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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6


《先賢所信──早期教會史話》21-25呂沛淵著


原刊於《舉目》雜誌第7期至46

目錄


21.圣洁没有瑕疵


自从主後313年宽容宗教自由的“米兰谕令”颁布以来,基督教会在罗马帝国不再遭受大规模逼迫,但却必须处理善後──如何对待变节背道者。一般来说,东部教会认为烧香献祭者是背道者,交出圣经与奉献盘者的“交出者”(traditores)则从轻发落。西部教会虽然遭受逼迫的时间与程度较短少,也受影响的地区有限,但是却对“交出者”处分则看法不一,特别对圣职人员的惩戒轻重,双方激烈争辩,甚至导致教会的分裂。

迦太基的争论

北非迦太基的主教孟苏瑞(Mensurius),曾屈从当地政府,停止公开聚会。他未曾交出圣经,只将异端书籍充数,交给警察了事。他的对策是息事宁人,安静等候逼迫风暴过去。罗马主教马歇林(Marcellinus)也曾交出圣经。

但是在迦太基所在地的努米底亚省(Numidia),交出圣经者是大逆不道,交出其它书籍(例如有位主教交出医学书籍)为警察所接受而过关者,也被认为是贪生怕死、不愿殉道之辈,其心态与交出圣经者是一样的,当受同样的惩戒。对持守这种立场的人来说,若不如此,则那些宁死也不交出圣经(或不以其它书籍顶替)的殉道者或受刑者,岂不是白白牺牲了吗?

孟苏瑞主教认为执意不愿与警察合作,不作任何妥协,只会刺激当局做出更严厉的逼迫措施。这种作法在当地却遭受严厉的批评。所以,凡是不肯与当局合作而被捕下狱,又指责孟主教作法的人,就与他划清界限。他的主要助手凯其良(Caecilian)甚至在监狱门口放哨,不准许会友探监送食给这些指责主教的“宣信者”(Confessors,为宣告信仰而遭受刑求不屈的服刑者)。

孟主教在312年过世後,凯其良由三位乡村主教仓促按立为继任的主教,而这三位主教中有一位名为腓力斯(Felix),是众人皆知的交出圣经者。此举在努米底亚省引起议论纷纷,由“交出者”参与按立圣职的主教,被认为不合乎圣经,所以无效。努米底亚“严格派”的70位主教们,就按立梅约瑞纳(Majorinus)为迦太基的主教。如此一来,双方对立,造成当地教会的分裂。

梅氏於313年过世,继承的领袖是多纳图(Donatus),所以反对凯氏为主教的群众,被称为是“多纳派”(Donatists)。

诺瓦天派的前例

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与加列流的逼迫之後,在北非所引起的“多纳派之争”,可说是历史重演。因为约在半世纪之前,在德修皇帝251年的逼迫之後,在罗马与北非等地的“诺瓦天派”(Novatians)所提出的争论,也如出一辙。

当时罗马的长老诺瓦天严守传统立场,认为教会无权赦免背道者,只能为他们祈求在末日审判时得著神的怜悯。然而,持宽大立场的哥尼流(Cornelius)认为,主教能赦免背道这样的重罪。

关键在於∶教会是“圣洁子民的团体”或是“蒙恩罪人的学校”?早期教会传统看法是注重教会的“圣洁性”,认为背道者是离弃信仰,不能得赦免、重回教会。但是在德修皇帝大逼迫之後,面对为数不少的背道者,教会领袖逐渐看到问题亟待解决,处理背道者的作法则偏向“实际性”。

“从宽派”认为,若有真实悔改的凭证,就可接纳背道者再度回到教会。当时较具代表性的考核办法,有下列四步骤∶一、“痛悔期”,每主日崇拜时跪在教堂外哀哭痛悔;二、“听道期”,进入教堂走廊旁听证道;三、“跪拜期”,进入教堂大厅,聚会时跪立,圣餐时退席;四、“站立期”,可站著参加聚会。

经过这四阶段考核之後,就可以同领主餐,恢复与众圣徒的交通团契。原则上,是每期一年,实际执行时可长可短,视当事人的表现决定。

各地教会执行的程度不一,有的认真,有的松弛。

“从宽派”的立场越来越获得多人支持,教会不愿拒绝背道者回归教会,只有在施行惩戒之後接纳他们。明显的,要实际解决群众问题,“从宽派”的作法必然是占上风。所以,在罗马主教殉道之後,251年选举继任主教时,主张严守教会“圣洁性”的诺瓦天落选,主张解决“实际性”的哥尼流获多数支持,被选立为主教。在罗马教会居少数的“从严派”,就按立诺瓦天为主教,脱离大公教会。各地不满“从宽派”作法者,就加入诺瓦天派。

诺瓦天派的信仰,在北非与小亚细亚相当兴旺,一直延续到第五世纪,才不见踪影。

居普良与司提反之争

当时北非迦太基的主教是居普良(Cyprian),他原先持传统立场,认为没有任何人有权赦免背道之罪,当事人必须面对最後审判。後来,他在德修逼迫期间隐藏避难,逼迫之後回到岗位,他的立场改变为主教可以赦免背道的罪。

他写了一篇情词并茂的〈论教会的合一〉,来强调主教制度是保障教会合一的关键。他也强调施行圣礼者与圣礼本身不可分,若是施行者本身有问题,则所施行的圣礼是无效的。

罗马主教司提反(Stephen254-256)的看法与居普良不同,认为圣礼的有效性在於圣礼的正确施行,不在乎施行者。两位主教的争论暂时无法解决,後来双方都在皇帝瓦勒良逼迫时期(256-258)为主殉道。

後来,亚历山大主教丢尼修(Dionysius)出面调停,提出和平方案,使得罗马与迦太基双方勉强同意恢复交通,保留各自看法。所以,迦太基继续坚持居普良的“圣礼论”,直到第四世纪“多纳派争论”发生时。

上告康士坦丁

当康士坦丁在“米兰谕令”之後,发回没收的教会财产,以及补偿损失。在北非努米底亚省的教会分成两派∶凯其良主教的“大公教会派”(与一般教会来往交通),与反对他的“多纳派”(自称为“殉道者的教会”)。

313年,多纳派上诉皇帝说他们才是真教会,因为凯其良的按立圣礼是无效的(因为施行按立圣礼者有问题)。这是努米底亚省多数主教与会众的看法,其根据是居普良多年以来的“圣礼论”。康士坦丁徵询其教会事务顾问胡西亚(Hossius)的意见,胡氏是西班牙克多瓦的主教,建议皇帝采取罗马主教的立场。

康士坦丁依据胡西亚的建议,指派高卢的三位主教,以罗马主教为首(由他选派15位义大利主教协助)组成调查委员会。罗马与高卢的主教裁定凯其良的主教职位是有效的,条件是凯其良必须放弃居普良的圣礼论。多纳派不服此裁决,继续上诉。康士坦丁於314年在高卢的亚尔列(Arles)召开西方教区大会来审理此案,共有23位主教参加,其中三位来自不列颠。大会结论是维持罗马主教的裁决,圣礼的有效性不在於施行者,多纳派对凯其良的指控不成立。

多纳派继续抗争

多纳派秉持教会必须圣洁,不容妥协,就决定与凯其良的教会分开。於315年正式按立多纳图为他们教会的主教,断绝与凯其良以及支持他的教会的关系。多纳派走上诺瓦天派的路线,与东西方大公教会切断关系。

