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賢所信──早期教會史話》21-25，呂沛淵著
原刊於《舉目》雜誌第7期至46期
目錄
21.圣洁没有瑕疵
自从主後313年宽容宗教自由的“米兰谕令”颁布以来，基督教会在罗马帝国不再遭受大规模逼迫，但却必须处理善後──如何对待变节背道者。一般来说，东部教会认为烧香献祭者是背道者，交出圣经与奉献盘者的“交出者”（traditores）则从轻发落。西部教会虽然遭受逼迫的时间与程度较短少，也受影响的地区有限，但是却对“交出者”处分则看法不一，特别对圣职人员的惩戒轻重，双方激烈争辩，甚至导致教会的分裂。
迦太基的争论
北非迦太基的主教孟苏瑞（Mensurius），曾屈从当地政府，停止公开聚会。他未曾交出圣经，只将异端书籍充数，交给警察了事。他的对策是息事宁人，安静等候逼迫风暴过去。罗马主教马歇林（Marcellinus）也曾交出圣经。
但是在迦太基所在地的努米底亚省（Numidia），交出圣经者是大逆不道，交出其它书籍（例如有位主教交出医学书籍）为警察所接受而过关者，也被认为是贪生怕死、不愿殉道之辈，其心态与交出圣经者是一样的，当受同样的惩戒。对持守这种立场的人来说，若不如此，则那些宁死也不交出圣经（或不以其它书籍顶替）的殉道者或受刑者，岂不是白白牺牲了吗？
孟苏瑞主教认为执意不愿与警察合作，不作任何妥协，只会刺激当局做出更严厉的逼迫措施。这种作法在当地却遭受严厉的批评。所以，凡是不肯与当局合作而被捕下狱，又指责孟主教作法的人，就与他划清界限。他的主要助手凯其良（Caecilian）甚至在监狱门口放哨，不准许会友探监送食给这些指责主教的“宣信者”（Confessors，为宣告信仰而遭受刑求不屈的服刑者）。
孟主教在312年过世後，凯其良由三位乡村主教仓促按立为继任的主教，而这三位主教中有一位名为腓力斯（Felix），是众人皆知的交出圣经者。此举在努米底亚省引起议论纷纷，由“交出者”参与按立圣职的主教，被认为不合乎圣经，所以无效。努米底亚“严格派”的70位主教们，就按立梅约瑞纳（Majorinus）为迦太基的主教。如此一来，双方对立，造成当地教会的分裂。
梅氏於313年过世，继承的领袖是多纳图（Donatus），所以反对凯氏为主教的群众，被称为是“多纳派”（Donatists）。
诺瓦天派的前例
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与加列流的逼迫之後，在北非所引起的“多纳派之争”，可说是历史重演。因为约在半世纪之前，在德修皇帝251年的逼迫之後，在罗马与北非等地的“诺瓦天派”（Novatians）所提出的争论，也如出一辙。
当时罗马的长老诺瓦天严守传统立场，认为教会无权赦免背道者，只能为他们祈求在末日审判时得著神的怜悯。然而，持宽大立场的哥尼流（Cornelius）认为，主教能赦免背道这样的重罪。
关键在於∶教会是“圣洁子民的团体”或是“蒙恩罪人的学校”？早期教会传统看法是注重教会的“圣洁性”，认为背道者是离弃信仰，不能得赦免、重回教会。但是在德修皇帝大逼迫之後，面对为数不少的背道者，教会领袖逐渐看到问题亟待解决，处理背道者的作法则偏向“实际性”。
“从宽派”认为，若有真实悔改的凭证，就可接纳背道者再度回到教会。当时较具代表性的考核办法，有下列四步骤∶一、“痛悔期”，每主日崇拜时跪在教堂外哀哭痛悔；二、“听道期”，进入教堂走廊旁听证道；三、“跪拜期”，进入教堂大厅，聚会时跪立，圣餐时退席；四、“站立期”，可站著参加聚会。
经过这四阶段考核之後，就可以同领主餐，恢复与众圣徒的交通团契。原则上，是每期一年，实际执行时可长可短，视当事人的表现决定。
各地教会执行的程度不一，有的认真，有的松弛。
“从宽派”的立场越来越获得多人支持，教会不愿拒绝背道者回归教会，只有在施行惩戒之後接纳他们。明显的，要实际解决群众问题，“从宽派”的作法必然是占上风。所以，在罗马主教殉道之後，251年选举继任主教时，主张严守教会“圣洁性”的诺瓦天落选，主张解决“实际性”的哥尼流获多数支持，被选立为主教。在罗马教会居少数的“从严派”，就按立诺瓦天为主教，脱离大公教会。各地不满“从宽派”作法者，就加入诺瓦天派。
诺瓦天派的信仰，在北非与小亚细亚相当兴旺，一直延续到第五世纪，才不见踪影。
居普良与司提反之争
当时北非迦太基的主教是居普良（Cyprian），他原先持传统立场，认为没有任何人有权赦免背道之罪，当事人必须面对最後审判。後来，他在德修逼迫期间隐藏避难，逼迫之後回到岗位，他的立场改变为主教可以赦免背道的罪。
他写了一篇情词并茂的〈论教会的合一〉，来强调主教制度是保障教会合一的关键。他也强调施行圣礼者与圣礼本身不可分，若是施行者本身有问题，则所施行的圣礼是无效的。
罗马主教司提反（Stephen，254-256）的看法与居普良不同，认为圣礼的有效性在於圣礼的正确施行，不在乎施行者。两位主教的争论暂时无法解决，後来双方都在皇帝瓦勒良逼迫时期（256-258）为主殉道。
後来，亚历山大主教丢尼修（Dionysius）出面调停，提出和平方案，使得罗马与迦太基双方勉强同意恢复交通，保留各自看法。所以，迦太基继续坚持居普良的“圣礼论”，直到第四世纪“多纳派争论”发生时。
上告康士坦丁
当康士坦丁在“米兰谕令”之後，发回没收的教会财产，以及补偿损失。在北非努米底亚省的教会分成两派∶凯其良主教的“大公教会派”（与一般教会来往交通），与反对他的“多纳派”（自称为“殉道者的教会”）。
313年，多纳派上诉皇帝说他们才是真教会，因为凯其良的按立圣礼是无效的（因为施行按立圣礼者有问题）。这是努米底亚省多数主教与会众的看法，其根据是居普良多年以来的“圣礼论”。康士坦丁徵询其教会事务顾问胡西亚（Hossius）的意见，胡氏是西班牙克多瓦的主教，建议皇帝采取罗马主教的立场。
康士坦丁依据胡西亚的建议，指派高卢的三位主教，以罗马主教为首（由他选派15位义大利主教协助）组成调查委员会。罗马与高卢的主教裁定凯其良的主教职位是有效的，条件是凯其良必须放弃居普良的圣礼论。多纳派不服此裁决，继续上诉。康士坦丁於314年在高卢的亚尔列（Arles）召开西方教区大会来审理此案，共有23位主教参加，其中三位来自不列颠。大会结论是维持罗马主教的裁决，圣礼的有效性不在於施行者，多纳派对凯其良的指控不成立。
多纳派继续抗争
多纳派秉持教会必须圣洁，不容妥协，就决定与凯其良的教会分开。於315年正式按立多纳图为他们教会的主教，断绝与凯其良以及支持他的教会的关系。多纳派走上诺瓦天派的路线，与东西方大公教会切断关系。
他们继续上诉皇帝康士坦丁，康士坦丁就於316年正式宣告凯其良无罪，并以武力镇压不服皇帝宣告者。但是，多纳派并未因此就销声匿迹，反而是愈加抵抗。武力镇压并未生效，多纳派继续为生存而奋斗。
多纳派在多纳图有力的领导下，也结合了北非反抗罗马的民族主义。他们称“大公教会”为“大海那边的教会”，视大公教会的主教们为帝国政策执行者。当多纳派上诉皇帝失败後，就宣称“皇帝与教会有何关系？”他们强调教会有属灵的权柄，不是皇帝能干预的。
