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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6


《先賢所信──早期教會史話》26-30呂沛淵著


原刊於《舉目》雜誌第7期至46

目錄


26.加帕多家三杰


从主後325年“尼西亚会议”到主後381年的“康士坦丁堡会议”之间,教会面临“三位一体教义”的争论,被史家称为“亚流派之争”。由於皇帝康士坦提二世(337-361)拥护亚流派,逼迫尼西亚正统派,使得亚流派东山再起,在政治上得势。被称为“正统信仰之父”的亚他那修主教,虽然五次遭到放逐,但是坚忍不拔领导教会对抗亚流派。他於373年离世,领导正统信仰的重责大任,由三位加帕多家(Cappadocia,位於小亚细亚,在加拉太与叙利亚之间)出身的主教承接。

东方教会中的新问题

6070年代,东方教会中产生新的问题,有三大议题引发热烈辩论。第一是“圣灵的位格与神性”。当时有些人士认同“尼西亚信经”所说“圣子与圣父同本质”,但是不承认“圣灵的神性”。由於“尼西亚信经”只说到“我们相信圣灵”,并未细说;他们是根据两三段经文断章取义,而发出此谬论。这一批人由康士坦丁堡的马其顿尼(Macedonius)领头,被正统信仰派称为“马其顿尼派”或“反对圣灵派”。

第二是关於“三位一体”位格特徵的用词。在东方教会是由希腊字hypostasis来表达。然而,此词的用法涵义在当时模糊不清,尚未得到共识。甚至在安提阿教会引起激烈纷争。362年在安提阿城,有三位对立的主教,一位是亚流派按立的,两位是反亚流派的∶保林纳(Paulinus)与米立提(Meletius)。这两位主教都持守尼西亚信经,但是二人对hypostasis的解释与用法不同∶米立提认为“三位一体”是三个hypostases,而保林纳主张是一个hypostasis。米立提的立场是正统的,而保林纳的看法遭到质疑。

第三,是关於“基督的位格”。在叙利亚的亚波留尼斯(Apollinaris),因坚决反对亚流派,矫妄过正提出极端理论,宣称基督的人性与一般常人不同∶神性的道(Logos)取代了人的灵魂。他认为基督只有人的身体,并无人的灵魂。照此说法,基督的人性是既不完整,又不真实。亚波留尼斯的说法,在70年代引起极大的反弹。

加帕多家三杰

亚他那修离世之後,维护正统信仰的重责大任,由加帕多家出身的三位教父承接∶该撒利亚的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拿先素斯的贵格力(Gregory of Nazianzus,巴西流之友),以及尼撒的贵格力(Gregory of Nyssa,巴西流之弟)。他们都是出身名门,受良好教育,熟悉希腊教父著作,为人敬虔,受民众敬爱,也都是领导修道运动的领袖。他们的牧会事奉与著书立说,对东方教会的影响极其深远。

巴西流

巴西流在329年生於该撒利亚(加帕多家的省会),家室敬虔富有,为殉道者的後代。巴西流从小心中就埋下敬虔的种子,後来求学於康士坦丁堡。他在351355年间负笈雅典,与来自拿先素斯的贵格力成为密友。二人虽受希腊哲学与文学训练,但是却因敬虔的基督徒生活,不受其他同学的世俗化放荡生活影响。巴西留学成之後,回到家乡该撒利亚,教授修辞学。

360年,他赴巴勒斯坦与埃及等地,接触熟悉修道生活。返乡後,将家产分给穷人,退隐至邻近黑海的本都省,靠近其母与姊妹的修道院,过修道生活。他召聚志同道合的人,一同群居修道。他邀请其密友贵格力前来加入,一同带领修道运动。364年,他被选为教会牧者,虽非其所愿,但是只有接受。370年,他被选立为该撒利亚主教,统管加帕多全境的众主教。他领导众教会,反抗在政治上得势的亚流派。他尽其所能,选立正统信仰人士出任主教,以保护群羊不受亚流派异端的迷惑。

支持亚流派的东部皇帝瓦伦斯,想要将加帕多家夺回亚流派阵营,就命令该省总督与行政官员,多方逼迫巴西流,威胁要将其家产充公,放逐边疆,甚至处死。巴西流不为所动,反而视死如归,回答说∶“还有别的麽?这些一点也动不到我。充公?我无家产;放逐?全地属乎主,我只是过客;处死?使我更早回天家,其实老我几乎已死了,我正迈向坟墓。”

後来,皇帝无计可施,正准备下令放逐巴西流时,六岁的王子突然得病,群医束手无策,他请巴西流祷告而暂得痊愈。原来高傲的皇室官员也得病,请巴西流代祷,因主教的祷告而复元。所以,皇帝不敢将其放逐。巴西流继续在艰苦中,持守讲明尼西亚信仰,直到379年离世。巴西流是出色的讲道家与神学家,然而他更是群羊的善牧与教会领袖,以及东方修道运动的推动者。
虽然巴西流在379年离世,未能参加康士坦丁堡大会,但是所写的《驳斥尤诺米》(Against Eunomius)(亚流派)五卷与《圣灵论》,是教义史的钜作。其《讲道集》深受西方教父安伯若修(Ambrose)与奥古斯丁喜爱;其在崇拜礼仪方面,也在东方教会留下深远影响至今。他带领两位贵格力(其弟与其友),一起成为东方教会的模范领袖。

尼撒的贵格力

贵格力是巴西流之弟,因为其後出任尼撒的主教,所以被称为“尼撒的贵格力”。他从小内向,喜欢研究与默想,并不善於公共关系。他说∶“家世财富荣耀,让与世俗为友的人去追求;基督徒的谱系在於与神亲近,基督徒的家乡在於真实善良,基督徒的自由,在於身为神的儿女”。贵格力深受教父俄力根(Origen)的著作影响,更是受其兄巴西流的属灵引导。

贵格力早年生平,史家所知不多。只知他教授修辞学时间不长,退隐至本都,潜心修道。其兄巴西流在372年,召请他出任尼撒的主教。他本来不愿,但是为了群羊的需要,顺服其兄的邀请。由於贵格力忠心持守传讲尼西亚信仰,遭到亚流派的愤恨。亚流派在376年的地区会议上,以阴谋废除其主教职位,将其放逐。两年之後,为亚流派撑腰的皇帝瓦伦斯逝世,西部皇帝格瑞钦废除放逐令,贵格力得以恢复尼撒主教职位。

後来,贵格力的家人相继离世,特别是巴西流,令他难过。但是他仍然尽忠职守,维护尼西亚信仰。他参加“康士坦丁堡大会”,是当时最出色的神学家,发挥极大影响力,被大会称为“大公正统信统的柱石之一”。他是“加帕多三杰”中最具神学深度的思想家,有许多重要著作流传後世,例如《驳斥尤诺米》,《驳斥亚波留尼斯》,《论圣子与圣灵的神性》,《神的本体与位格之区分》,《基督信仰要理问答》等,其中大部分是在巴西流离世之後,继续辩护与发展巴西流的教训。他於395年左右离世。