他们继续上诉皇帝康士坦丁,康士坦丁就於316年正式宣告凯其良无罪,并以武力镇压不服皇帝宣告者。但是,多纳派并未因此就销声匿迹,反而是愈加抵抗。武力镇压并未生效,多纳派继续为生存而奋斗。

多纳派在多纳图有力的领导下,也结合了北非反抗罗马的民族主义。他们称“大公教会”为“大海那边的教会”,视大公教会的主教们为帝国政策执行者。当多纳派上诉皇帝失败後,就宣称“皇帝与教会有何关系?”他们强调教会有属灵的权柄,不是皇帝能干预的。

到了奥古斯丁任北非西坡主教时,多纳派仍然势力强大;虽然奥古斯丁多方规劝,但是他们不愿归回大公教会。双方仍然争辩,各自解说当初分裂的原因。

41156月,皇帝特使在迦太基召开的会议,是多纳派最後一次公开申辩。残存的会议记录显示∶多纳派拒绝与“不敬虔的”大公教会代表入席同坐。後来,皇帝昂那瑞(Honorius)於4121月宣布多纳派为非法,圣职人员遭放逐,会员按社会阶级处以罚金,没收教会财产。

多纳派经历罗马政府多方镇压,以及第五世纪蛮族汪达尔人(Vandals)入侵统治,都仍存留。後来,皇帝游斯丁尼在第六世纪收复北非时,仍无法除灭多纳派。到了罗马教皇大贵钩利(Gregory the Great)时,也抱怨努米底亚省当地政府不愿严格执行“反多纳派”的法律。

然而,到第七世纪回教大军席卷北非时,多纳派才与大公教会一同被扫除。

历史的鉴戒

“多纳派的抗争”是教会历史上的悲惨教训,本来问题是如何处理逼迫中的背道者,特别是圣职人员,却导致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悲剧。从“圣礼的有效性”到“教会的惩戒”,这些都是重要的“教会治理”课题,本该根据圣经的原则慎重讨论,无奈“宽大派”或“严格派”双方都缺乏耐心,又有私人恩怨卷入∶孟苏瑞对待反对者过严,凯其良竟然禁止信徒探望坐监受刑的“宣信者”,凯其良又与梅约瑞纳的家族有嫌隙,凯其良又仓促行按立礼(未按常规谘询努米底亚的众主教们),这些都是造成关系决裂的因素。

分裂的导火线,在於“交出者”腓力斯是按立主教团的成员,虽然腓力斯不是背道者,但是在“宣信者”眼中是一失败的见证。对圣职人的生活见证,理当是比一般会员的要求为高。显然凯其良虽然同意居普良的“圣礼论”,但是认为腓力斯交出圣经只是权宜之计,不认为他是失职的主教。如果凯其良回避腓力斯,另请其他主教参与按立圣职,就可避免落人口实。努米底亚省的主教们,应当与凯其良一同商议如何解决难题,例如重新按立或澄清立场,而非另立主教分庭抗礼。

今日教会面对“惩戒纪律”问题,多半是“从宽派”的立场,但是不少时候已经“宽大”到违背圣经的程度,带来“各堂会任意而行”的乱象。

“实际性”的考虑,不能超过“圣洁性”的真理界线。这是“多纳派”对的坚持,这是保持教会洁净的依归。坚持“圣洁性”,必须具有“实际性”可行方法。这是“大公教会”的主要考量,也不容忽视。二元对立划分,在出发点上就已经埋下悲剧的种子。

其实,圣经真理既是“圣洁”又是“实际”。圣经真理不容妥协,因为是我们成圣的准绳标竿。“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1717)。主耶稣颁布“大使命”,要教会领袖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2819-20)。教会必须按照圣经,严格施行管教惩戒天国子民,此为“天国钥匙”的捆绑与释放(《太》16191815-18)。然而,教会按照圣经施行管教时,必须要“同心合意,奉主的名聚会,祈求主的旨意”(《太》1819-20),如此才可以避免在做法上过严或过宽。

多纳派与大公教会的分裂,削弱了教会力量,也瓦解了团结的士气,以致不能抵御蛮族汪达尔人与回教军队的入侵。罗马主教在纷争过程中的领导决策,也助长了中世纪教皇制度的萌芽。这些都是负面的结果。

结论

皇帝康士坦丁在处理“多纳派之争”时,主要关切在於维持教会的安定与合一。他认为自己是教会的保护者。他的作法是尊重罗马主教,後来召开“亚尔列大会”来定案,这都助长他处理教会争议的经验,以面临数年之後更大的挑战。

康士坦丁在324年击败理吉尼,来到帝国东部时,发现东方教会因“亚流”(Arius)异端问题濒於分裂之际,他先派胡西亚主教来处理,後来又召开“尼西亚大公会议”。“尼西亚大会”的影响重大,因为面对异端的冲击;相形之下,“亚尔列会议”只是处理内部“多纳派”纷争,但是却为“尼西亚大会”制胜“亚流异端”的模式奠基铺路。这都显明“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主的教会得益处”。


22.尼西亚大会

当罗马皇帝康士坦丁於主後324年,在东部彻底击垮对手理吉尼之後,成为罗马帝国全境的共主。康士坦丁来到帝国东部,很想亲临圣地,在约但河受洗。但是东部的教会当时正陷於纷争之中。虽然北非教会的“多纳派之争”令他颇伤脑筋,但是东方教会的问题更为严重,濒於分裂边缘,即著名的“亚流之争”(Arian controversy)。

争论的背景

亚流(Arius)是埃及亚历山大的一位长老,是保卡里(Baucalis)堂的牧师。他原是利比亚人。後来在安提阿的神学院受教,是大师路西安(Lucian)的门生,而路西安是撒摩撒特的保罗(Paul of Samosata)的学生。保罗是安提阿的主教(260-272),因其否定基督的神性而被“安提阿会议”定为异端。亚流的神学背景是师承安提阿学派,此学派较强调圣父与圣子的不同,以及基督位格的人性。

亚历山大当时的主教是亚历山德(Alexander),他的神学背景正属於当地的“亚历山大学派”,此学派较强调圣父与圣子的合一,以及基督的神性。这与“安提阿学派”形成尖锐的对比。亚流认为亚历山德的神学讲论有异端之嫌,因此引发了连串的冲突纠纷。这其中固然有不同学派门户对立的远因,但是关键在於亚流个人的神学思想的发展,由极端进入异端。

亚流的教训

亚流用人为理性的逻辑推论,来解释“神的独一性”,却偏离了圣经“三位一体”教义真理的奥秘。亚流发展出其特异说法∶“圣子是受造的,不是永恒存在的”。他并未将其论调局限於神学研究圈内,反而公开说∶“圣子曾经不存在”,甚至将这些神学思想编成流行诗歌,教导亚历山大的水手渔夫吟唱。这导致他与主教亚历山德的争论扩大恶化。在318年爆发成公开冲突,事情越演越烈。

最後,亚历山德於321年在亚历山大召开埃及与利比亚地区会议,有一百位主教参加。会议定亚流为异端,革除其长老之职。然而,亚流已经在亚历山大形成不小的势力,并且在东方教会的领袖中,也有不少人同情或支持他,如安提阿学派的人,特别是路西安的门生。他们并不真正清楚亚流的异端思想,以为亚历山德仗势欺人打压异己。亚流仗著这些友伴的支持,敢於与亚历山德对抗。