到了奥古斯丁任北非西坡主教时，多纳派仍然势力强大；虽然奥古斯丁多方规劝，但是他们不愿归回大公教会。双方仍然争辩，各自解说当初分裂的原因。
411年5至6月，皇帝特使在迦太基召开的会议，是多纳派最後一次公开申辩。残存的会议记录显示∶多纳派拒绝与“不敬虔的”大公教会代表入席同坐。後来，皇帝昂那瑞（Honorius）於412年1月宣布多纳派为非法，圣职人员遭放逐，会员按社会阶级处以罚金，没收教会财产。
多纳派经历罗马政府多方镇压，以及第五世纪蛮族汪达尔人（Vandals）入侵统治，都仍存留。後来，皇帝游斯丁尼在第六世纪收复北非时，仍无法除灭多纳派。到了罗马教皇大贵钩利（Gregory the Great）时，也抱怨努米底亚省当地政府不愿严格执行“反多纳派”的法律。
然而，到第七世纪回教大军席卷北非时，多纳派才与大公教会一同被扫除。
历史的鉴戒
“多纳派的抗争”是教会历史上的悲惨教训，本来问题是如何处理逼迫中的背道者，特别是圣职人员，却导致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悲剧。从“圣礼的有效性”到“教会的惩戒”，这些都是重要的“教会治理”课题，本该根据圣经的原则慎重讨论，无奈“宽大派”或“严格派”双方都缺乏耐心，又有私人恩怨卷入∶孟苏瑞对待反对者过严，凯其良竟然禁止信徒探望坐监受刑的“宣信者”，凯其良又与梅约瑞纳的家族有嫌隙，凯其良又仓促行按立礼（未按常规谘询努米底亚的众主教们），这些都是造成关系决裂的因素。
分裂的导火线，在於“交出者”腓力斯是按立主教团的成员，虽然腓力斯不是背道者，但是在“宣信者”眼中是一失败的见证。对圣职人的生活见证，理当是比一般会员的要求为高。显然凯其良虽然同意居普良的“圣礼论”，但是认为腓力斯交出圣经只是权宜之计，不认为他是失职的主教。如果凯其良回避腓力斯，另请其他主教参与按立圣职，就可避免落人口实。努米底亚省的主教们，应当与凯其良一同商议如何解决难题，例如重新按立或澄清立场，而非另立主教分庭抗礼。
今日教会面对“惩戒纪律”问题，多半是“从宽派”的立场，但是不少时候已经“宽大”到违背圣经的程度，带来“各堂会任意而行”的乱象。
“实际性”的考虑，不能超过“圣洁性”的真理界线。这是“多纳派”对的坚持，这是保持教会洁净的依归。坚持“圣洁性”，必须具有“实际性”可行方法。这是“大公教会”的主要考量，也不容忽视。二元对立划分，在出发点上就已经埋下悲剧的种子。
其实，圣经真理既是“圣洁”又是“实际”。圣经真理不容妥协，因为是我们成圣的准绳标竿。“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17∶17）。主耶稣颁布“大使命”，要教会领袖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28∶19-20）。教会必须按照圣经，严格施行管教惩戒天国子民，此为“天国钥匙”的捆绑与释放（《太》16∶19；18∶15-18）。然而，教会按照圣经施行管教时，必须要“同心合意，奉主的名聚会，祈求主的旨意”（《太》18∶19-20），如此才可以避免在做法上过严或过宽。
多纳派与大公教会的分裂，削弱了教会力量，也瓦解了团结的士气，以致不能抵御蛮族汪达尔人与回教军队的入侵。罗马主教在纷争过程中的领导决策，也助长了中世纪教皇制度的萌芽。这些都是负面的结果。
结论
皇帝康士坦丁在处理“多纳派之争”时，主要关切在於维持教会的安定与合一。他认为自己是教会的保护者。他的作法是尊重罗马主教，後来召开“亚尔列大会”来定案，这都助长他处理教会争议的经验，以面临数年之後更大的挑战。
康士坦丁在324年击败理吉尼，来到帝国东部时，发现东方教会因“亚流”（Arius）异端问题濒於分裂之际，他先派胡西亚主教来处理，後来又召开“尼西亚大公会议”。“尼西亚大会”的影响重大，因为面对异端的冲击；相形之下，“亚尔列会议”只是处理内部“多纳派”纷争，但是却为“尼西亚大会”制胜“亚流异端”的模式奠基铺路。这都显明“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主的教会得益处”。
22.尼西亚大会
当罗马皇帝康士坦丁於主後324年，在东部彻底击垮对手理吉尼之後，成为罗马帝国全境的共主。康士坦丁来到帝国东部，很想亲临圣地，在约但河受洗。但是东部的教会当时正陷於纷争之中。虽然北非教会的“多纳派之争”令他颇伤脑筋，但是东方教会的问题更为严重，濒於分裂边缘，即著名的“亚流之争”（Arian controversy）。
争论的背景
亚流（Arius）是埃及亚历山大的一位长老，是保卡里（Baucalis）堂的牧师。他原是利比亚人。後来在安提阿的神学院受教，是大师路西安（Lucian）的门生，而路西安是撒摩撒特的保罗（Paul of Samosata）的学生。保罗是安提阿的主教（260-272），因其否定基督的神性而被“安提阿会议”定为异端。亚流的神学背景是师承安提阿学派，此学派较强调圣父与圣子的不同，以及基督位格的人性。
亚历山大当时的主教是亚历山德（Alexander），他的神学背景正属於当地的“亚历山大学派”，此学派较强调圣父与圣子的合一，以及基督的神性。这与“安提阿学派”形成尖锐的对比。亚流认为亚历山德的神学讲论有异端之嫌，因此引发了连串的冲突纠纷。这其中固然有不同学派门户对立的远因，但是关键在於亚流个人的神学思想的发展，由极端进入异端。
亚流的教训
亚流用人为理性的逻辑推论，来解释“神的独一性”，却偏离了圣经“三位一体”教义真理的奥秘。亚流发展出其特异说法∶“圣子是受造的，不是永恒存在的”。他并未将其论调局限於神学研究圈内，反而公开说∶“圣子曾经不存在”，甚至将这些神学思想编成流行诗歌，教导亚历山大的水手渔夫吟唱。这导致他与主教亚历山德的争论扩大恶化。在318年爆发成公开冲突，事情越演越烈。
最後，亚历山德於321年在亚历山大召开埃及与利比亚地区会议，有一百位主教参加。会议定亚流为异端，革除其长老之职。然而，亚流已经在亚历山大形成不小的势力，并且在东方教会的领袖中，也有不少人同情或支持他，如安提阿学派的人，特别是路西安的门生。他们并不真正清楚亚流的异端思想，以为亚历山德仗势欺人打压异己。亚流仗著这些友伴的支持，敢於与亚历山德对抗。
康士坦丁的介入
在埃及境外，亚流获得一些主教的支持，其中有著名的教会史家“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以及皇帝行宫所在地“尼哥美地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Nicomedia）。这两位颇具影响力的同名主教，支持亚流，反对亚历山德。这造成东方教会的极大危机。康士坦丁知道事态严重之後，立刻写信给亚历山德与亚流，表示他愿意居中调停。康士坦丁後来发现和解无望，因为身为信徒的他，无法调停神学家之间的对立冲突。
