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具有 感恩節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顯示具有 感恩節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2018-11-22


從感恩節的由來看我們向清教徒學習什麽 

/林慈信

感恩節是美國的一個節日在每年十一月份第四個星期四。加拿大的感恩節比較早是十月份的上半月。

為什麼要慶祝感恩節呢現在感恩節不只在北美在中國也開始慶祝感恩節。隨著中國的美國化,什麼節期都從美國「出口」到中國了,不論是情人節,母親節,萬聖節,感恩節,當然還有聖誕節等。凡是和購物有關、狂歡有關的,中國都進口了。所以中國的美國化和中國的世俗化是同一碼事。而美國,本來感恩節是大家回家團聚、一起感恩的一個節期,有點像中國大陸在外地的人趕著回家過年。所以,感恩節前一天是美國全年各地的飛機場最繁忙的。但是最近這幾十年來,感恩節也成為聖誕節之前購物或者是減價季的開始,有所謂的「黑色星期五」(指感恩節之後的一天)。很多商家都提早開始感恩節的減價促銷,在星期四的白天或者最晚從晚上八點開放。

感恩節,完全世俗化了,越來越多的人不知道感恩節的由來與意義,感恩節還能作為基督徒的節日嗎?

五月花號與感恩節

畢竟聖經沒有這個節日的。那麼第一次感恩節是怎麼來的呢?有什麽意義呢?

一般會說第一次感恩節是在162112月。一批清教徒,被稱為PilgrimsPilgrims直接翻譯成中文是朝聖者)的清教徒慶祝了感恩節。這批稱為Pilgrims的清教徒究竟是誰呢?

廣義來說,清教徒(Puritans)是指不願意認同英國的國教的英國基督徒和牧師們。特別是在血腥瑪麗(Queen Mary,or Bloody Mary1553-1558)在位的時候殺害了300名基督徒,包括120名牧師。之後在伊莉莎白一世(1588-1603)和雅各一世(16031625)在位時期,不願意認同英國國教的牧師們和基督徒。這些牧師們,大部分是加爾文的學生,他們這整整一代的牧師,竭力傳講聖經的道理、十字架和悔改的福音。他們不但把純正的福音傳了給英格蘭人,也同時相信上帝與祂的百姓立約,上帝拯救祂的百姓是通過立約的形式。因此他們也與上帝立約,不但如此,還彼此立約組成教會。他們相信,教會必須按照聖經的教導來組織。

這對我們的啟迪是:建立教會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教會不是輕率建立的,是由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在上帝面前彼此立約的一批聖徒(有一些清教徒特別注重必須由看得見的聖徒[Visible Saints])所建立的要別人看得到的教會。

清教徒其中一批被稱為Pilgrims,在1620年從波士頓東南的普利茅斯登陸。這批Pilgrims曾經在荷蘭居住,因為荷蘭有宗教自由。當時在荷蘭萊頓有兩位牧師,John SmythJohn Robinson,於1608年彼此施行浸禮(他們認為,成年人需整個人浸下去,「浸禮」才算是正確的「洗禮」)。所以他們可以說是整個清教徒的大家庭裏面的成員。清教徒是改革宗的,均源自加爾文的教導,Pilgrims是整個清教徒運動裏「浸信會」的一批。

這些Pilgrims是分離派(Separatists),意思是他們不願意在英國的國教聖公會裏做禮拜,與非分離派(Non-separatists)有別。雖然在荷蘭有宗教自由,有英國移民難民的教會,但是不容易謀生。當時歐洲有些國家的投資商(Merchant Adventurers)組織了一些公司(Companies),招人去北美洲開發土地。這批分離派的基督徒回到英格蘭,然後坐五月花船(The May Flower)到北美洲。船上有102位,其中40多位是分離派的浸信會清教徒。本來他們是要去弗吉尼亞(Virginia)開發。不過走迷路了,跑到了北邊波士頓附近(Massachusetts)。乘坐五月花到北美洲的這102位中有幾十位在第一年過冬就去世。1621年,即次年的1221日,他們一起來感謝上帝保存他們的性命,這個就是清教徒的感恩節。

不過在此之前,1564年(即這些Pilgrims到北美洲之前50多年),法國的改革宗、加爾文派的基督徒(Huguenots)已經來到北美洲,在今天的佛羅里達州Jacksonville附近慶祝過一次感恩的節日。今天美國的有些歷史書或網絡資料,會說感恩節的歷史,是從早期的印第安人感謝他們的上帝開始的;或者說16211221日他們慶祝上帝保存他們的性命而感恩,是因為清教徒要感謝印第安人教他們怎麼種玉米……這些說法無形中就是要貶低清教徒虔誠來到北美洲并對神感恩的傳統。

1621年之後的十七世紀,在波士頓附近或新英格蘭(New England),感恩節并沒有成為一個每年的節日。感恩節是1863年經過一份波士頓雜誌女主編不斷的推動,後經林肯總統宣佈感恩節為全國性節日。1941年,美國國會正式將每年11月第四個星期四定為「感恩節」。感恩節假期一般會從星期四持續到星期天。

在十七世紀,清教徒有沒有特別的節日呢?