康士坦丁的介入

在埃及境外,亚流获得一些主教的支持,其中有著名的教会史家“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以及皇帝行宫所在地“尼哥美地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Nicomedia)。这两位颇具影响力的同名主教,支持亚流,反对亚历山德。这造成东方教会的极大危机。康士坦丁知道事态严重之後,立刻写信给亚历山德与亚流,表示他愿意居中调停。康士坦丁後来发现和解无望,因为身为信徒的他,无法调停神学家之间的对立冲突。

所以,康士坦丁当机立断,取消到圣地朝圣之旅,派遣他的教会事务顾问胡西亚(Hosius,西班牙卡多瓦Cordova的主教)到东方来,调查真相并调停和解。康士坦丁也决定於325年於安卡拉(Ankara),召开东方主教们的大型会议,来彻底解决此“亚流之争”以及其它问题,使得东方教会能合一与统一。

胡西亚主教来到亚历山大调查之後,支持亚历山德,反对亚流。然後,他到叙利亚的安提阿,仔细了解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与其他主教的立场。胡西亚在安提阿召开并主持会议,暂定开除优西比乌,等待安卡拉大会时确认。显然,胡西亚已经在大会之前断案,有些人不服。康士坦丁立刻反应,将大会地点由安卡拉转移至尼西亚(Nicaea,位於小亚细亚西北部,是交通枢纽)。因为尼西亚靠近皇帝行宫尼哥美地亚,皇帝可以亲自主持会议的进行。

众主教的大会

康士坦丁对此次会议的重视,可从其安排得知∶皇帝发函邀请全国主教到尼西亚开会,由政府提供高官级的交通工具,负担全部与会人士的膳宿费用,每位主教可携同两位长老和三名侍从参加,亚流是当事人当然赴会。当时全国主教人数,东方约有1,000名,西方约有800名。由於是东方教会中的争论,所以东方教会的主教们热烈响应。

“尼西亚会议”在教会史上被称为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因为会议代表众多,总共约有318位主教参加,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东方主教,甚至包括来自帝国境外的波斯等地。西方的代表人数甚少,因为路途遥远,除了卡瓦多主教胡西亚,以及罗马主教西维司特(Sylvester)所派来的两位长老之外,只有四、五位出席。其中有迦太基主教凯其林,与来自米兰和高卢的主教。

参加会议的主教中,壁垒分明的亚流派与亚历山德派代表,各占约20位,仅是与会者的少数,其馀大多数是不清楚状况,或未持定见的中间派,而以史家“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为首。皇帝因尚未受洗,乃担任名誉会长,在紧要关头发言,提议,裁决。会议的进行由胡西亚与优西比乌,以及亚历山大主教与安提阿主教,轮流担任大会主席。

主後325520日,康士坦丁在尼西亚,亲自主持大会的开幕式,典礼隆重庄严,皇帝语重心长地呼吁主教们,要达成合一与和睦。他立时宣布撤销对该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的制裁,明说优西比乌的信仰是正统的。显然,康士坦丁是要赢回“中间派”的人心,给不同立场的主教们公平、公正、公开的机会,来面对问题、解决争论。

争论的双方

亚流派的主力战将是尼哥美地亚主教优西比乌,他是亚流的昔日同窗好友。由於他是皇帝行宫所在地的主教,他在教会界与宫廷中的影响力日益加增,後来出任罗马帝国新都康士坦丁堡主教。康士坦丁在337年死前受洗,施洗者就是他。此人足智多谋,政治手腕厉害,在尼西亚会议之後,领导亚流派的反扑得势,造成亚流派在政治上的胜利。

亚历山德是正统信仰派的领袖,获得一些主教的支持。他最得力的助手是亚历山大城的执事长(在当时是主教或长老的助理)亚他那修(Athanathius)。他是年轻有为的神学家,已经出版其名著《圣道成为肉身》(On the Incarnation of the Divine Word)。他洞悉亚流异端思想的严重後果,後来继任亚历山大主教,领导正统信仰派坚守尼西亚信经。他虽然多次遭受亚流派的政治迫害,但是坚持作为中流砥柱,死守善道,使得正统信仰至终得胜亚流异端。

会议的进行

亚流派率先提交大会讨论的信仰告白,经亚流仔细解释之後,震惊了许多原先同情他的“中间派”主教。他们到此时才真正明白亚流否认了基督与圣父同本质的神性。结果在激烈的喧嚣抗议声中,愤怒的主教们将亚流的信仰告白撕成碎片。甚至以仁慈怜悯、扶弱济贫著名的每拉主教尼古拉(St. Nicholas of Myra,他就是“圣诞老人”传奇人物Santa Claus),也忍不住亚流如此否认基督的神性,一气之下上前掌掴亚流耳光。尼古拉此举立刻遭到当庭申诫,他立即为其冲动行为道歉。

後来,“中间派”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提出自己教会教导受洗者的信仰告白,也是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使用的传统告白。其中,基督被称为“神之神,光之光,生命之生命,独生子,首生於一切受造物,在万古之先为父神所生,万物也是藉著他造的”。此告白的宣认是正统的信仰,承认基督的神性。但是并未对大会所讨论的争议,提出明白清楚的答案。所以,连亚流派也表示愿意接受此告白。

“圣父与圣子同一本体”

正统派主教们,在亚他那修幕後建议之下,看出此告白给予亚流派有投机取巧的馀地,就采取成熟的策略∶一面表示对此告白的大致赞同,一面提议作少许的修订∶“┅┅独生子,与圣父同本质,神之神,光之光,真神之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圣父同一本体(homo-ousios)┅┅”。并且在告白结尾加上“反异端的咒诅”∶“那些说‘他曾经不存在’,‘他在受生以前不存在’,‘他存在是来自虚无’,或那些主张神的儿子是‘属於另一本体’或‘被造’或‘能改变’或‘会变异’──圣而公之使徒教会予以咒诅”。如此一来,亚流与其同路人就没有任何回转妥协的馀地。

康士坦丁明白真相之後,察觉大势所归,知道优西比乌所提的传统信仰告白,并未真正解决争论的关键问题,不会得到大会通过。他就赞同将“同一本体”加入信仰告白中,以杜绝亚流异端“相异本体”(hetero-ousios)的看法,彻底解决争端。於是,主席胡西亚就请大会书记诵读此经修订的信仰告白,大会通过此“尼西亚信经”。绝大多数的主教都签名认同此正统信仰的根基性告白。胡西亚首先签署,接著是代表罗马主教的两位长老。这是教会有史以来,第一次签署的信仰告白。

亚流被定罪

“中间派”首领该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经过为期一天的审慎考虑,决定签署,并正式发函给其教区说明理由。“亚流派”的尼哥美地亚主教优西比乌,与尼西亚主教提阿格尼,两人同意信经,但拒绝接受那四条反异端的咒诅。因此他们遭到撤职并放逐的判决,经过一段时间,他们也接受大会的所有决议,得以恢复原职。最终只有两位来自利比亚的主教始终拒签,他们与坚不悔改的亚流,一同被放逐至以利哩亚Illyria(今日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等地)。