拿先素斯的贵格力

贵格力在330年生於拿先素斯地区,所以他被称为拿先素斯的贵格力。在“加帕多家三杰”中,就教会领袖能力来说,他不如巴西流;就神学思想深度来说,他不如尼撒的贵格力;但是就讲道口才而言,他比这两人更胜一筹。他将尼西亚信仰与希腊神学用词结合,清楚论证,是维护尼西亚信仰的健将。

贵格力的母亲诺娜(Nonna),是早期教会史上著名的敬虔妇女。她藉著祈祷与圣洁生活,将丈夫从异端信仰中领回,归信主基督,後来丈夫被选立为拿先素斯的主教。诺娜将其子贵格力在出生前就奉献给主,正如哈拿奉献撒母耳一样。她为人代祷,舍己接济贫困,照顾病患。贵格力从小在母亲敬虔祷告薰陶之下,学习圣经,并显示出在修辞演说方面的恩赐。

贵格力从小就决志独身,为要专心服事神的国度。他赴省会该撒利亚求学,可能在那里初识巴西流;又赴埃及的亚历山大,有机会聆听所敬佩的亚他那修讲道。後来,他负笈雅典,与巴西流同窗,结为终生的密友,同心一意。另外,当时叛教者朱里安也在雅典求学,贵格力已经看出朱里安的邪恶。後来在朱里安死後,他写作两篇讲论,严斥其叛教背道。

贵格力的友人希望他能在雅典教导修辞学,但是他不为所动,30岁时回到自己家乡,与父母同住,帮助父母经管家业,开始过修道生活。後来,他赴本都,与巴西流一同参与修道运动。361年返乡探亲时,他父亲在聚会中众人面前,按立他为教会牧者。他虽然吃惊,但是当时无法拒绝会众的请求。後来他逃回本都,过自己喜欢的修道生活。

然而,因著父母年事已高,而教会又急需牧养,他於次年复活节前回到拿先素斯,出任牧职。後来,巴西流召请他出任撒希玛(Sasima)的主教。他虽然被按立主教职位,仍然花许多时间独处修道。372374年,他帮助将近百岁的父亲牧会,至父亲离世。375年,他从父亲的主教职位退隐,过修道生活。379年,巴西流逝世的消息,带给他极大的痛苦。然而这些熬炼都是出於神的奇妙安排,预备他前往帝国首都,从事一艰钜但重要的任务。

贵格力在康士坦丁堡

379年,他被召前往康士坦丁堡一小教会牧会。此持守尼西亚正统信仰的教会,在亚流派的主教长德莫非力(Demophilus)逼迫之下,已成为将残的灯火,聚会人数寥寥无几。然而,这是在帝国首都亚流派大本营之地,需要继续有正统信仰的教会。在多位主教的代祷鼓励之下,贵格力接受呼召,毅然前往任职。他到任之後,身体微弱,穿著简朴,被繁华首都民众轻视且逼迫。

贵格力因传讲“三位一体”真道,曾受亚流派暴民围攻。然而他靠主恩典得胜一切困难,以其满有能力的讲道,来建造此小小的教会。日复一日,人们不分阶层涌入此教会。因为看到真道信仰与圣洁生活的见证,此教会从衰微到兴旺,成为大教会。後来为了记念尼西亚正统信仰的复活得胜,此教会改名为“复活堂”。

他的声名远播,近悦远来,人们从四面八方前来听道。已经上了年纪的著名学者耶柔米,也远从叙利亚来到康堡,要听贵格力的讲道。耶柔米也私下请他教授如何解经,日後耶柔米感恩说∶贵格力是他的老师。贵格力在帝国首都默默耕耘,教导尼西亚信仰,改变了康堡。外在的胜利终於在3802月来临∶新任的东部皇帝提尔多修,宣告尼西亚信仰为正统。

当皇帝提尔多修於同年11月来到康士坦丁堡後,立刻解除主教长德莫非力及其亚流派党羽的职位,将主教长座堂转交给贵格力,对他说∶“神藉著我们的手,将这座教堂交托给你,作为你受苦的回报。”康堡的民众热情要求他出任主教长,但是他不能接受,因为撒希玛主教职位尚未正式下任,必须由主教会议同意才能正式离职。

贵格力离开康士坦丁堡

後来,提尔多修在3815月召开“康士坦丁堡大会”,与会主教们选立贵格力出任康堡主教长。大会主席米立提在会议期间去逝,贵格力接任大会主席。然而,贵格力发现与会的主教们,有些非难他,有些结党分争。他非常失望痛心,决意辞去主席之位。他也辞去主教长之职,於6月离开康堡,回归家乡退隐修道。

贵格力的馀生,仍然主动关心教会事务,藉著许多书信往来,提供属灵指引。他也带领照顾在其身边的修道团体。他在390年左右离世,遗骨被送回康堡。他的著作,最出名的是他在康堡的《五大讲论》,辩护尼西亚信仰,驳斥尤诺米派与马其顿尼派,为他赢得“神学家”的荣衔。他另有45篇讲论,与240多篇书信,流传後世。

结论∶真理的旗手

虽然加帕多人的民族性,在当时的形象不佳(被描述为胆小不成器,甚至诡诈),但是主从他们当中,兴起三位重用的仆人。“加帕多家三杰”都是忠心良善,又有见识;信仰纯正又灵命精湛。他们在东方教会的影响与贡献,正如奥古斯丁在西方教会所扮演的角色一样重要。这正显明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与卑贱的,叫有智慧的与强壮的羞愧(《林前》127),属灵的伟人不是传自己,乃是显明神的伟大。“加帕多家三杰”是真正敬畏主的人,神赐给他们旌旗,“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604)!


27.见贤思齐

皇帝提尔多修(Theodosius)於3815月在康士坦丁堡召开“大公会议”,这是继尼西亚会议之後的第二次大会,共有150位东方主教参加,西方并无代表出席。提尔多修指派安提阿主教米力提(Meletius)担任大会主席;米力提於会议中过世,拿先素斯的贵格力(Gergory of Nazianzus)被大会选为继任主席。贵格力身为康堡主教长,灵命学识精湛,实为最佳人选。

贵格力的退隐

贵格力在大会中推荐罗马主教所支援的保林纳(Pualinus)继任安提阿主教,虽然保林纳与米力提素来对立,但是此举可促进东西方教会的和睦与合一。然而,反对此举的东方主教们因此非议贵格力,甚至质疑他出任康堡主教长之合法性。贵格力一片好心,却招来风暴。他灰心失望之馀,决定辞去大会主席,并且辞去康堡主教长之职,返乡退隐潜心修道。

大会选出米力提的同工弗乐文(Flavian)继任安提阿主教,并选立杰出的行政长官聂克泰瑞(Nectarius)为康堡主教长。虽然聂氏原非圣职人员,然而他的立场中立与行政专才,赢得各方接纳。聂氏也继贵格力之後,出任大会主席,领导大会继续议事。