有的,除了每星期天的安息日(Sabbath),非常嚴謹守安息日傳統以外,他們的大日子,就是選舉的那一天。比如說波士頓有他們的議會,每年要選舉議員的時候,教會會舉行敬拜。不是歡喜快樂感恩節日,乃是來聽一篇牧師的講道。牧師講的道是呼籲會眾、呼籲整個城市要好好認罪悔改,在上帝面前自潔。歷史學家喜歡稱這種的講章為耶利米式的講道(Jeremiad)

後來1628-1630年又有另外的一批公理宗的(Congregationalists)基督徒,到了波士頓,他們就是麻省灣區的殖民地的開發人。

按聖經教導的重建

不論是1620年來的,還是1630來的,他們來到北美洲的目的是什麽呢?假如我們讀一讀五月花船上他們所寫的五月花公約(The May Flower Compact),很多歷史學家都會從「政體(Body Politic)」、「公平的法律(Just Laws)」這兩個短句來闡釋五月花公約是美國民主思想的開始,少數服從多數。

不錯,五月花公約的確說明,他們到北美洲是要建立一個政體,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們來是為了榮耀上帝、廣傳福音。更直接地說,是要建立一個完全合乎聖經的教會的群體,延伸出去就是合乎聖經的一個社會或政體。有教會就必須要有教會的組織及教會生活,要有牧師、有長老,要施行聖餐和洗禮等,盡可能活出一個能看得見的一個聖徒的生活,即改革宗長老制的教會。

1620年的Pilgrims,是清教徒運動(Puritanism)的一部分。而在1630年到波士頓來的(Non-separatist Congregationalists)對他們來說是馬太福音五13-16促使他們來到北美的。他們來是要建立一個完全合乎聖經的教會和社會。主耶穌說城是造在山上的,所以你們的好行為就能使別人看到,歸榮耀給你們的天父。

他們來到北美是為了尋求宗教自由與敬拜自由。他們不認同英國的做法(比如皇室宗族或親戚是宗教或教會的元首),他們期盼能自由按聖經、也就是改革宗長老制模式來建立教會,並有符合聖經的敬拜模式。

美國一些比較老舊的教會,特別是清教徒世代(殖民世代)的教堂(Colonialstyle)都是木頭的,走進去只有講臺、聖餐桌子和椅子,很樸素,沒有華麗的裝飾。他們認為教堂就是為了敬拜神、宣講神的話、施行聖餐洗禮,不應該有華麗的裝飾。既然上帝與他們立約,因此他們也彼此立約。

出埃及記十九5-6上帝對摩西說:「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這也是彼得前書二9所引用的。

今天的波士頓有一條街,叫燈塔街(Beacon Street)。這條街的名字說明清教徒為什麼要來北美洲,是要為一個教會群體、一個社會群體,做一個燈塔,好叫其他的國家看到他們的生活,了解原來基督徒是這樣生活的,是這樣組織他們的教會、組織他們的社會的。

向清教徒學習什麽?

這些與我們今天21世紀的基督徒有什麼關係呢?其實清教徒他們不都是浸信會(Baptists)、也不都是長老會(Presbyterians)、也不都是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ts)的,有各種教會模式的清教徒。他們的不同教會制度說明,雖然有不同觀點、看法,乃還是朝著同一個目標禱告、努力,留下了美好的印跡與傳統。

每個人都會在人生道路上遇到困難,清教徒絕對相信他們的信心是要受到考驗的。基督徒的人生並不是好像今天成功神學所說的「都是祝福」,絕對不會是一帆風順。上帝在我們身上有祂的計劃,上帝與這些祂的百姓立約,就是要用苦難來磨練我們,使我們長大,信心更加堅固,叫我們做一個做名副其實的上帝的選民。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從清教徒身上學到的。既然上帝和我們立約,我們也需要在上帝面前設定一些生命的計劃,或者我們也要立約,過委身的人生:

第一、與上帝立約,把我們的生命完全獻給祂。因為上帝從來就是我們的創造主、我們人生宇宙的擁有者,還藉著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救贖主。所以我們理所當然地把我們的生命、我們的一切獻給他。

第二、要把認識上帝作為我們人生的目標,透過祂的話認識祂,了解祂的屬性,認識祂的作為,遵行祂的計劃,體驗祂的同在,經歷祂的智慧的安排,認識神是我們人生的目標。把我們的生命獻給祂,認識神、榮耀神是我們生命的目標。

我們要在有形的教會,即地上的、不完全的、軟弱的教會裏服事上帝。並且在教會裏同心合一、以團隊來服事神,不是搞個人主義。

也在世俗的世界裏,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好叫人看到我們的好行為就歸榮耀給天上的父。聖徒是世人能見的(Visible Saints),這也應是我們生命的目標。