所以，康士坦丁当机立断，取消到圣地朝圣之旅，派遣他的教会事务顾问胡西亚（Hosius，西班牙卡多瓦Cordova的主教）到东方来，调查真相并调停和解。康士坦丁也决定於325年於安卡拉（Ankara），召开东方主教们的大型会议，来彻底解决此“亚流之争”以及其它问题，使得东方教会能合一与统一。
胡西亚主教来到亚历山大调查之後，支持亚历山德，反对亚流。然後，他到叙利亚的安提阿，仔细了解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与其他主教的立场。胡西亚在安提阿召开并主持会议，暂定开除优西比乌，等待安卡拉大会时确认。显然，胡西亚已经在大会之前断案，有些人不服。康士坦丁立刻反应，将大会地点由安卡拉转移至尼西亚（Nicaea，位於小亚细亚西北部，是交通枢纽）。因为尼西亚靠近皇帝行宫尼哥美地亚，皇帝可以亲自主持会议的进行。
众主教的大会
康士坦丁对此次会议的重视，可从其安排得知∶皇帝发函邀请全国主教到尼西亚开会，由政府提供高官级的交通工具，负担全部与会人士的膳宿费用，每位主教可携同两位长老和三名侍从参加，亚流是当事人当然赴会。当时全国主教人数，东方约有1,000名，西方约有800名。由於是东方教会中的争论，所以东方教会的主教们热烈响应。
“尼西亚会议”在教会史上被称为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因为会议代表众多，总共约有318位主教参加，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东方主教，甚至包括来自帝国境外的波斯等地。西方的代表人数甚少，因为路途遥远，除了卡瓦多主教胡西亚，以及罗马主教西维司特（Sylvester）所派来的两位长老之外，只有四、五位出席。其中有迦太基主教凯其林，与来自米兰和高卢的主教。
参加会议的主教中，壁垒分明的亚流派与亚历山德派代表，各占约20位，仅是与会者的少数，其馀大多数是不清楚状况，或未持定见的中间派，而以史家“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为首。皇帝因尚未受洗，乃担任名誉会长，在紧要关头发言，提议，裁决。会议的进行由胡西亚与优西比乌，以及亚历山大主教与安提阿主教，轮流担任大会主席。
主後325年5月20日，康士坦丁在尼西亚，亲自主持大会的开幕式，典礼隆重庄严，皇帝语重心长地呼吁主教们，要达成合一与和睦。他立时宣布撤销对该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的制裁，明说优西比乌的信仰是正统的。显然，康士坦丁是要赢回“中间派”的人心，给不同立场的主教们公平、公正、公开的机会，来面对问题、解决争论。
争论的双方
亚流派的主力战将是尼哥美地亚主教优西比乌，他是亚流的昔日同窗好友。由於他是皇帝行宫所在地的主教，他在教会界与宫廷中的影响力日益加增，後来出任罗马帝国新都康士坦丁堡主教。康士坦丁在337年死前受洗，施洗者就是他。此人足智多谋，政治手腕厉害，在尼西亚会议之後，领导亚流派的反扑得势，造成亚流派在政治上的胜利。
亚历山德是正统信仰派的领袖，获得一些主教的支持。他最得力的助手是亚历山大城的执事长（在当时是主教或长老的助理）亚他那修（Athanathius）。他是年轻有为的神学家，已经出版其名著《圣道成为肉身》（On the Incarnation of the Divine Word）。他洞悉亚流异端思想的严重後果，後来继任亚历山大主教，领导正统信仰派坚守尼西亚信经。他虽然多次遭受亚流派的政治迫害，但是坚持作为中流砥柱，死守善道，使得正统信仰至终得胜亚流异端。
会议的进行
亚流派率先提交大会讨论的信仰告白，经亚流仔细解释之後，震惊了许多原先同情他的“中间派”主教。他们到此时才真正明白亚流否认了基督与圣父同本质的神性。结果在激烈的喧嚣抗议声中，愤怒的主教们将亚流的信仰告白撕成碎片。甚至以仁慈怜悯、扶弱济贫著名的每拉主教尼古拉（St. Nicholas of Myra，他就是“圣诞老人”传奇人物Santa Claus），也忍不住亚流如此否认基督的神性，一气之下上前掌掴亚流耳光。尼古拉此举立刻遭到当庭申诫，他立即为其冲动行为道歉。
後来，“中间派”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提出自己教会教导受洗者的信仰告白，也是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使用的传统告白。其中，基督被称为“神之神，光之光，生命之生命，独生子，首生於一切受造物，在万古之先为父神所生，万物也是藉著他造的”。此告白的宣认是正统的信仰，承认基督的神性。但是并未对大会所讨论的争议，提出明白清楚的答案。所以，连亚流派也表示愿意接受此告白。
“圣父与圣子同一本体”
正统派主教们，在亚他那修幕後建议之下，看出此告白给予亚流派有投机取巧的馀地，就采取成熟的策略∶一面表示对此告白的大致赞同，一面提议作少许的修订∶“┅┅独生子，与圣父同本质，神之神，光之光，真神之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圣父同一本体（homo-ousios）┅┅”。并且在告白结尾加上“反异端的咒诅”∶“那些说‘他曾经不存在’，‘他在受生以前不存在’，‘他存在是来自虚无’，或那些主张神的儿子是‘属於另一本体’或‘被造’或‘能改变’或‘会变异’──圣而公之使徒教会予以咒诅”。如此一来，亚流与其同路人就没有任何回转妥协的馀地。
康士坦丁明白真相之後，察觉大势所归，知道优西比乌所提的传统信仰告白，并未真正解决争论的关键问题，不会得到大会通过。他就赞同将“同一本体”加入信仰告白中，以杜绝亚流异端“相异本体”（hetero-ousios）的看法，彻底解决争端。於是，主席胡西亚就请大会书记诵读此经修订的信仰告白，大会通过此“尼西亚信经”。绝大多数的主教都签名认同此正统信仰的根基性告白。胡西亚首先签署，接著是代表罗马主教的两位长老。这是教会有史以来，第一次签署的信仰告白。
亚流被定罪
“中间派”首领该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经过为期一天的审慎考虑，决定签署，并正式发函给其教区说明理由。“亚流派”的尼哥美地亚主教优西比乌，与尼西亚主教提阿格尼，两人同意信经，但拒绝接受那四条反异端的咒诅。因此他们遭到撤职并放逐的判决，经过一段时间，他们也接受大会的所有决议，得以恢复原职。最终只有两位来自利比亚的主教始终拒签，他们与坚不悔改的亚流，一同被放逐至以利哩亚Illyria（今日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等地）。
尼西亚会议继续处理其较小议题∶复活节日期的统一，埃及米利都派的纷争，制订教会法20条款，以维持教会纪律。康士坦丁非常满意会议结果，就於7月29日（就是他登基皇位20周年纪念日）在皇宫宴请所有与会的主教，致词嘉奖，遣送他们安返家乡，结束了这历史性的“尼西亚会议”。
