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巴

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曾想从弗吕家与加拉太一带，沿西北方进入庇推尼省传福音，但是圣灵引导他们直接向西进到欧洲，至马其顿（《徒》16∶6-10）。福音如何传入庇推尼省，虽然细节不详，但是到了六○年代左右，当地的基督教会已经成长茁壮，面临逼迫。因此使徒彼得写《彼得前书》时，特别提到在庇推尼的基督徒（《彼前》1∶1）。

普立尼（Pliny the Younger）于主後112年出任庇推尼省的总督。他也是出名的作家，留下《普立尼书信集》传世。他曾多次上书皇帝特拉建请益，请其裁决难处理之政务。普立尼发现基督徒在庇推尼省的人数愈来愈多。身为总督，主宰其境内居民的生杀大权，只有罗马公民才有上诉皇帝的权利。

普立尼书信

普立尼在其任内初期，处死了数位基督徒，因他们拒绝离弃基督信仰。後来他发现庇推尼省有为数众多的基督徒，处死他们也不是办法。于是他决定上书皇帝，请特拉建裁决如何处理。在《普立尼书信集》第十卷中，收集了普立尼与特拉建的书信往返，其中有些片段摘录如下。

＊普立尼上书特拉建∶

“有人被控告为基督徒，解到我这里时，以下是目前我的作法。我问被告，叫他们自己回答说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们说“是”，我就再问他们第二次，第三次，警告他们刑罚为何；如果他们仍执迷不悟，我就下令将他们交付行刑处死┅┅

後来，有匿名信呈到我眼前，这黑名单上有许多人名。其中有些人否认他们是或曾经是基督徒；我就吩咐他们照我所指示的，呼求神明，向您的像烧香献酒（我将您的像与其他神明偶像并列，我刻意下令将神像摆设在此）；他们也咒诅基督；并且我得知真基督徒是不可能作出这些事的。

另一些人┅┅说他们曾是基督徒，但是已经放弃了信仰┅┅他们说∶当我公布禁止私人集会（根据您的指示）之後，他们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这必须更进一步严加审讯事情真相，就吩咐严刑逼供两位女仆，她们被称为“执事”；然而，我所找到的，不过是全然失控的扭曲迷信，仅此而已。

为要向您报告请示裁决，因此，我就延缓更进一步的调查。据我看来，此案件应该谘商，特别因为被告的人数。因为每一年龄、每一阶层，不分男女，都有许多人被控告，人数继续在增加中。此具传染性的迷信，不只是在城市蔓延，乡下农村也是如此┅┅”

＊特拉建回覆普立尼∶

“┅┅关于那些被控告为基督徒，在你面前受审的人，你所依循的程序是正确的。的确，无法定下判案的总原则，无从立定一套固定条例来审理他们。不可搜猎他们；如果他们被控告与定罪，一定要处罚，但是任何人若否认他是基督徒，又藉著呼求我们的神明提供实际证据，则不论过去有任何值得怀疑的根据，藉此否认就可赢得赦免┅┅”

从这两封书信可看出∶普立尼从罗马法律的眼光来看，不知如何拿捏尺度来审理基督徒；连皇帝特拉建也没有指出先前的法律判例，可让普立尼依循办理。普立尼的信中还透露∶偶像庙宇因基督徒人数增多而放弃置闲；与偶像献祭有关的市场生意，落至乏人问津的地步。这暗示了基督教会的兴旺，导致庇推尼省中的宗教与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普立尼的调查审讯，至少澄清了一项事实∶指控基督徒乱伦与吃人肉的谣言，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诬告。然而，对他来说，虽然基督徒没有这些“犯罪恶行”，但是拒绝听从他的吩咐离弃基督教信仰，抗拒罗马官长的命令，这本身就是该受死刑的大罪。显然，这也正是皇帝特拉建的看法，即罗马帝国官方的普遍作法。

特土良的回应

罗马皇帝特拉建逼迫基督徒的作法，事实上是不合理的。教父特土良（约166-225）在其名著《基督教的辩护》（Defense of Christianity）中，直接批评特拉建的作法，说∶“这是什麽决定，真是毫无希望、自相矛盾！他说不可搜猎他们，暗示他们是无辜的；他下令要处罚他们，暗示他们是有罪的！”特拉建的作法的确是自相矛盾的，然而他自认这在当时环境，是合理的权宜之计∶如果基督徒被定罪，又不肯放弃他们非法的集会，则必须遭受应得的刑罚；但是不应特别花功夫，去侵袭骚扰他们，因为他们对于帝国并未造成那样的危险威胁。

伊格那提的殉道

在皇帝特拉建的任内殉道的基督徒中，最有名的是伊格那提（Ignatius）。根据史家优西比乌（Eusebiu）的《教会历史》书中记载∶他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城之第三任主教；安提阿是有名的大城，门徒被称为“Christians”（基督徒）是从此处起始的（《徒》11∶26）。这位安提阿的主教，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开始使用“Christianity”（基督信仰，基督教）此字的。伊格那提约于主後108年被捕，由十位凶暴士兵解送罗马城，殉道于竞技场野兽口中。他被定罪的细节不详，但是他至死忠心，留下极美的见证。

他从安提阿起行赴罗马，在押送途中，受到各地基督徒的接待关爱。他在示每拿停留期间，受到当地主教波旅甲（Polycarp）以及邻近地方众教会的热情接待。在那里他写了四封书信，前三封分别给在以弗所、麦格尼西亚（Magnesia，距示每拿约15英里）、特拉里斯（Tralles，距示每拿30英里）的教会，劝勉他们；第四封是写给在罗马的教会，请求他们不要与罗马当局交涉，以致拦阻他为主殉道的心愿。後来，他到了特罗亚，又写了三封信，分别给非拉铁非教会、示每拿教会、波旅甲主教。然後，经由马其顿等地，最後经由海路解送罗马。在罗马受刑殉道，实现了他的愿望∶为基督的缘故，成为野兽口中“一粒麦子”。

伊格那提在沿途所写下的这七封书信，影响深远，是“使徒後教父”（Apostolic Fathers）文献中的传世名著。他的书信中（特别是《致罗马教会书》）洋溢著对主基督的热爱委身，视为主殉道为他最大的荣誉。在书信中，他也强调基督的完全神性与完全人性，警告信徒防范“幻影说”（docetism）异端（否认基督的道成肉身，在《约翰壹书》已经提及）；他认为“主教”是保障基督真理与教会合一的重要职分，信徒应该顺服主教的领导。

黑德良与安东尼时期

特拉建之後的皇帝黑德良（Hadrian，主後117-138）与安东尼（Antonine，138-161），萧规曹随依循特拉建的政策，继续逼迫基督徒。优西比乌在其《教会历史》书中记载∶黑德良曾在主後124年写信回覆给亚西亚省的总督方达纳（Fundanus），指示他如何对待基督徒，与〈特拉建回覆普立尼〉所说的如出一辙。