我們走這條路會面對很多的患難和逼迫。我們需要夥伴,所以要多求神給我們一些同伴來共同扶持、彼此守望。重複一下,基督教信仰不是搞個人主義的。

你願意如何投資人生呢?五月花船上的商人投資在他們可能會到達的北美洲那裏去開發、發財,而清教徒則把他們的人生投資在建立一個敬畏神、榮耀神、符合神心意的教會和社會目標上。

清教徒的目標不單單是建立一個教會而已,他們願意看到英格蘭、或者北美洲來一次道德的復興。從個人的復興、教會的復興,從教會宣講神的道、教會裏面的人真正重生得救開始,延伸到社會上的人心,至少在外表的道德有一定程度的約束,然後,他們也願意看到社會藉著神的道而改變,從而在地上建立天上的國度。

清教徒帶著一個龐大的、尊貴的異象到北美洲。那時他們一間一間地把房子建造起來,一間一間地把教會建立起來。是的,1660年代後他們彼此有爭吵,有很多不和,後來他們屬靈的生命逐漸沒落。但到了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牧會的世代(1730-1740年代)有一次復興。

什麼是復興?復興是教會弟兄姐妹認罪悔改。愛德華茲記錄了他牧會的小鎮,不論是少年人、成年人,是如何一個個悔改、悔改、再悔改的。

清教徒是誰?他們是從1550年代開始傳十字架和悔改的道理的牧師和他們的會眾,他們是真的向英格蘭傳遞純正的福音,他們也活出真正的福音生命的基督徒。我們願意向他們學習嗎?

結語

在今天的世代中,世人用各種方法熱鬧地慶祝節日,表明物質主義是多麼氾濫,但是神願意我們去學習,象清教徒一樣,做敬畏祂的人,建立一個敬畏神、合乎神心意、合乎神話語教訓的教會與社會。從我們個人、家庭做起,求主給我們敬畏的心,並願意奉獻給神,一生歸神。知道在地上必有患難,但不會灰心,因主耶穌已經勝過世界,並做了我們的主、教會的元首。願神賜下更多悔改的靈,在我們這個世代的個人、家庭與教會。


參看:

什麼是感恩節?
What Is Thanksgiving Day?
作者:Stephen Nichols    譯者:誠之



2017-11-26

早期移居美國的新教徒與清教徒The Pilgrims and Puritans

作者Samuel T. Logan. Jr.  編譯者一僕

引言:他們都是把聖經當作唯一權威(Scripture alone)的,都是唯獨歸榮耀於上帝的,並且,他們以各樣不同的方式,務求每一個意念、每一個行動──無論是宗教性的、政治性的,或社會性的,都要尊基督的主權為大。

早期移居美國的「新教徒(Pilgrims)」(以下簡稱「早期新教徒」)和「清教徒(Puritans)」有何不同?他們是同一批人嗎?這兩個群體是什麼時候成形的?為什麼後來會演變成獨特的宗教團體呢?

這些問題,都問得很好!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不得不提1517,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年了。

151710月,馬丁路德在德國威登堡大教堂門上,張貼了他的《九十五條神學論題》(也稱宣言)。同一年,在英國波士頓市,即現址為瑪莎葡萄園(Martha's Vineyard)英式酒吧的地方,約翰福克斯(John Foxe)誕生了。福克斯後來對清教運動(Puritanism)做出了不可泯滅的貢獻。

時至1526年,在劍橋的白馬客棧(White Horse Inn),就不時有(頗具顛覆性的)神學討論。參與者包括後來的清教徒領袖人物,如:托馬斯比爾耐(Thomas Bilney),休拉蒂默(Hugh Latimer),尼古拉斯雷德萊(Nicholas Ridley),以及托馬斯克來默(Thomas Cranmer)。這四位後來都一一殉道了。

同一時期,英王亨利八世正在著手處理他婚姻和政治上的難題。到了1533年,他堅持要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聖公會宣佈他與亞拉岡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的婚姻無效。次年,他又迫使國會封他為英國國家教會(編者按:即聖公會 Angelicans」)的最高元首,因而使英國全面切斷了與羅馬教廷的關係。

亨利八世雖然無誠意「改革」(reform)教會的神學,但那些常常在白馬客棧聚集的教徒,以及許多支持他們的人和其他同道中人,卻把英王的這一舉動視為出於上帝的安排。他們認為,唯獨尊奉聖經為教會與國家之根基的時代已經到來。

但是,他們的這個盼望,在亨利八世在位期間,並不怎麼受到皇室的支持。一直等到1547年,亨利八世駕崩了,繼承王位的是他九歲大的王子愛德華。愛德華登基後,受到兩位攝政輔政,先是索美塞得公爵(Duke of Somerset),後是諾森伯蘭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這兩位都比較支持和認同白馬客棧神學討論會的異象和參與者的洞見。從1547年愛德華登基到1553年他駕崩的期間,英國的清教運動在教會裡和政治上,都獲得了長足的進展。