康士坦丁堡信经

康士坦丁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再次确认《尼西亚信经》,坚守“圣父与圣子同本质(homo-ousios)”之立场。关於康士坦丁堡会议所制订的信经,被称为《尼西亚──康士坦丁堡信经》,是根据《尼西亚信经》修饰并增补。修饰部分,略去原有的定罪“亚流派”四句;增补部分,是在末句“我信圣灵”之後,加上一段叙述说明∶“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是从圣父所出,是与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尊荣,是藉著先知说话”。

大会定罪亚波留尼斯主义(否认基督的真实人性)与马其顿派(反对圣灵的神性),但是并未将定罪的字句写入《信经》。总的来说,《尼西亚──康士坦丁堡信经》是早期教会在神的护理引导之下,根据圣经将“三位一体”基要真理,作清楚扼要的告白;不只是根除亚流异端,更是为後世教会奠定了正统信仰的根基。其内容意义是教会生死存亡的关键,是不容今日教会忘记或忽略的。

第三条

大会也制订了七条“教会法规”,其中以第三条最具深远影响∶“康士坦丁堡主教应该排名仅次於罗马主教之後,因为康堡是新罗马”。此条款招致埃及亚历山大的愤恨,因为亚历山大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帝国的第二大城,仅次於罗马。罗马主教也不高兴,因为虽然此条款承认罗马是教会界的首席,但是暗示罗马的首位是以该城的政治地位来决定。

西方教会长期抗争不肯接受这第三条,不接受聂氏被任命为康堡主教,不满大会拒绝接纳安提阿的保林纳。这“第三条”反映出东方教会当时政教关系的消长,也是造成後来教会分裂的滥觞∶在东方教会里,亚历山大主教长与康士坦丁堡主教长的争权不断;罗马教皇与康堡大主教之间的政治斗争,导致了11世纪的东西方教会的分裂。这真是令人欷嘘扼腕!

亚流派异端的症结

皇帝提尔多修於当年七月,正式立法规定∶所有主教都必须遵守《尼西亚──康士坦丁堡信经》,凡是违背“三位一体信仰”者皆为异端,所有教会崇拜必须敬拜“三一真神”。从此“亚流派异端”在帝国境内成为非法,只有在北方蛮族延续下,达至第七世纪终了。然而,其所依据的“人本理性主义”仍然阴魂不散∶16世纪的苏西尼派(Socinians),与现代的耶和华见证人会,都是亚流异端的借尸还魂。

亚流派的真相,就是以人的理性挂帅,来解释圣经基要真理,特别是神的本体。第五世纪亚流派史家非拉司托(Philostorgius),在425年所写辩护亚流派之书中解释∶亚流派运动的起始,是一大胆尝试,要以320年代知识分子大众容易接受的方式,来重新定义组合基督教教义,结果不幸被传统迷信所淘汰。由此可证,亚流派的根源是以人的理性(既有限又有罪的理性)废弃了圣经真理。

今日教会仍然面对“人本理性主义”的试探冲击,我们唯有记取此惨痛的历史教训,归回圣经,固守真道的奥秘,因为“三位一体”圣经真理本是“大哉,敬虔的奥秘!”(《提前》316)。

教会的发展

378年帝国东部皇帝瓦伦斯在抵御西哥特族入侵时阵亡,亚流派失去了政治靠山。379年提尔多修继任东部皇帝,恢复尼西亚正统信仰。在380年,他与西部皇帝格瑞钦(Gratian)一起颁布谕令∶帝国境内所有人民都应该信奉基督教,即罗马主教达玛瑟(Damasus)与亚历山大主教彼得所信奉的“三一真神信仰”。这不仅是表明尼西亚正统信仰的得胜,亚流派的彻底挫败,更是正式宣告《尼西亚信经》所表明的基督信仰,是罗马帝国的国教。

康士坦丁是第一位归主的罗马皇帝,然而帝国内异教势力根深蒂固,所以康士坦丁及其继任者,仍然顺应国情,身负“罗马神教大祭司”的名号,直到格瑞钦之时。格瑞钦是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废除此名号。在他与提尔多修任内,基督信仰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不遗馀力提倡罗马帝国全境成为基督教正统信仰,排除异教异端者,首推义大利米兰主教安伯若修(Ambrose)。

安伯若修

安伯若修出身罗马名门贵族,在基督徒家庭中成长,具有法律与行政长才,很快就晋升为米兰的行政首长。当374年米兰主教奥森提(Auxentius,亚流派)过世时,继任人选竞争激烈难产;安伯若修身为行政长官,要维持公共次序。在选立会议中面临僵局,无法选出合适人选时,突然有一小孩高唱“选安伯若修为主教”。民众立刻回应,认为这是神的指引,一致要求安伯若修出任主教。

安伯若修当时约30岁,尚未受洗,觉得自己不配,但是屈服於民众的要求,立刻受洗承接圣职,被按立为米兰的主教。虽然他被按立为主教的过程仓促,但是他成为民众所敬爱的牧长,在米兰地区成为举足轻重的教牧领袖。他对西部皇帝格瑞钦与瓦伦提尼二世,以及提尔多修,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带来深远影响,引导了皇帝的宗教政策。

由於米兰是帝国西部的京城,也是後来提尔多修的皇宫所在地,所以安伯若修对皇室的影响颇大。格瑞钦於382年下令将罗马元老院中的“维多利神坛”移除,当时信奉罗马神教的贵族领袖施马克(Symmacus),只有默默忍受到383年格瑞钦被刺身亡时。施马克於384年上书继任的年幼皇帝瓦伦提尼二世,要求恢复“维多利神坛”,作为记念罗马神教以及宗教宽容的记号。安伯若修回信反驳施马克的诡辩。

385年,当信奉亚流派的皇太后游斯丁娜(Justina,瓦伦提尼二世之母)要求在米兰地区,至少开放一座教堂,恢复亚流派的崇拜;理由是为了罗马军队中有信奉亚流派的哥特族人。安伯若修断然拒绝,不容许异端污秽圣堂。安伯若修不畏强权,获得百姓支援,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只好退让。

主教与皇帝

安伯若修与东部皇帝提尔多修的关系更是亲密。提尔多修甚至说过∶“除了安伯若修,我不认识其他主教”,意指安伯若修在主教位置上发挥的影响力,是超乎其他众主教。388年,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的修士们,纵火烧了一座犹太人会堂。提尔多修下令当地主教,从教会公款出资赔偿重建。安伯若修劝阻皇帝收回成命;皇帝在安伯若修施压之下,只有同意。

390年,帖撒罗尼迦的暴民在戏园里,谋杀了一位军中蛮族将领。此举令提尔多修大怒,立刻派兵镇压,屠杀了戏园中七千多民众。由於皇帝此举过於残忍,安伯若修宣布开除皇帝教籍,要求他公开悔改认罪,才可恢复领圣餐。提尔多修经过八个月的惩戒,於当年圣诞节为其罪行公开悔罪。这显示,皇帝也必须顺服教会的惩戒管教。