总的来说，虽然罗马皇帝的一贯政策，都是“依法办理”对待基督徒，但是“法律”已经定基督教为非法宗教，基督徒聚会是非法集会。虽然罗马政府已经知道基督徒并非邪恶之辈，不应根据谣言取缔严打他们。但是，帝国要求百姓敬奉国教的神明，并且要尊敬皇帝为神，以此来表明对政府的忠贞。基督徒虽是善良忠诚之百姓，但是他们不肯向皇帝神像上香致敬，他们拒绝呼喊“该撒是主”的口号，因为这口号是表明承认皇帝是神明。基督徒深信“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林前》8∶6；《提前》2∶5）。这是当时许多基督徒在罗马官员手下殉道的主要原因。

波旅甲的殉道

有关许多殉道过程的记载，其中最著名的是示每拿的主教波旅甲（约主後69-156年），他是年高德劭、受人尊敬的主教，又是硕果仅存的“使徒後教父”（使徒的学生或有关连的教会领袖）；他曾受教于使徒约翰，他收集并保存了《伊格那提书信》。他是亚西亚省众教会的最高领袖。

约在156年2月，亚西亚省的公共（异教徒）节庆中，反基督徒的游行愈演愈烈。暴民大声呼叫“捉拿波旅甲”，警察部队就逮捕了他。警察队长见他如此年纪老迈（至少86岁），又要受到如此残酷的凌辱，想放他一条生路，就在路途中对他说∶“为何呢？说一句‘该撒是主’与上一束香，就能救你自己，这有何妨呢？”。但是波旅甲拒绝其劝告，继续被押、走向竞技场。到了那里，亚西亚的总督亲自出马，想要劝服他，说∶“为你自己的年纪著想，奉该撒的神名宣誓；悔改并且说∶‘除去无神论者’”（注∶因为基督徒不信罗马国教的神明，所以被称为“无神论者”）。波旅甲向异教群众挥动他的手，庄严的说∶“除去无神论者”。总督继续逼他，说∶“宣誓吧，我就放你走；辱骂基督。”然後，这位老人作出他最後的信仰告白∶“我已经事奉　八十六年，　从未亏负我；我怎麽能亵渎我的救主与王呢？”言尽于此，多说无益，波旅甲被绑上火刑柱，至死忠心。

波旅甲的殉道见证深入人心，民众的反教情绪顿时降温。在亚西亚省爆发的逼迫，随著他的死而平息下来。大约在这时候，皇帝安东尼（同前任的黑德良一样）下令给帝国东部一些城市，禁止官员纵容暴民攻击基督徒，务必按法律程序来审理。

结论

在《启示录》第2章，主对示每拿教会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2∶10-11）。波旅甲是示每拿的主教，想必熟悉此段经文，并且遵行主话，靠之得胜。“殉道”就是至死忠心，为主作见证。正如“亚伯”是第一位殉道的血证士（《创》4∶8；太23∶35），同样的，伊格那提、波旅甲与成千上万殉道的基督徒，“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来》11∶4）。今日的教会，凡有耳的仍应当听此“至死忠心”的见证！

17.护教勇士

基督徒面对罗马帝国的逼迫，真金不怕火炼，坚守真道，广传福音，教会不断增长。有些基督徒立志以笔来护卫真道，著书立说，阐扬基督信仰的真实可靠，除去谣言误会。从皇帝黑德良（Hadrian）在任（主後117-138）时起，到第二世纪结束，这些基督徒知识分子写了许多护教著作，为基督作见证。他们的著作，有些流传至今，弥足珍贵。这些“护教士”（apologists）在教会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第二世纪的“护教士”

根据优西比乌（Eusebius）《教会历史》的记载∶最早的一位护教士是雅典的主教邝德瑞特（Quadratus），他曾写作《护教书》（Apology）上书皇帝黑德良。在书中他见证说∶被主耶稣亲自医治的人，有些还存活到当代（第一世纪末）。另一位在雅典的亚里司泰德（Aristides），也曾写作护教书信上书黑德良。

後来的护教士中，有来自米所波大米的塔提安（Tatian），曾赴罗马，他著书说明基督教的优越性，也编著《四福音合参》；在雅典的亚田那歌瑞（Athenagorus）也写作《护教书》以及《论死人复活》；安提阿的主教提阿非罗（Theophilus）写作《致奥图来克（Autolycus）书》，驳斥异教哲学家；撒狄的主教米利都（Melito），其20本著作未能存留；黑格西朴（Hegesippus）是改信主基督的犹太人，收集早期教会的资料，以见证基督教会的真实。在这些“护教士”行列中，以极负盛名的游斯丁（Justin）为代表。他後来殉道，因此被称为“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

殉道者游斯丁

游斯丁出生在第二世纪初期（约主後110年），父母亲是希腊人。他生在撒玛利亚的Flavia Neapolis（靠近雅各井旁）。青年时负笈求学於亚西亚省的以弗所，研读哲学。他先在当时仍流行的斯多亚（Stoic）学派门下受教，後来转向亚里司多德（Aristotle）学派，最後醉心於柏拉图（Plato）学派，受其“至善世界”的神秘倾向所吸引，因柏拉图论到“灵魂”企盼“至善者”。

有一天，当游斯丁在海边默想沉思时，遇见一位长者与其交谈，指出柏拉图“灵魂论”的错谬，带领他认识旧约所预言的主基督已经来临，他就悔改归主。他并未放弃以往的哲学背景，乃是得著了柏拉图所企盼的。他认定了基督教才是“那真正的哲学”。此後，他穿戴哲学教师的制服，传讲主基督的福音。

游斯丁後来从以弗所到了罗马。在151年写成《第一护教书》，上书当时的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为基督教辩护。几年之後，当罗马城的行政官正在逼迫教会时，他将前书增补续篇出版，此续篇被称为《第二护教书》。另一本名著《与崔弗对话》（Dialogue with Trypho）约於160年出版，这是他与犹太人崔弗在135年间的谈道记录。

游斯丁是第二世纪护教思想家的领导人。他对希腊哲学采取乐观开放的态度，他的护教方法是用希腊哲学的方法，来劝服当时的知识分子归向基督。其後的护教士也效法他的方法；塔提安是他的学生，他也影响的後来的教父爱任纽（Irenaeus，卢昂主教）。游斯丁在基督教思想史上，可称为最早期的思想家，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他在罗马面对异教哲学家的攻击陷害，却毫无所惧，如同但以理在狮穴中，最後他以身殉道，见证了那“唯一的真光”是“世界之光”。