结论
“尼西亚会议”被称为第一次“大公会议”，是自从“耶路撒冷会议”（《徒》15章）之後最重要的教会会议。亚他那修称之为“得胜一切异端的真正里程碑与记号”。皇帝康士坦丁与後来罗马主教利欧一世，都认为“尼西亚信经”是圣灵亲自感动的结果。希腊教会定每年“五旬节”之前的主日，为尼西亚日，记念庆祝之。
对於今日教会而言，“尼西亚信经”不容遗忘。虽然尼西亚大会显示了人的软弱与失败，但是“尼西亚信经”确认了“圣父与圣子同一本体”与“圣子基督永恒的神性”之圣经基要真理。虽然亚流及类似异端思想并未从历史上消失，甚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例如16世纪的“苏西尼派”与今日的“耶和华见证人会”），但是基督教会在神带领之下，屹立在“尼西亚信经”坚固磐石上，得以胜过异端危害。我们这些後世子孙活在轻看“教义”、“信经”的後现代，对“尼西亚大会”除了心存感恩之外，更应谨记教义真理的绝对重要性，因为“根基若是毁坏，义人还能作什麽呢？”
23.持守真道
主後325年的“尼西亚会议”，是教会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处理“亚流派之争”，结果亚流派被定为异端，保守了基要福音真理。此外，“尼西亚会议”讨论了如何使埃及“米利都派”与“大公教会”复合，制订了20条教会法规，并统一了“复活节”日期。
米利都派之争
埃及米利都（Melitius）派的纷争，与北非迦太基的“多纳派之争”相似。多纳派痛斥那些在政府逼迫之时“交出圣经者”，而米利都派则是非难那些顺从政府命令停止聚会的主教。
在戴克理先大逼迫时，亚历山大的主教彼得逃离教区，停止聚会。埃及南部的来可波立（Lycopolis）主教米利都来到亚历山大，见聚会停止又无人牧养，就接管教会按立同工。彼得主教闻讯，视米利都此举为越俎代庖，窃夺其职，就急忙返回亚历山大，开除米利都教籍。米利都带领跟随他的会众，另组“米利都派”教会，分庭抗礼。
虽然後来彼得主教也为主殉道，但是并未挽回分裂状态。
米利都派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在逼迫中至死忠心的真教会。此纷争虽然并未闹大，但是持续到尼西亚会议时。显然在皇帝康士坦丁盼望合一的努力下，尼西亚会议裁定双方妥协和好方案∶米利都派的圣职人员仍保有其事奉，但必须顺服亚历山大主教亚历山德（Alexander）的权柄；如果同一区域的大公教会主教离世，则米利都派的主教可承接其职。
虽然此和解方案用心良苦，但是并未解决实际问题。双方仍然对立，维持分裂状态，给後来在328年继任的亚历山大主教亚他那修（Athanasius）带来难题。
20条教会法规
尼西亚会议制订“教会法规”，这是首次超出地方会议之上，在大公会议制订教会的行政规则。主要目的在於将地方堂会与主教纳入教区体系。“尼西亚会议”定规∶主教不可自行更换教区职位，以防其随己意调升；同一省分内的主教们组成主教会议，来处理该区的圣工；主教按立，应由在该省分内所有主教们一同按立（如果有困难，至少要有三位主教来按立）；该省分的大都会主教，对该区内的主教选任与按立，具有否决权。
如此一来，巩固了原有的地方教区制度，并加重了大都会主教的中央权责。此外，尼西亚会议又依照自古以来的惯例，正式承认“罗马，安提阿，亚历山大”三大都会的主教为“主教长”（Patriarch），他们的裁判权延伸到周围的其它省分。尼西亚会议又特别尊荣耶路撒冷主教区，这使得其主教在451年获承认为“主教长”。由於康士坦丁建立“康士坦丁堡”为帝国的新都，所以其主教在334年也获承认为“主教长”的地位。到了主後第五世纪时，整个帝国共有五大“主教长”。
复活节日期的统一
在第二世纪时，教会庆祝复活节当在哪一日，有两种算法∶在小亚细亚的多数省分，是根据犹太历法，在尼散月14日记念主基督的受死与复活；其它地区（包括罗马教会）则是以主日来记念庆祝。换言之，“十四日派”是以该月第14日来守节，不论那日是否为主日，而其它教会皆是以“七日的第一日”来庆祝，不论那是该月的哪一天。
尼西亚会议为了使各地教会都在同一天记念复活节，就裁定遵从大多数教会的作法，统一以“主日”为复活节。大会指派“亚历山大教会”根据阴历计算，每年都事先通告各地教会，该年的复活节是在哪一日。所以，每一年亚历山大主教要发出此著名的“复活节文告”（Festal Letter），告知所有主教当年的复活节日期。所以，当亚他那修出任亚历山大主教时，他就把握机会在每年的“复活节文告”中，讨论与普世教会有关的议题。例如在其所写的“367年复活节文告”中，提到新约正典27卷书目，表示当时普世教会皆已认信新约正典。
优西比乌的反击
虽然“尼西亚会议”定亚流信仰为异端，但是“亚流派之争”却未告结束。康士坦丁在位期间，“尼西亚信经”是正统信仰的准绳。然而，亚流派却能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一精明杰出的领袖，尼哥美地亚的主教优西比乌（Eusebius of Nicomedia，图一）。他利用其身为皇帝行宫主教的优势地位，以政治手腕一步一步淫除异己。虽然他在325年夏天签署了“尼西亚信经”，众人皆知他不是真心真意。一个月之後，他竟然在尼哥美地亚接纳亚流，同领圣餐。此举令皇帝大怒，立刻将其放逐。但是不久之後，他获释召回，出任皇帝首都主教。
优西比乌此後获得皇帝信任，成为教会事务的主要顾问。他致力於对付坚守“尼西亚信经”的三位主将。首先中箭下马的是安提阿主教游斯塔（Eustace），被控行为不检，又批评皇帝母亲，所以，约在330年经由当地主教会议开除，皇帝判其放逐终生不得返回。第二位要对付的是亚历山大主教亚他那修，这对优西比乌来说，较为棘手。
对付亚他那修
亚他那修於328年被选立为主教之後，就收到康士坦丁信函，说亚流已经悔改，签署了尼西亚信经（除了少许个人的保留），应该被接纳回亚历山大，恢复交通。亚他那修坚持立场不肯妥协，拒绝接受未全心归正的亚流。皇帝召见亚他那修，要他说明拒绝的理由，听了之後，为亚他那修守正不阿的品格所感动，就不再坚持其要求。
但是亚他那修在埃及面临麻烦，因其严格对待不服权柄的米利都派。米利都派抱怨控告他，优西比乌抓住机会，於335年在推罗，由优西比乌党羽把持的主教会议，革除亚他那修的教职。亚他那修赴康士坦丁堡上诉皇帝，但是无效。因为优西比乌与其同党的作证，控告亚他那修曾说∶如果皇帝不支持他，他就要发动罢工，禁运埃及谷物至康士坦丁堡。皇帝大怒，未经查证就信以为真，下令放逐亚他那修至德国莱因河流域的特瑞尔（Trier）。
优西比乌要对付的第三位，是安卡拉的主教马吉罗（Marcellus）。在335年亚他那修被定罪的同年，皇帝邀请帝国东部的所有主教，到耶路撒冷参加他所兴建的“圣墓教会”献堂典礼，同时也庆祝康士坦丁登基30年，计划在典礼中将有一隆重仪式，欢迎十年来归顺“尼西亚信经”的亚流派人士。马吉罗不愿违背良心参加，就立刻被优西比乌党羽，控告为对皇帝不敬，又被冠上异端之名，在336年康士坦丁堡的会议中被革除教职，惨遭放逐。
