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巴

从主後325年“尼西亚会议”到主後381年的“康士坦丁堡会议”之间，教会面临“三位一体教义”的争论，被史家称为“亚流派之争”。由於皇帝康士坦提二世（337-361）拥护亚流派，逼迫尼西亚正统派，使得亚流派东山再起，在政治上得势。被称为“正统信仰之父”的亚他那修主教，虽然五次遭到放逐，但是坚忍不拔领导教会对抗亚流派。他於373年离世，领导正统信仰的重责大任，由三位加帕多家（Cappadocia，位於小亚细亚，在加拉太与叙利亚之间）出身的主教承接。

东方教会中的新问题

在60至70年代，东方教会中产生新的问题，有三大议题引发热烈辩论。第一是“圣灵的位格与神性”。当时有些人士认同“尼西亚信经”所说“圣子与圣父同本质”，但是不承认“圣灵的神性”。由於“尼西亚信经”只说到“我们相信圣灵”，并未细说；他们是根据两三段经文断章取义，而发出此谬论。这一批人由康士坦丁堡的马其顿尼（Macedonius）领头，被正统信仰派称为“马其顿尼派”或“反对圣灵派”。

第二是关於“三位一体”位格特徵的用词。在东方教会是由希腊字hypostasis来表达。然而，此词的用法涵义在当时模糊不清，尚未得到共识。甚至在安提阿教会引起激烈纷争。362年在安提阿城，有三位对立的主教，一位是亚流派按立的，两位是反亚流派的∶保林纳（Paulinus）与米立提（Meletius）。这两位主教都持守尼西亚信经，但是二人对hypostasis的解释与用法不同∶米立提认为“三位一体”是三个hypostases，而保林纳主张是一个hypostasis。米立提的立场是正统的，而保林纳的看法遭到质疑。

第三，是关於“基督的位格”。在叙利亚的亚波留尼斯（Apollinaris），因坚决反对亚流派，矫妄过正提出极端理论，宣称基督的人性与一般常人不同∶神性的道（Logos）取代了人的灵魂。他认为基督只有人的身体，并无人的灵魂。照此说法，基督的人性是既不完整，又不真实。亚波留尼斯的说法，在70年代引起极大的反弹。

加帕多家三杰

亚他那修离世之後，维护正统信仰的重责大任，由加帕多家出身的三位教父承接∶该撒利亚的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拿先素斯的贵格力（Gregory of Nazianzus，巴西流之友），以及尼撒的贵格力（Gregory of Nyssa，巴西流之弟）。他们都是出身名门，受良好教育，熟悉希腊教父著作，为人敬虔，受民众敬爱，也都是领导修道运动的领袖。他们的牧会事奉与著书立说，对东方教会的影响极其深远。

巴西流

巴西流在329年生於该撒利亚（加帕多家的省会），家室敬虔富有，为殉道者的後代。巴西流从小心中就埋下敬虔的种子，後来求学於康士坦丁堡。他在351至355年间负笈雅典，与来自拿先素斯的贵格力成为密友。二人虽受希腊哲学与文学训练，但是却因敬虔的基督徒生活，不受其他同学的世俗化放荡生活影响。巴西留学成之後，回到家乡该撒利亚，教授修辞学。

360年，他赴巴勒斯坦与埃及等地，接触熟悉修道生活。返乡後，将家产分给穷人，退隐至邻近黑海的本都省，靠近其母与姊妹的修道院，过修道生活。他召聚志同道合的人，一同群居修道。他邀请其密友贵格力前来加入，一同带领修道运动。364年，他被选为教会牧者，虽非其所愿，但是只有接受。370年，他被选立为该撒利亚主教，统管加帕多全境的众主教。他领导众教会，反抗在政治上得势的亚流派。他尽其所能，选立正统信仰人士出任主教，以保护群羊不受亚流派异端的迷惑。

支持亚流派的东部皇帝瓦伦斯，想要将加帕多家夺回亚流派阵营，就命令该省总督与行政官员，多方逼迫巴西流，威胁要将其家产充公，放逐边疆，甚至处死。巴西流不为所动，反而视死如归，回答说∶“还有别的麽？这些一点也动不到我。充公？我无家产；放逐？全地属乎主，我只是过客；处死？使我更早回天家，其实老我几乎已死了，我正迈向坟墓。”

後来，皇帝无计可施，正准备下令放逐巴西流时，六岁的王子突然得病，群医束手无策，他请巴西流祷告而暂得痊愈。原来高傲的皇室官员也得病，请巴西流代祷，因主教的祷告而复元。所以，皇帝不敢将其放逐。巴西流继续在艰苦中，持守讲明尼西亚信仰，直到379年离世。巴西流是出色的讲道家与神学家，然而他更是群羊的善牧与教会领袖，以及东方修道运动的推动者。

虽然巴西流在379年离世，未能参加康士坦丁堡大会，但是所写的《驳斥尤诺米》（Against Eunomius）（亚流派）五卷与《圣灵论》，是教义史的钜作。其《讲道集》深受西方教父安伯若修（Ambrose）与奥古斯丁喜爱；其在崇拜礼仪方面，也在东方教会留下深远影响至今。他带领两位贵格力（其弟与其友），一起成为东方教会的模范领袖。

尼撒的贵格力

贵格力是巴西流之弟，因为其後出任尼撒的主教，所以被称为“尼撒的贵格力”。他从小内向，喜欢研究与默想，并不善於公共关系。他说∶“家世财富荣耀，让与世俗为友的人去追求；基督徒的谱系在於与神亲近，基督徒的家乡在於真实善良，基督徒的自由，在於身为神的儿女”。贵格力深受教父俄力根（Origen）的著作影响，更是受其兄巴西流的属灵引导。

贵格力早年生平，史家所知不多。只知他教授修辞学时间不长，退隐至本都，潜心修道。其兄巴西流在372年，召请他出任尼撒的主教。他本来不愿，但是为了群羊的需要，顺服其兄的邀请。由於贵格力忠心持守传讲尼西亚信仰，遭到亚流派的愤恨。亚流派在376年的地区会议上，以阴谋废除其主教职位，将其放逐。两年之後，为亚流派撑腰的皇帝瓦伦斯逝世，西部皇帝格瑞钦废除放逐令，贵格力得以恢复尼撒主教职位。

後来，贵格力的家人相继离世，特别是巴西流，令他难过。但是他仍然尽忠职守，维护尼西亚信仰。他参加“康士坦丁堡大会”，是当时最出色的神学家，发挥极大影响力，被大会称为“大公正统信统的柱石之一”。他是“加帕多三杰”中最具神学深度的思想家，有许多重要著作流传後世，例如《驳斥尤诺米》，《驳斥亚波留尼斯》，《论圣子与圣灵的神性》，《神的本体与位格之区分》，《基督信仰要理问答》等，其中大部分是在巴西流离世之後，继续辩护与发展巴西流的教训。他於395年左右离世。