391年之後,罗马政府连续颁布谕令,开始镇压异教信仰。各地的偶像寺庙渐次遭到拆毁或变更用途。例如埃及亚历山大的撒拉匹斯庙,在主教提阿腓力(Theophilus)带领下被拆除;吉尼斯寺变成公共旅馆。虽然这些行动并非皇帝授意,但是政府的默契是不加干涉。有些寺庙在第五世纪时,在洁净礼仪之後,改成教堂使用。在乡间的迷信民众仍习惯於异教的生活礼仪,所以需要时间来更新转换;在有些地区异教的秘密仪式仍在地下零星进行,但是总的来说,罗马帝国中的异教,自提尔多修当政时,已经一蹶不振,渐渐消散。

提尔多修打击异教,最显著的是他严厉对付摩尼教。摩尼教是由第三世纪巴比伦人摩尼(Mani)所创,是混合宗教,主张以诺斯底主义为本的善恶二元论。由於其为秘密集会宗教,所以皇帝戴克理先之时,已经遭到打压;瓦伦提尼一世时,将摩尼教徒的家产充公,而提尔多修後来加上更严厉的处罚。奥古斯丁早先在北非时,受到摩尼教的蛊惑;当他於383年到罗马之时,发现当地摩尼教徒已经衰微。

结论

罗马帝国在皇帝提尔多修之时,尼西亚正统信仰得以坚固,亚流派异端彻底被根除;基督信仰正式成为国教,异教势力遭受致命的一击。提尔多修在教会历史上的位置与角色,可媲美康士坦丁皇帝。他们虽然各有其软弱,但他们都是神所兴起的仆人,在关键时刻扭转政治局势,带领教会归正。

安伯若修更是神在教会中兴起的主教,辅佐皇帝,抵制异端异教;安伯若修带领奥古斯丁归主,脱离摩尼教的捆绑,造就早期教会史上最重要的教父,持守基要真理,抵挡异端假道,真是传承真道的善牧忠仆。

今日教会处於後现代,让我们靠主恩典,见贤思齐,谨记使徒保罗所说∶“你这属神的人┅┅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提前》611-12


28.金口约翰

教会从第四世纪末至第五世纪初,在东西方教会,皆有几位杰出的领袖兴起。在这些对後世有深远影响的教父们中,西方有举足轻重的安伯若修(339-397),而东方教会在“加帕多家三杰”之後,最重要的领袖则是屈梭多模(347-407)。

安提阿的约翰

屈梭多模(Chrysostom)的意思是“金口”(golden-mouthed)。他本名约翰,是叙利亚安提阿的长老。由於他讲道大有能力,所说的皆是金玉良言,被大众称为“金口”,因此自第六世纪起,被称为“约翰.屈梭多模”。

约翰在347年生於安提阿,是杰出的军官之子。母亲安淑撒(Anthusa)是早期教会著名的敬虔妇女之一。约翰从小受母亲的薰陶,学习圣经真理,在心灵中埋下真理敬虔的种子。後来,约翰在修辞学大师莱巴尼(Libanius)门下受教,是其最优秀的学生。莱氏并未信主,但他於395年过世之前,被问及他希望谁继承其衣钵。他回答∶“是约翰”。这显示他终生不忘,曾为其得意门生的约翰。

约翰成为出色的修辞学家後不久,就献身学习神学,在安提阿主教米力提(Meletius)门下受教三年。他原想离群索居,成为修道士,但是母亲以眼泪挽留他,留在安提阿事奉。米力提主教按立他为圣职人员。370年,约翰原可被按立为主教,然而他推辞并推荐其友巴西流(加帕多家三杰之一)出任此职。

修道与牧会

约翰在母亲过世之後,得偿宿愿,退隐至叙利亚旷野。在安提阿郊外的修道院中,他跟随院长狄尔多(Diodorus)修习神学,灵修、默想、祷告。但是因采取过度严格的修道生活,伤了肠胃,不得不在380年回到安提阿教会事奉。他於386年出任长老,开始他的讲道事奉。由於他有讲道的口才,更是忠於圣经的解经讲道,能针对听众的需要与问题,故吸引了许多群众。

387年,安提阿城因税收太重,引发民众暴乱,暴民将皇帝皇后及皇太子的雕像拆下损毁,并示街游行。当时的皇帝提尔多修,以火爆脾气与严厉刑罚者著称。在皇帝威胁要毁灭安提阿城之际,安提阿主教亲赴京城,请求皇帝从轻发落。约翰在此时期(复活节前40日)连续传讲21篇信息,呼吁市民认罪悔改归主。城中大批异教徒,因他的讲道悔改信主。果然,皇帝回心转意,从轻发落。从此,“金口约翰”声名大噪。

康堡主教长

提尔多修於395年过世,其子雅卡迪亚(Arcadius)继任帝国东部皇帝,在康士坦丁堡即位。康堡主教长聂克泰瑞(Nectarius)於397年离世,主教长职位出缺。康堡皇室觉得“金口约翰”是最佳人选,於是将他从安提阿绑架到康堡,出任主教长。

康堡是帝国东部的首都,政治地位逐渐凌驾古罗马之上。而康堡在教会界的地位,也因381年的“康堡大公会议”,被确认为“新罗马”。此举不仅惹来西方罗马主教之不满,更招来东方亚历山大主教之嫉妒。原本在东方教会为首的亚历山大,当然不愿意看见康堡取其位而代之。

亚历山大当时的主教是提阿非罗(Theophilus385-412),曾尽力布局推荐手下人选,出任康堡主教。当“金口约翰”被皇室挑选为康堡主教时,提阿非罗在开始时与他合作。但是後来关系恶化,他处心积虑要推翻约翰。

屈梭多模的改革

约翰.屈梭多模於3982月来到康堡,他的讲道大受欢迎,立刻吸引许多民众。出身修道士、有敬虔背景的他,看见康堡散漫的属灵光景,即开始大规模的改革。前任的聂主教,为人温和、顺应潮流,宽松对待圣职人员,所以其属下习惯了悠哉生活。聂主教所按立的一些同工,呼召不清楚又闲懒不结果子。屈梭多模断然将他们革职,引起他们的憎恨,树敌不少。聂主教常常大开宴席招待属下同工,而屈梭多模主教则是过著修士般的俭朴生活,又因其肠胃不佳,常常独处吃简单食物。如此尖锐的对比,使得他的敌人造谣生事,说他孤僻行事,独享奢侈生活。

由於屈梭多模身居主教长要职,其它地区主教想求其帮助升官募款,都为守正不阿的他所劝阻,难免招惹他们的不满。一些亚细亚省的主教,为了职位的晋升,向以弗所的教区主教行贿。屈梭多模以康堡主教长身分严惩这些主教,将他们开革。如此一来,敌人又攻击他越区行事、自我扩权。

屈梭多模也得罪了康堡的权贵阶级,他在讲道中常指责他们奢侈放荡。忠言逆耳,自然招惹憎恨。但是他真切关心贫苦大众,将其薪俸的大部分捐助济贫。其敬虔清廉的生活见证,赢得市井小民的衷心爱戴。