亚流派的真相
优西比乌领导的亚流派，在淫除上述三位尼西亚的主将之後，在政治上取得绝对优势。虽然亚他那修在335年被放逐，但是因为对他没有任何教义上的指控，所以康士坦丁并未剥夺其教职。而埃及的主教们与民众，总的来说仍是忠於被放逐的亚他那修，仍然拒绝亚流回归亚历山大教会。亚流只好回到康士坦丁堡，孤苦伶仃被人遗忘，不久之後（336年）过世。亚流死前，就不满优西比乌党羽不再支持他了。
其实，“亚流派”人士并非拥护亚流本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亚流派，他们曾说亚流只不过是一名长老，主教们怎麽会是被长老来领导。所谓“亚流派”，是指支持亚流的“隶属论”（Subordinationism）思想（认为圣子隶属於圣父，与圣父本质不同），反对尼西亚信经的“圣父与圣子同一本质”的信仰。所以，最後连亚流自己也明白，他早就被亚流派人士遗忘了。
康士坦丁於337年5月过世，死前穿著初信者白袍，由优西比乌为其施洗。康士坦丁死後，葬於康士坦丁堡的“众使徒教堂”。令人欷嘘扼腕的是∶虽然康士坦丁召开的尼西亚会议，禁止了公开形式的亚流主义，但是到康士坦丁死时，亚流派人士在政治上得势。东方教会中的亚流派，继续得到继任皇帝们的支持。
政局变迁
康士坦丁死後，国土由其三个儿子继承∶长子康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治理西部（不列颠，高卢，西班牙）；次子康士坦提二世（Constantius II），统治东部（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埃及）；厶儿康士坦司（Constans），统领中部（义大利，北非）。三分天下的局面不能持久，340年康士坦丁二世与康士坦司终於兵戎相见，康士坦丁二世战死，康士坦司统一了帝国的中部与西部。
当康士坦丁大帝过世，三个儿子即位时，容让被放逐的主教们回归，所以亚他那修於337年末，回到亚历山大。然而，亚流派领袖优西比乌获得东部皇帝康士坦提的青睐。
优西比乌於339年从尼哥美地亚调任康士坦丁堡主教长，更加助长其在东部教会的领袖权位。他运用影响力，促使康士坦提下令放逐亚他那修，改派一位亚流派人士贵格力（Gregory）出任亚历山大主教。但是民众不服，只有派兵押阵，护送他上任。
亚他那修在罗马
亚他那修逃往罗马，获得罗马主教朱里雅（Julius）的同情与支持，不久之後安卡拉主教马吉罗也逃难到罗马。在朱里雅的眼中，东方教会被亚流派领袖操纵，愈来愈远离尼西亚信经。由於康士坦司在340年成为帝国中西部的共主，朱里雅获得康士坦司的支持，就挺身而出召开主教会议，宣告亚他那修与马吉罗的革职判决是不公的。东方教会的领袖对西方教会此举大感不悦，认为罗马主教干预东方教会的事务。他们怀疑亚他那修与马吉罗，是用“尼西亚信经”来遮掩“神格一位论”（Monarchianism）异端（认为神只有一位格，具三形态）。所以，他们被革职的判决是合法的。
所以，341年东方教会有97位主教在安提阿开会，宣告他们并非亚流派，否认罗马主教有权做为东方教会的上诉法庭。他们制订了三份信经，来补充并修正尼西亚信经，定罪“神格一位论”，特别指出马吉罗的看法为异端。他们还写了一信仰告白，呈献给西部皇帝康士坦司，因为康士坦司要他们解释其立场。如此一来，东西方教会濒於分裂。
东西方失和
由於康士坦丁堡主教长优西比乌是亚流派，只要他在领导东方教会，罗马主教就不会相信“安提阿会议”的解释。到了341与342年冬，优西比乌过世，康士坦丁堡继任人选两派内斗，造成东方教会内部危机。然而，西部皇帝康士坦司国势增强，开始向东部皇帝施加压力，要东方主教们与西方合一。康士坦司在朱里雅的建议之下，劝服了康士坦提一起来召开东西方主教大会，以解决争端。
在343年秋，会议终於在撒狄卡（Serdica，今保加利亚的苏非雅）召开，西方主教坚持要亚他那修与马吉罗在场，东方主教们（人数较少）就退席抗议。西方主教们继续进行会议，制订教会法规，确认罗马主教有权处理东方教会的争议，并且还通过容易招致东方主教误解的“信仰宣言”（亚他那修劝阻他们，但是他们并未听从）。此次大会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加深了双方的裂痕。
面对这样的困境，两位皇帝决定东西双方各让一步，来寻求和解。当347年亚历山大主教贵格力过世，东方同意让亚他那修返回亚历山大，恢复原职。因为亚他那修信仰纯正，且受百姓欢迎爱戴。西方同意不再拥护马吉罗，不再要求回复其安卡拉主教之职，因为马吉罗的信仰确有可议之处。如此一来，东西方的争议暂告平息。
结论
亚他那修在埃及民众热烈欢迎中，回到亚历山大。这位曾被放逐两次的主教，终於回到家乡任职。这位在亚历山大事奉，亲身参与尼西亚大会的神学家与牧者，最洞悉亚流异端的底细，是坚守尼西亚信经的主将。他深知若容让亚流派贬低主基督的完全神性，将使得我们失去救恩唯一的中保。他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所以他遭受仇敌多次多方的攻击与迫害。然而他不畏强权绝不妥协，守正不阿死守善道，所以被史家称为是“正统信仰之父”。
24.乱世忠仆
罗马帝国皇帝自康士坦丁以来，在名义上都是基督徒。他们依循康士坦丁的“政教合一”政策，以教会的保护者与领导者自居。在“尼西亚会议”之後，“亚流派”的主教们在政治上的得势，使得坚守“尼西亚信经”正统派人士屡遭逼迫放逐。“亚流派之争”一直持续到主後381年，在“康士坦丁堡会议”才真正告终。
康士坦提拥护“亚流派”
当东西方教会因“亚流派之争”濒於分裂之际，在西部皇帝康士坦司与东部皇帝康士坦提的合作施压之下，於346年，东方同意接纳亚他那修回到埃及，恢复亚历山大主教的职位，而西方不再拥护原安卡拉的主教马吉罗。这暂时平息了东西方教会之争。但是好景不常，主後350年，西部皇帝康士坦司在高卢为叛将麦格南提（Magnentius）所杀，东部皇帝康士坦提领兵争讨，帝国陷入内战。
康士坦提在莫尔撒（Mursa）之役，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平息内乱。在353年罗马帝国再度统一，康士坦提成为东西部的唯一共主。莫尔撒的主教是亚流派的瓦伦斯（Valens），当时他热切为皇帝祷告，此後成为皇帝的心腹，以及教会事务的主谋。遗憾的是，瓦伦斯视亚他那修为眼中钉。
康士坦提本来就受亚流派首脑优西比乌的影响，放逐过亚他那修。
现今又有瓦伦斯为其国策顾问，就更加倒向“亚流派”。作为皇帝的他，深信“中间路线”可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所以，他采取“半亚流派”的妥协路线，有时靠这边，有时靠那边，视大多数的意见为何来决定。
正如研究“第四世纪亚流派”的学者纽曼（J. H.