不幸,繼承愛德華王位的是瑪麗女王(Queen Mary),即為後世所熟悉的「血腥瑪麗」(Bloody Mary)。瑪麗一心要使她的國家重新回到羅馬教廷的懷抱,甚至不惜任何代價。

於是,從1553年到1558年間,更正教教徒(Protestants)為逃避瑪麗女王的迫害,就紛紛逃往歐洲大陸,待在其他更正教教徒的據點,如日內瓦和法蘭克福。當時,年約三十八歲的約翰福克斯也逃到了法蘭克福。然而,福克斯對英國仍然抱著十分遠大的異象,他堅信只要英國上下全然信靠上帝的話語,英國就必然會得到大復興。

1558年,瑪麗女王駕崩,繼位的是她同父異母的王妹,信奉更正教的伊莉沙白。伊莉沙白女王的繼位,大大扭轉了先前的局勢,流亡異鄉的更正教徒成群結隊地返回家園。這些人後來就成為了清教徒運動的種子,他們都是從福克斯的神學著作中得著餵養的。

在瑪麗女王的血腥統治下,數以千計的人為信仰殉道。現在上帝既然讓伊莉沙白女王來取代瑪麗女王,那麼英國人民能不能抓住這上帝所賜的絕佳機會,告慰那些已逝的亡靈呢?從此之後,英國人民,能不能堅持在自己的國家和教會中,清除所有不合乎聖經的成分,從而使得教會與國家這兩個機構(和在其中的領袖)都能夠過一種榮耀上帝的生活呢?

這些問題,乃是福克斯在他那本不朽之作《殉道者之書》(The Book of Martyrs)中所提出來的。這本書於1563年初版,他除了對在瑪麗女王統治下受迫害的痛苦有很深刻的描寫之外,也是一隻嘹亮的號角,呼喚英國的國家與教會,全然以上帝的道作為立國、立教的根基。

許多曾經認同白馬客棧之異象的人,現在就響應了福克斯所提出的,上帝對其子民的期待,以一股與日俱增的熱情,堅持要求皇室人員和教會領袖,本著獨尊聖經的原則(Sola Scriptura),也就是唯獨以聖經為一切事物的標準,來治理英國。

但是伊莉沙白女王的看法有別,她只著眼於政治上的穩定和秩序,無意走「極端」路線,特別是宗教性的極端路線。她認為參與白馬客棧神學討論會的那些人和他們追隨者所走的神學路線,乃是過於極端。她認為英國(也包括英國的教會)應當更寬宏、更包容,在遵守聖經教導之餘,也要保留傳統和運用人的理性。所以,到了1570年,英國就發展出了兩大派別,一派偏重從理性主義的角度治理國家和教會,另一派則繼續堅持只按照聖經的教導,徹底清理淨化國家與教會。就是在這兩派人士爭執辯論時,「清教徒」(Puritan)一詞開始被第一派的人,用來辱罵、諷刺第二派的人。

1570年代的人所目睹到的是衝突的深化,事態卻毫無進展,至少清教徒這一方是這麼看的。當時,有托馬斯卡特賴特(Thomas Cartwright)在散布長老會主義(Presbyterianism)(編者按,長老會主張廢除主教制度,教會應由信徒自己選出牧師和長老來治理)。卡特賴特因此被定為異端,且被劍橋大學免去教職。如此一來,在某些更正教教徒看來,謀求和解的可能性已經不大了。他們的這一認識,就導致了清教徒內部第一次的主要分裂。

清教徒的興起,主要與福克斯的《殉道者之書》有關(也許更早一些吧!),而「早期新教徒」(Pilgrims)的思潮,則可追溯到羅伯特布朗(Robert Browne)所寫的《致安妮:教改刻不容緩》(Reformation Without Tarrying for Anie),這本書於1580年初版。

布朗可謂是一個理想幻滅的清教徒。他起初也致力於福克斯之著作所展現的那幅異象,但在從事了十多年英國國家教會的復興事工後,他得出了一個結論:此路不通。

於是,布朗就毅然從英國國家教會中「分離」出去了,並且於1581年和與他情投意合的羅伯特哈理森(Robert Harrison),在挪利市(Norwich)創立了自己的教會,就此開始了「分離主義者」(Separatist)的運動。

這個運動後來造就了一批領袖人物,如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後來有人視史密斯為英國浸信會之父),約翰魯濱遜(John Robinson),威廉布魯斯特(William Brewster),和威廉布萊福特(William Bradford)。後三者直接加入分離主義者的群體,並在1608年離開英國,前往荷蘭。再後來,他們決定移居美洲新大陸,並於1620年登陸美國麻省的普利茅斯(Plymouth)。他們就是所謂的「早期新教徒」(Pilgrims)了。

然而,大多數清教徒仍然選擇留在英國國家教會裡致力教會內部的改革。到了1620年代晚期,漸漸有些人選擇了離開英國,前往美國的新英格蘭(New England)並且在麻省海灣(Massachusetts Bay,即波士頓地區)建立起殖民地。