高大弟兄会

亚历山大主教提阿非罗,在埃及境内面临修道团体之争。修士分成两派∶“俄利根派”与“反俄利根派”。俄利根(Origen,约185-254)是早期东方教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所以有些不合圣经的论说。赛浦路斯的撒罗米主教依皮芬尼(Epiphanius,约315-403)致力於清除教会中的异端思想。自375年起,他尽心竭力揪出俄利根的错误(例如灵意解经),他还刻意点名批判在埃及的“俄利根派”修道团体。

在埃及的“俄利根派”修士们,由於起始领导的同工们身材高大,被称为“高大弟兄会”(Tall Brothers)。到了约399年,在埃及的“反俄利根派”修士们得势,提阿非罗主教就将“高大弟兄会”修士驱除出境。他并且获得罗马主教的同意,正式定罪“俄利根派”的教义。後来“高大弟兄会”修士长途跋涉来到康士坦丁堡,寻求康堡主教长的庇护。屈梭多模向来与“俄利根派”修士们保持友好关系,如今又接待他们,这引起提阿非罗的不满。所以,提阿非罗决定扳倒屈氏,以巩固亚历山大的领导地位。

橡树宫会议

提阿非罗看到屈梭多模遭到康堡圣职人员的反感,权贵阶级的憎恨,认为下手的机会来了。首先,他告诉依皮芬尼,屈氏在掩护俄利根派的异端。依主教就从赛浦路斯来到康堡,指控屈氏,所提出的皆是未经证实的谣言。“高大弟兄会”修士们告诉依主教∶虽然他们私下景仰屈氏的著作,但是屈氏从未阅读他们的著作。依主教明白真相之後,离开康堡,死於航海返乡途中。

後来,提阿非罗亲自出马,於4036月来到伯斯普鲁斯海峡区域,表面上是来辩护其定罪“高大弟兄会”修士的理由,事实上是想来定罪屈梭多模。他在康堡对岸迦克敦的“橡树宫”召开会议,召聚那些对屈氏不满的人,对屈氏提出控诉。他正式要求屈氏前来答辩,然而屈氏拒绝参加此不怀好意的会议。果然,“橡树宫会议”作出罢免他的决议。

康堡皇室的反应

如果屈梭多模当时与皇室关系良好,则“橡树宫会议”的决议起不了什麽作用。皇后犹氏(Eudoxia)原先景仰屈梭多模,她曾请屈氏为太子施洗,当太子生病时,也请屈氏为之代祷。但是到了4036月时,皇后已经对屈氏产生极大反感。由於她以不正当方法取得产业。屈氏在一篇讲道中,以恶后耶洗别(亚哈王的妻子)为例,指责强取豪夺之罪,大家听成他在指责皇后。

所以,愤怒的皇帝雅卡迪亚批准了“橡树宫决议”,下令放逐屈梭多模。屈氏面对挤满教堂的会众,大胆直言地传讲一篇临别信息,明显将皇后比喻成耶洗别与希罗底(希律王的妻子),然後开始其放逐之旅。就在其离去後第二天,京城遭大地震,拥护屈梭多模的市民,认为这是天谴的兆头,所以聚集在皇宫前抗议。皇帝与皇后赶紧召回屈氏,恢复其主教长原职。

然而,数月之後,皇后的银雕像落成,树立在圣苏菲亚教堂,宫廷大肆庆祝。屈梭多模不表赞同,这在皇后眼中又是一大侮辱。就在此时,提阿非罗主教又火上加油,著文恶劣攻击屈氏,助长皇后的怨恨。屈氏知道情势不妙,却不向强权低头,反而在讲坛上回应说∶“希罗底又热情跳舞,要求施洗约翰的头。”皇帝决心开革这位不受约束的主教,下令再次放逐屈氏。

屈梭多模遂上诉罗马与米兰等地的主教。罗马主教印诺森(Innocent)深表同情,不顾亚历山大的反对,尽力营救屈氏,但徒劳无功。屈氏被放逐至亚美尼亚地区,然而仍以书信与其支持者保持密切联系。宫廷为了避免後患,决定将他遣送至更偏远的边疆。屈梭多模於4079月,死於艰苦难熬的押解旅途中。他临终时所说的是∶“为这一切感谢神”。

典型在夙昔

屈梭多模的殉道,是教会历史上的悲剧。皇室权贵的贪婪腐败,与教会内部的派系斗争,导致了他被逼死於放逐之旅。他守正不阿、为主殉道,成为东西方教会所记念的圣徒。他的遗骨於438年被迎回,安置在康堡的“使徒教堂”,即主教长与皇帝们同葬之地。

屈梭多模遗留後世的著作,最出名的是其《讲道集》,超过600篇,都是精彩的整卷解经讲道,树立典范,影响深远。他年轻时的力作《祭司职分》,是灵修神学的上品。他也写了许多神学与伦理文章,论述基督徒信仰与生活。他的书信有242封传世,几乎都是在他放逐年间(403-407)所写的。他也改进了当时的崇拜仪式,东方教会直到今日仍用其所编的“崇拜仪式”。总的来说,屈梭多模是教牧典范,讲道与灵修的大师。

结论∶“忠心传真道,清心求圣洁”

屈梭多模从“修道,传道,行道,直到殉道”,是至死忠心的善牧忠仆。他身居高位,却不为名利所惑,并非在於“金口”,乃在於“圣心”。“口若悬河”是特殊的恩赐,并非人人皆有;但是“圣洁的心”是灵命的关键,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今日教会多为世俗潮流所牵引摆布,妥协真理迎合大众。教会领袖忠心讲解圣经者寡,追求世俗方法者众;操练生命圣洁者少,追求神迹奇事者多。

我们学习教会历史,是要看什麽呢?要看那些随世俗之风飘摇,风吹动的芦苇麽?要看那些争名夺利,穿细软衣服的人(《太》117-9)麽?“金口约翰”的生命见证,如同“施洗约翰”一样∶他为主耶稣所作的见证,是真实的;他也因为主耶稣作见证,而忠心殉道。“金口约翰”跟随“施洗约翰”的脚踪,“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著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约》1041-42

唯愿我们靠主恩典,痛定思痛悔改归正,以屈梭多模“忠心传真道,清心求圣洁”为榜样,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活出真理的仁义圣洁,才能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为主发光且明光照耀,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直到主来。


29. 耶柔米与奥古斯丁

从第四世纪後半到第五世纪前半,拉丁语系西方教会著名的教父,在安伯若修(Ambrose339-397)之後,是耶柔米(Jerome331-420)与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1)。他们两位对於西方教会的神学思想渐臻成熟,扮演重要的角色。奥古斯丁的影响更是深远,直到今日。

耶柔米

耶柔米生於达马太(今日的南斯拉夫)。早年在罗马修习古典文学,後来在罗马受洗。他旅行各地,见闻广博,文学才华洋溢。後来参加修道团体,过禁欲生活。374年立志不再跟随西赛罗(Cicero,古典文学大师),专心跟随主基督,潜心修道,以希腊文与希伯来文精读圣经。