尼西亚会议继续处理其较小议题∶复活节日期的统一,埃及米利都派的纷争,制订教会法20条款,以维持教会纪律。康士坦丁非常满意会议结果,就於729日(就是他登基皇位20周年纪念日)在皇宫宴请所有与会的主教,致词嘉奖,遣送他们安返家乡,结束了这历史性的“尼西亚会议”。

结论

“尼西亚会议”被称为第一次“大公会议”,是自从“耶路撒冷会议”(《徒》15章)之後最重要的教会会议。亚他那修称之为“得胜一切异端的真正里程碑与记号”。皇帝康士坦丁与後来罗马主教利欧一世,都认为“尼西亚信经”是圣灵亲自感动的结果。希腊教会定每年“五旬节”之前的主日,为尼西亚日,记念庆祝之。

对於今日教会而言,“尼西亚信经”不容遗忘。虽然尼西亚大会显示了人的软弱与失败,但是“尼西亚信经”确认了“圣父与圣子同一本体”与“圣子基督永恒的神性”之圣经基要真理。虽然亚流及类似异端思想并未从历史上消失,甚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例如16世纪的“苏西尼派”与今日的“耶和华见证人会”),但是基督教会在神带领之下,屹立在“尼西亚信经”坚固磐石上,得以胜过异端危害。我们这些後世子孙活在轻看“教义”、“信经”的後现代,对“尼西亚大会”除了心存感恩之外,更应谨记教义真理的绝对重要性,因为“根基若是毁坏,义人还能作什麽呢?


23.持守真道

主後325年的“尼西亚会议”,是教会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处理“亚流派之争”,结果亚流派被定为异端,保守了基要福音真理。此外,“尼西亚会议”讨论了如何使埃及“米利都派”与“大公教会”复合,制订了20条教会法规,并统一了“复活节”日期。

米利都派之争

埃及米利都(Melitius)派的纷争,与北非迦太基的“多纳派之争”相似。多纳派痛斥那些在政府逼迫之时“交出圣经者”,而米利都派则是非难那些顺从政府命令停止聚会的主教。

在戴克理先大逼迫时,亚历山大的主教彼得逃离教区,停止聚会。埃及南部的来可波立(Lycopolis)主教米利都来到亚历山大,见聚会停止又无人牧养,就接管教会按立同工。彼得主教闻讯,视米利都此举为越俎代庖,窃夺其职,就急忙返回亚历山大,开除米利都教籍。米利都带领跟随他的会众,另组“米利都派”教会,分庭抗礼。

虽然後来彼得主教也为主殉道,但是并未挽回分裂状态。

米利都派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在逼迫中至死忠心的真教会。此纷争虽然并未闹大,但是持续到尼西亚会议时。显然在皇帝康士坦丁盼望合一的努力下,尼西亚会议裁定双方妥协和好方案∶米利都派的圣职人员仍保有其事奉,但必须顺服亚历山大主教亚历山德(Alexander)的权柄;如果同一区域的大公教会主教离世,则米利都派的主教可承接其职。

虽然此和解方案用心良苦,但是并未解决实际问题。双方仍然对立,维持分裂状态,给後来在328年继任的亚历山大主教亚他那修(Athanasius)带来难题。

20条教会法规

尼西亚会议制订“教会法规”,这是首次超出地方会议之上,在大公会议制订教会的行政规则。主要目的在於将地方堂会与主教纳入教区体系。“尼西亚会议”定规∶主教不可自行更换教区职位,以防其随己意调升;同一省分内的主教们组成主教会议,来处理该区的圣工;主教按立,应由在该省分内所有主教们一同按立(如果有困难,至少要有三位主教来按立);该省分的大都会主教,对该区内的主教选任与按立,具有否决权。

如此一来,巩固了原有的地方教区制度,并加重了大都会主教的中央权责。此外,尼西亚会议又依照自古以来的惯例,正式承认“罗马,安提阿,亚历山大”三大都会的主教为“主教长”(Patriarch),他们的裁判权延伸到周围的其它省分。尼西亚会议又特别尊荣耶路撒冷主教区,这使得其主教在451年获承认为“主教长”。由於康士坦丁建立“康士坦丁堡”为帝国的新都,所以其主教在334年也获承认为“主教长”的地位。到了主後第五世纪时,整个帝国共有五大“主教长”。

复活节日期的统一

在第二世纪时,教会庆祝复活节当在哪一日,有两种算法∶在小亚细亚的多数省分,是根据犹太历法,在尼散月14日记念主基督的受死与复活;其它地区(包括罗马教会)则是以主日来记念庆祝。换言之,“十四日派”是以该月第14日来守节,不论那日是否为主日,而其它教会皆是以“七日的第一日”来庆祝,不论那是该月的哪一天。

尼西亚会议为了使各地教会都在同一天记念复活节,就裁定遵从大多数教会的作法,统一以“主日”为复活节。大会指派“亚历山大教会”根据阴历计算,每年都事先通告各地教会,该年的复活节是在哪一日。所以,每一年亚历山大主教要发出此著名的“复活节文告”(Festal Letter),告知所有主教当年的复活节日期。所以,当亚他那修出任亚历山大主教时,他就把握机会在每年的“复活节文告”中,讨论与普世教会有关的议题。例如在其所写的“367年复活节文告”中,提到新约正典27卷书目,表示当时普世教会皆已认信新约正典。

优西比乌的反击

虽然“尼西亚会议”定亚流信仰为异端,但是“亚流派之争”却未告结束。康士坦丁在位期间,“尼西亚信经”是正统信仰的准绳。然而,亚流派却能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一精明杰出的领袖,尼哥美地亚的主教优西比乌(Eusebius of Nicomedia,图一)。他利用其身为皇帝行宫主教的优势地位,以政治手腕一步一步淫除异己。虽然他在325年夏天签署了“尼西亚信经”,众人皆知他不是真心真意。一个月之後,他竟然在尼哥美地亚接纳亚流,同领圣餐。此举令皇帝大怒,立刻将其放逐。但是不久之後,他获释召回,出任皇帝首都主教。

优西比乌此後获得皇帝信任,成为教会事务的主要顾问。他致力於对付坚守“尼西亚信经”的三位主将。首先中箭下马的是安提阿主教游斯塔(Eustace),被控行为不检,又批评皇帝母亲,所以,约在330年经由当地主教会议开除,皇帝判其放逐终生不得返回。第二位要对付的是亚历山大主教亚他那修,这对优西比乌来说,较为棘手。

对付亚他那修

亚他那修於328年被选立为主教之後,就收到康士坦丁信函,说亚流已经悔改,签署了尼西亚信经(除了少许个人的保留),应该被接纳回亚历山大,恢复交通。亚他那修坚持立场不肯妥协,拒绝接受未全心归正的亚流。皇帝召见亚他那修,要他说明拒绝的理由,听了之後,为亚他那修守正不阿的品格所感动,就不再坚持其要求。

但是亚他那修在埃及面临麻烦,因其严格对待不服权柄的米利都派。米利都派抱怨控告他,优西比乌抓住机会,於335年在推罗,由优西比乌党羽把持的主教会议,革除亚他那修的教职。亚他那修赴康士坦丁堡上诉皇帝,但是无效。因为优西比乌与其同党的作证,控告亚他那修曾说∶如果皇帝不支持他,他就要发动罢工,禁运埃及谷物至康士坦丁堡。皇帝大怒,未经查证就信以为真,下令放逐亚他那修至德国莱因河流域的特瑞尔(Trier)。