拿先素斯的贵格力

贵格力在330年生於拿先素斯地区，所以他被称为拿先素斯的贵格力。在“加帕多家三杰”中，就教会领袖能力来说，他不如巴西流；就神学思想深度来说，他不如尼撒的贵格力；但是就讲道口才而言，他比这两人更胜一筹。他将尼西亚信仰与希腊神学用词结合，清楚论证，是维护尼西亚信仰的健将。

贵格力的母亲诺娜（Nonna），是早期教会史上著名的敬虔妇女。她藉著祈祷与圣洁生活，将丈夫从异端信仰中领回，归信主基督，後来丈夫被选立为拿先素斯的主教。诺娜将其子贵格力在出生前就奉献给主，正如哈拿奉献撒母耳一样。她为人代祷，舍己接济贫困，照顾病患。贵格力从小在母亲敬虔祷告薰陶之下，学习圣经，并显示出在修辞演说方面的恩赐。

贵格力从小就决志独身，为要专心服事神的国度。他赴省会该撒利亚求学，可能在那里初识巴西流；又赴埃及的亚历山大，有机会聆听所敬佩的亚他那修讲道。後来，他负笈雅典，与巴西流同窗，结为终生的密友，同心一意。另外，当时叛教者朱里安也在雅典求学，贵格力已经看出朱里安的邪恶。後来在朱里安死後，他写作两篇讲论，严斥其叛教背道。

贵格力的友人希望他能在雅典教导修辞学，但是他不为所动，30岁时回到自己家乡，与父母同住，帮助父母经管家业，开始过修道生活。後来，他赴本都，与巴西流一同参与修道运动。361年返乡探亲时，他父亲在聚会中众人面前，按立他为教会牧者。他虽然吃惊，但是当时无法拒绝会众的请求。後来他逃回本都，过自己喜欢的修道生活。

然而，因著父母年事已高，而教会又急需牧养，他於次年复活节前回到拿先素斯，出任牧职。後来，巴西流召请他出任撒希玛（Sasima）的主教。他虽然被按立主教职位，仍然花许多时间独处修道。372至374年，他帮助将近百岁的父亲牧会，至父亲离世。375年，他从父亲的主教职位退隐，过修道生活。379年，巴西流逝世的消息，带给他极大的痛苦。然而这些熬炼都是出於神的奇妙安排，预备他前往帝国首都，从事一艰钜但重要的任务。

贵格力在康士坦丁堡

379年，他被召前往康士坦丁堡一小教会牧会。此持守尼西亚正统信仰的教会，在亚流派的主教长德莫非力（Demophilus）逼迫之下，已成为将残的灯火，聚会人数寥寥无几。然而，这是在帝国首都亚流派大本营之地，需要继续有正统信仰的教会。在多位主教的代祷鼓励之下，贵格力接受呼召，毅然前往任职。他到任之後，身体微弱，穿著简朴，被繁华首都民众轻视且逼迫。

贵格力因传讲“三位一体”真道，曾受亚流派暴民围攻。然而他靠主恩典得胜一切困难，以其满有能力的讲道，来建造此小小的教会。日复一日，人们不分阶层涌入此教会。因为看到真道信仰与圣洁生活的见证，此教会从衰微到兴旺，成为大教会。後来为了记念尼西亚正统信仰的复活得胜，此教会改名为“复活堂”。

他的声名远播，近悦远来，人们从四面八方前来听道。已经上了年纪的著名学者耶柔米，也远从叙利亚来到康堡，要听贵格力的讲道。耶柔米也私下请他教授如何解经，日後耶柔米感恩说∶贵格力是他的老师。贵格力在帝国首都默默耕耘，教导尼西亚信仰，改变了康堡。外在的胜利终於在380年2月来临∶新任的东部皇帝提尔多修，宣告尼西亚信仰为正统。

当皇帝提尔多修於同年11月来到康士坦丁堡後，立刻解除主教长德莫非力及其亚流派党羽的职位，将主教长座堂转交给贵格力，对他说∶“神藉著我们的手，将这座教堂交托给你，作为你受苦的回报。”康堡的民众热情要求他出任主教长，但是他不能接受，因为撒希玛主教职位尚未正式下任，必须由主教会议同意才能正式离职。

贵格力离开康士坦丁堡

後来，提尔多修在381年5月召开“康士坦丁堡大会”，与会主教们选立贵格力出任康堡主教长。大会主席米立提在会议期间去逝，贵格力接任大会主席。然而，贵格力发现与会的主教们，有些非难他，有些结党分争。他非常失望痛心，决意辞去主席之位。他也辞去主教长之职，於6月离开康堡，回归家乡退隐修道。

贵格力的馀生，仍然主动关心教会事务，藉著许多书信往来，提供属灵指引。他也带领照顾在其身边的修道团体。他在390年左右离世，遗骨被送回康堡。他的著作，最出名的是他在康堡的《五大讲论》，辩护尼西亚信仰，驳斥尤诺米派与马其顿尼派，为他赢得“神学家”的荣衔。他另有45篇讲论，与240多篇书信，流传後世。

结论∶真理的旗手

虽然加帕多人的民族性，在当时的形象不佳（被描述为胆小不成器，甚至诡诈），但是主从他们当中，兴起三位重用的仆人。“加帕多家三杰”都是忠心良善，又有见识；信仰纯正又灵命精湛。他们在东方教会的影响与贡献，正如奥古斯丁在西方教会所扮演的角色一样重要。这正显明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与卑贱的，叫有智慧的与强壮的羞愧（《林前》1∶27），属灵的伟人不是传自己，乃是显明神的伟大。“加帕多家三杰”是真正敬畏主的人，神赐给他们旌旗，“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60∶4）！

27.见贤思齐

皇帝提尔多修（Theodosius）於381年5月在康士坦丁堡召开“大公会议”，这是继尼西亚会议之後的第二次大会，共有150位东方主教参加，西方并无代表出席。提尔多修指派安提阿主教米力提（Meletius）担任大会主席；米力提於会议中过世，拿先素斯的贵格力（Gergory of Nazianzus）被大会选为继任主席。贵格力身为康堡主教长，灵命学识精湛，实为最佳人选。

贵格力的退隐

贵格力在大会中推荐罗马主教所支援的保林纳（Pualinus）继任安提阿主教，虽然保林纳与米力提素来对立，但是此举可促进东西方教会的和睦与合一。然而，反对此举的东方主教们因此非议贵格力，甚至质疑他出任康堡主教长之合法性。贵格力一片好心，却招来风暴。他灰心失望之馀，决定辞去大会主席，并且辞去康堡主教长之职，返乡退隐潜心修道。

大会选出米力提的同工弗乐文（Flavian）继任安提阿主教，并选立杰出的行政长官聂克泰瑞（Nectarius）为康堡主教长。虽然聂氏原非圣职人员，然而他的立场中立与行政专才，赢得各方接纳。聂氏也继贵格力之後，出任大会主席，领导大会继续议事。