Newman）所言∶“他是在真理与错谬之间，求取无法想像的平衡中心；他轮流放弃各方的立场，自己也无固定立场；他喜爱寻找任何信条信念作为靠山，来使自己得到解脱，但是就是不倚靠真理的所在（指‘尼西亚信经’）。”
西方教会被整肃
亚他那修是死守善道的主教，坚守“尼西亚信经”的基要真理，不容丝毫的姑息妥协。他的个性是守正不阿，他的字典中没有“妥协”此字。所以，亚流派人士都视其为眼中钉，怂恿皇帝康士坦提将他再次放逐。
亚他那修前次遭康士坦提的放逐，是从339年到346年。当他回到亚历山大恢复原职之後，致力於护卫“尼西亚信经”正统信仰，强调“圣父与圣子同本质”（homo-ousios）此词的重要。他於350至351年间出版“尼西亚会议信条”，来表明这些基要真理。当时在亚历山大有一位亚流派教师艾依提尔（Aetius），运用其逻辑专长，立论反对亚他那修，提出“圣父与圣子本质相异”（hetero-ousios）的理论，将亚流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亚流派的中兴大将，将之导演成激进立场。他的“本质相异论”成为亚流派的注册商标。
康士坦提既然决定走“半亚流派”路线，采取了瓦伦斯主教的建议，必须先除去亚他那修。由於亚他那修在罗马，得到西方教会的有力支持与长期友谊。康士坦提深知，若再次放逐亚他那修，必会面临东西方教会的分裂问题。所以，他必须先在西方布局，翦除拥护亚他那修的势力。
西方教会以罗马主教为首的少数主教们，了解问题真相，支持亚他那修，坚守“尼西亚信经”，以抵挡亚流派的异端。然而，当初在325年参加“尼西亚大会”时，西方到会代表不到十位，所以绝大多数西方主教不知“亚流派之争”的真相。
康士坦提以皇帝身分，於高卢的阿尔列（Arles，353年）与义大利的米兰（355年）召开教会会议。不知详情但是顺命的主教们占大多数，就决议定罪亚他那修。至於那些不肯妥协的领袖们，康士坦提大施铁腕逼迫就范，使他们违背良心签署“半亚流派”的信仰告白，其中甚至包括年近百岁的胡西亚主教（康士坦丁皇帝的顾问，主持“尼西亚会议”）。
亚他那修又遭放逐
不肯就范的少数主教们，不是被撤换，就是遭放逐，例如著名的主教希乐立（Hilary of Poitiers），於356年被放逐到弗吕家。皇帝最难对付的、死也不肯妥协的罗马主教黎比流（Liberius）也於次年惨遭放逐。所以，皇帝在西方的布局完成之後，终於在356年下令再次放逐亚他那修。亚他那修恢复亚历山大主教职位，已经连续十年，如今又遭放逐，仍然至死忠心、毫不妥协。
亚他那修心里早有准备，当皇帝拂逆民情，在356年派兵压境，护送亚流派的乔治（George of
Cappadocia）出任亚历山大主教时，亚他那修就逃往埃及内陆沙漠。沙漠中的修士们保护他，将他隐藏以逃避士兵的追捕。在埃及民心拥护之下，亚他那修在沙漠中不断写作送发小册短文，指出亚流派与皇帝康士坦提的错谬，继续维护“尼西亚正统信仰”，奋战不懈。
亚流派掌权
出任亚历山大主教的乔治，是极端的亚流派。357年，安提阿主教职位也落入另一极端亚流派人士犹多西斯（Eudoxius）的手中。这些东方教会重镇“主教长”职位，接连落入极端亚流派手中，在普世教会中亮起红灯。这两位主教深受艾依提尔的思想影响，并不尊重正统信仰的传承，也不看重敬虔的奥秘，乃是全然使用人的逻辑推理来作神学论述。
他们追随艾依提尔的说法∶“圣子的本质，与圣父相异”。他们不仅反对“尼西亚信经”所说∶“圣父与圣子本质相同”，也反对说“圣父与圣子的本质相似”（homoi-ousios）。“本质相似”正是当时东方教会的主流看法，认为以此说法可以防范马吉罗“神格唯一论”的错谬。现今的亚流派已经高喊“本质相异”，连“本质相似”也不能接受。
当安提阿主教犹多西斯大力推销其“本质相异”的亚流派神学，在东方众主教中引起惊讶与困惑时，安卡拉主教巴西流（Basil of Ancyra，马吉罗的继任者）领导许多持“本质相似”立场的主教们，起来抵制亚流派的鼓吹异端。在他们眼中，犹多西斯与乔治主教等人士是不敬虔的理性主义者，会带领教会走向异端沉沦之途。
巴西流透过其与皇帝的个人关系，亲赴康士坦提的皇宫晓以大义，劝服康士坦提接受其看法∶“本质相似”是唯一能维持教会合一，又守住真道信仰的立场。看来，康士坦提暂时接受了他的建议。皇帝原先宠信的教会顾问是瓦伦斯主教，是不折不扣的亚流派，他只愿承认“圣父与圣子相似”，绝不接纳使用“本质”字眼。在357至358年间，巴西流与瓦伦斯不断斗争，要争取康士坦提的认同。
“中间妥协”路线
最後，康士坦提决定召开东西方教会的大公会议，来解决“本质相似”与“本质相异”之间的争论。会议在359年召开，但是分两地举行∶西部会议在义大利北部的瑞米尼，东部会议在基利家的西流基。这样的安排，使瓦伦斯稳操胜券。因为瓦伦斯主教在西部独揽大权，在先开的西部会议中，他迫使西部主教们顺从康士坦提之意，通过了皇帝所认可的“中间妥协”的信仰告白。
既然西部会议已经弃守“尼西亚信经”的正统立场，继而召开的东部会议（由安提阿的犹多西斯，与亚历山大的乔治所主导），亚流派轻而易举的粉碎了巴西流“本质相似”派的梦想。
东部的主教们也勉强通过“中间妥协”的信条，与西部主教们一样。不但如此，在360年，犹多西斯还被调升至康士坦丁堡主教。同年，为了庆祝康士坦丁堡的新建教堂献堂，又召开大会，正式通过宣告“圣子与圣父相似”的信经，删除“尼西亚信经”中的关键字“同本质”（homo-ousios）。
从357年至360年的争论，终於落幕。巴西流与“本质相似派”的主教们，被罢黜或放逐。“亚流派”在政治上的全然得胜，康士坦提的“中间模糊”路线离弃了“尼西亚信经”。难怪耶柔米（Jerome）後来写道∶“整个世界都在叹息，惊讶发现自己变成了亚流派”。外表不敢表态，但心里支持“本质相似”立场的多数主教们，看见走“中间模糊”路线的後果不堪设想，不得不反省承认∶亚他那修坚守“尼西亚信经”真是中流砥柱。
东西方的差异
万事互相效力，因著“亚流派之争”，东部教会的主教们开始认真严肃思想“尼西亚信经”坚持“圣父与圣子同本质”的真正意义。从325年“尼西亚会议”以来，康士坦丁皇帝任内，“尼西亚信经”是正统，“亚流派”必须虚伪迁就，“正统派”以为相安无事。但是到了康士坦提掌权时，“亚流派”的中兴得势，促使东方教会领袖们认真反思，安卡拉的巴西流就是明显的例子。
