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你为什么一定要读《启示的哲学》？贰、《启示的哲学》书摘
《启示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evelation
赫尔曼·巴文克 (Herman
Bavinck)著 /赵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
赫尔曼·巴文克，现代杰出的加尔文主义学者，荷兰最著名的神学家，改革宗支柱性人物。1854年生于牧师之家，1880年毕业于莱顿神学院，1902年接受邀请出任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一生著述颇多，涉及宗教与神学、哲学与应用伦理学，尤其是心理学和教育理论，已发表的作品约六十多部。代表作有（改革宗教义神学）（我们合理的信仰）等。
目录
第一讲启示哲学的概念
第二讲启示与哲学
第三讲启示与哲学（续）
第四讲启示与自然
第五讲启示与历史
第六讲启示与宗教
第七讲启示与基督教
第八讲启示与宗教经验
第九讲启示与文化
第十讲启示与将来
尾注
壹、你为什么一定要读《启示的哲学》？
文/小约翰
我们刚才唱诗歌19篇，其中有一句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原文中不是说没有言语、声音可以听到，而是说没有一种言语、没有一种声音可以听不到神。上帝的声音遍布全宇宙，每种文化、每颗心里都不在上帝的声音外。既然每种文化每个人都在上帝内，就没有完全的无神论者，那怎么还有无神论文化？那是因为人不断地抵挡上帝，甘愿做一个背约者。其实背约后也有一种内心不安在。文化中的思想体系，本身能自立吗？这样自立的话，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理性上也有严重后果。今天我先讲三个问题，然后请大家热烈讨论和参与。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为什么要读书？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读《启示的哲学》？第三个问题是《启示的哲学》到底该怎么读？我们有什么收获？这是一个整全思路。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圣灵动工，让我们知道为何你是信仰的根基。求你引导，求你开启，求你光照。带领我们的读书会，让我们为了神国拓展而好好读书。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一、基督徒为什么要读书？
谈到基督徒为什么要读书，我就想起钟马田牧师讲到通识课程的重要。许多时候，神学院里的学生其实是很难学神学的，学着学着有时候就把信仰给学冷淡了。这是因为许多人不了解人性，不了解自我。加尔文说，一个人越认识神，就越认识人和自己；越认识人和自己，就越认识神。我们如果与神的交往把自己排除了，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来了解神。神愿意向我们启示，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神，但这个认识是没办法将自己抽离在外，你是必须要摆进去，真正跟神有很好的交流。所以神学的确是让人自己活在神面前。
通识很重要。很多基督徒只会读圣经，不会读人的思想！你不懂人性，也很难读懂圣经！
当然，我们不承认基督徒的通识和非基督徒的通识是一样的。神学的确是让我们自己怎样活在神的面前，并重建通识。我们需要的是在信仰的眼光之内，能不能真正建构基础。人文课程除了专业技能培养之外，通识的培养也很重要。
通识的建立需要带着信仰眼光多读经典。最近有一本书，叫《阅读经典》，这是徐贲在美国大学上人文阅读课，他用二十年，带领学生读人文经典的精华。读经典的过程是怎样的？他通过一些实例，倾囊相授，让我们来了解说，为什么美国这么强调读经典。徐贲写了好多书，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本。里边提到人文通识非常重要，而且在这种阅读中，我们才能够来摆脱很多偏见，有一种整全视野，有整全世界观。
最近有个英国学者蓝诗玲写了一本《鸦片战争》，引起很大关注，中国也有很多学者写《鸦片战争》，也有自己对鸦片战争的理解。但两者的对话是非常困难的，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前提的碰撞、偏见与偏见的碰撞。所以这也是我们说人文通识的时候会遇到的真正难题。那这样的难题其实恰恰可以在整全的视野之下得到真正的解答。
这就是巴文克在自己的研究中特别强调的，在《我们合理的信仰》中有个英国学者写了一篇序言，他引用巴文克的话，这一段话讲得非常精彩：“我们不要脱离世界。我们不想脱离，我们也不能脱离，除非我们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当然，天国不属于世界。但是，天国的确要求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为之服务。天国是独一的、忌邪的，它不允许世界有任何独立的、中立的国度与它并列存在。如果任凭世界自行其道，我们只追求逍遥遁世，其实要容易得多。然而，我们不应当如此偷懒，因为一切被造物都甚好，不得予以拒绝。既然一切都因上帝的道和祷告成为圣洁，我们就当以感恩的心来接受；如果拒绝，就是忘恩负义，就是错判或藐视上帝的美意和恩赐。我们的争战只可能针对罪。因此，基督的门徒，无论处在何种复杂的关系中，无论社会的、政治的、科学的问题如何严重，如何排山倒海般地压过来，如果从争战中退缩，甚至假借基督徒动机之名，认为世界的文化属魔鬼，那就是我们的背信弃义，懦弱胆怯在骄傲地夸口。”所以巴文克看得很深刻：你的真理是不是绝对的，是不是只关在室内？能不能在大街上？我们如果划敌基督的圈子，很容易。但是，福音只有像一粒种子种在土壤中，才能开花结果。这个整全的视野需要我们去对话。所以巴文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整全的视野，我们要以此去对话，把福音传出去。
