三分之一,仍是非常可观的数目)。

康士坦丁更致力於将基督教理念付诸实行∶立法保护儿童、奴隶、农夫、囚犯。例如他在316年立法禁止在囚犯脸上烙印,理由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他在321年颁布法令,规定法庭在“可敬的星期日”公休(除了为要在当日释放奴隶之外),星期日不可劳力,除了农场上必要的工作。他也将原来的生活周期,更改为“六日工作,星期日公休”,使星期日成为基督徒敬拜之日,也是安息之日。显然,从康士坦丁主政起,基督教会与罗马政府的关系否极泰来,受苦的教会成为帝国的新贵。

康士坦丁统一全国

康士坦丁的信主与善待基督徒,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东部皇帝理吉纽是异教徒,虽然他与康士坦丁在313年共同颁布米兰谕令,宽容基督教信仰,但是一国两君,势难两立。两雄相争互相猜忌,终於在314年兵戎相见。战败的理吉纽被迫放弃四分之三的领土。

帝国东部的基督徒当然是心向康士坦丁,理吉纽担忧人心思汉。康士坦丁又与帝国东邻“亚美尼亚”(已经成为基督教国家)结盟,使理吉纽背腹受敌。在319年,理吉纽因迁怒於心向康士坦丁的基督教会,开始在亚西亚与埃及恢复逼迫。他从宫廷中排除所有的基督徒,规定军人必须拜异教神明,禁止京城内的一切教会活动,违者撤职抄家或处死。

当理吉纽恶待靠近“亚美尼亚”边境的基督徒,禁止他们开地区会议,又开始逼迫教会时,康士坦丁就出兵征讨理吉纽。在324年两次陆战与一次海战之後,康士坦丁彻底击败理吉纽,理吉纽战败投降获赦。後来理吉纽因涉嫌谋反,而遭处决。康士坦丁从此统一罗马帝国的天下,教会在帝国东部所受的逼迫至此告终。他召回所有被放逐的信徒,恢复信徒的权利与财产。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也鼓励臣民皈依基督教。

政教合一的影响

当基督教成为皇帝的信仰和帝国的新贵之後,对教会而言未必是件好事,反而带来了祸害。大批民众涌入教会,这些原是拜偶像的人,学了粗浅教义之後就受洗加入教会。但是他们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仍是异教迷信。这些挂名的信徒充斥在教会中,追求政教结合的利益,导致了教会开始世俗化。因此有人说∶罗马帝国腐化了基督教,带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从另一方面来说,罗马帝国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带来社会制度的改革,与真正的中兴。基督信仰更新罗马文化的实例,可从尊重生命与人权来看∶原来希腊罗马社会盛行“弃婴”恶习,将遭弃者(多半是女婴与残障者)弃置於垃圾堆等地。这些婴孩不是饿死,就是被奴隶贩子捡去养大,出售为奴隶或从事不正当职业。只有基督徒是不丢弃婴孩的。

不但如此,基督徒经过路旁,听到弃婴的哭声,就将他们抱回家,养育他们成为基督徒,这在历史上留下佳美脚踪。罗马帝国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就渐次立法以减低“弃婴”风潮∶首先由国库拨款养育儿女的津贴,又采取妥协的过渡方案,容许父母出售儿童,以免他们遭弃。帝国又立法保障婚姻的神圣,保护措施也包括了奴隶与动物。

结论∶“该撒归主”

从康士坦丁的悔改信主,到他於337年离世,是教会历史上的关键时期。他是罗马帝国第一位归信基督的皇帝。在他任内,教会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产生了巨大改变,影响了後来中世纪的“政教关系”,直到今日。康士坦丁在325年以皇帝的身分,在尼西亚召开了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影响後世深远。

对於康士坦丁所作所行,後世史家有不同的评论,褒贬参半。但是对於当时的教会而言,康士坦丁的确是上帝的仆人,受差来保护教会的君王。康士坦丁本人也是自认如此。他曾经在主教会议上说∶“你们是教会之内的主教,我是上帝所设立,作为教会外之人的主教”。他离世後,被东方教会封为圣徒,称为“众使徒同辈”(peer of the Apostles)。

“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太》2221)。到了主後第四世纪,该撒(罗马皇帝)不再敌挡上帝,终於归主,因为该撒本来就是在上帝的主权下。感谢神,完全是靠著 的恩典,康士坦丁成为“神的仆人”(《罗》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