波士頓(清教徒)和普利茅斯(早期新教徒)的殖民地,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政經實體(至少,在1680年代末英政府尚未將兩區合併前,是這樣的)。他們之間關係大體友好,但兩者的成員卻有很大的區別。

清教徒意欲留在英國國家教會中,從教會內部進行遵行聖經的改革,即使在他們移居到新英格蘭後,他們還是保持著舊日英倫的風格。並且,他們建立新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是要為英國和全世界樹立一個典範──建立一座「山上之城」(City on a Hill),一個能夠使聖經中的公義觀在教會和政府中都得到彰顯的地方。他們都是堅信聖約神學的神學家(covenant theologians),他們特別強調在上帝面前社區群體性的義行(corporate righteousness)。

而「早期新教徒」(分離主義者)想要達到的,則是「刻不容緩的改教」。為達到目的,他們甚至不惜從教會和國家中分離出來。他們一面繼續看自己是英國人,另一面卻又要強調要有新的政治標誌和精神標誌。因他們熱衷於即時的、毫無妥協的改革,因此所強調的乃是個人性的義行(individual righteousness)。

促使麻省海灣和普利茅斯,即「清教徒」與「早期新教徒」合一的因素,遠比使他們分離的因素更強。所有經歷了宗教改革的人,都知道救恩乃是唯獨靠恩典、唯有憑信心、唯在基督裡的(Salvation by grace alone through faith alone in Christ alone)。他們都是把聖經當作唯一權威(Scripture alone)的,都是唯獨歸榮耀於上帝的,並且,他們以各樣不同的方式,務求每一個意念、每一個行動──無論是宗教性的、政治性的,或社會性的,都要尊基督的主權為大。

讓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在一切事情上讓基督彰顯主權。今天美國的基督徒,還有比這更重要的目標嗎?

資料來源:Tabletalk雜誌,第2011期,199611月。http://www.puritansermons.com/banner/logan1.htm
作者是賓州費城西敏寺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長兼教會歷史系教授。譯者來自中國,從事機械工程設計,現居紐約州。



The Pilgrims and Puritans
Total Reformation for the Glory of God

by Samuel T. Logan. Jr.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ilgrims and the Puritans? Are they all the same folks? When did the two groups first form? And why did they emerge as distinct religious groups?

Excellent questions, every one!

In answering all of the above questions, the year 1517 was especially crucial.

Most know one reason for this-in October of 1517, Martin Luther nailed his theological theses (declarations) to the castle door in Wittenberg, Germany. But 1517 is a crucial year for another reason as well, for in that year, in Boston, England, at a site where now stands an English pub called Martha's Vineyard, John Foxe was born. To anticipate just a bit, John Bunyan, author of Pilgrim's Progress, once said that something John Foxe did, more than any other human action, caused the rise and the flourishing of Puritanism.

by 1526, regular (rather subversive) theological discussions were being conducted in the White Horse Tavern in Cambridge. Participants included such future luminaries as Thomas Bilney, Hugh Latimer, Nicholas Ridley, and Thomas Cranmer. Every one of the four was later martyred.

In the meantime, in the late 1520's and early 1530's Henry VIII was experiencing matrimonial and political difficulties such that, in 1533, he insisted that the Convocation of Canterbury declare his marriage to Catherine of Aragon annulled. In the next year, Henry had the English Parliament declare him the Supreme Head of the Church in England, thus severing all ties with the Roman Church.

While Henry had no particular desire to "reform" the theology of the church, those who had been meeting at the White Horse (and many of their colleagues and supporters) saw this as an opportunity "of the Lord." Perhaps now the Scriptures alone could genuinely becom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 nation.

Such hopes found little royal support during Henry's lifetime, but, when the King died in 1547, his nine-year-old son Edward officially assumed the throne, ruling primarily through regents, both of whom (first the Duke of Somerset and then the Duke of Northumberland) had more sympathy for the vision which had illuminated those White Horse discussions. The push for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gained great momentum in England between 1547 and Edward's death in 1553.

But the next Tudor on the throne was Mary Tudor, better known to later generations as "Bloody Mary." Mary wanted nothing more than to return "her" country to the Roman Catholic fold, no matter the cost.

Between 1553 and 1558, Protestant exiles flooded Europe, hoping to escape Mary's sword by gathering in such Protestant bastions as Geneva and Frankfurt. To the latter came the 38-year-old John Foxe. Foxe developed a powerful vision of what England could be, if only God's Word were fully and faithfully followed.

Mary's death in 1558 and the accession to the English throne of Mary's Protestant sister Elizabeth reversed the earlier tide and sent Englishmen and Englishwomen home in droves. The seed which became Puritanism received a full shot of theological fertilizer from the pen of John Foxe.

During Mary's reign, hundreds had died for their faith. Would the people of England honor those deaths by seizing the marvelous opportunity the Lord had given England by removing Mary and replacing her with Elizabeth?

Would the people of England now insist that their church and their state be completely purified of all non-biblical elements so that both institutions (and all the people therein) might bring singular honor to the Lord God of Scripture?