“护教士”的主要论点

护教士们共同的论点是∶那些对基督徒的指控，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是出於误会谣传或恶意中伤。他们指出那些诬陷基督徒的恶行，正是罗马异教徒、迷信敬拜假神者所行的。他们也向“犹太教”澄清其对基督教信仰的误解，说明∶旧约预言在主基督里得到了应验；旧约的预表是指向主基督；耶路撒冷被毁，显明神定罪犹太教，证实基督教。

护教士们对“外邦异教信仰”的驳斥是∶异教哲学家的作品中，有些论点是从摩西和众先知抄袭来的；多神论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在道德上是灾祸；异教哲学家们是彼此矛盾，也是自相矛盾。所有异教哲学家所发现的真理，都指向基督信仰，也在基督教里集其大成。基督教是最合理的信仰，有神迹奇事与预言应验做为证据；基督教虽然遭受如此猛烈的逼迫，却兴旺扩张、无远弗届，这就证明其真实性。只有基督教信仰才能满足人内心深处的需要。

总结来说，游斯丁等人陈明基督教不仅是希伯来宗教启示的实现，更是希腊哲学的真正目标。他们指出希腊哲学家所尊崇的“道”（Logos），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永恒的道”，道成了肉身，在基督里彰显出来。

基督徒与世界

护教士们所见证的“基督徒人生观”，可从第二世纪的一封〈致狄奥格那特书信〉（Epistle to Diognetus，作者很可能是游斯丁）中看出。书中总结了基督徒与今世的关系∶

“基督徒与世人的不同，不在於地域、语言、习俗。他们并非离群索居，或说怪异语言，或不食人间烟火┅┅然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的确是明显不同，似非实是的paradoxical。他们住在自己的家乡城镇，却只是寄居者；他们参与市民的一切生活，却像异乡人忍受所有辛苦。对他们而言，每一陌生地方都是家，每一个家都是寄居的┅┅他们身在地上，但是他们的国籍是在天上┅┅他们爱所有人，却被所有人逼迫┅┅基督徒旅居在世界上，却不属世界┅┅基督徒寄居在必朽坏的事物中，然而他们注目盼望那不朽坏的天家。正如心灵在饮食之事上受磨练，就必长进；所以基督徒遭受逼迫时，就一天比一天更兴旺。”

这些可歌可泣的护教见证，在当时并未达到什麽果效。即使皇帝或官员读了这些，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在皇帝官员看来，如果这些基督徒抗议受到不公的逼迫，只要他们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效忠罗马帝国，例如向罗马神明上香敬拜，立刻就可以免受逼迫。

马可•奥热流的逼迫

游斯丁《护教辞》的证词强而有力，却仍在皇帝马可•奥热流（Marcus Aurelius，161至180年在任）手下遇难殉道。在主後165年，游斯丁与一群基督徒被捕，当时罗马行政官罗司提哥（Rusticus）命令他们向神明献祭。游斯丁拒绝说∶“思想正确的人，不会转离真实信仰归向虚假”。罗司提哥说∶“除非你顺从，不然你会受到残酷的刑罚”。游斯丁回答∶“虽然我们受刑，但是我们藉著祈祷，靠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必然得救；将来在我们的主与救主的审判台前，那是更可怕的与普世性的，这将成为我们得救的确信。”

其他同伴也对行政官回覆说∶“你照你的意思办吧，我们是基督徒，不向偶像献祭。”所以，行政官就宣判说∶“这些拒绝向神明献祭，不顺从皇帝命令的人，让他们被鞭打，被带到刑场，按照法律受斩首之惩罚”。游斯丁与这些圣徒慷慨就义，为主殉道。

皇帝马可•奥热流是出名的斯多亚派哲学家，其著作《默想录》（Meditations）流传後世，是品德修养的名著。他竟然如此逼迫基督徒，实在令人诧异。他的斯多亚信念固然会尊敬忠於信仰宁死不屈的人，但是他对古罗马的效忠执著，使他认为基督徒是危险的革命分子，具煽动力，对帝国有害。马可在其宫廷教师弗朗徒（Fronto）的影响之下，认定基督徒是顽固迷信的反动派，加以打压毫不留情。

另外，在这些年间，罗马帝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所以，罗马官员对任何看来会扰乱治安、带来威胁的事件，都特别留意。主後166年对帝国来说是“灾祸年”，天灾人祸不断∶传染病、水灾、饥荒、多瑙河外的蛮族入侵。许多敌视基督教者，认为灾难的起因是基督徒的迷信作祟，惹动罗马神明的忿怒，降灾来刑罚帝国。这些信奉偶像的迷信者，指责基督徒为邪恶迷信者，是“无神论”（指不信罗马神明）者，以他们为代罪羔羊。在此政治环境之下，皇帝马可自然会要顺应民情，逼迫基督徒。

高卢的逼迫

在皇帝马可•奥热流任内，最显著的逼迫在177年爆发於高卢（今日的法国一带），影响卢昂等地的教会颇甚。存活者将逼迫情形详细记录，传送给在小亚细亚的众教会。逼迫的开始，是由暴民引起的动乱，背後有当地的官长撑腰协助。官长们知道皇帝憎嫌基督徒，所以就助纣为虐。後来，被捕的基督徒中有些是罗马公民，上诉该撒。皇帝马可的答覆是∶凡是不肯放弃基督信仰的罗马公民就斩首，非公民就严刑拷打至死。

此大规模的逼迫行动中，并不区分年龄性别∶卢昂的主教波提纳（Pothinus）年高90岁也受难遇害，年仅14岁的邦提克（Ponticus）也不能幸免於难；年轻女奴布朗汀娜（Blandina）坚守信仰，让他人担心她纤弱的身体，怎能承担如此极刑摧残。布朗汀娜在拷打之下仍忠贞见证信仰，使得其他信徒大得激励。当行刑者用尽千方百计、筋疲力竭，要她放弃基督，或要她承认基督徒聚会中有恶行，她仍坚定的说∶“我是基督徒，我们之中没有邪恶”。

结论

皇帝马可•奥热流的文治武功，在罗马臣民眼中是好皇帝；但是他逼迫基督徒毫不留情，血腥镇压，令人发指，遗臭万年。护教士们在苦难迫害中前仆後继，以笔卫道，以身相殉、以血证道，留下历史的见证。然而我们也不要忽略，年轻女奴也能宁死不屈、尽忠到底，为主作美好的见证。基督徒不论是知识分子或普罗大众，皆是基督的大使，都要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林後》2∶14；5∶20）。

18.火窑狮穴

教会在第二世纪後半期，遭到罗马皇帝马可•奥热流（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任）的血腥逼迫。其中最著名的是於177年在高卢的逼迫。所幸的是，奥热流之子柯木都（Commodus，180-192年）继位後，逼迫减少。他对宗教事务较无兴趣。他的妻子玛奇雅（Marcia）对基督教具有好感（据说她是基督徒，与罗马教会领袖有来往），因而影响他采取比较宽容的立场。总之，他上任後释放了一些基督徒出狱。