有关基督徒为何读书，我也可以讲讲自己的挣扎、教训和经验。
看我这么多年的读书呢，在我的成长中，我就觉得因着有一定的学术训练，就对“宗派”这个问题就有稍微深入点儿的了解。从学术训练的角度讲，没有宗派是很难接受的事。我在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还没有宗派和门派的概念。但我们比较文学呢，就得选一个派。当时我的导师是典型的法国学派，很不喜欢美国学派。当时我很狂妄，觉得美国学派也很好，就说为什么要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取两家之长，弄一个中国学派不就很好吗。我导师说了我一顿，说你连人家说的是什么都还不懂，就想自创门派，哪有什么美国学派，只有法国学派。后来我跟他学，学的过程中，果然发现比较文学只能有这两个学派。它只是叫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其实它已经把比较文学的可能性都概括进去了，想创新很难。
同时，我受南大古典文学影响也较深吧。在南大读书时，我也爱参加古典文学的读书会，很多来作报告的是程千帆老师的弟子。我以为他们已经学得很好了，可以出师了，然而他们大都说：什么学完了，我们门都没入呢！后来他们请老先生来做讲座，毕恭毕敬，端茶倒水，前后打扇。在那种氛围中，你确实发现老先生讲得很深刻，而且他们对门派的尊敬，有了很深的理路。
所以在学术上，如果你谁都没跟谁学，别人就认为你是自说自话。就像理发一样，自己跟自己理发肯定是理不好的。有师承的话，就会谦卑下来。保罗就对提摩太说：你要知道自己是跟谁学的。不仅是跟神啊，你的外祖母罗以，母亲友尼基，还有保罗，你要知道自己的师承。宗派不等于宗派主义。
1995年，我得到芝加哥大学的一份书单，我如获至宝。二十年了，一有机会就自己读那上面的书，后来我自己整合，也有了一份自己的书单，你在我的小约翰新浪博客上可以看到。
经典也有师承，有美好的传承关系。林毓生就提到哈耶克，而哈耶克自己就提到，在奥地利的时候，有一个奥地利经济学家论坛对他影响很大。它要求每一个开设讲座的人不能讲自己专业的，得讲自己专业以外的。这就强调了人文通识的重要。
所以我为什么强调读书会呢，因为真理不是分开的，这样就有一个人文通识的视野。真正的视野，只有博大才能精深。因此按照这个书单在读的时候，我发现，对我的帮助也巨大。所以我说：“读一本坏书的最大坏处是耽误了同时读一本好书。”后来我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有深深的触动，那种对人是有罪的触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而又整体性的。
还有一个老师对我帮助很大。编《新语文读本》的时候，钱理群老师给我很多的启发。有一次，我们在编一篇文章《超越鲁迅》，读的时候觉得很差，因为是别人推荐的，所以讨论要不要编进去。钱老师说：这个人连鲁迅都还没读懂，还谈什么超越呢。中国没几个真读懂鲁迅的。他说：“我呢，读进去了，但没出来。”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就忙着批判。《论语》读都没读过，就敢批判。
昨天我们还在讲这个话题，有个老师问我，他有一次上课，给学生放关于创造论和进化论的短片，效果不好。问我会不会这样做。我说不会。我会引导大家想进化论的问题。有一次上课，我问有谁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有两个学生举手。我问他们读的是哪个出版社的？答：商务印书馆的。我问：请回答一个问题，这本书里面有没有插图？他们回答不上来。我说：你们别骗我，你们都没认真读完过。
过去，研究生面试的时候，我最喜欢问一个问题：你最喜欢的名著是什么？有同学说是《复活》。我问《复活》第一段是什么？不知道。这个学生在骗我！这么多年，我发现大家不怎么读书，这是蛮遗憾的事情。现在很多人不读书，不光非基督徒不读书，基督徒也不读书。很多时候，不仅是学生选导师，导师也选学生。导师也盼着选真喜欢读书又读书的学生。
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和崔彼得老师交流，崔彼得说：“平心而论，那时候金陵神学院里斗争满激烈的，一个是敬虔主义，一个是自由派神学。我觉得自由派老师教给我更多。”这是因为敬虔主义老师无非就是告诉学生祷告、读经加亮光，没办法学到什么规范性的和传承性的东西。问题是，如果你真正有使命，需要跟别人去对话，那你是要对真理有整全的装备的。
尽管有崔彼得的提醒，我开始还是受敬虔主义影响。让我走出来的，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当时是从金陵神学院复印来的。在看加尔文是怎样跟天主教进行对话，而且也跟希腊哲学，跟当时的一些思潮进行对话。但是当时，我确实在受要把自己修炼成一个圣徒敬虔主义影响。我当时受谁的影响呢，受倪柝声及当时教会的影响。敬虔主义是一种关起门来的思想。
后来，唐崇荣牧师对我影响也很大，他的个性魅力太大。加尔文和唐崇荣都是我的恩师。唐崇荣牧师的什么书我都看，而且我决定不随便开口就批评老师。就像我和王约翰老师说加尔文把人烧死啊，听道打瞌睡要受监禁啊。王老师就说，那都是人文主义者乱讲，你别信。爱一个老师，就不要先批评他。