康士坦丁堡信经

康士坦丁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再次确认《尼西亚信经》，坚守“圣父与圣子同本质（homo-ousios）”之立场。关於康士坦丁堡会议所制订的信经，被称为《尼西亚──康士坦丁堡信经》，是根据《尼西亚信经》修饰并增补。修饰部分，略去原有的定罪“亚流派”四句；增补部分，是在末句“我信圣灵”之後，加上一段叙述说明∶“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是从圣父所出，是与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尊荣，是藉著先知说话”。

大会定罪亚波留尼斯主义（否认基督的真实人性）与马其顿派（反对圣灵的神性），但是并未将定罪的字句写入《信经》。总的来说，《尼西亚──康士坦丁堡信经》是早期教会在神的护理引导之下，根据圣经将“三位一体”基要真理，作清楚扼要的告白；不只是根除亚流异端，更是为後世教会奠定了正统信仰的根基。其内容意义是教会生死存亡的关键，是不容今日教会忘记或忽略的。

第三条

大会也制订了七条“教会法规”，其中以第三条最具深远影响∶“康士坦丁堡主教应该排名仅次於罗马主教之後，因为康堡是新罗马”。此条款招致埃及亚历山大的愤恨，因为亚历山大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帝国的第二大城，仅次於罗马。罗马主教也不高兴，因为虽然此条款承认罗马是教会界的首席，但是暗示罗马的首位是以该城的政治地位来决定。

西方教会长期抗争不肯接受这第三条，不接受聂氏被任命为康堡主教，不满大会拒绝接纳安提阿的保林纳。这“第三条”反映出东方教会当时政教关系的消长，也是造成後来教会分裂的滥觞∶在东方教会里，亚历山大主教长与康士坦丁堡主教长的争权不断；罗马教皇与康堡大主教之间的政治斗争，导致了11世纪的东西方教会的分裂。这真是令人欷嘘扼腕！

亚流派异端的症结

皇帝提尔多修於当年七月，正式立法规定∶所有主教都必须遵守《尼西亚──康士坦丁堡信经》，凡是违背“三位一体信仰”者皆为异端，所有教会崇拜必须敬拜“三一真神”。从此“亚流派异端”在帝国境内成为非法，只有在北方蛮族延续下，达至第七世纪终了。然而，其所依据的“人本理性主义”仍然阴魂不散∶16世纪的苏西尼派（Socinians），与现代的耶和华见证人会，都是亚流异端的借尸还魂。

亚流派的真相，就是以人的理性挂帅，来解释圣经基要真理，特别是神的本体。第五世纪亚流派史家非拉司托（Philostorgius），在425年所写辩护亚流派之书中解释∶亚流派运动的起始，是一大胆尝试，要以320年代知识分子大众容易接受的方式，来重新定义组合基督教教义，结果不幸被传统迷信所淘汰。由此可证，亚流派的根源是以人的理性（既有限又有罪的理性）废弃了圣经真理。

今日教会仍然面对“人本理性主义”的试探冲击，我们唯有记取此惨痛的历史教训，归回圣经，固守真道的奥秘，因为“三位一体”圣经真理本是“大哉，敬虔的奥秘！”（《提前》3∶16）。

教会的发展

378年帝国东部皇帝瓦伦斯在抵御西哥特族入侵时阵亡，亚流派失去了政治靠山。379年提尔多修继任东部皇帝，恢复尼西亚正统信仰。在380年，他与西部皇帝格瑞钦（Gratian）一起颁布谕令∶帝国境内所有人民都应该信奉基督教，即罗马主教达玛瑟（Damasus）与亚历山大主教彼得所信奉的“三一真神信仰”。这不仅是表明尼西亚正统信仰的得胜，亚流派的彻底挫败，更是正式宣告《尼西亚信经》所表明的基督信仰，是罗马帝国的国教。

康士坦丁是第一位归主的罗马皇帝，然而帝国内异教势力根深蒂固，所以康士坦丁及其继任者，仍然顺应国情，身负“罗马神教大祭司”的名号，直到格瑞钦之时。格瑞钦是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废除此名号。在他与提尔多修任内，基督信仰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不遗馀力提倡罗马帝国全境成为基督教正统信仰，排除异教异端者，首推义大利米兰主教安伯若修（Ambrose）。

安伯若修

安伯若修出身罗马名门贵族，在基督徒家庭中成长，具有法律与行政长才，很快就晋升为米兰的行政首长。当374年米兰主教奥森提（Auxentius，亚流派）过世时，继任人选竞争激烈难产；安伯若修身为行政长官，要维持公共次序。在选立会议中面临僵局，无法选出合适人选时，突然有一小孩高唱“选安伯若修为主教”。民众立刻回应，认为这是神的指引，一致要求安伯若修出任主教。

安伯若修当时约30岁，尚未受洗，觉得自己不配，但是屈服於民众的要求，立刻受洗承接圣职，被按立为米兰的主教。虽然他被按立为主教的过程仓促，但是他成为民众所敬爱的牧长，在米兰地区成为举足轻重的教牧领袖。他对西部皇帝格瑞钦与瓦伦提尼二世，以及提尔多修，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带来深远影响，引导了皇帝的宗教政策。

由於米兰是帝国西部的京城，也是後来提尔多修的皇宫所在地，所以安伯若修对皇室的影响颇大。格瑞钦於382年下令将罗马元老院中的“维多利神坛”移除，当时信奉罗马神教的贵族领袖施马克（Symmacus），只有默默忍受到383年格瑞钦被刺身亡时。施马克於384年上书继任的年幼皇帝瓦伦提尼二世，要求恢复“维多利神坛”，作为记念罗马神教以及宗教宽容的记号。安伯若修回信反驳施马克的诡辩。

385年，当信奉亚流派的皇太后游斯丁娜（Justina，瓦伦提尼二世之母）要求在米兰地区，至少开放一座教堂，恢复亚流派的崇拜；理由是为了罗马军队中有信奉亚流派的哥特族人。安伯若修断然拒绝，不容许异端污秽圣堂。安伯若修不畏强权，获得百姓支援，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只好退让。

主教与皇帝

安伯若修与东部皇帝提尔多修的关系更是亲密。提尔多修甚至说过∶“除了安伯若修，我不认识其他主教”，意指安伯若修在主教位置上发挥的影响力，是超乎其他众主教。388年，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的修士们，纵火烧了一座犹太人会堂。提尔多修下令当地主教，从教会公款出资赔偿重建。安伯若修劝阻皇帝收回成命；皇帝在安伯若修施压之下，只有同意。

390年，帖撒罗尼迦的暴民在戏园里，谋杀了一位军中蛮族将领。此举令提尔多修大怒，立刻派兵镇压，屠杀了戏园中七千多民众。由於皇帝此举过於残忍，安伯若修宣布开除皇帝教籍，要求他公开悔改认罪，才可恢复领圣餐。提尔多修经过八个月的惩戒，於当年圣诞节为其罪行公开悔罪。这显示，皇帝也必须顺服教会的惩戒管教。