耶柔米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受按立圣职之後,於380年赴康士坦丁堡,在贵格力主教门下受教。382年赴罗马,成为罗马主教戴玛索(Damasus)的秘书。戴主教要耶柔米编译一本拉丁文圣经,以取代当时流传但不准确的古拉丁文译本。耶柔米遵命,开始根据希腊文新约与《七十士译本》(旧约希腊文译本)新译拉丁文圣经。

戴玛索主教於384年过世,耶柔米原先希望继任罗马主教职位,但是并未获选,并且新任主教并非其友。耶柔米就远赴东方,最後於386年落脚於伯利恒,领导门生在修道院中生活,潜心翻译圣经。当他完成新约翻译後,就著手翻译旧约。在耶柔米当时,所有现存的拉丁文旧约译本,都是根据《七十士译本》来翻译的,并非根据希伯来旧约,所以品质不佳。熟悉希伯来文又住在圣地的耶柔米,认为根据现存的拉丁文译本来修订,是徒劳无功。於是他从希伯来原文翻译旧约。

405年,耶柔米完成旧约的拉丁文译本。经过23年的光阴,他终於完成西方教会第一本根据原文直译的拉丁文新旧约圣经。虽然在当时遭到不少人的批评反对,但是其内容品质的确高人一等,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中世纪最普遍流行的译本,所以被称为武加大译本(Vulgate,“武加大”为拉丁文译音,意思是“普遍通用”)。天主教会的“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於1645年宣告其为天主教的官方译本,具最高权威,任何争议必须诉诸此译本。

耶柔米在西方教会中独树一格,在拉丁教父中,极少人像他这样熟悉希腊文与希伯来文。他是首屈一指的圣经学者,写作许多圣经注释,翻译希腊教父的著作成拉丁文。他卷入不少争议,对敌人毫不留情;在灵命品格来说,他不如安伯若修与屈梭多模。但是,他作为学者与圣经翻译者而言,对西方教会的贡献与影响是长远的。

奥古斯丁在北非

奥古斯丁比耶柔米年轻约20岁,生於北非的他格司特(位於阿尔及利亚)。父亲是异教徒,母亲莫尼佳(Monica)是敬虔的基督徒。奥古斯丁16岁时,离家进修,负笈迦太基研读修辞学。後来父亲过世,他学成之後返乡任教,不久又回到迦太基任教。

在此期间,奥古斯丁染上当时恶习,未婚同居生子。外在的情欲生活,不能削弱其内心寻求人生真理之渴望。如此寻求人生智慧与意义的企求,使得他在373年加入摩尼教。摩尼教流行於当时的北非。摩尼教由摩尼(Mani216-277)所创,由波斯传入罗马帝国。其教义是“光明与黑暗”善恶二元论,与诺斯底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

奥古斯丁一生对“苦与罪”(邪恶问题)的感受极深,很想在哲学上得到答案。摩尼教认为“邪恶”是实际的存在,强调要用理智解决终极问题,并且取笑基督徒的单纯信心。这对於当时“理性挂帅”的奥古斯丁来说,极具吸引力,使他彻底放弃了早年的基督徒信仰。但是当他加入摩尼教之後,却渐次发现教中领袖浅薄又骄傲。虽然他仍在摩尼教出入,他的思想已经成为怀疑论者。

奥古斯丁在米兰

奥古斯丁於383年来到罗马,教授修辞学。384年到宫廷所在地米兰,出任修辞学教授的公职。就在此时,母亲莫尼佳来到米兰与他同住,目的是想要领他归回自幼以来的基督信仰。莫尼佳为他祷告了多年,盼望他浪子回头。神垂听母亲的恳求,奥古斯丁此时终於离开了摩尼教,虽然他心中仍有疑惑,但仍愿意到教会听道。

奥古斯丁在米兰教会,聆听安伯若修主教的讲道,令他大开眼界。安伯若修的讲道风范与修辞真是一流,其内容道理更是深入浅出。同时在米兰,奥古斯丁也接触到“新伯拉图主义”。新伯拉图主义流行於第三至第六世纪,强调邪恶不是实体的存在,乃是良善的缺乏;这使得奥古斯丁看明摩尼教的根本错误,脱离其迷惑。更重要的,新伯拉图主义主张灵魂的终极目标,在於爱慕企盼与“至善者”结合,归回上帝。这使得奥古斯丁开始明白自己是何等的远离“那照亮一切生在世上之人的真光”。

虽然奥古斯丁在理智上正在经历天翻地覆的革命,但是他仍是追求世上的名誉,财富,婚姻。莫尼佳为他安排了门当户对的婚事,奥古斯丁就将多年的情妇遣送回北非。由於未婚妻尚未达至成婚年龄,奥古斯丁在等待期间,仍然不能胜过情欲,继续罪中生活。然而,他深知自己为情欲所困,就考虑与友人共同退隐,专心读书,思想,追求智慧。

取来念!

在神的带领之下,关键时刻终於来到∶386年夏天,一日在米兰的花园中,他听到小孩在唱歌∶“取来念,取来念”,他就打开保罗所写的《罗马书》,读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1313-14)。根据他後来见证说∶“在刹那间,当我读到最後一句时,信心之光涌流入我心内,所有的黑暗疑云都一扫而空”。

秋季的数月,悔改的奥古斯丁,与儿子亚迪奥岱(Adeodatus)以及一群密友退隐至米兰郊外的庄院,长期深入讨论人生终极问题。冬天来了,奥古斯丁回到米兰,报名参加教会的学道班准备受洗。在387年复活节前夕,安伯若修为奥古斯丁父子施洗归主。受洗之後,奥古斯丁与其母和子,三人准备启程返回北非,终身退隐修道。不久之後,莫尼佳於归程中过世,年56岁。後来在388年,奥古斯丁终於回到北非,不久儿子也离世。

从修士到主教

奥古斯丁在自己家乡开设修道院,按原订计划隐居默想写作。在此期间,他写一些小书,如《驳怀疑论者》,《快乐人生》,《独白》等。然而,当他在391年赴港口城市希坡(Hippo)时,被群众包围要按立他为助理主教,因为主教瓦乐瑞(Valerius)是希腊人,拉丁话不流利,需要他的帮助。另外的原因是不愿他将来被别的城市召请。奥古斯丁流泪接受圣职,395年瓦乐瑞离世,奥古斯丁成为希坡的主教,直到430年离世时。

奥古斯丁的生平,从按立圣职起,有了显著的转变。原先他只是悔改归正的哲学家修道士,现在他是教会的牧者,甚至是教区的主教,每周要解经讲道,牧养群羊,驳斥异端。当他越来越专研圣经,熟悉真道信仰,就越来越脱去新伯拉图主义的哲学色彩。他在圣经上打好了根基,使他能靠主恩典,面对北非教会中的争议与外来异端,著书立说中流砥柱,为真道打完那美好的仗。