其实我到海外读神学院的第一年，还有很多挣扎和疑惑。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学神学的基本素质，觉得自己无法承担传道的圣召。后来，我读钟马田的传记，才解决了这个疑惑。钟马田是个医生，后来成为全职牧师。他有两年左右的挣扎。正是他两年的挣扎，使他后来能特别体恤和理解那些挣扎的人。他说：“不管是做医生，还是做牧者，两个都不是业余能做好的。”我当时觉得，如果神给我的呼召是学术，那么我应该全身心扑在学术上，把教会放下。而我能把教会全放下吗？不能！当时我也受到批评，说犹豫太多、挣扎太多，但我觉得这种挣扎是真实的，钟马田在《讲道与讲道的人》中说，传道的呼召太神圣了，我们恰恰是因为特别有挣扎才印证这呼召有可能是真实临到，而不是一点挣扎也没有。这也是司布真说的逃避传道的呼召要像逃避地狱的火。所以读钟马田就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鲁迅有一番话很有意思，他说有一种人出国读博士，研究中国的庄子老子什么的。当时，我在神学院的老师说：你可以研究中国教会，可以写中国教会方面的论文，比如赵中辉啊。但是我说：我到这里来，就是要跟你们学你们最拿手的，而不是你们不太了解的。我打听那里老师最厉害的研究领域，然后研究，这样才可以得到指点，弄斧就要到班门。所以写论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哪个问题最难。我把两个老师的同一门咱们宗派的教会史课程都听了。有个老师讲，有个苏格兰叫玛格丽特的女孩，才二十四岁，被逮捕。国教派说只要你不坚持盟约派的信仰传统，就可以放了。可是，她说不。她一边唱诗篇，一边就被水淹死了。老师很感动，我们也很感动，我觉得信仰里的那些文字都活了。但另一个老师讲得就不一样，没有这些细节，他画一张大图，从整体上来讲。
在这样一些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有很多个人的成长。我真正觉得，信仰不是关起门的，而是有整全视野。所以唐崇荣牧师说：一个人迷了路，你给他一幅地图没有用，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如果你单单说人错了，而不给人指出他错在哪里，就没多少意义。所以我引用圣经里的一句名言：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这是歌罗西书2:3的话。所以，既然这个世界上，上帝的思想是通过书表达出来的，那我们所谓的爱主，就要去读圣经，和他对话。并以道观之。这是第一点，基督徒的读书是非常重要的。
二、为什么要读《启示的哲学》？
之前，我读过巴文克的《基督教神学》，没有多大的触动。后来我读神学，必读的人就是巴文克，怎么也绕不过去。我们的系统神学课大概十来门，老师每回都指定要读巴文克。特别是他的《神论》，我才发现他很有意思。他的系统神学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他把圣经放在历史的纬度来梳理，他说别人是怎么说的，最后说自己是怎么说的，所以特别有一种纵深感。他问任何一个问题，都讲历史渐进的思路，再回归圣经讲他的思路。他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我就看到，不是单纯的谈论，而是随着你的成长，有清晰的理解。所以因为系统神学的影响，我们买了他的《改革宗教义学》，一共有四本。
在学启示论的时候，我在国外神学院的老师也特别提到《启示的哲学》。这给人很深的触动，里边博大精深，有历史的视野。
而且，启示的问题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彼得后书1:3讲得很清楚：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犹大书第3节也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灵恩派老是容易说自己得了特殊启示，这就高举自己的领受，也否定了特殊启示的完整和完成。所以我们，启示论如果不牢固的话，整个信仰都摇摇晃晃。但是，谈到启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陷入危机，要么特别注重特殊启示，忽视普遍启示；要么特别看低特殊启示，把普遍启示的价值看得过高。巴文克《我们合理的信仰》中讲“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讲得很好。这两种危险都存在。你太爱圣经了，觉得其他的书没有任何价值，这就是把特殊启示抬高，把普遍启示压低。或者你太爱其他的文学、艺术了，就忽视圣经，把普遍启示抬高，把特殊启示压低。我自己就经历过。一开始把美当成宗教，后来又全扔掉。我研究生时研究过张爱玲，一毕业就把张爱玲全集送人了，觉得以后所有属世的东西都不碰了，我是有过这个属灵阶段的，以为看其他的就是魔鬼的东西。
但现在这种危机奇异地交织在一起。国内就把普遍启示看得过低，国外则把普遍启示看得过高。有一次我在国内开讲座讲文化使命，有个老一辈家庭教会领袖站起来说：不懂ABC，照样传福音；不懂文化使命，照样传福音。大家都鼓掌，他一句话就把我一个上午的讲座都拆了。国外相反，把普遍启示看得过高。在海外有一个营会，有一个指挥家音乐家，搞整个安排的时候，音乐会很长时间，大多是世俗音乐，赞美诗都很少。给我布道的时间安排很短。跟他们同工很难受。他不断说：“哪里有音乐，哪里就有神的同在。”轮到我布道，我就不得不说亨德尔的那句话是错误的。“圣经是用音乐写的吗？”“不是。”“是用文字写的，上帝是以他的话与我们同在。”后来结束了布道，有个牧师的孩子，他已经上高中了，学音乐的，他过来说：叔叔，你这个攻击音乐不好吧。我说为什么不好呢？他说，音乐对我就是特殊启示。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每天拉琴的时候，就在和神交流，音乐就是我的祈祷，音乐就是我的特殊启示。我说你呀很危险，再走下去，容易走进异端，你把冥想当成特殊启示了。我后来和他爸爸聊的时候，就明白了。他每天拉小提琴两个小时，是当牧师的爸爸安排的，家里没有家庭敬拜，他每天接触不到神的话，所以当然把音乐当成特殊启示了。所以我也很愤慨，很多人花三百块每小时去学音乐，没人愿花一分钱跟牧师学圣经。音乐只是对普遍启示的回应而已，这种回应可能是错误的。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也还受这种风气影响，的确神让我们有衣食的需求，但财宝在哪心在哪。它不能跟神的特殊启示相提并论。但问题是，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些错误的指导，所以今天我们在指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容易有偏差。我们如果太注重普遍启示，财宝都放在属世的事上，就押宝押错了。