自391年之後，罗马政府连续颁布谕令，开始镇压异教信仰。各地的偶像寺庙渐次遭到拆毁或变更用途。例如埃及亚历山大的撒拉匹斯庙，在主教提阿腓力（Theophilus）带领下被拆除；吉尼斯寺变成公共旅馆。虽然这些行动并非皇帝授意，但是政府的默契是不加干涉。有些寺庙在第五世纪时，在洁净礼仪之後，改成教堂使用。在乡间的迷信民众仍习惯於异教的生活礼仪，所以需要时间来更新转换；在有些地区异教的秘密仪式仍在地下零星进行，但是总的来说，罗马帝国中的异教，自提尔多修当政时，已经一蹶不振，渐渐消散。

提尔多修打击异教，最显著的是他严厉对付摩尼教。摩尼教是由第三世纪巴比伦人摩尼（Mani）所创，是混合宗教，主张以诺斯底主义为本的善恶二元论。由於其为秘密集会宗教，所以皇帝戴克理先之时，已经遭到打压；瓦伦提尼一世时，将摩尼教徒的家产充公，而提尔多修後来加上更严厉的处罚。奥古斯丁早先在北非时，受到摩尼教的蛊惑；当他於383年到罗马之时，发现当地摩尼教徒已经衰微。

结论

罗马帝国在皇帝提尔多修之时，尼西亚正统信仰得以坚固，亚流派异端彻底被根除；基督信仰正式成为国教，异教势力遭受致命的一击。提尔多修在教会历史上的位置与角色，可媲美康士坦丁皇帝。他们虽然各有其软弱，但他们都是神所兴起的仆人，在关键时刻扭转政治局势，带领教会归正。

安伯若修更是神在教会中兴起的主教，辅佐皇帝，抵制异端异教；安伯若修带领奥古斯丁归主，脱离摩尼教的捆绑，造就早期教会史上最重要的教父，持守基要真理，抵挡异端假道，真是传承真道的善牧忠仆。

今日教会处於後现代，让我们靠主恩典，见贤思齐，谨记使徒保罗所说∶“你这属神的人┅┅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提前》6∶11-12）

28.金口约翰

教会从第四世纪末至第五世纪初，在东西方教会，皆有几位杰出的领袖兴起。在这些对後世有深远影响的教父们中，西方有举足轻重的安伯若修（339-397），而东方教会在“加帕多家三杰”之後，最重要的领袖则是屈梭多模（347-407）。

安提阿的约翰

屈梭多模（Chrysostom）的意思是“金口”（golden-mouthed）。他本名约翰，是叙利亚安提阿的长老。由於他讲道大有能力，所说的皆是金玉良言，被大众称为“金口”，因此自第六世纪起，被称为“约翰．屈梭多模”。

约翰在347年生於安提阿，是杰出的军官之子。母亲安淑撒（Anthusa）是早期教会著名的敬虔妇女之一。约翰从小受母亲的薰陶，学习圣经真理，在心灵中埋下真理敬虔的种子。後来，约翰在修辞学大师莱巴尼（Libanius）门下受教，是其最优秀的学生。莱氏并未信主，但他於395年过世之前，被问及他希望谁继承其衣钵。他回答∶“是约翰”。这显示他终生不忘，曾为其得意门生的约翰。

约翰成为出色的修辞学家後不久，就献身学习神学，在安提阿主教米力提（Meletius）门下受教三年。他原想离群索居，成为修道士，但是母亲以眼泪挽留他，留在安提阿事奉。米力提主教按立他为圣职人员。370年，约翰原可被按立为主教，然而他推辞并推荐其友巴西流（加帕多家三杰之一）出任此职。

修道与牧会

约翰在母亲过世之後，得偿宿愿，退隐至叙利亚旷野。在安提阿郊外的修道院中，他跟随院长狄尔多（Diodorus）修习神学，灵修、默想、祷告。但是因采取过度严格的修道生活，伤了肠胃，不得不在380年回到安提阿教会事奉。他於386年出任长老，开始他的讲道事奉。由於他有讲道的口才，更是忠於圣经的解经讲道，能针对听众的需要与问题，故吸引了许多群众。

387年，安提阿城因税收太重，引发民众暴乱，暴民将皇帝皇后及皇太子的雕像拆下损毁，并示街游行。当时的皇帝提尔多修，以火爆脾气与严厉刑罚者著称。在皇帝威胁要毁灭安提阿城之际，安提阿主教亲赴京城，请求皇帝从轻发落。约翰在此时期（复活节前40日）连续传讲21篇信息，呼吁市民认罪悔改归主。城中大批异教徒，因他的讲道悔改信主。果然，皇帝回心转意，从轻发落。从此，“金口约翰”声名大噪。

康堡主教长

提尔多修於395年过世，其子雅卡迪亚（Arcadius）继任帝国东部皇帝，在康士坦丁堡即位。康堡主教长聂克泰瑞（Nectarius）於397年离世，主教长职位出缺。康堡皇室觉得“金口约翰”是最佳人选，於是将他从安提阿绑架到康堡，出任主教长。

康堡是帝国东部的首都，政治地位逐渐凌驾古罗马之上。而康堡在教会界的地位，也因381年的“康堡大公会议”，被确认为“新罗马”。此举不仅惹来西方罗马主教之不满，更招来东方亚历山大主教之嫉妒。原本在东方教会为首的亚历山大，当然不愿意看见康堡取其位而代之。

亚历山大当时的主教是提阿非罗（Theophilus，385-412），曾尽力布局推荐手下人选，出任康堡主教。当“金口约翰”被皇室挑选为康堡主教时，提阿非罗在开始时与他合作。但是後来关系恶化，他处心积虑要推翻约翰。

屈梭多模的改革

约翰．屈梭多模於398年2月来到康堡，他的讲道大受欢迎，立刻吸引许多民众。出身修道士、有敬虔背景的他，看见康堡散漫的属灵光景，即开始大规模的改革。前任的聂主教，为人温和、顺应潮流，宽松对待圣职人员，所以其属下习惯了悠哉生活。聂主教所按立的一些同工，呼召不清楚又闲懒不结果子。屈梭多模断然将他们革职，引起他们的憎恨，树敌不少。聂主教常常大开宴席招待属下同工，而屈梭多模主教则是过著修士般的俭朴生活，又因其肠胃不佳，常常独处吃简单食物。如此尖锐的对比，使得他的敌人造谣生事，说他孤僻行事，独享奢侈生活。

由於屈梭多模身居主教长要职，其它地区主教想求其帮助升官募款，都为守正不阿的他所劝阻，难免招惹他们的不满。一些亚细亚省的主教，为了职位的晋升，向以弗所的教区主教行贿。屈梭多模以康堡主教长身分严惩这些主教，将他们开革。如此一来，敌人又攻击他越区行事、自我扩权。

屈梭多模也得罪了康堡的权贵阶级，他在讲道中常指责他们奢侈放荡。忠言逆耳，自然招惹憎恨。但是他真切关心贫苦大众，将其薪俸的大部分捐助济贫。其敬虔清廉的生活见证，赢得市井小民的衷心爱戴。