优西比乌要对付的第三位,是安卡拉的主教马吉罗(Marcellus)。在335年亚他那修被定罪的同年,皇帝邀请帝国东部的所有主教,到耶路撒冷参加他所兴建的“圣墓教会”献堂典礼,同时也庆祝康士坦丁登基30年,计划在典礼中将有一隆重仪式,欢迎十年来归顺“尼西亚信经”的亚流派人士。马吉罗不愿违背良心参加,就立刻被优西比乌党羽,控告为对皇帝不敬,又被冠上异端之名,在336年康士坦丁堡的会议中被革除教职,惨遭放逐。

亚流派的真相

优西比乌领导的亚流派,在淫除上述三位尼西亚的主将之後,在政治上取得绝对优势。虽然亚他那修在335年被放逐,但是因为对他没有任何教义上的指控,所以康士坦丁并未剥夺其教职。而埃及的主教们与民众,总的来说仍是忠於被放逐的亚他那修,仍然拒绝亚流回归亚历山大教会。亚流只好回到康士坦丁堡,孤苦伶仃被人遗忘,不久之後(336年)过世。亚流死前,就不满优西比乌党羽不再支持他了。

其实,“亚流派”人士并非拥护亚流本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亚流派,他们曾说亚流只不过是一名长老,主教们怎麽会是被长老来领导。所谓“亚流派”,是指支持亚流的“隶属论”(Subordinationism)思想(认为圣子隶属於圣父,与圣父本质不同),反对尼西亚信经的“圣父与圣子同一本质”的信仰。所以,最後连亚流自己也明白,他早就被亚流派人士遗忘了。

康士坦丁於3375月过世,死前穿著初信者白袍,由优西比乌为其施洗。康士坦丁死後,葬於康士坦丁堡的“众使徒教堂”。令人欷嘘扼腕的是∶虽然康士坦丁召开的尼西亚会议,禁止了公开形式的亚流主义,但是到康士坦丁死时,亚流派人士在政治上得势。东方教会中的亚流派,继续得到继任皇帝们的支持。

政局变迁

康士坦丁死後,国土由其三个儿子继承∶长子康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治理西部(不列颠,高卢,西班牙);次子康士坦提二世(Constantius II),统治东部(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埃及);厶儿康士坦司(Constans),统领中部(义大利,北非)。三分天下的局面不能持久,340年康士坦丁二世与康士坦司终於兵戎相见,康士坦丁二世战死,康士坦司统一了帝国的中部与西部。

当康士坦丁大帝过世,三个儿子即位时,容让被放逐的主教们回归,所以亚他那修於337年末,回到亚历山大。然而,亚流派领袖优西比乌获得东部皇帝康士坦提的青睐。

优西比乌於339年从尼哥美地亚调任康士坦丁堡主教长,更加助长其在东部教会的领袖权位。他运用影响力,促使康士坦提下令放逐亚他那修,改派一位亚流派人士贵格力(Gregory)出任亚历山大主教。但是民众不服,只有派兵押阵,护送他上任。

亚他那修在罗马

亚他那修逃往罗马,获得罗马主教朱里雅(Julius)的同情与支持,不久之後安卡拉主教马吉罗也逃难到罗马。在朱里雅的眼中,东方教会被亚流派领袖操纵,愈来愈远离尼西亚信经。由於康士坦司在340年成为帝国中西部的共主,朱里雅获得康士坦司的支持,就挺身而出召开主教会议,宣告亚他那修与马吉罗的革职判决是不公的。东方教会的领袖对西方教会此举大感不悦,认为罗马主教干预东方教会的事务。他们怀疑亚他那修与马吉罗,是用“尼西亚信经”来遮掩“神格一位论”(Monarchianism)异端(认为神只有一位格,具三形态)。所以,他们被革职的判决是合法的。

所以,341年东方教会有97位主教在安提阿开会,宣告他们并非亚流派,否认罗马主教有权做为东方教会的上诉法庭。他们制订了三份信经,来补充并修正尼西亚信经,定罪“神格一位论”,特别指出马吉罗的看法为异端。他们还写了一信仰告白,呈献给西部皇帝康士坦司,因为康士坦司要他们解释其立场。如此一来,东西方教会濒於分裂。

东西方失和

由於康士坦丁堡主教长优西比乌是亚流派,只要他在领导东方教会,罗马主教就不会相信“安提阿会议”的解释。到了341342年冬,优西比乌过世,康士坦丁堡继任人选两派内斗,造成东方教会内部危机。然而,西部皇帝康士坦司国势增强,开始向东部皇帝施加压力,要东方主教们与西方合一。康士坦司在朱里雅的建议之下,劝服了康士坦提一起来召开东西方主教大会,以解决争端。

343年秋,会议终於在撒狄卡(Serdica,今保加利亚的苏非雅)召开,西方主教坚持要亚他那修与马吉罗在场,东方主教们(人数较少)就退席抗议。西方主教们继续进行会议,制订教会法规,确认罗马主教有权处理东方教会的争议,并且还通过容易招致东方主教误解的“信仰宣言”(亚他那修劝阻他们,但是他们并未听从)。此次大会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加深了双方的裂痕。

面对这样的困境,两位皇帝决定东西双方各让一步,来寻求和解。当347年亚历山大主教贵格力过世,东方同意让亚他那修返回亚历山大,恢复原职。因为亚他那修信仰纯正,且受百姓欢迎爱戴。西方同意不再拥护马吉罗,不再要求回复其安卡拉主教之职,因为马吉罗的信仰确有可议之处。如此一来,东西方的争议暂告平息。

结论

亚他那修在埃及民众热烈欢迎中,回到亚历山大。这位曾被放逐两次的主教,终於回到家乡任职。这位在亚历山大事奉,亲身参与尼西亚大会的神学家与牧者,最洞悉亚流异端的底细,是坚守尼西亚信经的主将。他深知若容让亚流派贬低主基督的完全神性,将使得我们失去救恩唯一的中保。他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所以他遭受仇敌多次多方的攻击与迫害。然而他不畏强权绝不妥协,守正不阿死守善道,所以被史家称为是“正统信仰之父”。


24.乱世忠仆

罗马帝国皇帝自康士坦丁以来,在名义上都是基督徒。他们依循康士坦丁的“政教合一”政策,以教会的保护者与领导者自居。在“尼西亚会议”之後,“亚流派”的主教们在政治上的得势,使得坚守“尼西亚信经”正统派人士屡遭逼迫放逐。“亚流派之争”一直持续到主後381年,在“康士坦丁堡会议”才真正告终。

康士坦提拥护“亚流派”

当东西方教会因“亚流派之争”濒於分裂之际,在西部皇帝康士坦司与东部皇帝康士坦提的合作施压之下,於346年,东方同意接纳亚他那修回到埃及,恢复亚历山大主教的职位,而西方不再拥护原安卡拉的主教马吉罗。这暂时平息了东西方教会之争。但是好景不常,主後350年,西部皇帝康士坦司在高卢为叛将麦格南提(Magnentius)所杀,东部皇帝康士坦提领兵争讨,帝国陷入内战。