瑟维如的逼迫

柯木都是庸君，於193年被暗杀身亡。此後开始了“军人皇帝”时期，政局不稳，在半个世纪之内更换了八位皇帝。第一位是赛普提•瑟维如（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他在202年下令，禁止人民改信犹太教或基督教。关於禁止改信犹太教，这并非初次。但是，根据史家所知，这是第一位罗马皇帝正式颁布谕令，禁止人民归信主基督。

此禁令颁布时，正值帝国境内某些地区爆发逼迫。在埃及的逼迫极为严重，使得许多人认为这是敌基督来到的徵兆。著名的教父俄利根（Origen）的父亲利欧耐德（Leonidus），就是此时在亚历山大为主殉道。俄利根在当时是青少年，决心上街与父亲一同殉道，但是其母将他的衣服藏起来，使他无法出门殉道。

在北非的迦太基，逼迫也非常严重。《帕琵佳与菲丽琪殉道记》（Martyrdom of Perpetua and Felicitas）书中记载∶两位基督徒女士在迦太基殉道。帕氏是主母，是自由人，而菲氏是奴隶。她们不仅宁死不屈，为主作忠心见证；更是彼此相爱，手牵手站在竞技场中。她们见证主的爱打破了阶级制度，万世流芳。

当地的教父特土良（Tertullion）在数年之前，已经写成其名著《护教书》（Apologeticus），极力抗议罗马政府逼迫基督徒的作法。他说∶“‘阴谋’此词不应加在我们身上，反而应加在那些图谋酝酿仇恨在良民身上的人，那些流无辜人的血，用愚昧藉口来仇恨基督徒的人。他们将所有天灾人祸都归咎到基督徒身上。如果台伯河水位涨升泛滥成灾，如果尼罗河水位过低无法浇灌田地，如果天空无雨久旱，如果地震或饥荒或瘟疫来临，立刻就有人扬声呼叫∶‘将基督徒喂狮子！’”

暂时的平静

赛普提瑟维如之後，逼迫风潮渐退，直到皇帝德修（Decius，249-251）之时。此间约有四五十年，教会在罗马帝国全境所受的逼迫较少。有些皇帝对基督教会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可能是因为他们从帝国东部崛起，所以比较愿意善待从东部兴起的宗教。

皇帝亚历山大•瑟维如（Alexander Severus，222-235）的母亲曾受过俄利根的教诲，所以他也对基督教颇具好感。他将基督的像列在其供奉的万神庙堂中，也承认基督徒团体为社团组织，可以拥有财产。根据史家优西比乌的记载，另一位皇帝腓力（Philip the Arabian，244-249）是阿拉伯裔，出身为贝多温酋长之子而称帝；他为了要得到教会的代祷，就照教会规矩行忏悔礼。据说，他几乎要成为基督徒。

苦难中的祝福

在此大体平静时期，唯一的例外是皇帝麦克西敏（Maximin the Thracian，235-238），他又兴起逼迫之风，逮捕教会领袖。幸好他在位时间不长，危害不多。有一件事值得大书特书∶罗马主教庞提安纳（Pontianus），与其对头分离派的主教西波拉特（Hippolytus），两人都被麦克西敏逮捕在罗马狱中，随後被放逐到“死亡岛”萨丁尼亚（极少人能生还）。他们两人在235年死前和好，西波拉特写信给其跟随者，要他们回到原来的教会。由於皇帝的逼迫，使得原本自217年分裂的罗马教会，重新复合。感谢神，　能化苦难为祝福！

在第三世纪前半，不论罗马帝国对教会的逼迫是多是少，教会如雨後春笋大幅增长。不论官方态度如何，一般大众对基督教会愈来愈有好感。虽然教会无法公开宣传，但是人们愈来愈觉得其吸引力与影响力。基督徒的生活忠贞正直，彼此团契真心相爱，宁可殉道也不放弃信仰。所以，愈来愈多人悔改信主加入教会。

教会的增长

在第二世纪末与第三世纪初时，特土良已经在其上书皇帝赛普提瑟维如的《护教书》中，见证说∶“虽然我们来自昨日，但是我们已经充满属於你的一切地方──城市，岛屿，堡垒，乡镇，贸易处所，军营，部落，市公所，宫殿，元老院，市场；除了你的庙宇之外，我们无所不入。”

特土良接著说∶基督徒不会以武力来与政府抗争，虽然基督徒人数是如此众多。假如那些诬告基督徒是谋反份子的人，所说的是真的，则罗马帝国早就天下大乱了。其实基督徒是最守法的公民，这对罗马帝国真是福气。特土良所言不假，罗马皇帝已经知道基督教会的势力不容忽视，日益壮大，所以才会采取严打逼迫的对策。

逼迫卷土重来

第三世纪中叶的罗马帝国，正值中衰之时。然而，主後248年是罗马建城一千周年纪念，帝国境内有盛大的庆典活动。当权者缅怀罗马帝国昔日的光辉，又忧心当时的危机与威胁∶北方蛮族哥特人不断入侵，东边又有波斯国新王朝版图扩张。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帝国内部政权不稳，又有纷争。向来被视为帝国屏障的罗马神教，也渐趋式微。

罗马政府将这些内忧外患的原因，归咎於基督教会的势力过大，又拒绝向罗马诸神献祭烧香，引起神明的愤怒，导致今日的多灾多难。许多基督徒拒绝入伍参军。有些是因为反对战争使用武力，更有些是因为入伍罗马军队，必须参与在偶像神庙中的宣誓及其他活动。如此一来，基督徒被视为是反政府分（子，对帝国不忠。

那些热切盼望末世来到的基督徒团体（如孟他努派Montanists），大谈末世预兆，一切人类文明要被火消灭，圣徒要与基督作王治理等言论，招致罗马政府的不满。另外，罗马当局也担心强敌波斯帝国日益强大，其中也有不少基督徒，而波斯当政者比较善待基督徒；倘若罗马境内的基督徒与波斯国的基督徒相通，支持波斯军队的入侵，则影响罗马帝国的安危。以上种种因素，导致逼迫基督徒之风再度兴起。

德修的逼迫

主後248年，皇帝腓力领军出征阵亡。多瑙河驻军拥立德修将军为帝。皇帝德修（Decius，249-251）视基督徒为祸根。他即位不久，为要笼络人心，就厉行“一国一教”的宗教统一政策。既然基督教与罗马神教不能并存，就必须除灭基督教。不只是逼迫处罚基督徒，更是要彻底粉碎基督教。所以，德修皇帝大肆拘捕主教与教会领袖，也用尽手段迫使一般信徒变节叛教。这可说是历代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全国性大逼迫。