他们说我“双十一”写了一个最强广告词。我那天写：“美国每年基督教书刊出版是8800种，但中国全年才出80种属灵书籍，全买了吧！你只要房子少买半平米就可以了！
你住70平米和90平米有什么本质区别吗？没有！但房子住小点，你投入点钱读神学，读属灵书籍的话多好！但大家很难，因为心在房子上，而不在属灵书籍上。
三平米的钱，去读一年神学，去多读一点书。房子买小一点，书买多一点。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启示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启示稳，信仰才稳；启示不稳，信仰就不稳。《启示的哲学》能给我们整全的世界观。所以我第一本书就推荐了《启示的哲学》，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三、《启示的哲学》到底在讲什么？给我们什么启发？
《启示的哲学》的作者是巴文克。巴文克一生的经历相对说来很简单，就是在神学院读书，然后当老师。一开始在乡下，后来在首都阿姆斯特丹，在自由大学当教授，他接替的是的凯波尔，两位的影响都非常巨大。他去自由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有一个就职演说，演说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说：“宗教就是敬畏上帝。它必须是激发一切神学研究的因素。它必须是科学的脉搏。神学家就是敢于言说上帝的人，因为他说的出于上帝、经由上帝。从事神学研究就是做圣工，就是在上帝的家中做祭司的工作。这本身就是敬拜，用头脑和心灵的圣洁来荣耀上帝的名。”所以巴文克的神学不止是满足头脑的神学，也是满足心灵的神学，这是他特别了不起的地方。他能积极地和前辈对话，他既能满足人心，也能满足头脑。他像个先知一样说话，很多在历史中都应验了。1906到1908年，他居然说：如果德意志任由种族主义发展的话，将是世界的祸害。那时两次世界大战都还没有发生。所以巴文克是能透视文化的，能用信仰的眼光放在整全的视野中。
巴文克为什么要发展启示的哲学，他的主要意思在《启示的哲学》第一讲中都讲了。所以，这第一讲很重要，你一定要反复认真地看。
有关启示哲学的第一讲，我们还可以读《世界观的革命》，非常棒的一本书。教我们的系统神学老师写了其中的一章，他说，这是近几年出得最好的一本书。另外一本叫《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普兰丁格著，一位很有名的当代基督教学者。还有一本叫傅瑞姆《神学认识论》，还有一本叫范泰尔《基督教护教学》，还有一本薛华的《前车可鉴》，大家可以来参阅。当大家参阅，就可以来了解巴文克第一讲的背景和视野。如果你没有看也不要紧，我们尽量地，就我所知道的，来梳理一下。
第一讲有一个困难，在哪呢。很多时候，我们接受真理是关系性的，不接受真理是命题性的。信仰当然是承认信仰是关系性的，但基要主义和敬虔主义不承认真理是命题性的。你说圣经有世界观吗？有伦理学吗？你如果具体到某个问题，圣经里也许没有。但是它有整全的视野和看见。所以巴文克说，圣经有关系性的层面也有命题性的层面。罗马书11:36说：万有都是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
这其实关系到两种进入和研究神学的思路：第一种，神成为我们研究的一部分，退到一个小角落，最后慢慢地就没有了，因为你是从那个角度来研究的。这就是人越来越大，神越来越小。你现有大的人类学，然后在人类学内部有宗教学，在宗教学内部有神。巴文克坚决反对这种思路，而是采用第二种思路：最大的是神，其次是宗教学，因为宗教是文化和社会的基础，然后最里边是人类学。他就在想着说：让神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小。所以他有一个实验和尝试，进行深刻对话。当你说，你跟我不一样，你就错了的时候，就不太能对话，你在划圈子。
巴文克在第一讲，特别来梳理西方文化发展的变化，西方哲学的发展。这种变化，很多人不承认中国有。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中国没有祛魅，而西方发生了。西方发生在文艺复兴阶段，不再用宗教和道德看政治。因此这个大的事件，一直是西方学界的热点，一直有人在做深刻的探讨和研究。而中国一直没有这种断层。因为儒家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还是用道德的眼光在看，没有近代的世界观。
但西方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巴文克的解释是非常精彩的，这也就是把超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变成自然主义世界观的过程，理性在抬头，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在理性的法庭上经受考验。经过检验，你就知道，康德、洛克等，都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不遗余力地在反对超验主义世界观。巴文克把历史说成古巴比伦世界观和现代世界观的对立，这种宣称无疑是有道理的。所以古代是在一个超自然主义的角度看历史，而现代是自然主义角度看历史。