These were the questions asked in Foxe's monumental work which we know as The Book of Martyrs. First published in 1563 Foxe's work was an intense account of the pain suffered by the Marian martyrs and a clarion call to bring both the nation and the church of England into full conformity to the Word of God.

Many of those who shared the dream which had been nurtured at the White Horse Tavern now seized upon Foxe's expression of God's expectations of His people and insisted, with ever-increasing fervor, that both their royal and their ecclesiastical leaders direct all English affairs sola Scriptura,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alone.

Queen Elizabeth I, however, saw things differently. Her vision wa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order. Elizabeth had no interest in any kind of extremism, especially the kind of religious extremism which the theological heirs of those White Horse discussants seemed to her to represent.

England (including the English church) should, in this Elizabethan view, be broad and inclusive and should base its life on tradition and reason as well as on the teachings of Scripture.

So, by 1570, there had developed in England two parties- 1) those who favored this more ration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church and state, and 2) those who continued to insist that further purification of those two entities was required by Scripture and that England must now seize the spiritual opportunity so brilliantly described by John Foxe. And it was in the midst of this controversy that the term "puritan" began to be regularly used by the first group as a derisive epithet of attack upon the second group.

The 1570's saw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is conflict with little "progress," at leas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Puritan party. In fact, with the dismissal of Thomas Cartwright from his teaching position at Cambridge for promulgating the heresy of Presbyterianism, it appeared to some Puritans that the cause was being lost and this perception led to the first major split within the Puritan party.

As the Puritan impulse might be primarily associated with (though it actually preceded) Foxe's Book of Martyrs, so the "Pilgrim" ethos might be traced appropriately to Robert Browne's book, Reformation Without Tarrying for Anie, first published in 1580. Browne might be called a disillusioned Puritan. He shared the vision which informed Foxe's work, but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seeking revival within the English church, h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t just wasn't going to happen. Browne "separated from" the English church and, with the like-minded Robert Harrison, started his own congregation in Norwich in 1581.

Thus was formed the "Separatist" movement, a movement which later produced suchleaders as John Smyth (whom some regard as the father of English Baptists), John Robinson, William Brewster, and William Bradford. The latter three wer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at group of Separatists which, in 1608, left England for the Netherlands, and then later decided to emigrate to the New World, landing at Plymouth, Massachusetts, in 1620.

Many (probably most) Puritans chose to remain within the English church working for reform, and it was from this group that a much larger group of emigrants left from England for New England in the late 1620's, establishing their colony at Massachusetts Bay.

The Boston and Plymouth colonies were distinct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entities (at least until the English government combined them in the late 1680's) and, whil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were generally friendly, members of both groups were crystal clear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Puritans" wanted to remain as part of the English establishment, working for biblical reform from within. Even as they emigrated to New England, they affirmed their "Englishness" and saw the main purpose of their new colony as being that of a biblical witness, a "city on a hill" which would set an example of biblical righteousness in church and state for Old England and the entire world to see. As deeply committed covenant theologians, they emphasized especially strongly the corporate righteousness of their entire community before God.

"Pilgrims" wanted to achieve "reformation without tarrying," even if it meant separating from their church and their nation. While they continued to think of themselves as English, their emphasis was on their new political identity and spiritual identity. Because of their passionate commitment to the necessity of reformation immediate and without compromise, they emphasized especially strongly individual righteousness before God.

What united Massachusetts Bay and Plymouth, what united both Puritans and Pilgrims was far more significant than what distinguished them. All children of the Reformation, they knew that salvation was by grace alone through faith alone in Christ alone. And they knew this because they took, as their authority, Scripture alone.

They all knew that to God alone must be the glory and, in their different ways, they sought to bring every thought and every action-religious, political, social-captive to the Lordship of Jesus.

Could there be any more important goal for American Christians today?
Reprinted from Tabletalk magazine, vol. 20, no. 11, November 1996, with permission of Ligonier Ministries, P.O. Box 547500 Orlando, Florida 32854 1-800-435-4343.


[Dr. Logan is President of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Philadelphia, Pa. where he teaches church history.]

什麼是感恩節?What Is Thanksgiving Day?

作者:Stephen Nichols  譯者:駱鴻銘

感恩節是一個美國人的節日,可以一直追溯到美國立國之前。清教徒在1620年登陸美洲。他們面對極惡劣的情況,是他們完全沒有意料到的。第一年有將近一半的人過世。然後他們迎來一個豐收的玉米收穫。在1621年的十一月,他們決定要舉行一個感恩的宴饗。Thanksgiving is an American holiday that stretches all the way back to a time long before America became a nation. The Pilgrims landed in 1620. They faced brutal conditions and were woefully unprepared. Roughly half of them died in that first year. Then they had a successful harvest of corn. In November of 1621 they decided to celebrate a feast of thanksgiving.