高大弟兄会

亚历山大主教提阿非罗，在埃及境内面临修道团体之争。修士分成两派∶“俄利根派”与“反俄利根派”。俄利根（Origen，约185-254）是早期东方教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所以有些不合圣经的论说。赛浦路斯的撒罗米主教依皮芬尼（Epiphanius，约315-403）致力於清除教会中的异端思想。自375年起，他尽心竭力揪出俄利根的错误（例如灵意解经），他还刻意点名批判在埃及的“俄利根派”修道团体。

在埃及的“俄利根派”修士们，由於起始领导的同工们身材高大，被称为“高大弟兄会”（Tall Brothers）。到了约399年，在埃及的“反俄利根派”修士们得势，提阿非罗主教就将“高大弟兄会”修士驱除出境。他并且获得罗马主教的同意，正式定罪“俄利根派”的教义。後来“高大弟兄会”修士长途跋涉来到康士坦丁堡，寻求康堡主教长的庇护。屈梭多模向来与“俄利根派”修士们保持友好关系，如今又接待他们，这引起提阿非罗的不满。所以，提阿非罗决定扳倒屈氏，以巩固亚历山大的领导地位。

橡树宫会议

提阿非罗看到屈梭多模遭到康堡圣职人员的反感，权贵阶级的憎恨，认为下手的机会来了。首先，他告诉依皮芬尼，屈氏在掩护俄利根派的异端。依主教就从赛浦路斯来到康堡，指控屈氏，所提出的皆是未经证实的谣言。“高大弟兄会”修士们告诉依主教∶虽然他们私下景仰屈氏的著作，但是屈氏从未阅读他们的著作。依主教明白真相之後，离开康堡，死於航海返乡途中。

後来，提阿非罗亲自出马，於403年6月来到伯斯普鲁斯海峡区域，表面上是来辩护其定罪“高大弟兄会”修士的理由，事实上是想来定罪屈梭多模。他在康堡对岸迦克敦的“橡树宫”召开会议，召聚那些对屈氏不满的人，对屈氏提出控诉。他正式要求屈氏前来答辩，然而屈氏拒绝参加此不怀好意的会议。果然，“橡树宫会议”作出罢免他的决议。

康堡皇室的反应

如果屈梭多模当时与皇室关系良好，则“橡树宫会议”的决议起不了什麽作用。皇后犹氏（Eudoxia）原先景仰屈梭多模，她曾请屈氏为太子施洗，当太子生病时，也请屈氏为之代祷。但是到了403年6月时，皇后已经对屈氏产生极大反感。由於她以不正当方法取得产业。屈氏在一篇讲道中，以恶后耶洗别（亚哈王的妻子）为例，指责强取豪夺之罪，大家听成他在指责皇后。

所以，愤怒的皇帝雅卡迪亚批准了“橡树宫决议”，下令放逐屈梭多模。屈氏面对挤满教堂的会众，大胆直言地传讲一篇临别信息，明显将皇后比喻成耶洗别与希罗底（希律王的妻子），然後开始其放逐之旅。就在其离去後第二天，京城遭大地震，拥护屈梭多模的市民，认为这是天谴的兆头，所以聚集在皇宫前抗议。皇帝与皇后赶紧召回屈氏，恢复其主教长原职。

然而，数月之後，皇后的银雕像落成，树立在圣苏菲亚教堂，宫廷大肆庆祝。屈梭多模不表赞同，这在皇后眼中又是一大侮辱。就在此时，提阿非罗主教又火上加油，著文恶劣攻击屈氏，助长皇后的怨恨。屈氏知道情势不妙，却不向强权低头，反而在讲坛上回应说∶“希罗底又热情跳舞，要求施洗约翰的头。”皇帝决心开革这位不受约束的主教，下令再次放逐屈氏。

屈梭多模遂上诉罗马与米兰等地的主教。罗马主教印诺森（Innocent）深表同情，不顾亚历山大的反对，尽力营救屈氏，但徒劳无功。屈氏被放逐至亚美尼亚地区，然而仍以书信与其支持者保持密切联系。宫廷为了避免後患，决定将他遣送至更偏远的边疆。屈梭多模於407年9月，死於艰苦难熬的押解旅途中。他临终时所说的是∶“为这一切感谢神”。

典型在夙昔

屈梭多模的殉道，是教会历史上的悲剧。皇室权贵的贪婪腐败，与教会内部的派系斗争，导致了他被逼死於放逐之旅。他守正不阿、为主殉道，成为东西方教会所记念的圣徒。他的遗骨於438年被迎回，安置在康堡的“使徒教堂”，即主教长与皇帝们同葬之地。

屈梭多模遗留後世的著作，最出名的是其《讲道集》，超过600篇，都是精彩的整卷解经讲道，树立典范，影响深远。他年轻时的力作《祭司职分》，是灵修神学的上品。他也写了许多神学与伦理文章，论述基督徒信仰与生活。他的书信有242封传世，几乎都是在他放逐年间（403-407）所写的。他也改进了当时的崇拜仪式，东方教会直到今日仍用其所编的“崇拜仪式”。总的来说，屈梭多模是教牧典范，讲道与灵修的大师。

结论∶“忠心传真道，清心求圣洁”

屈梭多模从“修道，传道，行道，直到殉道”，是至死忠心的善牧忠仆。他身居高位，却不为名利所惑，并非在於“金口”，乃在於“圣心”。“口若悬河”是特殊的恩赐，并非人人皆有；但是“圣洁的心”是灵命的关键，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今日教会多为世俗潮流所牵引摆布，妥协真理迎合大众。教会领袖忠心讲解圣经者寡，追求世俗方法者众；操练生命圣洁者少，追求神迹奇事者多。

我们学习教会历史，是要看什麽呢？要看那些随世俗之风飘摇，风吹动的芦苇麽？要看那些争名夺利，穿细软衣服的人（《太》11∶7-9）麽？“金口约翰”的生命见证，如同“施洗约翰”一样∶他为主耶稣所作的见证，是真实的；他也因为主耶稣作见证，而忠心殉道。“金口约翰”跟随“施洗约翰”的脚踪，“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著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约》10∶41-42）

唯愿我们靠主恩典，痛定思痛悔改归正，以屈梭多模“忠心传真道，清心求圣洁”为榜样，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活出真理的仁义圣洁，才能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为主发光且明光照耀，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直到主来。

29. 耶柔米与奥古斯丁

从第四世纪後半到第五世纪前半，拉丁语系西方教会著名的教父，在安伯若修（Ambrose，339-397）之後，是耶柔米（Jerome，331-420）与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1）。他们两位对於西方教会的神学思想渐臻成熟，扮演重要的角色。奥古斯丁的影响更是深远，直到今日。

耶柔米

耶柔米生於达马太（今日的南斯拉夫）。早年在罗马修习古典文学，後来在罗马受洗。他旅行各地，见闻广博，文学才华洋溢。後来参加修道团体，过禁欲生活。374年立志不再跟随西赛罗（Cicero，古典文学大师），专心跟随主基督，潜心修道，以希腊文与希伯来文精读圣经。