他在250年颁布谕令∶帝国境内每一人都要向罗马国教神明烧香献祭，并取得证明文件。明显的这是为了对付基督徒，因为帝国内的异教徒多拜几个偶像，毫无妨碍。德修的严厉逼迫是在多年平静之後来的，教会遭到极大的冲击。不少基督教徒是在平静年间加入教会的，他们没有预备要为主受苦，所以受不了此恐怖逼迫，就向偶像烧香献祭。有些被吓唬一下就顺从；另一些则是在严刑拷打之後才屈服。

这次严厉的逼迫，也暴露出教会内部的问题。有些教会的入会资格过於松弛，导致会友素质低落或有名无实。为主殉道慷慨赴义的信徒固然很多，但是心志不坚、贪生怕死之辈也不少。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在其书中报导∶“有些人尚未打仗就先被征服，还未遭遇敌人就已经被砍倒。他们甚至不愿被人认为是被迫，才违反本意来献祭。他们没被逮捕就先投案，未受审问就先否认信仰。┅┅他们自动赶往市场去献祭。”

另有一些信徒没有献祭，却由不同门路（包括贿赂收买）取得“献祭证明书”，以逃避逼迫。虽然他们这种方法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但是不可能得到教会领袖的认可。这些“作伪证者”虽然没有向偶像献祭，像那些“背道者”，但是仍然被认为是苟且贪生之辈。总而言之，不论是“背道者”或“伪证者”，可否被饶恕且重新加入教会，就成为棘手的问题，甚至导致教会的分裂。

主流教会与诺瓦天派

教会领袖采取宽容立场者，以居普良与罗马主教司提反（Stephen）为首，获大多数主教支持，认为要区分这些犯罪背道者，哪些是自己主动离弃基督教信仰，哪些是受严刑威胁而软弱跌倒。那些像犹大背道出卖主的人，当然不应该让其回到教会；但是，那些像彼得曾否认主的人，应给予悔改更新的机会。所以，经过痛悔认罪且定期观察之後，可以重新恢复会籍。这是教会的主流立场。

少数采严格立场者，视这些“背道者”与“伪证者”为故意犯罪，虽然悔过，但不能再回到教会，以免破坏教会的圣洁。这一派领袖以罗马教会长老诺瓦天（Novatian）为首，被人称为“诺瓦天派”。他们则自称为“洁净派”（katharoi），认为必须与接纳“背道者”的教会划清界限，不能沾染不洁。所以，诺瓦天派的人就离开罗马教会，另立诺瓦天为主教。诺瓦天派信仰纯正，但采取分离立场，在北非、西班牙、小亚细亚都有发展，直到第六世纪才消失。

避难或殉道

德修时期的政府逼迫，虽然是雷厉风行，但是并未获得民间的广泛支持。一般民众对基督教的误解憎恨，到了第三世纪中叶，已经烟消云散。在第三世纪前半，基督徒的人数迅速增长，使得帝国境内各城各乡到处都有基督徒。民众观察其基督徒邻居友人，生活行为高贵良善，绝无谣传所说的那些恐怖恶行。所以，当政府逼迫缉拿基督徒时，民众并不与警察合作，有些地方反倒帮助基督徒逃难。

举例来说，埃及亚历山大的主教多尼修（Dionysius），当他在其藏身之处被一队士兵逮捕之後，有一大群农夫包围他们，要求立刻释放多尼修。由於农夫人多势众，士兵被迫释放他。多尼修决定不留在城内以免被捕殉道，逃到乡间避难，因为他认为群羊需要牧者，特别在逼迫时期。居普良主教也选择暂时避难，不做无谓的牺牲，这是智慧的抉择。

另一方面，也有主教选择舍生取义，为主殉道、做群羊榜样，如罗马主教费比安（Fabian）与安提阿主教巴比鲁（Babylus）。在此时期，俄利根终於随其心愿，跟随父亲的脚踪为主殉道。他原是亚历山大城的人，被捕当时是在该撒利亚。他在狱中遭受折磨，不久即殉道。

结论

德修之後的皇帝迦鲁（Gallus，251-253）继续逼迫教会，作风稍见缓和。与德修同谋迫害教会的瓦勒良（Valerian）於主後253年即位之後，一反常态，停止了对基督徒的逼迫。然而，这也只是暂时的，因瓦勒良从257年起开始下一波的逼迫。

教会在苦难的洪炉中受试炼，愈炼愈精。正如但以理在狮穴中，其三友在火窑中，有神的同在保守（《但》3、6章），教会在第三世纪的火窑狮穴中，也是因著信靠主，“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剑的峰刃，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全军。”（《来》11∶33-34）

19.否极泰来 ──初代教会的得胜

教会在第三世纪中叶，遭到罗马皇帝德修（Decius，249-251）与继任的迦鲁（Gallus，251-253）的大肆逼迫。瓦勒良（Valerian，253-259）即位後，一反常态，暂时停止对教会的逼迫。然而下一波更严厉的迫害即将开始。

逼迫之火复燃

皇帝瓦勒良在主後257年恢复对基督徒的全面逼迫，原因之一是波斯帝国大举入侵，攻至叙利亚的安提阿。瓦勒良情急之下，受到部下的唆使，颁布教会停止聚会的谕令，更严禁基督徒在教会公墓聚会（注）。在258年，又颁布一道谕令，立法严打基督教会∶凡信教者，教牧人员判处死刑；政府议员与武士，将被剥夺贵族阶级；王室贵族女士将放逐边疆，家产充公；皇家雇员将遣送劳改营。

在这两年大逼迫中，教会财产与墓地遭到没收，许多主教，长老，执事被处死。其中，北非迦太基的主教居普良（Cyprian）与罗马主教西克斯都（Sixtus II），都为主殉道。埃及亚历山大的主教多尼修（Dionysius），因被农民藏匿，幸免於难。

加列纳的改弦易辙

主後259年，瓦勒良领军在帝国东部对波斯大军的战役中，战败被俘。帝国东部各省吃紧，蛮族哥特人趁机入侵多瑙河，其他蛮族也入侵莱茵河。虽然瓦勒良战败，对罗马帝国带来危机，但是对於教会来说，反而逼迫停止了。瓦勒良之子加列纳（Gallienus）继位罗马皇帝（259-268），立即改变对基督教会的政策，禁止欺凌基督徒，被没收的墓地归还教会。虽然昔日仇视基督教的法律仍未取消，但是皇帝已经表示对基督教友善的态度。因此，逼迫之风停止，教会暂享太平。

皇帝奥热良（Aurelian，270-275）曾经计划将罗马帝国内的宗教大一统，将所有宗教都融合成独一神论的拜日教。假如此计划真的推行，必会导致基督教会与罗马帝国之间更进一步的冲突。所幸的是，奥热良计划未成，身已先死。