康士坦提在莫尔撒(Mursa)之役,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平息内乱。在353年罗马帝国再度统一,康士坦提成为东西部的唯一共主。莫尔撒的主教是亚流派的瓦伦斯(Valens),当时他热切为皇帝祷告,此後成为皇帝的心腹,以及教会事务的主谋。遗憾的是,瓦伦斯视亚他那修为眼中钉。

康士坦提本来就受亚流派首脑优西比乌的影响,放逐过亚他那修。

现今又有瓦伦斯为其国策顾问,就更加倒向“亚流派”。作为皇帝的他,深信“中间路线”可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所以,他采取“半亚流派”的妥协路线,有时靠这边,有时靠那边,视大多数的意见为何来决定。

正如研究“第四世纪亚流派”的学者纽曼(J. H. Newman)所言∶“他是在真理与错谬之间,求取无法想像的平衡中心;他轮流放弃各方的立场,自己也无固定立场;他喜爱寻找任何信条信念作为靠山,来使自己得到解脱,但是就是不倚靠真理的所在(指‘尼西亚信经’)。”

西方教会被整肃

亚他那修是死守善道的主教,坚守“尼西亚信经”的基要真理,不容丝毫的姑息妥协。他的个性是守正不阿,他的字典中没有“妥协”此字。所以,亚流派人士都视其为眼中钉,怂恿皇帝康士坦提将他再次放逐。

亚他那修前次遭康士坦提的放逐,是从339年到346年。当他回到亚历山大恢复原职之後,致力於护卫“尼西亚信经”正统信仰,强调“圣父与圣子同本质”(homo-ousios)此词的重要。他於350351年间出版“尼西亚会议信条”,来表明这些基要真理。当时在亚历山大有一位亚流派教师艾依提尔(Aetius),运用其逻辑专长,立论反对亚他那修,提出“圣父与圣子本质相异”(hetero-ousios)的理论,将亚流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亚流派的中兴大将,将之导演成激进立场。他的“本质相异论”成为亚流派的注册商标。

康士坦提既然决定走“半亚流派”路线,采取了瓦伦斯主教的建议,必须先除去亚他那修。由於亚他那修在罗马,得到西方教会的有力支持与长期友谊。康士坦提深知,若再次放逐亚他那修,必会面临东西方教会的分裂问题。所以,他必须先在西方布局,翦除拥护亚他那修的势力。

西方教会以罗马主教为首的少数主教们,了解问题真相,支持亚他那修,坚守“尼西亚信经”,以抵挡亚流派的异端。然而,当初在325年参加“尼西亚大会”时,西方到会代表不到十位,所以绝大多数西方主教不知“亚流派之争”的真相。

康士坦提以皇帝身分,於高卢的阿尔列(Arles353年)与义大利的米兰(355年)召开教会会议。不知详情但是顺命的主教们占大多数,就决议定罪亚他那修。至於那些不肯妥协的领袖们,康士坦提大施铁腕逼迫就范,使他们违背良心签署“半亚流派”的信仰告白,其中甚至包括年近百岁的胡西亚主教(康士坦丁皇帝的顾问,主持“尼西亚会议”)。

亚他那修又遭放逐

不肯就范的少数主教们,不是被撤换,就是遭放逐,例如著名的主教希乐立(Hilary of Poitiers),於356年被放逐到弗吕家。皇帝最难对付的、死也不肯妥协的罗马主教黎比流(Liberius)也於次年惨遭放逐。所以,皇帝在西方的布局完成之後,终於在356年下令再次放逐亚他那修。亚他那修恢复亚历山大主教职位,已经连续十年,如今又遭放逐,仍然至死忠心、毫不妥协。

亚他那修心里早有准备,当皇帝拂逆民情,在356年派兵压境,护送亚流派的乔治(George of Cappadocia)出任亚历山大主教时,亚他那修就逃往埃及内陆沙漠。沙漠中的修士们保护他,将他隐藏以逃避士兵的追捕。在埃及民心拥护之下,亚他那修在沙漠中不断写作送发小册短文,指出亚流派与皇帝康士坦提的错谬,继续维护“尼西亚正统信仰”,奋战不懈。

亚流派掌权

出任亚历山大主教的乔治,是极端的亚流派。357年,安提阿主教职位也落入另一极端亚流派人士犹多西斯(Eudoxius)的手中。这些东方教会重镇“主教长”职位,接连落入极端亚流派手中,在普世教会中亮起红灯。这两位主教深受艾依提尔的思想影响,并不尊重正统信仰的传承,也不看重敬虔的奥秘,乃是全然使用人的逻辑推理来作神学论述。

他们追随艾依提尔的说法∶“圣子的本质,与圣父相异”。他们不仅反对“尼西亚信经”所说∶“圣父与圣子本质相同”,也反对说“圣父与圣子的本质相似”(homoi-ousios)。“本质相似”正是当时东方教会的主流看法,认为以此说法可以防范马吉罗“神格唯一论”的错谬。现今的亚流派已经高喊“本质相异”,连“本质相似”也不能接受。

当安提阿主教犹多西斯大力推销其“本质相异”的亚流派神学,在东方众主教中引起惊讶与困惑时,安卡拉主教巴西流(Basil of Ancyra,马吉罗的继任者)领导许多持“本质相似”立场的主教们,起来抵制亚流派的鼓吹异端。在他们眼中,犹多西斯与乔治主教等人士是不敬虔的理性主义者,会带领教会走向异端沉沦之途。

巴西流透过其与皇帝的个人关系,亲赴康士坦提的皇宫晓以大义,劝服康士坦提接受其看法∶“本质相似”是唯一能维持教会合一,又守住真道信仰的立场。看来,康士坦提暂时接受了他的建议。皇帝原先宠信的教会顾问是瓦伦斯主教,是不折不扣的亚流派,他只愿承认“圣父与圣子相似”,绝不接纳使用“本质”字眼。在357358年间,巴西流与瓦伦斯不断斗争,要争取康士坦提的认同。

“中间妥协”路线

最後,康士坦提决定召开东西方教会的大公会议,来解决“本质相似”与“本质相异”之间的争论。会议在359年召开,但是分两地举行∶西部会议在义大利北部的瑞米尼,东部会议在基利家的西流基。这样的安排,使瓦伦斯稳操胜券。因为瓦伦斯主教在西部独揽大权,在先开的西部会议中,他迫使西部主教们顺从康士坦提之意,通过了皇帝所认可的“中间妥协”的信仰告白。

既然西部会议已经弃守“尼西亚信经”的正统立场,继而召开的东部会议(由安提阿的犹多西斯,与亚历山大的乔治所主导),亚流派轻而易举的粉碎了巴西流“本质相似”派的梦想。

东部的主教们也勉强通过“中间妥协”的信条,与西部主教们一样。不但如此,在360年,犹多西斯还被调升至康士坦丁堡主教。同年,为了庆祝康士坦丁堡的新建教堂献堂,又召开大会,正式通过宣告“圣子与圣父相似”的信经,删除“尼西亚信经”中的关键字“同本质”(homo-ousios)。

357年至360年的争论,终於落幕。巴西流与“本质相似派”的主教们,被罢黜或放逐。“亚流派”在政治上的全然得胜,康士坦提的“中间模糊”路线离弃了“尼西亚信经”。难怪耶柔米(Jerome)後来写道∶“整个世界都在叹息,惊讶发现自己变成了亚流派”。外表不敢表态,但心里支持“本质相似”立场的多数主教们,看见走“中间模糊”路线的後果不堪设想,不得不反省承认∶亚他那修坚守“尼西亚信经”真是中流砥柱。