耶柔米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受按立圣职之後，於380年赴康士坦丁堡，在贵格力主教门下受教。382年赴罗马，成为罗马主教戴玛索（Damasus）的秘书。戴主教要耶柔米编译一本拉丁文圣经，以取代当时流传但不准确的古拉丁文译本。耶柔米遵命，开始根据希腊文新约与《七十士译本》（旧约希腊文译本）新译拉丁文圣经。

戴玛索主教於384年过世，耶柔米原先希望继任罗马主教职位，但是并未获选，并且新任主教并非其友。耶柔米就远赴东方，最後於386年落脚於伯利恒，领导门生在修道院中生活，潜心翻译圣经。当他完成新约翻译後，就著手翻译旧约。在耶柔米当时，所有现存的拉丁文旧约译本，都是根据《七十士译本》来翻译的，并非根据希伯来旧约，所以品质不佳。熟悉希伯来文又住在圣地的耶柔米，认为根据现存的拉丁文译本来修订，是徒劳无功。於是他从希伯来原文翻译旧约。

在405年，耶柔米完成旧约的拉丁文译本。经过23年的光阴，他终於完成西方教会第一本根据原文直译的拉丁文新旧约圣经。虽然在当时遭到不少人的批评反对，但是其内容品质的确高人一等，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中世纪最普遍流行的译本，所以被称为武加大译本（Vulgate，“武加大”为拉丁文译音，意思是“普遍通用”）。天主教会的“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於1645年宣告其为天主教的官方译本，具最高权威，任何争议必须诉诸此译本。

耶柔米在西方教会中独树一格，在拉丁教父中，极少人像他这样熟悉希腊文与希伯来文。他是首屈一指的圣经学者，写作许多圣经注释，翻译希腊教父的著作成拉丁文。他卷入不少争议，对敌人毫不留情；在灵命品格来说，他不如安伯若修与屈梭多模。但是，他作为学者与圣经翻译者而言，对西方教会的贡献与影响是长远的。

奥古斯丁在北非

奥古斯丁比耶柔米年轻约20岁，生於北非的他格司特（位於阿尔及利亚）。父亲是异教徒，母亲莫尼佳（Monica）是敬虔的基督徒。奥古斯丁16岁时，离家进修，负笈迦太基研读修辞学。後来父亲过世，他学成之後返乡任教，不久又回到迦太基任教。

在此期间，奥古斯丁染上当时恶习，未婚同居生子。外在的情欲生活，不能削弱其内心寻求人生真理之渴望。如此寻求人生智慧与意义的企求，使得他在373年加入摩尼教。摩尼教流行於当时的北非。摩尼教由摩尼（Mani，216-277）所创，由波斯传入罗马帝国。其教义是“光明与黑暗”善恶二元论，与诺斯底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

奥古斯丁一生对“苦与罪”（邪恶问题）的感受极深，很想在哲学上得到答案。摩尼教认为“邪恶”是实际的存在，强调要用理智解决终极问题，并且取笑基督徒的单纯信心。这对於当时“理性挂帅”的奥古斯丁来说，极具吸引力，使他彻底放弃了早年的基督徒信仰。但是当他加入摩尼教之後，却渐次发现教中领袖浅薄又骄傲。虽然他仍在摩尼教出入，他的思想已经成为怀疑论者。

奥古斯丁在米兰

奥古斯丁於383年来到罗马，教授修辞学。384年到宫廷所在地米兰，出任修辞学教授的公职。就在此时，母亲莫尼佳来到米兰与他同住，目的是想要领他归回自幼以来的基督信仰。莫尼佳为他祷告了多年，盼望他浪子回头。神垂听母亲的恳求，奥古斯丁此时终於离开了摩尼教，虽然他心中仍有疑惑，但仍愿意到教会听道。

奥古斯丁在米兰教会，聆听安伯若修主教的讲道，令他大开眼界。安伯若修的讲道风范与修辞真是一流，其内容道理更是深入浅出。同时在米兰，奥古斯丁也接触到“新伯拉图主义”。新伯拉图主义流行於第三至第六世纪，强调邪恶不是实体的存在，乃是良善的缺乏；这使得奥古斯丁看明摩尼教的根本错误，脱离其迷惑。更重要的，新伯拉图主义主张灵魂的终极目标，在於爱慕企盼与“至善者”结合，归回上帝。这使得奥古斯丁开始明白自己是何等的远离“那照亮一切生在世上之人的真光”。

虽然奥古斯丁在理智上正在经历天翻地覆的革命，但是他仍是追求世上的名誉，财富，婚姻。莫尼佳为他安排了门当户对的婚事，奥古斯丁就将多年的情妇遣送回北非。由於未婚妻尚未达至成婚年龄，奥古斯丁在等待期间，仍然不能胜过情欲，继续罪中生活。然而，他深知自己为情欲所困，就考虑与友人共同退隐，专心读书，思想，追求智慧。

取来念！

在神的带领之下，关键时刻终於来到∶386年夏天，一日在米兰的花园中，他听到小孩在唱歌∶“取来念，取来念”，他就打开保罗所写的《罗马书》，读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13∶13-14）。根据他後来见证说∶“在刹那间，当我读到最後一句时，信心之光涌流入我心内，所有的黑暗疑云都一扫而空”。

秋季的数月，悔改的奥古斯丁，与儿子亚迪奥岱（Adeodatus）以及一群密友退隐至米兰郊外的庄院，长期深入讨论人生终极问题。冬天来了，奥古斯丁回到米兰，报名参加教会的学道班准备受洗。在387年复活节前夕，安伯若修为奥古斯丁父子施洗归主。受洗之後，奥古斯丁与其母和子，三人准备启程返回北非，终身退隐修道。不久之後，莫尼佳於归程中过世，年56岁。後来在388年，奥古斯丁终於回到北非，不久儿子也离世。

从修士到主教

奥古斯丁在自己家乡开设修道院，按原订计划隐居默想写作。在此期间，他写一些小书，如《驳怀疑论者》，《快乐人生》，《独白》等。然而，当他在391年赴港口城市希坡（Hippo）时，被群众包围要按立他为助理主教，因为主教瓦乐瑞（Valerius）是希腊人，拉丁话不流利，需要他的帮助。另外的原因是不愿他将来被别的城市召请。奥古斯丁流泪接受圣职，395年瓦乐瑞离世，奥古斯丁成为希坡的主教，直到430年离世时。

奥古斯丁的生平，从按立圣职起，有了显著的转变。原先他只是悔改归正的哲学家修道士，现在他是教会的牧者，甚至是教区的主教，每周要解经讲道，牧养群羊，驳斥异端。当他越来越专研圣经，熟悉真道信仰，就越来越脱去新伯拉图主义的哲学色彩。他在圣经上打好了根基，使他能靠主恩典，面对北非教会中的争议与外来异端，著书立说中流砥柱，为真道打完那美好的仗。