你怎么看中国历史？我觉得起码我们要回到，接纳超自然主义。我们今天认为是迷信，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史记》当时就是这么信的，这种信念也参与了历史。司马迁也是接纳了那些超自然主义的历史。宁可看神话，也不看唯物主义教材。我给我们家的孩子买过这一套历史教材：《历史其实很有趣儿》，图文并茂，不是从北京猿人讲起。我会给她们讲回到圣经里来理解。我觉得神话比唯物主义还要真实。
怎么转化到超自然主义，这有一个解释，这有对古代世界观的接纳。路德的《论基督徒的自由》非常重要，它驱逐了宗教冷漠，倡导了基督徒的热情。因此给西方真正带来突破的，应该是宗教改革，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自由。
于是呢，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境况之下，我们被一些人本的掌控，人最终也成了一堆物质的工具，为后边革命和动乱带来了伏笔。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启蒙运动把人变成了革命的工具，变成了虱子。启蒙运动抛弃了天空，给了我们一个牢笼。一个笼子，但是大家兴高采烈地抚摸、拥抱、接吻，说我们是从世界中产生的。所以这样一种观念，使我们人呢，渴望有一种学说，把超自然主义打到。在这种情况之下，进化论产生了，发展和进化论结合。进化论最终是不能满足人的，人们就开始寻找新的可能，在时间里寻找永恒，向更高更美的事物寻求。人在不断的突破中，成为人神，这种所谓的新的观念，其实也是一种宗教，也暗含着救赎，但是这种救赎并不能带给人真生命。进化这个词，背后有一种东西利用了它。以至于慢慢地成为一种思想系统，把超自然主义排除在外。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的量变带来质变那么受欢迎，因为他给了人一条救赎之路，把救赎带到革命上。这种走向，必然走向不可知主义，甚至接纳泛神论，走向神秘主义、不可知主义，不断走向“人神”情结。
《启示的哲学》第12页第二段，目前自发的一种宗教渴望，它所揭示的是自我满足，它并不在世界之上，而是在世界之中，来寻求上帝。并且上帝的本质和被造物是一样的，他所展现出来的，是穿了宗教的外衣，以新信仰的形式和旧信仰相对。到第13页，作为一种宗教形式，所谓的一元论，几乎是不值得考虑的。它也许能暂时带给人满足，但不能填补人的真正需要。
薛华在《前车可鉴》里提到的，罗马人的神太小了，所以失败了。也就是说，当你把世界和神等同，已不能满足人心对永远的渴望。这时你一定会幻灭。这并不能把人提到超越现实之上，也不能提供超越和平的安息。毕竟人在宗教中寻求的是超越现实的安宁。能满足我们头脑的，必定不在世界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超越、超自然主义启示对一切宗教这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唯物主义一定是把超自然主义看扁了，要把超自然主义挤出去，他们也做到了。所以真正的启示的观念，才是我们必然要建立的。如果没有这一个，我们就活在割裂、不满足当中。所以基于泛神论的宗教和超自然主义的宗教存在着战斗，基督教与启示共存亡，要上帝发言、上帝干预。所以范泰尔就提到说（你可以看范泰尔的《护教学》）这种神学观只有在改革宗里才能看到。罗马天主教与阿民念主义看不到向神负责的世界观。因此人的尊严的失落，使人的纷争有了一个背后的动力。上帝的特殊启示，透在历史里面。道在人间，上帝借着先知说话。
《启示的哲学》第18页第一段中间，建立在启示基础上的神学，肩负着荣耀的责任和义务，要真正地建构一个整全的视野。我们既要坚持基督教的独特性，又要维护他在历史的光照下的意义。第18页下边说，我们必须得回到真正的启示，还原历史性和具体性，使历史在这一刻有当下的意义。但当你否定了这样的神，这必定沦落，沦落为抽象的网罗。一切跟心灵无关，这非常可怕。
我们说做学术的时候有两种倾向，一种是马克斯·韦伯式，从历史和真实出发，他是天主教徒，他发现是新教伦理带来了近代社会的突破和发展。他去研究材料，即使和自己的信仰抵触，也接受了研究结果。另一种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式，找材料证明自己的结论。马克思在那边只是抽象地做研究。他在书里找有利于他的材料，解释一切。当一个结论能解释一切的时候，就很危险了。唐崇荣牧师说，他的经济学看起来很美，但只是看起来很美。不少伟大革命者私生活很糟糕。有人和女仆生孩子，子女自杀等。弗洛伊德也是这样，只看和自己结论一致的病例。其实所有的精神病患者，不采取治疗的话，三分之一会好，三分之一会恶化，三分之一会不变。接受弗洛伊德治疗的也是三个三分之一，所以弗洛伊德学说是胡扯。
真正的课堂，是上帝的课堂，让我们认识到启示的伟大。《启示的哲学》第19页，好把启示也拥抱进来。没有任何启示的哲学，现今一切启示是不完全的。第20页说，基督教启示把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做区分，但思考不透彻。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啊。不少神学家退却，这种退却暴露了软弱，与特殊启示相冲突就全然否定。他并非与自然历史隔绝，像孤岛，而与整个自然、家庭、历史紧密相联。有限被无限支持。世界本身因着启示。超越并没有消失，却成为启示的纽带。普遍启示把我们引向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又把我们引回普遍启示，两者交相辉映，合在一起彰显上帝的荣耀。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发现每个时刻都有上帝的存在。如诗如光，穿越黑暗，带来光明，带给我们宁静的狂喜、永恒的洞见。
所以呢，我也强调说，要在启示中看一花一木，看文学。真的艺术也是比现实更高的。我也是在这个角度研究艺术。余秋雨写《艺术创造的工程》，写伦勃朗在画画的时候，幽灵都在盼着在他的笔端显现。艺术家的创造有很大的神奇因素，下一本书读书会，我推荐《丰盛的筵席》，也是沿着这个思路，怎样在启示中看文学。文学对人的影响更大。