《忏悔感恩录》

奥古斯丁在397400年间写下自己的心路历程,目的在於忏悔己罪与感谢主恩,书名《忏悔感恩录》(Confessions,一般简称《忏悔录》)。此名著不只是他个人的悔改经历,其实更是“神与人之间”关系的普世写照。此书是奥古斯丁的第一本钜著,总结过去瞻望将来,为其所有後来的著作奠基铺路。所以,此书是认识奥古斯丁生平与思想的关键。

《忏悔感恩录》卷首说到∶人被造的目的是为了认识神与爱神,所以我们的心“没有安息”直到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人犯罪远离神,堕落在错误导向的爱中。如此的弯曲悖逆,深藏在人内心里,甚至人自己都意识不到。所以,要校正此堕落的心,是人自己无能为力的,甚至连选择悔改的心愿,也是全然丧失。所以,唯有神的主权恩典与慈爱,奇妙的运作在罪人之心(超乎人所能意识与理解的),才能改变悖逆之心,将人心夺回使之都顺服基督,重新归正爱神,唯有如此,人心才能真正得到永远的平安。

这是《忏悔感恩录》全书的中心主题,是根据他仔细研读圣经中保罗书信而得的结论。与其说此书是奥古斯丁的反省自传,不如说是他藉著细述个人经历,传讲圣经真理。书中经常以旧约《诗篇》的长篇形式,述说对神恩的颂赞∶漂泊不安的心灵,终於在上帝里面得到真正归宿。

结论∶

奥古斯丁於32岁悔改信主,33岁受洗,37岁受圣职,41岁按立为主教,4346岁间写下《忏悔感恩录》传世不朽的名著。这是他人生下半场的开始。他在希坡主教职位上任重道远,在面对“多纳派之争”与“伯拉纠派之争”,驳斥摩尼教,写作《三位一体论文集》等各方面,都忠於圣经持守真道。

奥古斯丁的中心信念,正如《忏悔感恩录》所表明的∶“人的罪与神的恩”,使得他一生都是“唯独神的恩典,只为神的荣耀”。16世纪的改教家路德与加尔文,都是归回奥古斯丁所持守的救恩真理;今日我们这些“宗教改革”的子孙焉能数典忘祖呢?


30.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於395年成为北非希坡主教时,正是教会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当时教会面临一些严重冲突。他领受任重道远的托付,靠主恩典持守圣经真理,著书立说抵挡异端,成为早期教会最重要的神学家。他不但领导了当时的教会,更影响了後世,直到今日。

面对“多纳派之争”

北非“多纳派”(Donatists)与“大公教会”之争,始於第四世纪初的大逼迫之後,多纳派信徒不能接纳迦太基主教凯其良(Caecilian)的按立,因其按立团中有曾经变节的主教。康士坦丁皇帝在314年召开“亚尔列(Arles)会议”以解决纷争,裁决凯其良合法的主教职位。多纳派不服,与大公教会分开。康士坦丁未能以武力镇压住,多纳派为继续生存而奋斗。347年,皇帝康士坦司(Constans)曾派遣军队镇压多纳派,多人殉道,更加深了双方的裂痕。

奥古斯丁出任希坡主教时,多纳派势力仍然强大;面对已经存在80多年的分裂,奥古斯丁仍存复合的希望。虽然当时政府已经采取强势,对待异端和异教徒,他反对以政府武力镇压多纳派。自393年起,他写了许多文章来规劝多纳派领袖。他也促成迦太基主教们多次会议,讨论如何采取共同立场,来对待多纳派教会。虽然奥古斯丁多方规劝,但是多纳派继续争辩,不愿归回大公教会。

405年起,政府开始向多纳派增加压力,奥古斯丁也渐渐改变原先立场,不再坚持反对使用武力,因为规劝已经无效。41156月,皇帝特使在迦太基召开的会议,是多纳派最後一次公开申辩。残存的会议记录显示∶多纳派拒绝与“不敬虔的”大公教会代表入席同坐。後来,皇帝昂那瑞(Honorius)於4121月宣布多纳派为非法,圣职人员遭放逐,会员按社会阶级处以罚金,没收教会财产。

奥古斯丁自393420年间所写的《抗多纳派文集》流传至今,他在其中论述反对教会分裂的理由;其中也包含了其“教会论”,“教会纪律”,与“圣礼论”。

《上帝之城》

411年之後,“多纳派之争”大体已告结束,奥古斯丁却面临了新的挑战。北方蛮族入侵高卢与西班牙,敲响了西欧的警钟;410年,西哥特族攻陷罗马城,震惊全国。难民涌入北非与东部,人们不禁问道∶为何有圣彼得与圣保罗守护的罗马城,竟然遭此浩劫?异教徒趁机大肆鼓吹∶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离弃古罗马神明,归向基督教信仰,导致神明降祸惩罚。

奥古斯丁看到问题严重,首先鼓励其门生欧若西(Orosius)写出一本简明《世界史》∶列举在康士坦丁归主之前的历史事实,许多天灾人祸的发生何等悲惨,远超过当时蛮族掠劫的灾难;当今蛮族带来的灾祸,可说是上帝对帝国境内仍有拜偶像者的刑罚。如此的辩护,使得异教徒的曲解污蔑化为乌有。

奥古斯丁自413427年,奋力写作《上帝之城》,阐明辩护基督信仰。他在书中指明“教会”是真正永恒之城,是“上帝的国”彰显在世上。世上的国度与城市都有衰亡的一天,即使“罗马城”也不能豁免於蛮族所带来的破坏掠劫。他表明罗马帝国并非等同於“上帝的国”,蛮族攻打罗马帝国,并不一定是“上帝之城”的敌人。西方教会的使命,乃是要带领感化新当权者(蛮族),使他们悔改信主。

两座城∶“双城记

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的目的,并非只是要为基督信仰辩护,回覆异教徒的攻击;更是以此为出发点来探讨“人类社会与政府”的存在意义,及其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他在此书起始,先评析异教徒的宗教哲学与人生哲学。书名《上帝之城》,似乎暗示与伯拉图所写的政治对话录《共和国》(即“人之城”作一鲜明对比。奥古斯丁指明∶人生命的真正目的,乃在今生之後。人要追求的是“认识与敬爱上帝”,人类社会与上帝的团契(即“上帝之城”)只有在历史终结之後,才能完全实现。任何属人的政府所建立的政权,都是暂时的,总是昙花一现。罗马不是、也不可能会存到永远。

人离开上帝,就是恐惧与自恋的牺牲品,受帝国主义式的霸权与野心所驱使,沦为虚空的虚空。奥古斯丁认为∶地上的政府都是由“自恋情结”的私欲起始,追求壮观华丽的权力与物质享受。因此,所有政权的根源,都是本於权力斗争,所以大多数是以暴力与不公义起家的。政府若不行公义,则与大型黑社会集团无异。