《忏悔感恩录》

奥古斯丁在397至400年间写下自己的心路历程，目的在於忏悔己罪与感谢主恩，书名《忏悔感恩录》（Confessions，一般简称《忏悔录》）。此名著不只是他个人的悔改经历，其实更是“神与人之间”关系的普世写照。此书是奥古斯丁的第一本钜著，总结过去瞻望将来，为其所有後来的著作奠基铺路。所以，此书是认识奥古斯丁生平与思想的关键。

《忏悔感恩录》卷首说到∶人被造的目的是为了认识神与爱神，所以我们的心“没有安息”直到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人犯罪远离神，堕落在错误导向的爱中。如此的弯曲悖逆，深藏在人内心里，甚至人自己都意识不到。所以，要校正此堕落的心，是人自己无能为力的，甚至连选择悔改的心愿，也是全然丧失。所以，唯有神的主权恩典与慈爱，奇妙的运作在罪人之心（超乎人所能意识与理解的），才能改变悖逆之心，将人心夺回使之都顺服基督，重新归正爱神，唯有如此，人心才能真正得到永远的平安。

这是《忏悔感恩录》全书的中心主题，是根据他仔细研读圣经中保罗书信而得的结论。与其说此书是奥古斯丁的反省自传，不如说是他藉著细述个人经历，传讲圣经真理。书中经常以旧约《诗篇》的长篇形式，述说对神恩的颂赞∶漂泊不安的心灵，终於在上帝里面得到真正归宿。

结论∶

奥古斯丁於32岁悔改信主，33岁受洗，37岁受圣职，41岁按立为主教，43至46岁间写下《忏悔感恩录》传世不朽的名著。这是他人生下半场的开始。他在希坡主教职位上任重道远，在面对“多纳派之争”与“伯拉纠派之争”，驳斥摩尼教，写作《三位一体论文集》等各方面，都忠於圣经持守真道。

奥古斯丁的中心信念，正如《忏悔感恩录》所表明的∶“人的罪与神的恩”，使得他一生都是“唯独神的恩典，只为神的荣耀”。16世纪的改教家路德与加尔文，都是归回奥古斯丁所持守的救恩真理；今日我们这些“宗教改革”的子孙焉能数典忘祖呢？

30.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於395年成为北非希坡主教时，正是教会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当时教会面临一些严重冲突。他领受任重道远的托付，靠主恩典持守圣经真理，著书立说抵挡异端，成为早期教会最重要的神学家。他不但领导了当时的教会，更影响了後世，直到今日。

面对“多纳派之争”

北非“多纳派”（Donatists）与“大公教会”之争，始於第四世纪初的大逼迫之後，多纳派信徒不能接纳迦太基主教凯其良（Caecilian）的按立，因其按立团中有曾经变节的主教。康士坦丁皇帝在314年召开“亚尔列（Arles）会议”以解决纷争，裁决凯其良合法的主教职位。多纳派不服，与大公教会分开。康士坦丁未能以武力镇压住，多纳派为继续生存而奋斗。347年，皇帝康士坦司（Constans）曾派遣军队镇压多纳派，多人殉道，更加深了双方的裂痕。

奥古斯丁出任希坡主教时，多纳派势力仍然强大；面对已经存在80多年的分裂，奥古斯丁仍存复合的希望。虽然当时政府已经采取强势，对待异端和异教徒，他反对以政府武力镇压多纳派。自393年起，他写了许多文章来规劝多纳派领袖。他也促成迦太基主教们多次会议，讨论如何采取共同立场，来对待多纳派教会。虽然奥古斯丁多方规劝，但是多纳派继续争辩，不愿归回大公教会。

自405年起，政府开始向多纳派增加压力，奥古斯丁也渐渐改变原先立场，不再坚持反对使用武力，因为规劝已经无效。411年5至6月，皇帝特使在迦太基召开的会议，是多纳派最後一次公开申辩。残存的会议记录显示∶多纳派拒绝与“不敬虔的”大公教会代表入席同坐。後来，皇帝昂那瑞（Honorius）於412年1月宣布多纳派为非法，圣职人员遭放逐，会员按社会阶级处以罚金，没收教会财产。

奥古斯丁自393至420年间所写的《抗多纳派文集》流传至今，他在其中论述反对教会分裂的理由；其中也包含了其“教会论”，“教会纪律”，与“圣礼论”。

《上帝之城》

在411年之後，“多纳派之争”大体已告结束，奥古斯丁却面临了新的挑战。北方蛮族入侵高卢与西班牙，敲响了西欧的警钟；410年，西哥特族攻陷罗马城，震惊全国。难民涌入北非与东部，人们不禁问道∶为何有圣彼得与圣保罗守护的罗马城，竟然遭此浩劫？异教徒趁机大肆鼓吹∶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离弃古罗马神明，归向基督教信仰，导致神明降祸惩罚。

奥古斯丁看到问题严重，首先鼓励其门生欧若西（Orosius）写出一本简明《世界史》∶列举在康士坦丁归主之前的历史事实，许多天灾人祸的发生何等悲惨，远超过当时蛮族掠劫的灾难；当今蛮族带来的灾祸，可说是上帝对帝国境内仍有拜偶像者的刑罚。如此的辩护，使得异教徒的曲解污蔑化为乌有。

奥古斯丁自413至427年，奋力写作《上帝之城》，阐明辩护基督信仰。他在书中指明“教会”是真正永恒之城，是“上帝的国”彰显在世上。世上的国度与城市都有衰亡的一天，即使“罗马城”也不能豁免於蛮族所带来的破坏掠劫。他表明罗马帝国并非等同於“上帝的国”，蛮族攻打罗马帝国，并不一定是“上帝之城”的敌人。西方教会的使命，乃是要带领感化新当权者（蛮族），使他们悔改信主。

两座城∶“双城记

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的目的，并非只是要为基督信仰辩护，回覆异教徒的攻击；更是以此为出发点来探讨“人类社会与政府”的存在意义，及其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他在此书起始，先评析异教徒的宗教哲学与人生哲学。书名《上帝之城》，似乎暗示与伯拉图所写的政治对话录《共和国》（即“人之城”作一鲜明对比。奥古斯丁指明∶人生命的真正目的，乃在今生之後。人要追求的是“认识与敬爱上帝”，人类社会与上帝的团契（即“上帝之城”）只有在历史终结之後，才能完全实现。任何属人的政府所建立的政权，都是暂时的，总是昙花一现。罗马不是、也不可能会存到永远。

人离开上帝，就是恐惧与自恋的牺牲品，受帝国主义式的霸权与野心所驱使，沦为虚空的虚空。奥古斯丁认为∶地上的政府都是由“自恋情结”的私欲起始，追求壮观华丽的权力与物质享受。因此，所有政权的根源，都是本於权力斗争，所以大多数是以暴力与不公义起家的。政府若不行公义，则与大型黑社会集团无异。