东方教会长久以来的传统，是强调“三位格一本体”真理中的三位格区分（three persons [hypostasis]），对於西方教会中的异端“撒伯流主义”（Sabellianism，是“神格唯一论”，认为神只有一位格，以三形态展现，也称为“形态论”）戒慎恐惧。这就是他们坚拒马吉罗主教回任安卡拉主教的原因。
西方教会的主流立场，是强调“三位格一本体”真理中的“同一本体”（the same being，ousia），对於东方教会中的受希腊哲学影响的“俄利根派”（Origenism，是“隶属论”，认为圣子在本质上是次等的，隶属於圣父），视之为类似“三神论”。这就是为何他们反对“亚流派”逼迫亚他那修的原因。
亚他那修的洞见
亚他那修在埃及沙漠中，继续写作反对“亚流派”的信仰立场，进深解释“尼西亚信经”中“同本质”的真正意义。他从350年起，就致力讲述写作指明“亚流派”异端危害教会的真相。而巴西流主领的“本质相似派”，经过数年斗争之後，终於认清“亚流派”在骨子里是“隶属论”异端，所以，亚流派才会处心积虑要删除“尼西亚信经”中“相同本质”的字眼。
到了360年亚流派在政治上大获全胜之後，亚他那修看见巴西流及其友人，与他一样认清了真相。亚他那修明白∶“本质相似派”不是反对“尼西亚信经”，只是担心“本质相同”用词，会被人误会成“撒伯流主义”；他们以为使用“本质相似”可排除任何“形态论”的阴影。所以，争论的关键，主要不在用词（“本质相同或相似”），乃是在於用词背後的观念。
所以，亚他那修伸出欢迎的手臂，说∶“那些接受‘尼西亚信经’但是对‘同本质’用词有所保留的人，我们绝不可视之为敌人；我们要与他们一起讨论，视之为弟兄的关系；他们也是如此待我们，争论只是在用词罢了”。而巴西流派在亚他那修引导之下，视他为年长智者听其规劝，日渐明白“本质相同”是圣经真理，而“本质相似”不足以根除亚流异端。
结论
处於後现代的今日教会，在面临真理信仰之争时，许多人采“息事宁人，博采众议”的“中间模糊”立场，将基要真理相对化，与康士坦提皇帝相似。究其根本原因，在於没有“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就不能“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下场必是“随波逐流，随流失去”。
反观亚他那修，不论得时不得时，都死守“尼西亚信经”善道，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是“忠心”的仆人；他为人正直，不哗众取宠，不攀言附势，是“良善”的仆人。他有从上头来的智慧，能分辨清楚，接纳巴西流等人士，领导他们归正，真是“有见识”的仆人。这位“正统信仰之父”真是“忠心良善，又有见识”，所以是“乱世忠仆”。
25. 夜尽天明
皇帝康士坦提於361年过世，由朱里安接任皇帝。朱里安（Julian）原是康士坦提的近亲，当初康士坦丁死时，手下军兵不愿皇权外落，就将其三子之外的堂表亲戚一概杀尽。然而，朱里安与其兄迦勒斯（Gallus）幸免於难。後来朱里安被康士坦提重用，出任帝国西部皇军的总司令。当康士坦提驾崩之後，他顺势继任皇位，对教会带来极大影响。
叛教者朱里安
朱里安自幼在基督教皇室中长大，但是其宫廷教师颇具自由派倾向，灌输许多希腊古典思想给他。又因宫廷屠杀事件，朱里安痛恨这些名不符实的基督教皇室人士。其青少年期，从事神学研究，受洗归信基督教，甚至担任教堂中的读经者。但是他18岁之後，想脱离皇帝康士坦提的管制，就热衷於古罗马神教，与当时之异教徒人士往来密切。
朱里安於350至351年间，在以弗所受到新柏拉图哲学吸引，又被异教邪术影响，所以受蛊惑放弃基督教信仰，从此醉心於古罗马神教迷信。354年，其兄迦勒斯因参与阴谋叛变，被康士坦提处死，朱里安更加憎恨皇帝与其基督教信仰。但是朱里安不动声色，所以仍受皇帝信任，封为凯撒，被派往西部莱茵河流域，抵挡日尔曼蛮族的入侵。
360年2月，朱里安见时机成熟，就由其部下黄袍加身，自立为奥古士督（皇帝封号），与康士坦提对立。不但如此，挥兵攻打帝国东部，大规模内战即将爆发。不料康士坦提因病驾崩於361年11月3日，朱里安在无敌手之下，继任罗马帝国皇帝，一统天下。
朱里安复兴异教
朱里安继任皇帝，对基督教会带来极大冲击。虽然他心中早就放弃基督教信仰，但是在360年时仍伪装是信徒，在高卢参加教会崇拜聚会。原因是他需要基督徒的支援，以对抗康士坦提，又因不愿让其基督徒妻子海莲纳（Helena）伤心。海莲纳於360年过世，361年他登上皇帝宝座，从此没有任何顾忌，就立刻宣告脱离基督教。
朱里安公开支援古罗马的异教信仰，重开偶像寺庙，美其名为宽容各种宗教信仰。他立刻停止基督教会多年来享受的特别待遇，并用巧妙方法来限制或瓦解教会的势力。虽然他避免使用武力镇压基督徒，以免让他们落得“殉道者”的美名。但是他仍严厉处罚巴勒斯坦与小亚细亚的热心基督徒，因他们反对或侮辱偶像寺庙。他也藉故关闭安提阿的教堂，所以他与东方教会的冲突，导致一些基督徒殉道。
朱里安以自己是“罗马神教大祭司”身分，有系统地重建异教组织信仰。他仿效基督教会，制订信仰告白，建立教区制度，提高寺庙祭司水平。他自己每天向偶像献祭，作重要决策之前，都询问由算命术士组成的顾问团，以迷信算命方式治理国政。他的迷信措施，在一般非基督徒眼中，也未获得支持，甚至遭来非议。因为他的大规模献祭，牺牲太多动物，导致有些地区市场上肉类短缺，影响民生经济。
朱里安对教会的阴谋
对於教会中“正统派”与“亚流派”之争，朱里安不帮助任何一方，但是乐见教会里的内斗纷争，他想在其中搅和，以坐收渔翁之利，以瓦解教会。朱里安让亚他那修回到亚历山大，以为可以助长教会内部的矛盾斗争。但是，朱里安发现亚他那修的立场非常坚定，不畏惧皇帝势力，就又将其放逐。
朱里安禁止基督徒教师教授希腊与拉丁典籍，假冒的理由是信仰不合，其实非基督徒教师，也与古代希腊与拉丁的信仰不合。著名的修辞学大师维多利纳（Victorinus），在罗马被剥夺了教席。维多利亚在353年已经名满天下，後来於一两年後，当他55岁时悔改归信主基督。他的悔改归主，影响了後来的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Confession）第八卷中记录维多利纳归主历程。
朱里安为了推销异教，歧视基督徒官员，不准他们在政府军队中晋升高职。凡是愿意脱离基督教而改信异教者，可立刻擢升高位。因此有些挂名的基督教徒，就把握机会叛教，归附皇帝的异教，来升官发财。