东西方的差异

万事互相效力,因著“亚流派之争”,东部教会的主教们开始认真严肃思想“尼西亚信经”坚持“圣父与圣子同本质”的真正意义。从325年“尼西亚会议”以来,康士坦丁皇帝任内,“尼西亚信经”是正统,“亚流派”必须虚伪迁就,“正统派”以为相安无事。但是到了康士坦提掌权时,“亚流派”的中兴得势,促使东方教会领袖们认真反思,安卡拉的巴西流就是明显的例子。

东方教会长久以来的传统,是强调“三位格一本体”真理中的三位格区分(three persons [hypostasis]),对於西方教会中的异端“撒伯流主义”(Sabellianism,是“神格唯一论”,认为神只有一位格,以三形态展现,也称为“形态论”)戒慎恐惧。这就是他们坚拒马吉罗主教回任安卡拉主教的原因。

西方教会的主流立场,是强调“三位格一本体”真理中的“同一本体”(the same beingousia),对於东方教会中的受希腊哲学影响的“俄利根派”(Origenism,是“隶属论”,认为圣子在本质上是次等的,隶属於圣父),视之为类似“三神论”。这就是为何他们反对“亚流派”逼迫亚他那修的原因。

亚他那修的洞见

亚他那修在埃及沙漠中,继续写作反对“亚流派”的信仰立场,进深解释“尼西亚信经”中“同本质”的真正意义。他从350年起,就致力讲述写作指明“亚流派”异端危害教会的真相。而巴西流主领的“本质相似派”,经过数年斗争之後,终於认清“亚流派”在骨子里是“隶属论”异端,所以,亚流派才会处心积虑要删除“尼西亚信经”中“相同本质”的字眼。

到了360年亚流派在政治上大获全胜之後,亚他那修看见巴西流及其友人,与他一样认清了真相。亚他那修明白∶“本质相似派”不是反对“尼西亚信经”,只是担心“本质相同”用词,会被人误会成“撒伯流主义”;他们以为使用“本质相似”可排除任何“形态论”的阴影。所以,争论的关键,主要不在用词(“本质相同或相似”),乃是在於用词背後的观念。

所以,亚他那修伸出欢迎的手臂,说∶“那些接受‘尼西亚信经’但是对‘同本质’用词有所保留的人,我们绝不可视之为敌人;我们要与他们一起讨论,视之为弟兄的关系;他们也是如此待我们,争论只是在用词罢了”。而巴西流派在亚他那修引导之下,视他为年长智者听其规劝,日渐明白“本质相同”是圣经真理,而“本质相似”不足以根除亚流异端。

结论

处於後现代的今日教会,在面临真理信仰之争时,许多人采“息事宁人,博采众议”的“中间模糊”立场,将基要真理相对化,与康士坦提皇帝相似。究其根本原因,在於没有“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就不能“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下场必是“随波逐流,随流失去”。

反观亚他那修,不论得时不得时,都死守“尼西亚信经”善道,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是“忠心”的仆人;他为人正直,不哗众取宠,不攀言附势,是“良善”的仆人。他有从上头来的智慧,能分辨清楚,接纳巴西流等人士,领导他们归正,真是“有见识”的仆人。这位“正统信仰之父”真是“忠心良善,又有见识”,所以是“乱世忠仆”。


25. 夜尽天明

皇帝康士坦提於361年过世,由朱里安接任皇帝。朱里安(Julian)原是康士坦提的近亲,当初康士坦丁死时,手下军兵不愿皇权外落,就将其三子之外的堂表亲戚一概杀尽。然而,朱里安与其兄迦勒斯(Gallus)幸免於难。後来朱里安被康士坦提重用,出任帝国西部皇军的总司令。当康士坦提驾崩之後,他顺势继任皇位,对教会带来极大影响。

叛教者朱里安

朱里安自幼在基督教皇室中长大,但是其宫廷教师颇具自由派倾向,灌输许多希腊古典思想给他。又因宫廷屠杀事件,朱里安痛恨这些名不符实的基督教皇室人士。其青少年期,从事神学研究,受洗归信基督教,甚至担任教堂中的读经者。但是他18岁之後,想脱离皇帝康士坦提的管制,就热衷於古罗马神教,与当时之异教徒人士往来密切。

朱里安於350351年间,在以弗所受到新柏拉图哲学吸引,又被异教邪术影响,所以受蛊惑放弃基督教信仰,从此醉心於古罗马神教迷信。354年,其兄迦勒斯因参与阴谋叛变,被康士坦提处死,朱里安更加憎恨皇帝与其基督教信仰。但是朱里安不动声色,所以仍受皇帝信任,封为凯撒,被派往西部莱茵河流域,抵挡日尔曼蛮族的入侵。

3602月,朱里安见时机成熟,就由其部下黄袍加身,自立为奥古士督(皇帝封号),与康士坦提对立。不但如此,挥兵攻打帝国东部,大规模内战即将爆发。不料康士坦提因病驾崩於361113日,朱里安在无敌手之下,继任罗马帝国皇帝,一统天下。

朱里安复兴异教

朱里安继任皇帝,对基督教会带来极大冲击。虽然他心中早就放弃基督教信仰,但是在360年时仍伪装是信徒,在高卢参加教会崇拜聚会。原因是他需要基督徒的支援,以对抗康士坦提,又因不愿让其基督徒妻子海莲纳(Helena)伤心。海莲纳於360年过世,361年他登上皇帝宝座,从此没有任何顾忌,就立刻宣告脱离基督教。

朱里安公开支援古罗马的异教信仰,重开偶像寺庙,美其名为宽容各种宗教信仰。他立刻停止基督教会多年来享受的特别待遇,并用巧妙方法来限制或瓦解教会的势力。虽然他避免使用武力镇压基督徒,以免让他们落得“殉道者”的美名。但是他仍严厉处罚巴勒斯坦与小亚细亚的热心基督徒,因他们反对或侮辱偶像寺庙。他也藉故关闭安提阿的教堂,所以他与东方教会的冲突,导致一些基督徒殉道。

朱里安以自己是“罗马神教大祭司”身分,有系统地重建异教组织信仰。他仿效基督教会,制订信仰告白,建立教区制度,提高寺庙祭司水平。他自己每天向偶像献祭,作重要决策之前,都询问由算命术士组成的顾问团,以迷信算命方式治理国政。他的迷信措施,在一般非基督徒眼中,也未获得支持,甚至遭来非议。因为他的大规模献祭,牺牲太多动物,导致有些地区市场上肉类短缺,影响民生经济。

朱里安对教会的阴谋

对於教会中“正统派”与“亚流派”之争,朱里安不帮助任何一方,但是乐见教会里的内斗纷争,他想在其中搅和,以坐收渔翁之利,以瓦解教会。朱里安让亚他那修回到亚历山大,以为可以助长教会内部的矛盾斗争。但是,朱里安发现亚他那修的立场非常坚定,不畏惧皇帝势力,就又将其放逐。

朱里安禁止基督徒教师教授希腊与拉丁典籍,假冒的理由是信仰不合,其实非基督徒教师,也与古代希腊与拉丁的信仰不合。著名的修辞学大师维多利纳(Victorinus),在罗马被剥夺了教席。维多利亚在353年已经名满天下,後来於一两年後,当他55岁时悔改归信主基督。他的悔改归主,影响了後来的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Confession)第八卷中记录维多利纳归主历程。