 Edward Winslow是在1621年吃第一頓感恩節大餐的人之一。他提到:Edward Winslow was among those who ate that first thanksgiving meal in 1621. He noted:

「我們在收穫莊稼後,總督派了四個人去打獵,這樣我們在收穫勞苦耕種的果實後,可以用特別的方式共同慶祝…...雖然那時的收成不如現在那麼豐盛,但是靠著上帝的恩典,我們絲毫沒有感到欠缺。」“Our harvest being gotten in, our governor sent four men on fowling, that so we might after a special manner rejoice together after we gathered the fruit of our labors. …And although it be not always so plentiful as it was at this time with us, yet by the goodness of God, we are so far from want.”

第一次的感恩節除了有野禽可吃外,印第安人也帶來五頭鹿,作為這節慶的奉獻。他們應該也吃了玉米。In addition to the fowl eaten that first Thanksgiving, the Indians also brought along five deer as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feast. Presumably they also ate corn.

幾個世紀以來,美國人都會在秋天慶祝感恩節。有些總統發表一些宣言。亞伯拉罕•林肯則發布了一篇文告,宣布把感恩節定為國定假日。在1863年,隨著美國被南北戰爭所撕裂,他宣告說:Over the centuries, Americans continued to celebrate feasts of thanksgiving in the fall. Some presidents issued proclamations. Abraham Lincoln issued a proclamation for a perpetual national holiday set aside for thanksgiving. In 1863, with the nation torn apart by the Civil War, he declared:

「我因此邀請美國各地的同胞,以及那些在海上的,還有那些在外地漂流的,把十一月的最後一個禮拜四分別出來,當作感謝和讚美那住在天上的、我們慈善的父親的日子。」“I do therefore invite my fellow citizens in every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so those who are at sea and those who are sojourning in foreign lands, to set apart and observe the last Thursday of November next, as a day of Thanksgiving and Praise to our beneficent Father who dwelleth in the Heavens.”

因此我們就有了一個在極大苦難和掙扎的時期中孕育並誕生的節日。我們也許會以為在苦難和掙扎的日子裏會讓人忘恩負義,而富裕的日子才會使人感恩。很不幸,事情剛好相反。美國的卡通電視節目《辛普森一家》,有一幕令人心寒的戲證明了這點。有人請辛普森為一頓飯作謝飯禱告,他很快禱告說:「親愛的上帝,我們自己為這頓飯付出了所有的辛勞。所以,我們沒有什麼好感謝的。」So we have a holiday of thanksgiving born in and further nurtured during times of great adversity and struggle. We might think that times of adversity and challenge would spawn ingratitude, while times of prosperity would spawn gratitude. Sadly, the reverse is true. A chilling scene from the animated television show The Simpsons demonstrates this. Bart Simpson was called upon to pray for a meal, to which he promptly prayed, “Dear God, We paid for all of this stuff ourselves, so thanks for nothing.”

富裕帶來的是忘恩負義。海德堡要理問答的作者深明此理。問答28問到,我們知道上帝創造並眷顧萬物,那對我們有什麼益處呢?答:「我們可以在患難中忍耐,在富足時感恩。」摩西也知道這點。在申命記裏,他為以色列展望一個物質豐裕的時代,然後在聖靈的默示下嚴厲地警告他們,不要忘記上帝。「恐怕你心裡說:『這貨財是我力量、我能力得來的。』」(申八17 這些全是靠我們自己完成的。沒有什麼好感恩的。人類的本性傾向於忘恩負義。Prosperity breeds ingratitude. The writers of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knew this. Question 28 asks what it benefits us to know that God creates and sustains all things. The answer is it gives patience in adversity and gratitude in prosperity. Moses also knew this. In Deuteronomy, he looks ahead to times of material prosperity for Israel, then sternly warns, inspired by the Holy Spirit, not to forget God. “Beware lest you say in your heart, ‘My power and the might of my hand have gotten me this wealth’” (Deut. 8:17). We did this all ourselves. Thanks for nothing. Human nature trends toward ingratitude.

另一個使我們不知感恩的罪魁禍首是我們的「福利文化」(entitlement culture),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為什麼要為我們所配得的、為我們有權得到的來感恩呢?我們的文化告訴我們,這是別人欠我們的,因此我為什麼要感謝別人?Another culprit breeding ingratitude is our entitlement culture. Simply put, why should we be grateful for what we deserve and what we have a right to? I was owed this, goes the culture, therefore why would I say thank you?

第三個罪魁禍首是加州戴維斯大學心理學教授羅伯特•沂蒙斯所稱的,「向誰」的問題。在他最近對於感恩的科學研究中,沂蒙斯認識到,感恩會引發一個單一卻很重要的問題:當我們說謝謝你,我們到底是在向誰感恩呢?A third culprit concerns what UC Davis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Dr. Robert Emmons calls the to whom question. In his scientific study of gratitude, Emmons ca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gratitude raises a singular and significant question: When we say thank you, to whom are we grateful?