贰、《启示的哲学》书摘
摘录/康晓蓉传道
摘录
第一讲：启示哲学的概念
人类就整体而言，历世历代的核心都是超自然主义。这意味着上帝和世界虽然根本不同，但同时也是最紧密地相连，宗教和文明并非表现为两种互相冲突和敌对的原则。相反，宗教是一切文明的源头，是家庭、国家和社会中一切有序生活的基础。宗教改革带来的一个改变在于，它把自然和恩典之间的罗马式僵化关系，转化为一种动态和伦理的关系。
能满足我们的头脑与心灵、良心和意志的真宗教，必定不会把我们封闭在世界之中，而是提升我们，使我们超越世界；它必须在时间之中赋予我们永恒，在死亡之中赐给我们生命，在变化的潮流中，把我们安置在不可摇动的救恩磐石上。这就是为什么超越，超自然主义，启示，对一切宗教都至关重要。
基督教与启示的事实同存亡，不过我们承认，对启示的模式和内容的看法，可能需要澄清。相应地，我们对这神圣恩典作为的观念，也可以有修正。
神学现在主要忙于这两个因素中的后者，即历史和心理的“媒介”它目前兴趣的焦点在于启示如何临到的问题，而不在于启示的内容是什么。奥古斯丁和经院派都明确定下目标，既要坚持基督教的独特性，也要为它在世界整体观念中的中心地位辩护。现代神学和哲学越来越感到，需要恰当处理这普世历史中的核心事实，并从各个方面追溯上帝自己建立的、在启示和被造宇宙各层面之间的各种联系。
启示是揭开上帝的奥秘，自然和历史、思想和心灵、科学和艺术所不能教给我们的，启示便使我们知道，即上帝要拯救世界，救赎罪人的确定的、不改变的旨意，与整个世界看起来的样子都不同的旨意。这旨意是启示的秘密。在创造中，上帝展现出祂思想的权能，在以救赎为中心的启示中，祂向我们彰显其心灵的伟大。
启示的中心虽然在基督的位格，其边缘却延伸到被造界最遥远的地方。祂并非与自然和历史隔绝，不像海中的孤岛或水中的油滴。它与整个自然、整个历史、整个人类、与家庭与社会、科学和艺术，都紧密相连。
世界本身依赖于启示，启示是万物按各自的形式存在的前提、基础和秘密。科学的考察越深入，就会越清楚地发现，启示是一切被造之物的基础。每个时刻都有永恒在脉动；每个空间点都充满上帝的全在，有限被无限所支持，一切变化都根植于存有。在基督的位格里临到我们的特殊启示，与一切被造之物一样的，都建立在这些前提之上。创造与救赎的根基是相同的。成为肉身的道，也是万有都借着祂而被造的道。从死里复活的首生者，也是一切被造之物的首生者。虽然上帝与祂的被造之物因罪而隔绝，但祂仍然逐渐就近它们。超越并未消失，却变成越来越深刻的临在。但因为特殊启示揭示出上帝心灵的伟大，就远远超过普遍启示，因为后者只彰显出上帝思想的全能。普遍启示把我们引向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又把我们指回普遍启示。两者交相辉映，缺一都变得不完全，难以理解。但合在一起时，它们就宣扬出上帝在创造和救赎中所彰显的丰富智慧。
第二、三讲：启示与哲学
这种对哲学和宗教的回归，也不是心血来潮。它具有普世和必然现象的所有特征……他们努力透过事物的表象看到本质，透过意识看到潜意识，透过外在形式看到内在生命、无言的能力及暗藏的意志的内在奥秘。这些趋势各不相同，但有两项共同特征：自主的原则，表现在意志上的自救主义。宗教被视为纯粹个人的操弄和建构，只是文化的产物和一部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宗教。需求最高的善、永远的幸福、真正的存有、绝对的价值。虽然宗教这个词被避开了，人们更愿意用“世界观”。但事实上，要满足的需要不过就是过去宗教所提供的。
位格化是自然发展过程最高贵的产物、最有价值的精华。歌德的话，“尘世之人最大的幸福就是位格。”被四处引用，得到欢呼和首肯。
简单讨论一下我们如何认识现实，用什么方式发现其内容。这样我们才能看见，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流出和进化，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神论和启示才能。
在自我意识中被启示给我们的自我，不是冰冷、光秃的统一性，不是死板的数学点，也不是僵化不动的实质，而是内容丰富、有丰满的生命，能力和行为。
当基督宗教向我们启示出上帝伟大的心灵，从上头来的明光带着温柔的怜悯照耀我们时，同时也照亮了人，以及他灵魂的丰富和价值。它赋予他一种新的把握，信仰的把握。它恢复了他在上帝里面的信心，因此也恢复了他对自己的信心。靠着这启示之光，奥古斯丁深入到自己的内在生命。他把自然撇到一边，只想认识上帝和自己。的确，他在那里发现了思想，但并非只有思想；在思想下面，他更深入灵魂的本质，因为在他自己里面，生命总是先于思想，信心总是先于知识，自我意识先于反思，经验先于科学，他先经历后来所思考和写下来的。因此奥古斯丁回到了思想后面的灵魂本质，并在它里面找到了不是简单的统一，而是令人吃惊的丰富整体。他在那里找到了观念、规范、真和善的规律，知识把握问题的答案，一切事情的原因以及最高的善。他在那里找到了一切知识、科学和艺术的种子与结晶。他甚至在那里，在记忆、理智和意志的三重结构中，找到上帝三一本体的反映。他在自我意识里找到了一种新形而上学的出发点。
我们自我意识的核心，正如施莱尔马赫比康德更清楚地看到的，不是自主，而是一种依赖感。我们在“意识到自己”这个动作中，就意识到自己是被造之物。在这种自我意识的依赖感中，同时也给出了人的独立和自由。自我意识的这两个见证，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彼此相容，并相互成为对方的前提。依赖的感觉、意识和意愿，也包括了人的自由：顺服神的自由，自由出自真理。在自我意识中，上帝使我们认识人、世界和祂自己。
世界不是为我们方便，为实际生活的必须而形成一套感知，而是客观存在、彼此相连的一群复杂特质，一个无法被约化为我们任何一套呈现的整体。正如自我、位格很难被主观消解成一系列感觉一样，我们外部感知的世界，也很难被约化成一组呈现。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都是同一事实。在意识中，我们自己的存有以及这个世界的存有，都在我们的思想和意志之先向我们揭示出来；换句话说，它们是在最严格意义上被启示给我们。