然而，这并非说“人的城”（地上的政府社团）是全然邪恶，都不施行公义或不能维持秩序。暂时局部的公义，仍是公义；即使黑社会帮派，也必须有某种形式的秩序。罗马政府与其它政权，奴隶制度与贫富阶级，是因为人的罪性造成的结果；但是它们作为节制罪恶与维持治安的工具，仍是有功效的。换言之，在上帝的护理掌管之下，“人的城”有其角色意义；基督徒在其中有权利（自由民权）义务（纳粮上税），秉公参与政治，从事正义战争。

两种爱∶“双爱记

在人间社会中，世人为“爱己”而活（“自恋”寻求地上的名利）；神的儿女蒙恩得救，他们为“爱神”而活。基督徒团体乃是“上帝之城”在历史中的雏形。“教会”并非完美，里面有披著羊皮的狼，外面仍有尚未归家的迷羊。“有形教会”是圣徒与罪人混合的团体；然而，教会正是上帝施恩的所在，他的救恩使得罪人从“自恋”转变成“爱神”，从“错误导向的爱”归正为“向上帝的爱”。所以，有形的教会预表与指向“蒙救赎的子民团体”，即“选民团体”才是真正的“上帝之城”。

所以，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记述“双城记”，也是“双爱记”。历史的意义，不在於外在世界的变化兴替，乃在於内在进行的救赎历程。“人的城”虽繁华一时，最终必倾覆灭亡；“神的城”虽被人忽略，必至终完全实现彰显，因为是上帝经营建造的（《来》11∶16）。历史的中心是主基督的救赎，所以，基督的道成肉身降世，是历史的中心∶基督的再来，是历史的终结。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阐明圣经“直线前进的历史观”（有中心，有终点），纠正了希腊哲学“轮回式的历史观”（没中心，无终点）的错谬。其影响深远，所以到了第七世纪，罗马政府史家，放弃以罗马建国为起始的纪元，改以“主前B.C.”与“主後A.D.”作为历史纪元的分水岭。

伯拉纠派之争

所谓“伯拉纠派”（Pelagians），是因伯拉纠（Pelagius）而得名。伯拉纠是来自英国的信徒，主张禁欲修道，於390年来到罗马，吸引了一批跟随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柯里提（Coelestius）。伯拉纠呼召所有信徒，采取严格标准，追求过完全圣洁的生活，因为人有此能力。他认为任何人与生俱来，都有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并不受犯罪堕落的捆绑；罪人仍能够运用其自由的意志，悔改信主，追求完全圣洁。

伯拉纠与柯里提於410年，随难民潮从罗马来到北非的希坡与迦太基，传播其论调。一年之後，伯拉纠赴巴勒斯坦，柯里提留在迦太基带领门徒，并申请按立圣职成为牧者。然而，他的论点已经引起怀疑，当时来自米兰的保林纳（Paulinus）熟悉其底细，向迦太基主教奥热流（Aurelius）提出警告。

奥热流召开当地会议，由保林纳提出控诉，说明“伯拉纠派”的基本论点如下∶(1) 亚当被造时是会朽坏的，不论他有没有犯罪，都会死；(2) 亚当犯罪只伤害了自己，不影响全人类；(3) 每一婴孩出生时的状态，与当初亚当未犯罪前一样；(4) 全人类并未因亚当的罪与死而灭亡，我们也并未藉著基督复活而复活；(5) 律法也领人进入天国，如同福音一样；(6) 世上有从不犯罪的人，在主基督未来之前的旧约时期，就已经有些人是从未犯罪的。

柯里提当场并未否认这些立场，只是回避作答。所以，迦太基会议定罪这些看法，否决其按立申请。奥古斯丁当时并未参加会议，乃是从会议报告得知柯里提的“伯拉纠派”理论。他开始写文章，评析伯拉纠的“道德主义”以及柯里提的“六点”。当伯拉纠在巴勒斯坦传播其教训时，引起当地教父耶柔米的反对，但是伯拉纠得到耶路撒冷主教约翰的保护。约在415年，奥古斯丁已经清楚明白∶伯拉纠与柯里提的教训，已经形成“伯拉纠派”系统，此系统是明显否认了“救恩福音的根基∶“唯独恩典”。

“自由”或“由自”？

按照“伯拉纠派”的解释∶亚当後裔人类没有罪性，从古至今是有从不犯罪的人，人犯罪是自我选择效法亚当，人悔改是自我选择听从基督，人追求完美道德生活也是自我选择；人的理性意志从始至终，都是自由的；人犯罪只是学坏了，人自己有能力选择重新做人，恩典不过在旁协助罢了。

“伯拉纠派”在出发点上，没有分清“自由意志”（free will）与“‘由自’意志”（free agency）的不同，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混乱。圣经启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被赋予“选择”的能力∶人按照自己的善恶判断与倾向喜好，作抉择来生活行事。因此，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道德责任，向人负责并向神交帐。人是“选择由自己”的free agent（自由的受造物），就此而言，人永远都是有“‘由自’意志”的。犯罪之前的亚当，堕落之後的世人，今天的我们，天家的圣徒，都是“由自”的。

论到“自由意志”（free will），这是指人心的意志抉择，可以选择良善不犯罪，或选择邪恶犯罪。当人犯罪堕落成为罪奴，失去真理中的自由，则罪人被罪捆绑、死在罪中，所以罪人的意志失去了“真自由”，不可能抉择向善，也就是失去了真正的“自由意志”。奥古斯丁根据圣经，从人与罪的关系（人有无可能犯罪），人的意志是否自由，将人的状态分为四阶段∶

(1) 被造时∶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意志是自由的──人可能犯罪

(2) 堕落後∶全人类被罪捆绑有罪性，意志失去自由──人不可能不犯罪

(3) 得救後∶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意志重获自由──人可能不犯罪

(4) 得荣时∶在天家里完全成为圣洁，意志是彻底自由──人不可能再犯罪

所以，堕落之後，罪人所拥有的只是“‘由自’意志”，而不再有“‘自由’意志”。

结论

奥古斯丁在当时写了许多文章，合成《抗伯拉纠派文集》，帮助教会领袖认清“伯拉纠派”的根本错误是“天助自助，神人合作”，并指出他们是从人的有限且有罪的理性，来错解人性与恩典。“伯拉纠派”的错误是如此严重，违反圣经的福音真理。所以主後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一致通过定罪“伯拉纠派”为异端。

教会史家夏福（Philip Schaff）在其名著《基督教会史》（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中，提出对“伯拉纠派”的中肯评论∶

如果人性没有败坏，则我们的天性就有足够能力，行一切的良善，我们也不需要“救赎主”在我们里面创造新的意志与新的生命，我们只需要“改良者与提升者”；救恩就只是人的工作。伯拉纠派的系统，追根究柢，不容有“救赎，赎罪，重生，新造”等观念。它以“我们自己的道德努力，来成全我们的天然能力”取代了这些基要真理，最多不过是加上神的恩典，作为有价值的帮助支持。虽然伯拉纠及其门生，在传统上仍然持守教会“三位一体”与“基督位格”的教义，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但这只是他们前後矛盾的组合。他们的系统，在逻辑上必然导致“理性主义的基督论。”（卷三，页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