然而,这并非说“人的城”(地上的政府社团)是全然邪恶,都不施行公义或不能维持秩序。暂时局部的公义,仍是公义;即使黑社会帮派,也必须有某种形式的秩序。罗马政府与其它政权,奴隶制度与贫富阶级,是因为人的罪性造成的结果;但是它们作为节制罪恶与维持治安的工具,仍是有功效的。换言之,在上帝的护理掌管之下,“人的城”有其角色意义;基督徒在其中有权利(自由民权)义务(纳粮上税),秉公参与政治,从事正义战争。

两种爱∶“双爱记

在人间社会中,世人为“爱己”而活(“自恋”寻求地上的名利);神的儿女蒙恩得救,他们为“爱神”而活。基督徒团体乃是“上帝之城”在历史中的雏形。“教会”并非完美,里面有披著羊皮的狼,外面仍有尚未归家的迷羊。“有形教会”是圣徒与罪人混合的团体;然而,教会正是上帝施恩的所在,他的救恩使得罪人从“自恋”转变成“爱神”,从“错误导向的爱”归正为“向上帝的爱”。所以,有形的教会预表与指向“蒙救赎的子民团体”,即“选民团体”才是真正的“上帝之城”。

所以,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记述“双城记”,也是“双爱记”。历史的意义,不在於外在世界的变化兴替,乃在於内在进行的救赎历程。“人的城”虽繁华一时,最终必倾覆灭亡;“神的城”虽被人忽略,必至终完全实现彰显,因为是上帝经营建造的(《来》1116)。历史的中心是主基督的救赎,所以,基督的道成肉身降世,是历史的中心∶基督的再来,是历史的终结。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阐明圣经“直线前进的历史观”(有中心,有终点),纠正了希腊哲学“轮回式的历史观”(没中心,无终点)的错谬。其影响深远,所以到了第七世纪,罗马政府史家,放弃以罗马建国为起始的纪元,改以“主前B.C.”与“主後A.D.”作为历史纪元的分水岭。

伯拉纠派之争

所谓“伯拉纠派”(Pelagians),是因伯拉纠(Pelagius)而得名。伯拉纠是来自英国的信徒,主张禁欲修道,於390年来到罗马,吸引了一批跟随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柯里提(Coelestius)。伯拉纠呼召所有信徒,采取严格标准,追求过完全圣洁的生活,因为人有此能力。他认为任何人与生俱来,都有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并不受犯罪堕落的捆绑;罪人仍能够运用其自由的意志,悔改信主,追求完全圣洁。
伯拉纠与柯里提於410年,随难民潮从罗马来到北非的希坡与迦太基,传播其论调。一年之後,伯拉纠赴巴勒斯坦,柯里提留在迦太基带领门徒,并申请按立圣职成为牧者。然而,他的论点已经引起怀疑,当时来自米兰的保林纳(Paulinus)熟悉其底细,向迦太基主教奥热流(Aurelius)提出警告。

奥热流召开当地会议,由保林纳提出控诉,说明“伯拉纠派”的基本论点如下∶(1) 亚当被造时是会朽坏的,不论他有没有犯罪,都会死;(2) 亚当犯罪只伤害了自己,不影响全人类;(3) 每一婴孩出生时的状态,与当初亚当未犯罪前一样;(4) 全人类并未因亚当的罪与死而灭亡,我们也并未藉著基督复活而复活;(5) 律法也领人进入天国,如同福音一样;(6) 世上有从不犯罪的人,在主基督未来之前的旧约时期,就已经有些人是从未犯罪的。

柯里提当场并未否认这些立场,只是回避作答。所以,迦太基会议定罪这些看法,否决其按立申请。奥古斯丁当时并未参加会议,乃是从会议报告得知柯里提的“伯拉纠派”理论。他开始写文章,评析伯拉纠的“道德主义”以及柯里提的“六点”。当伯拉纠在巴勒斯坦传播其教训时,引起当地教父耶柔米的反对,但是伯拉纠得到耶路撒冷主教约翰的保护。约在415年,奥古斯丁已经清楚明白∶伯拉纠与柯里提的教训,已经形成“伯拉纠派”系统,此系统是明显否认了“救恩福音的根基∶“唯独恩典”。

“自由”或“由自”?

按照“伯拉纠派”的解释∶亚当後裔人类没有罪性,从古至今是有从不犯罪的人,人犯罪是自我选择效法亚当,人悔改是自我选择听从基督,人追求完美道德生活也是自我选择;人的理性意志从始至终,都是自由的;人犯罪只是学坏了,人自己有能力选择重新做人,恩典不过在旁协助罢了。

“伯拉纠派”在出发点上,没有分清“自由意志”(free will)与“‘由自’意志”(free agency)的不同,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混乱。圣经启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被赋予“选择”的能力∶人按照自己的善恶判断与倾向喜好,作抉择来生活行事。因此,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道德责任,向人负责并向神交帐。人是“选择由自己”的free agent(自由的受造物),就此而言,人永远都是有“‘由自’意志”的。犯罪之前的亚当,堕落之後的世人,今天的我们,天家的圣徒,都是“由自”的。

论到“自由意志”(free will),这是指人心的意志抉择,可以选择良善不犯罪,或选择邪恶犯罪。当人犯罪堕落成为罪奴,失去真理中的自由,则罪人被罪捆绑、死在罪中,所以罪人的意志失去了“真自由”,不可能抉择向善,也就是失去了真正的“自由意志”。奥古斯丁根据圣经,从人与罪的关系(人有无可能犯罪),人的意志是否自由,将人的状态分为四阶段∶

(1) 被造时∶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意志是自由的──人可能犯罪
(2) 堕落後∶全人类被罪捆绑有罪性,意志失去自由──人不可能不犯罪
(3) 得救後∶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意志重获自由──人可能不犯罪
(4) 得荣时∶在天家里完全成为圣洁,意志是彻底自由──人不可能再犯罪

所以,堕落之後,罪人所拥有的只是“‘由自’意志”,而不再有“‘自由’意志”。

结论

奥古斯丁在当时写了许多文章,合成《抗伯拉纠派文集》,帮助教会领袖认清“伯拉纠派”的根本错误是“天助自助,神人合作”,并指出他们是从人的有限且有罪的理性,来错解人性与恩典。“伯拉纠派”的错误是如此严重,违反圣经的福音真理。所以主後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一致通过定罪“伯拉纠派”为异端。

教会史家夏福(Philip Schaff)在其名著《基督教会史》(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中,提出对“伯拉纠派”的中肯评论∶

如果人性没有败坏,则我们的天性就有足够能力,行一切的良善,我们也不需要“救赎主”在我们里面创造新的意志与新的生命,我们只需要“改良者与提升者”;救恩就只是人的工作。伯拉纠派的系统,追根究柢,不容有“救赎,赎罪,重生,新造”等观念。它以“我们自己的道德努力,来成全我们的天然能力”取代了这些基要真理,最多不过是加上神的恩典,作为有价值的帮助支持。虽然伯拉纠及其门生,在传统上仍然持守教会“三位一体”与“基督位格”的教义,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但这只是他们前後矛盾的组合。他们的系统,在逻辑上必然导致“理性主义的基督论。”(卷三,页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