所有认知都包括主体和客体的某种具体关系，并建立在二者一致的基础上。因为思想的形式和存有的形式都来自同样一个创造智慧，所以除非两者彼此对应。否则感知和思想的可靠性就没有保证。哲学本身并非没有感受到这个必要性，但他却采取了一个错误的出发点。它或者像黑格尔一样，把思想和存有等同，结果就把逻辑抬高到形而上学的地位，或者像康德和人本主义一样，把思想和存有割裂，结果逻辑就只剩下纯粹形式的特征。
“作为原则在意识里活动，理出感觉的头绪，与作为原则在客观世界中活动，使之综合成为物自身的”是同一个理性。存有的形式、思维的规律以及为——说话完整的缘故，在这里加上——行为的方式，它们共同的来源都是神圣智慧。这样，哲学的三个部门——物理科学、逻辑、伦理——就形成了一套和谐的整体。一元论在错误的方向上寻找，因此也不能找到的东西，即不排斥、反而包含多样性的统一性，哲学的大系统，现在这里就获得了。
第四讲：启示与自然
神学特别关注上帝的启示，以便尽可能科学地理解它的本质和内容。但这个启示是给所有人的。对所有人来说，认识上帝都毫无例外地是永生之道。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也不能把自己分成两半，把自己的信仰和知识割裂。
自然科学不是唯一的科学，因而必须停止企图用同样物理-化学和数学-机械的方式构建宗教和伦理现象。自然科学虽然在很多方面比思维科学优越，但仍然，而且被迫使用各种各样并非来自经验、而是一开始就有的观念。比如“事物”和“属性“，“物质”和“力”，“以太”和“运动”……当对事实的渴求多少得到满足后，对原因的饥渴就会浮出水面。
当自然科学考察事物的本质时，同样面临巨大的困难。我们在这里必须处理三个因素：空间、时间和质（quale），无论我们怎样进一步定义最后一个概念，它就是在时空中使得它们的彼此关系成为可能的。这些因素不是自然科学在自己的考察中发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被设立的。即使我们知道了物质要遵从的所有的运动和变化规律，它的本质仍然是奥秘。
毫无疑问，科学的责任是把这团混乱的现象简化，理出头绪。它必须给我们提供一条线索，以便我们循之而行时，不至于在这个迷宫里迷路，反而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假设穿越世界迷宫的这条道路一定导致一元论，是先验的：这个世界必须在自己里面找到其他解释。但合一，真正的合一，不破坏多元，反而包含并孕育它的合一，只有当我们把整个世界都理解为启示了上帝永恒计划的智慧和能力的产物时，才能也一定能获得。
对自然的去神化，结果变成了对自然的神化，人高贵的自由变成了宿命的臣服。
这就是为什么物理科学呼唤形而上学，自然本身在它存在的核心表明，它并非靠自己而存在，也不是起源于进化，而是建基于启示。在上帝智慧和全能、主权和旨意中，把人心灵渴求的统一性赐给我们。
世界的多样性是一件事实，这种多样性与它的和谐在一起，只能超越地在一位永活上帝那里找到解释。因为兰格说得非常正确：“如果我们用一种自由、宏达的方式承认，一位上帝在一个巨大、全面的尺度上，有一套统一的运作计划，那么万物按照规律和因果的原则产生和谐，就不仅可以理解，而是看起来是这个前提的必然结论了”。
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挣扎不在于人与自然，而在人心里面，在“他所是”与“他所应该是”之间，挣扎的本质不在于生理，而在于伦理。首先证明这一点的事实是，一切文化成就，无论多丰富，都不能消除心灵的不安，不能平息良心的声音……但启示并不煽动人抗争和背叛，而是把他摔入他的渺小，对他说，你这人哪！竟敢向神犟嘴呢？但之后它也立刻把他从卑微中抬起；它没有向他传讲斯多亚式的无情，或者宿命论的认命，而是透过圣言，使他知道上帝要拯救悲惨世界的心意，并透过圣灵，使他的灵魂充满信仰的耐心。
第五讲：启示与历史
企图按照进化假说把人类历史明确划分为泾渭分明的时代，是徒劳无益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些自己独特的内容，独特的恩赐和呼召，而每个时期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人类的共同财富作贡献。这对民族也一样，它们并非按一个高一个的僵化方式排列，而是无论彼此相互隔绝还是交流，都同时存在。而且，所以这些时期和民族，不仅对后续事物有水平层面上的重要性，而且在创造并引导它们的上帝眼中，每个时期、每个民族都有垂直层面上的独特意义。
在灵魂最深处，我们都相信历史有一种轨迹和目的。因为如果历史真的是历史的话，它一定要成就某些事情。因为历史本身的含义、价值、意义就在于，在它里面，并透过它，某些事情要实现，从而使它——包括它里面的全部悲惨和痛苦——有存在的价值。
用纯粹经验的方式研究历史，无法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而又因每个人都在寻找答案，而且不能忍受没有答案，所以历史科学就上升为历史哲学；因为没有形而上学，就不能理解历史的原因和目的、本质和发展。
如果历史要保持为历史，成为它必须成为的样子，就要以一位全智、全能，在世界上实施自己旨意的上帝的存在和作为为前提。我们的思考越深入历史的本质——就像越深入自然的本质一样——越掌握和维护其观念，就越会发现，历史将表明，自己根植于启示，被启示所孕育，它也将越提升自己。
启示向我们揭示的统一性本质不同，属于更高的秩序。它是和谐的统一，包括丰富、多元、差异。正如人的灵魂和身体并非本质相同，也不是出于彼此，却在人的“自我”里面形成一种内在的有机统一；正如有机体的各成员既非完全是这个有机体的制造者，也不完全是它的产物，而是与它彼此关联，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同样，每个人、每个民族乃至全人类在历史中，都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如此丰富，它的生命如此丰满，这就是为什么它里面有如此多的因素在起作用。