政府承认教会

在奥热良任期中，曾发生一著名事件∶在安提阿的教会中发生争执，上诉皇帝裁决，这是史家所知破天荒的第一次。安提阿的主教原是苏穆撒塔的保罗（Paul of Samosata），在268年被地区教会会议判为异端革职，但是他拒绝让位给会议指定的继承人。当时，安提阿是属於帕麦拉王国（Kingdom of Palmyra）管辖，其统治者是詹诺比（Zenobia），是保罗的靠山，所以教会无法开除保罗及其同僚。等到罗马皇帝奥热良於273年击败詹诺比，重新得回安提阿之後，争执教会财产的双方都上诉罗马皇帝。奥热良裁决教产应归於罗马主教所认可的一方，即正统信仰这一方。此举表明∶罗马皇帝承认教会具有社团组织的法律地位，不啻是承认了基督教会的合法性。

总的来说，教会在第三世纪的末後四十年，得享平安，人数增长的比以前更快更多。关於基督徒人数与人口比例，虽然我们无法获知确实的统计数字，但是保守的来说，帝国中的基督徒人数已相当惊人，甚至在某些地区成为当地的多数。基督徒大多数属中产阶级，在皇室贵族当中也有不少基督徒。皇帝戴克里安（Diocletian，284-305）的妻子柏丽丝佳（Prisca）与女儿瓦勒瑞雅（Valeria）都是基督徒。然而，罗马帝国中死硬守旧派，仍旧视基督教为帝国不共戴天的敌人。

戴克里安的崛起

主後284年，出身行伍的罗马将军戴克里安，被同僚拥戴，黄袍加身，登位为罗马皇帝。他颇具治理才能，又有决心毅力，来面对处理帝国的内忧外患。他首先废除元老院与皇帝共享之权，自任专制君主，增进行政效率；重新划分行省疆域，充实国防武力。最显著的是，他重新建立皇位继承制度，以避免军人干政、武力夺权。他采取“分疆而治”的策略，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各由一位皇帝（封号“奥古士督”）与副皇帝（封号“该撒”，为王位继承人）分庭治理。所以，实际上将帝国分为四大块来治理。

戴克里安自己出任“东罗马帝国”皇帝，将皇帝行宫迁至小亚细亚的尼哥美地亚（Nicomedia），於285年指派昔日同僚同乡麦克西勉（Maximian）出任“西部皇帝”摄政。又於293年指派自己的女婿加列流（Galerius）为副帝，镇守东境多瑙河区域；指派康士坦丢（Constantius）为西部副帝，驻守西境莱茵河流域。如此的行政划分制度，是依据分层授权负责；只要戴克里安在位，此行政系统的运作良好，因为事实上还是戴克里安实权在握。但是当戴克里安在305年退位之後，四位皇帝却割据四方，争夺最高权位。

戴克里安的逼迫

戴克里安即位之後的20年间，看不出任何迹象他要逼迫基督教。主後303年，突然而来的逼迫风暴，主要是因其女婿加列流的唆使怂恿。加列流视基督教会为眼中钉，他曾在295年命令所有军人献祭，拒绝者遭驱逐出境，热心的信徒则遭处决。加列流看出基督徒人数在过去数十年的快速增长，已经到了快要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後关头已至，若不抓住剩下的唯一机会除灭基督教，就永不可能了。罗马帝国当权派中，有许多人认同加列流的看法。

当时，古罗马神教再次中兴，披著“柏拉图主义”的外衣重现，视基督教为大敌。此外，帝国东部边境饱受外国势力威胁，当地的基督徒对帝国的效忠与否，颇受政府怀疑；紧邻边界的“亚美尼亚王国”（Kingdom of Armenia），现在已经以基督教为国教。这些因素促使戴克里安认真考虑加列流及其党羽的提议∶彻底除灭基督教，以绝後患。

戴克里安知道自己的妻女皆为基督徒，基督教并非邪恶。但是富有政治警觉性的他，不容在帝国之内有如此人数势力的教会组织，并且发展如此快速的基督教会存在，不得不加以严打以遏阻其生存。戴克里安犹疑不决之时，就到罗马神庙中献祭占卜，请示神明，卜卦的结果就是扑灭基督教。所以，血腥逼迫就於303年展开了。

三道逼迫的谕令

根据史家优西比乌的《教会历史》记载，戴克里安颁布第一道谕令於全国∶“将教会产业夷为平地，焚烧圣经，羞辱有名望之信徒，剥夺家仆的信仰自由”。紧接著，在尼哥美地亚的皇宫发生的两次大火，被嫁祸於基督徒，说是基督徒报复反抗皇帝的谕令。其实，史家有理由相信，加列流是真正的纵火者，为要刺激戴克里安采取更严厉的逼迫行动。显然，皇帝相信了这个阴谋，就加紧了逼迫行动。

优西比乌记载戴克里安又颁布第二道谕令∶“囚禁各地教会所有的领袖，竭尽一切所能逼迫他们献祭”。翌年（304）又再颁布第三道谕令∶“所有基督徒都要向罗马国教神明烧香献祭，违者处死”。这显然是重复皇帝德修（Decius）在五十年前所颁布的谕令。甚至皇后柏丽丝佳与公主瓦勒瑞雅，也被迫向神明烧香献祭。

如同五十年前在德修逼迫时期一样，民众保护基督徒避难；不但如此，现在连政府负责监督公共献祭的官员，也有些人采取同情态度，对那些坚拒献祭者，睁一苹眼闭一苹眼∶当群众列队经过神庙祭坛献香时，官员也不会紧盯不放；若有狂热份子当场发言反对拜偶像，就敲头警告迅速逐出场外。逼迫的程度，视地方官员而异。

帝国东部的惨况

在帝国的西部，基督徒遭受逼迫的程度较轻。在康士坦丢治理的不列颠与高卢（今日的英国与法国），只是摧毁教堂，并不加害信徒。但是在帝国东部，特别是埃及与巴勒斯坦等地，则是如火如荼，逼迫的强度与长度是空前未有的。当戴克里安在305年退位时，加列流继任为东部的奥古士督，加列流的侄儿马克西敏（Maximin）上任副帝，逼迫变本加厉，成为教会自第一世纪以来遭受的最大迫害。

根据当时的著作，以及史家优西比乌与拉克坦提（Lactantius）的记载，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见证。教会领袖遭受最严厉的对待，信徒所受的处罚，包括财产没收，驱逐出境，下监，处死，喂野兽，在劳工营中折磨致死等。在这次大逼迫中，如同德修时期一样，也有不少人迫不及待的否认信仰，交出圣经，卖主卖友。逼迫停止之後，如何处理这些背道变节的“出卖者”（Traditores），也在教会中引起纷争。