朱里安为了拉拢犹太人，削弱基督教势力，就安排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计划，在巴勒斯坦恢复犹太教的献祭，建立犹太教区。後来此计划因地震而告吹。犹太教徒也看出朱里安的阴谋，并未完全就范。因为罗马帝国早期逼迫基督徒，也逼迫犹太人的历史事实，使得犹太人也小心翼翼，与朱里安貌合神离。
朱里安的败落
朱里安一意孤行、推广异教，虽然带来异教崇拜的暂时中兴，但是并未获得广大民众支援。并且他在位期间不到两年，所推行的新政未能留下长期果效。他於363年决定要攻打波斯，为要效法希腊皇帝亚历山大的东征，因他认为自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轮回化身。在算命卜卦的谋士们怂恿之下，他终於踏上死亡之旅。
由於此次皇帝亲征攻打波斯，是由随行的算命术士团领导，战事的进行，完全取决於算命卜卦。所以，朱里安不按照军事战略，疏於侦察敌情，又不防范埋伏，终於在363年6月26日中枪伤重而亡。发生过程真相如何，史家不得而知。有的传说他是因战况失利而自杀，有的说他是被士兵叛杀。
至於流行的传说，他死前把血洒在空中，说∶“加利利人啊，你得胜了”，并无实据。此说最早的记录，出现在450年提尔多瑞（Theodoret of Cyrus）的著作中。然而，叛教者朱里安想要消灭基督教的计谋，的确是失败了。异教的势力逐渐消退，不复东山再起，朱里安成为最後一位迷信异教的罗马皇帝。
朱里安之後
朱里安死後，军中老将乔维安（Jovian）继位皇帝，与波斯人谋和割地了事，不久之後也过世。军队选立另一位将领瓦伦提尼（Valentinian）继任皇帝。瓦伦提尼知道自己不可能一人治理全国，就指派其兄弟瓦伦斯（Valens）治理东部，自己统领西部。瓦伦提尼持守“尼西亚信经”的正统信仰，在西部公平对待教会。
但是东部皇帝瓦伦斯个性软弱，容让自己被“亚流派”利用，所以在其任内，亚历山大主教亚他那修又遭放逐。这是亚他那修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被放逐。所幸的是，此次放逐时间只有四个月，亚他那修又回到亚历山大，任职主教直到他於373年离世。
罗马帝国此时国势渐弱，主要原因是北方日尔曼蛮族压境。由於亚洲来的匈奴入侵欧洲，使得日尔曼诸族向西南转进，入莱茵河与多瑙河流域。东部皇帝瓦伦斯必须防御哥特人（Goths），西部皇帝瓦伦提尼抵御法兰克人（Franks）与阿立曼尼人（Alemanni）。瓦伦提尼死於375年，由其长子格瑞钦（Gratian）继任西部皇帝。
东部皇帝瓦伦斯於378年，抵御哥特人时战死沙场。格瑞钦就选立提尔多修（Theodosius）为东部皇帝，提尔多修原是罗马驻不列颠的将军之子，才华出众。格瑞钦在其任内，宣布废除皇帝兼任“罗马神教大祭司”头衔；而提尔多修在其任内，正式宣告基督教为国教。罗马帝国自康士坦丁归主以来，至今终於正式将基督教国教化。
提尔多修的治世
提尔多修出任东部皇帝之後，立刻摆平了哥特人的叛乱。他不是用武力，乃是以和平谈判，并且将骁勇的哥特人纳入皇军。但是不久之後，帝国西部发生内战，383年不列颠驻军叛变，拥立麦克西穆（Maximus）为帝，进攻高卢。格瑞钦从巴黎逃到卢昂，但是遭人暗杀。麦克西穆立刻通报提尔多修，否认自己与格瑞钦被刺有关，并说明自己受封皇帝是合理的，目的是要求提尔多修承认其为西部皇帝。
提尔多修相忍为谋、折冲樽俎，承认麦克西穆为不列颠、高卢、西班牙的皇帝，但是也承认瓦伦提尼二世（瓦伦提尼之幼子）继任格瑞钦之帝位，统领义大利和北非。四年之後，麦克西穆为了扩张领土，挥兵进攻义大利。瓦伦提尼二世求助於提尔多修，提尔多修立刻回应，出兵阻止麦克西穆，麦氏战败被杀。提尔多修将帝国西部版图，重归瓦伦提尼二世的统治。
西部皇帝瓦伦提尼二世，於392年逝世。提尔多修选立自己儿子昂那瑞司（Honorius）为西部皇帝，并立另一子阿卡狄尔（Arcadius）治理帝国东部。提尔多修於395年离世，在他任内（378-395）安内攘外，带来罗马帝国中兴治世。虽然国势已不如前，但是挽救了帝国从朱里安以来的混乱局面。
亚流派之争
从朱里安到提尔多修，“亚流派之争”进入最後的阶段。亚流派在皇帝康士坦提时，达到权力高峰；到了朱里安执政时（361-363），维持现状；乔维安（363）虽然支持尼西亚信仰，但是任期太短；瓦伦斯出任东部皇帝（364-378），亚流派又在政治上得势。
瓦伦斯受其妻影响，宠信亚流派的康士坦丁堡主教犹多西斯（Eudoxius），及其继任者德莫非力（Demophilus）。凡是反对犹多西斯或德莫非力的人，会遭到程度不一的逼迫。然而，政治上的得势并不能挽救亚流派的式微。年轻一代教会领袖兴起，面临新的议题；亚流派异端的真相，也越来越为东方教会领袖所识破。在神的带领之下，信仰的主流渐渐回归尼西亚正统。
当亚他那修於373年过世之前，他是参加过“尼西亚会议”（325）硕果仅存的老将。他在60与7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是死守善道坚忍不拔的长辈，虽被放逐五次，仍然固守岗位持守真道。年轻一代领袖常常请教谘询他的神学洞见，他也经常写作信仰文章传讲真理。特别身为亚历山大主教，每年所发表的“复活节文告”，在年轻教牧领袖心中，是决定性的信仰导航。
结论
当东部皇帝瓦伦斯於378年战死於哥特人之役时，亚流派在东方失去政治靠山。提尔多修仔细研究了东方教会的情形。他宣告∶东方教会领袖必须一致接受“尼西亚信经”，必须与罗马主教达马所斯（Damasus）与亚历山大主教彼得（亚他那修的继任者）恢复交通。
提尔多修在381年於康士坦丁堡召开“大公会议”，这是历史上第二次的大公会议。“康士坦丁堡会议”确认“尼西亚信经”，敲响了亚流派的丧钟，彻底结束了亚流派之争。从此“亚流派”在罗马帝国境内销声匿迹，“尼西亚”正统信仰历经56年的搅扰逼迫，终於夜尽天明，苦尽甘来。
亚他那修主教被称为“正统信仰之父”，提尔多修皇帝被誉为“康士坦丁第二”。感谢神，兴起他的仆人，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守住所信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