朱里安为了推销异教,歧视基督徒官员,不准他们在政府军队中晋升高职。凡是愿意脱离基督教而改信异教者,可立刻擢升高位。因此有些挂名的基督教徒,就把握机会叛教,归附皇帝的异教,来升官发财。

朱里安为了拉拢犹太人,削弱基督教势力,就安排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计划,在巴勒斯坦恢复犹太教的献祭,建立犹太教区。後来此计划因地震而告吹。犹太教徒也看出朱里安的阴谋,并未完全就范。因为罗马帝国早期逼迫基督徒,也逼迫犹太人的历史事实,使得犹太人也小心翼翼,与朱里安貌合神离。

朱里安的败落

朱里安一意孤行、推广异教,虽然带来异教崇拜的暂时中兴,但是并未获得广大民众支援。并且他在位期间不到两年,所推行的新政未能留下长期果效。他於363年决定要攻打波斯,为要效法希腊皇帝亚历山大的东征,因他认为自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轮回化身。在算命卜卦的谋士们怂恿之下,他终於踏上死亡之旅。

由於此次皇帝亲征攻打波斯,是由随行的算命术士团领导,战事的进行,完全取决於算命卜卦。所以,朱里安不按照军事战略,疏於侦察敌情,又不防范埋伏,终於在363626日中枪伤重而亡。发生过程真相如何,史家不得而知。有的传说他是因战况失利而自杀,有的说他是被士兵叛杀。

至於流行的传说,他死前把血洒在空中,说∶“加利利人啊,你得胜了”,并无实据。此说最早的记录,出现在450年提尔多瑞(Theodoret of Cyrus)的著作中。然而,叛教者朱里安想要消灭基督教的计谋,的确是失败了。异教的势力逐渐消退,不复东山再起,朱里安成为最後一位迷信异教的罗马皇帝。

朱里安之後

朱里安死後,军中老将乔维安(Jovian)继位皇帝,与波斯人谋和割地了事,不久之後也过世。军队选立另一位将领瓦伦提尼(Valentinian)继任皇帝。瓦伦提尼知道自己不可能一人治理全国,就指派其兄弟瓦伦斯(Valens)治理东部,自己统领西部。瓦伦提尼持守“尼西亚信经”的正统信仰,在西部公平对待教会。

但是东部皇帝瓦伦斯个性软弱,容让自己被“亚流派”利用,所以在其任内,亚历山大主教亚他那修又遭放逐。这是亚他那修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被放逐。所幸的是,此次放逐时间只有四个月,亚他那修又回到亚历山大,任职主教直到他於373年离世。

罗马帝国此时国势渐弱,主要原因是北方日尔曼蛮族压境。由於亚洲来的匈奴入侵欧洲,使得日尔曼诸族向西南转进,入莱茵河与多瑙河流域。东部皇帝瓦伦斯必须防御哥特人(Goths),西部皇帝瓦伦提尼抵御法兰克人(Franks)与阿立曼尼人(Alemanni)。瓦伦提尼死於375年,由其长子格瑞钦(Gratian)继任西部皇帝。

东部皇帝瓦伦斯於378年,抵御哥特人时战死沙场。格瑞钦就选立提尔多修(Theodosius)为东部皇帝,提尔多修原是罗马驻不列颠的将军之子,才华出众。格瑞钦在其任内,宣布废除皇帝兼任“罗马神教大祭司”头衔;而提尔多修在其任内,正式宣告基督教为国教。罗马帝国自康士坦丁归主以来,至今终於正式将基督教国教化。

提尔多修的治世

提尔多修出任东部皇帝之後,立刻摆平了哥特人的叛乱。他不是用武力,乃是以和平谈判,并且将骁勇的哥特人纳入皇军。但是不久之後,帝国西部发生内战,383年不列颠驻军叛变,拥立麦克西穆(Maximus)为帝,进攻高卢。格瑞钦从巴黎逃到卢昂,但是遭人暗杀。麦克西穆立刻通报提尔多修,否认自己与格瑞钦被刺有关,并说明自己受封皇帝是合理的,目的是要求提尔多修承认其为西部皇帝。

提尔多修相忍为谋、折冲樽俎,承认麦克西穆为不列颠、高卢、西班牙的皇帝,但是也承认瓦伦提尼二世(瓦伦提尼之幼子)继任格瑞钦之帝位,统领义大利和北非。四年之後,麦克西穆为了扩张领土,挥兵进攻义大利。瓦伦提尼二世求助於提尔多修,提尔多修立刻回应,出兵阻止麦克西穆,麦氏战败被杀。提尔多修将帝国西部版图,重归瓦伦提尼二世的统治。

西部皇帝瓦伦提尼二世,於392年逝世。提尔多修选立自己儿子昂那瑞司(Honorius)为西部皇帝,并立另一子阿卡狄尔(Arcadius)治理帝国东部。提尔多修於395年离世,在他任内(378-395)安内攘外,带来罗马帝国中兴治世。虽然国势已不如前,但是挽救了帝国从朱里安以来的混乱局面。

亚流派之争

从朱里安到提尔多修,“亚流派之争”进入最後的阶段。亚流派在皇帝康士坦提时,达到权力高峰;到了朱里安执政时(361-363),维持现状;乔维安(363)虽然支持尼西亚信仰,但是任期太短;瓦伦斯出任东部皇帝(364-378),亚流派又在政治上得势。

瓦伦斯受其妻影响,宠信亚流派的康士坦丁堡主教犹多西斯(Eudoxius),及其继任者德莫非力(Demophilus)。凡是反对犹多西斯或德莫非力的人,会遭到程度不一的逼迫。然而,政治上的得势并不能挽救亚流派的式微。年轻一代教会领袖兴起,面临新的议题;亚流派异端的真相,也越来越为东方教会领袖所识破。在神的带领之下,信仰的主流渐渐回归尼西亚正统。

当亚他那修於373年过世之前,他是参加过“尼西亚会议”(325)硕果仅存的老将。他在607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是死守善道坚忍不拔的长辈,虽被放逐五次,仍然固守岗位持守真道。年轻一代领袖常常请教谘询他的神学洞见,他也经常写作信仰文章传讲真理。特别身为亚历山大主教,每年所发表的“复活节文告”,在年轻教牧领袖心中,是决定性的信仰导航。

结论

当东部皇帝瓦伦斯於378年战死於哥特人之役时,亚流派在东方失去政治靠山。提尔多修仔细研究了东方教会的情形。他宣告∶东方教会领袖必须一致接受“尼西亚信经”,必须与罗马主教达马所斯(Damasus)与亚历山大主教彼得(亚他那修的继任者)恢复交通。

提尔多修在381年於康士坦丁堡召开“大公会议”,这是历史上第二次的大公会议。“康士坦丁堡会议”确认“尼西亚信经”,敲响了亚流派的丧钟,彻底结束了亚流派之争。从此“亚流派”在罗马帝国境内销声匿迹,“尼西亚”正统信仰历经56年的搅扰逼迫,终於夜尽天明,苦尽甘来。

亚他那修主教被称为“正统信仰之父”,提尔多修皇帝被誉为“康士坦丁第二”。感谢神,兴起他的仆人,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守住所信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