加列流的宽容谕令

从主後305至311年，在加列流的血腥逼迫之下，教会在主的恩手带领下，为主作了宁死不屈的殉道见证。局势愈来愈明显，高压逼迫的作法大势已去，加列流不得不承认失败。他自己也卧病在床，病况严重，於是在311年颁布谕令，撤销对基督徒的逼迫律令，也要求基督徒为皇帝代祷。先前雷厉风行大肆镇压的加列流，现在竟然如此转变，悬崖勒马，大概是期望从基督徒所拜的神得到医治。他颁布谕令之後不久，就病故离世。

马克西敏继续在帝国东部尝试其逼迫教会之幻想，因他想在其领土境内推行大一统的异教政策。在他授意之下，杜撰的《彼拉多行传》流行各地，张贴於公共场所每一角落，又规定为学校儿童必修教材。此书论到基督教的起源，其内容荒诞不经，极尽诋毁基督教之能事。此书明显是胡乱假造的，因为完全不符历史事实，例如书中说到主耶稣受死之时，是皇帝提比留（Tiberius）第7年（主後20年）。事实是∶直到提比留第12年，彼拉多才成为犹太地的巡抚；而主耶稣是在提比留第15年，才开始其公开传道的事工。

米兰谕令

主後313年，理吉纽（Licinius）在亚得里雅堡（Adrianople）彻底击垮马克西敏，结束其短暂的统治，成为东部的霸主，也结束了逼迫。康士坦丢之子康士坦丁（Constantine），在312年罗马城外的穆勒维安桥（Milvian Bridge）之役大获全胜之後，底定帝国西部的霸业。康士坦丁在312年就立刻发还被充公的教产，善待基督徒。

主後313年，康士坦丁与理吉纽两雄相遇於义大利的米兰，共同颁布所谓《米兰谕令》，宣告帝国全境完全容许宗教自由。此新政策使得基督教，享受与其它宗教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教会领袖从放逐之地释放归回，归还信徒财产，重建被毁的教堂。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会争战的最後回合，终告结束∶基督教会至终得胜。

结论

特土良（Tertullian）在其《护教书》结论中所言不虚∶“┅┅无论你们的逼迫是多麽的残忍，也无济於事┅┅你们越想把我们斩草除根，我们的人数就越发增加；基督徒的血，是教会生长的种子┅┅有谁加以思考而不被吸引，来寻根究底呢？有谁在查明真相之後，还不接受信奉我们的教义呢？有谁接受信奉之後而不渴望为之受苦┅┅淌血呢？”

早期教会在苦难逼迫中，与使徒保罗同声高唱得胜凯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提後》4∶7-8）。历史见证，昭昭在目∶今日在争战中忍耐到底的教会，明日必是在得胜中高唱凯歌的教会。

注∶教会公墓是指基督教会所拥有，为埋葬基督徒用的坟地。有时候基督徒使用这些坟地作为聚会之用，特别是在遭受逼迫之时，地下教会唯一秘密而安全的地方就是这些坟地。

20.该撒归主

罗马皇帝康士坦丁（Constantine）的悔改信主，在教会历史与欧洲发展史上，都是关键的转捩点。

康士坦丁称帝

康士坦丁出生於主後274年，其父是康士坦丢（Constantius），其母为何连娜（Helena）。康士坦丢为政治前途，於292年离弃何连娜，另娶西部皇帝麦克西勉之女为妻；其子康士坦丁被送至皇帝戴克理先的宫廷学习。康士坦丢於293年出任帝国西部的副皇帝。当戴克理先在303年，对基督教会展开全面大逼迫的同时，统领高卢（法国）、西班牙、不列颠的康士坦丢并未严格执行，只是摧毁教堂，并未处死信徒。

主後305年，康士坦丢晋升为帝国西部皇帝，加列流登基为帝国东部皇帝。那时，康士坦丁已是加列流宫廷中的名将，智勇双全，本该出任西部副皇帝，但是加列流百般阻挠。虽然康士坦丢多次要求让其子回到身边，始终无效。之後，康士坦丁终於排除万难，逃回西部，与父亲一同出征不列颠。当康士坦丢於306年7月25日死於约克郡时，部下就拥立其子康士坦丁为帝。

康士坦丁原来与其父一样，信奉太阳神。後来在皇室中，受到一些基督徒的影响。康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名为雅那他施（Anastasia，“复活”之意），即显明了其家族对基督教颇具好感。当康士坦丁於306年即位之後，亦如其父，并未严格执行逼迫教会的政策。其母何连娜也恢复尊荣成为皇太后，并热心维护基督教。康士坦丁受母亲之影响，对基督教产生好感。

墨尔维安桥之役

康士坦丁悔改信主的经过，在教会历史上是颇为脍炙人口的。史家优西比乌（Eusebius，巴勒斯坦该撒利亚的主教）的名著《康士坦丁生平》中，记载了康士坦丁之亲口见证。另外，拉克坦提（Lactantius，小亚细亚的尼哥美地亚的修辞学者，康士坦丁宫廷教师）的著作《逼迫者之死》，也记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主後312年，康士坦丁领军越过阿尔卑斯山，攻入义大利，要与统领义大利与北非的对敌马克森提（Maxentius）一决死战。康士坦丁孤军深入虎穴，马克森提大军驻防罗马以逸待劳，看来占优势的马克森提势在必胜。马克森提本应固守在“奥热良围墙”内，但是他选择出来背水一战，背著台伯河与康士坦丁决战。马克森提出此下策，原因是他在罗马城内，未赢得民心支持，所以决定领军出城，在墨尔维安桥（Milvian Bridge，横跨台伯河）之前，与康士坦丁决战。结果马克森提战败而逃，溺死河中。

民众都知道康士坦丁获胜乃是天意，罗马元老院为他竖立的凯旋拱门（存留至今），上面刻划著马克森提的军兵淹毙於河中。刻文说明康士坦丁的胜利是“神明的帮助”，然而他们所指的是“无敌太阳神”。但是，基督徒都相信这完全是神赐给康士坦丁的胜利。康士坦丁自己也深信这是基督徒所敬拜的神使他得胜。

“靠此得胜”

优西比乌记载，康士坦丁亲口告诉他说∶在领军进入义大利之前，康士坦丁就已经看到异象“十字架横跨在正午太阳之中，上面写者“靠此得胜”。这大概发生在311年秋季抵抗入侵的蛮族（法兰克人）之役时。拉克坦提记载，在312年“墨尔维安桥之役”的前夕，康士坦丁在梦中获指示∶在军兵的盾牌上漆上XP（the Labarum）的记号（X[Chi]P[Rho]是“基督”希腊名字的代表字母，见图1），并将此记号与十字架作为军旗。康士坦丁靠此扭转劣势，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关於此异象与异梦的记载，後世有人提出猜测性的质疑。然而，康士坦丁自311年起“靠此记号，不断得胜”是不容抹杀的事实。康士坦丁自315年起，将XP记号铸造在钱币上（图2），可见其重要性。Labarum成为罗马帝国军旗的标帜。後来当叛教者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361-363）即帝位时，他一反传统想除灭基督教，下令废除Labarum。此军旗明显代表信仰基督，是众所周知的。