這裡有趣的是,倘若我們回去追溯這個「向誰」的問題,就像是在拉某件織品的線頭,我們會在每條線索的盡頭找到唯一的答案,那就是上帝。我們要向誰感恩?從終極的意義來說,我們是向上帝感恩。The interesting thing here is that if we trace this to whom line of questioning back, like pulling on the threads of some tapestry, we find a singular answer at the end of each and every thread. The answer is God. To whom are we grateful? We are grateful in an ultimate sense to God.

我們的施恩者「常施恩惠,從天降雨,賞賜豐年,叫你們飲食飽足,滿心喜樂。」(徒十四17)神學家稱此為普遍恩典。上帝是創造主,祂眷顧所有的造物,並提供我們一切的需要。祂賜給我們每個人生命和氣息。Our Benefactor does good by giving you rains from heaven and fruitful seasons, satisfying your hearts with food and gladness (Acts 14:17). Theologians call this common grace. God as creator cares for all His creation and provides for our needs. He gives us our very lives and our very breath.

我們的施恩者也通過賜予祂最寶貴的禮物,也就是祂的愛子來行善。神學家稱之為救贖恩典。禮物通常會讓禮物者破費。聖父差遣祂的兒子來到世上。是一件何等昂貴的禮物。因此保羅讚歎說,「感謝上帝,因祂有說不盡的恩賜!」(林後九15Our Benefactor also does good by giving His most precious gift, the gift of His Beloved Son. Theologians call this saving grace. Gifts often cost the giver. What a costly gift the Father has given us in sending the Son. So Paul exclaims, “Thanks be to God for his inexpressible gift” (2 Cor. 9:15).

當我們把上帝視為我們應該「向誰」感恩的對象,我們就會明白感恩的必要,以及感恩所欠缺的。一個越來越轉向世俗的文化,會越來越不知道感恩。我們以為是靠自己完成了一切,這是何等的虛妄;我們以為自己配得到一切,或這是基本的權利,這是何等的錯誤。倘若我們追根究柢,也會知道在那線索的盡頭是什麼。我們知道我們必定會面對一位創造者。我們知道我們必定要對一位創造者負責任。我們說謝謝你,意味著我們是倚靠他人的,不是獨立自主的。但我們寧可做個不知感恩的人。保羅說我們從上帝留給我們的證據都認識上帝,但是我們卻不把祂「當作上帝榮耀祂,也不感謝祂」(羅一21)。如此一個向下墮落的螺旋就開始了。一個不知感恩的文化會更向下傾斜,直到衰敗為止。When we consider God as the to whom we are thankful, we may well be seeing both the necessity of thanksgiving and the eclipse of thanksgiving. As culture veers more and more towards a secular state it shrinks back from gratitude. So vainly we think we did this all ourselves. So wrongly we think we deserve, or even have a fundamental right to, all of this. We also know what is at the end of the string if we pull on it long enough. We know that we will be confronted with a Creator. We know we will be accountable to a Creator. Saying thank you means we are dependent, not independent. We would rather be ungrateful. Paul says we know God from all the evidence He has left of Himself, but we don’t want to “honor him or give thanks to him” (Rom 1:21). Then the downward spiral begins. A culture of ingratitude careens ever downward into decline.

我們不應該成為這樣的人,就是把十一月的第四個星期四看成不過是一個觀賞美式足球或過度放縱的日子的人。我們應當把這一天分別出來,為我們所擁有的一切而感恩,並且明白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賜給我們的。當然,這樣的感恩不應該只限於三百六十五天裏的一天。We should not be counted among those who see the fourth Thursday in November as nothing more than a day of football and over-indulgence. We should be thankful for one day set apart to consider all that we have and realize that all that we have has been given to us. Of course, such gratitude should in no wise be limited to one day out of 365.

在被囚禁在納粹集中營六尺寬、九呎長的囚室裏,長達一年四個月零十八天之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寫下了這段文字,提醒我們感恩節的意義:Having been imprisoned for one year, four months, and eighteen days in a Nazi cell measuring 6 ft. x 9 ft, Dietrich Bonhoeffer wrote what is certainly a reminder of the meaning of the Thanksgiving holiday:

你們千萬不要懷疑上帝帶領我所走過的路,我是帶著感恩和歡喜的心一路走來的。我過去的一生充滿了上帝的恩典,而我的罪是被基督釘十字架所顯明的赦罪之愛所遮蓋的。對我所遇見的人,我充滿感恩,而我只盼望他們不必為我傷心,但願他們也能和我一樣,總是對上帝的憐憫和赦免充滿確定和感恩。」“You must never doubt that Im traveling with gratitude and cheerfulness along the road where Im being led. My past life is brim-full of God’s goodness, and my sins are covered by the forgiving love of Christ crucified. I’m so thankful for the people I have met, and I only hope that they never have to grieve about me, but that they, too, will always be certain of and thankful for God’s mercy and forgiveness.”


尼克勞斯(Stephen J. Nichols)博士是Reformation Bible College的校長,也是Ligonier Ministries的教務主任,並主講5 Minutes in Church History這個播客頻道。


參看:

從感恩節的由來看我們向清教徒學習什麽 
/林慈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