初信之时的康士坦丁

虽然康士坦丁深知自己的得胜，乃是拜基督教的上帝所赐，但这并不表示当时他对主基督的信仰是清楚确定的。因为当他凯旋进入罗马城後，仍然接受罗马神教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的名号。他所铸造的钱币上，仍有太阳神的图案。可能当时他并不认为基督教信仰，和他原先所信奉的“太阳神”有任何冲突。另外，他的臣民中有许多仍是异教徒，为了不触犯他们，就暂时保留这些偶像标。

“太阳神教”是当时最流行的异教信仰；根据特土良的说法，许多异教徒以为基督徒是敬拜日头，因为基督徒是在星期日聚会，且向东方祷告。一般民众很容易将基督教与太阳教混为一谈，这可从第五世纪罗马主教利欧（Leo the Great）的讲章中看出∶他责备有些迷信的民众，站在圣彼得教堂的台阶上向太阳致敬，然後才进入教堂崇拜。

康士坦丁在初信之时，对基督信仰的认识不够清楚；并且他一直未领受洗礼，直至临终前病榻上才受洗，因此有些人怀疑他信基督教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是自他313年以後的书信看来，他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是无庸置疑的。从他後来所做的一切事情来看，他深知自己是基督徒皇帝，要尽责保护教会的合一。

至於他临终才受洗，那是当时的一般习惯作法（持续到主後400年），特别是执行死刑流人血者（例如军人官员）。他们认为受洗可洗去受洗之前所有的罪，而洗礼不能重复，所以将洗礼延後至临终前，以保证自己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另外，延迟受洗的原因是，受洗之後必须认真活出洗礼所表明的责任。所以，康士坦丁在337年死前受洗，是情有可原的。

康士坦丁善待教会

康士坦丁并未在其任内定基督教为国教，可能是因“米兰谕令”容许帝国境内宗教信仰自由，且时机尚未成熟，许多权贵臣民尚未归主。基督教成为国教，要到皇帝提尔多修（Theodosius）在位时（379-395）才实现。但是他特别优惠基督教会∶他拨款印刷圣经，建造教堂（罗马的圣彼得与圣保罗堂，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与伯利恒的圣诞教堂）；他将皇后宫殿给予罗马主教，作为座堂；每年国税拨款巨额给教会做慈善事工（叛教者朱利安废止後，继任皇帝再恢复至原有的三分之一，仍是非常可观的数目）。

康士坦丁更致力於将基督教理念付诸实行∶立法保护儿童、奴隶、农夫、囚犯。例如他在316年立法禁止在囚犯脸上烙印，理由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他在321年颁布法令，规定法庭在“可敬的星期日”公休（除了为要在当日释放奴隶之外），星期日不可劳力，除了农场上必要的工作。他也将原来的生活周期，更改为“六日工作，星期日公休”，使星期日成为基督徒敬拜之日，也是安息之日。显然，从康士坦丁主政起，基督教会与罗马政府的关系否极泰来，受苦的教会成为帝国的新贵。

康士坦丁统一全国

康士坦丁的信主与善待基督徒，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东部皇帝理吉纽是异教徒，虽然他与康士坦丁在313年共同颁布米兰谕令，宽容基督教信仰，但是一国两君，势难两立。两雄相争互相猜忌，终於在314年兵戎相见。战败的理吉纽被迫放弃四分之三的领土。

帝国东部的基督徒当然是心向康士坦丁，理吉纽担忧人心思汉。康士坦丁又与帝国东邻“亚美尼亚”（已经成为基督教国家）结盟，使理吉纽背腹受敌。在319年，理吉纽因迁怒於心向康士坦丁的基督教会，开始在亚西亚与埃及恢复逼迫。他从宫廷中排除所有的基督徒，规定军人必须拜异教神明，禁止京城内的一切教会活动，违者撤职抄家或处死。

当理吉纽恶待靠近“亚美尼亚”边境的基督徒，禁止他们开地区会议，又开始逼迫教会时，康士坦丁就出兵征讨理吉纽。在324年两次陆战与一次海战之後，康士坦丁彻底击败理吉纽，理吉纽战败投降获赦。後来理吉纽因涉嫌谋反，而遭处决。康士坦丁从此统一罗马帝国的天下，教会在帝国东部所受的逼迫至此告终。他召回所有被放逐的信徒，恢复信徒的权利与财产。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也鼓励臣民皈依基督教。

政教合一的影响

当基督教成为皇帝的信仰和帝国的新贵之後，对教会而言未必是件好事，反而带来了祸害。大批民众涌入教会，这些原是拜偶像的人，学了粗浅教义之後就受洗加入教会。但是他们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仍是异教迷信。这些挂名的信徒充斥在教会中，追求政教结合的利益，导致了教会开始世俗化。因此有人说∶罗马帝国腐化了基督教，带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从另一方面来说，罗马帝国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带来社会制度的改革，与真正的中兴。基督信仰更新罗马文化的实例，可从尊重生命与人权来看∶原来希腊罗马社会盛行“弃婴”恶习，将遭弃者（多半是女婴与残障者）弃置於垃圾堆等地。这些婴孩不是饿死，就是被奴隶贩子捡去养大，出售为奴隶或从事不正当职业。只有基督徒是不丢弃婴孩的。

不但如此，基督徒经过路旁，听到弃婴的哭声，就将他们抱回家，养育他们成为基督徒，这在历史上留下佳美脚踪。罗马帝国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就渐次立法以减低“弃婴”风潮∶首先由国库拨款养育儿女的津贴，又采取妥协的过渡方案，容许父母出售儿童，以免他们遭弃。帝国又立法保障婚姻的神圣，保护措施也包括了奴隶与动物。

结论∶“该撒归主”

从康士坦丁的悔改信主，到他於337年离世，是教会历史上的关键时期。他是罗马帝国第一位归信基督的皇帝。在他任内，教会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产生了巨大改变，影响了後来中世纪的“政教关系”，直到今日。康士坦丁在325年以皇帝的身分，在尼西亚召开了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影响後世深远。

对於康士坦丁所作所行，後世史家有不同的评论，褒贬参半。但是对於当时的教会而言，康士坦丁的确是上帝的仆人，受差来保护教会的君王。康士坦丁本人也是自认如此。他曾经在主教会议上说∶“你们是教会之内的主教，我是上帝所设立，作为教会外之人的主教”。他离世後，被东方教会封为圣徒，称为“众使徒同辈”（peer of the Apostles）。

“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太》22∶21）。到了主後第四世纪，该撒（罗马皇帝）不再敌挡上帝，终於归主，因为该撒本来就是在上帝的主权下。感谢神，完全是靠著　的恩典，康士坦丁成为“神的仆人”（《罗》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