一元论企图用某种生物、心理或经济的因素来解释整个历史过程，就错得太离谱了。生命抗拒这种看法，人的位格性在里面被摧毁了。圣经与此相反，教导我们人类的统一性不仅不排斥，反而包含人在种族、特性、成就、呼召以及很多其他方面的不同。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时代，出生、成长、逝去，出现又消失；他似乎只是整体的一个部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但每个人也把时代留在自己的心里；在他的灵性生活中，他站在历史之上、之外、他住在过去里面，过去也住在他里面，因为，正如尼采所说，人不能忘记。他也住在将来，将来也住在他里面，因为他心中带着难以磨灭的盼望。这样，他就能在过去、现在、将来之间发现某种联系；这样，他就同时是历史的缔造者和认识者。他自己属于历史，但他却又在它之上；他是时代的产儿，同时也与永恒有份；他同时在变化，也在存在；他如风而去，却又存到永远。
当启示说，历史的本质在于黑暗与光明、罪预恩典，天国与地狱之间的巨大争战时，它既肯定也解释了生命。世界的历史不是对世界的唯一审判；但它是对世界的审判之一。
启示教导我们，上帝是世代的主，基督是这些世代的转捩点，因此带给历史统一性、计划、进步和目标。这目标不是这种或那种观念，不是自由的观念，或人类大同，或物质极大丰富。它是上帝国度的成全，是上帝在各方面涵盖一切的掌权，包括天和地，天使和人，意识和物质，崇拜和文化，具体和一般，简而言之，万有。
第六讲：启示与宗教
这个事实极为重要：一个人无论离开上帝多元，他仍然与天相连；在他灵魂深处，他仍然与一个不可见、超自然的世界相连；在他的内心，他是一个超自然的存有；他的理性和良心、他的思考和意愿，他的渴求与情感，都基于永恒之事。而宗教就是这一点无可辩驳的证据。
当然，宗教属于，也总是属于人心最内在的活动，并影响到人的整个生命，包括它的全部经验与活动。毫无疑问，在科学、哲学、艺术等的发展中，还有很多在宗教之外的因素发挥作用，比如，好奇心、装饰和运动的愿望以及诸如此类。但我们越往过去回溯，就越会发现，宗教、道德、知识、艺术——事实上文明的所有元素，都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清楚。它们那时还没有彼此独立并存，都尚未发展，蕴含在同一颗种子里。在分化之前，是一套复杂、整体的经验。但在这些因素中，宗教-道德类的因素的确是最先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宗教是文明进步最深刻的原因，是一切科学和艺术之母。
我们把优先顺序放在细胞还是从细胞所产生的有机体上，或是换句话说，放在蛋还是鸡上，效果都一样。出发点都不是一元论原则，而是生命的多元，而神迹和对神迹的信心，在两种情况下都同样重要。现在社会学再次看到，社会问题不可能用模仿、地方联合或家族、劳动分工、阶级斗争、血源关系，或协商民主等一种公式来解决。
如果作为宗教性的宗教是人性的一个核心要素，那么它就直接指回启示。我们在这里基本上遇到了类似在自我意识情形中的两难。如果自我意识不是幻觉或想象，那么自我的实在性就必然包含在其中了。因此同样地，宗教或者是人心灵的一种病理现象，或者意味着上帝的存在、启示和可知性。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因为人性所具有的特别之处，这是必然的。它也是普世的，因为人类和所有民族的历史都表明了这一点。而无论踏在哪里表现出来，都是人的一种关系，这不是与他的邻居或一般意义上的世界，也不是与世界某个部分的关系，而是与一位有位格者的关系，他站在自然和世界之上，因此能够提升人超越自己，与他联合。宗教总是服侍上帝，所以总是或者愚昧、或者必然地暗示了上帝的存在。
西贝克把宗教分为自然、道德和救赎三类。但蒂勒却正确地观察到，从广义来说，所有的宗教都有救赎的观念，因此所有宗教都是救赎宗教。至于要救赎人脱离恶，以及人所寻求的至善，则各宗教的概念差别很大。但所有宗教都关心从恶中得到拯救，并获得至善。首要的问题总是，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由于这样的原因，各地的宗教，因为其本性的缘故，就都带着启示的观念。
启示是一切宗教的根基，是它全部概念、情感、行为的前提。没有启示，宗教就陷入危险的迷信。所有的宗教都赋予中保、献祭和祷告特别突出的地位。
迷信现象给我们指回宗教的原初形象。如果与这个自然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的观念，没有被深深印在人的自我意识里，迷信和魔法就不可能产生。一旦失去对上帝的纯洁知识，自然的真正特征就被切除了，与是它或者被抬高到神性的范畴，或者被贬低入鬼魔的能力。这种把上帝和世界混为一谈的错误，来自头脑的空想和心灵的黑暗，总是，也将一直是一切迷信和魔法的源头。
第七讲：启示与基督教
无论先前还是后来的基督教会，一般都会把外邦人中的真理和智慧，归因于原初的启示、圣道的持续光照、与《旧约》书卷的接触以及上帝普遍恩典的工作。18世纪的唯理主义，无疑把所有这些理论都抛弃了。因为它相信，在理性里拥有了全部真理的唯一和充分来源。后来理性在理性里找到了它最苛刻的裁判员，从自己获得了最尖锐的批判。
各部落和世代在巴别塔建造之后，是从原来的家里带走了很多文化元素，还是从其他不同渠道获得了这些元素，还是通过后来的交流各自独立发展出来，我们不得而知，但事实是，有一个假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即所有民族的概念和习俗，都有相同的传统和文化根基。人类文化学家总感到惊奇的是，即使分隔得很远的民族，在各种概念和组织、方式和习俗上，却有众多、明显的相似性……当然，我们需要很多智慧和审慎，才能在人们的传统和习俗中，区分出起初的内容和不同民族后来修改和删减、发展和扭曲的部分。
人类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受限于自己的本性、起源和过去。人们对生命的主要关注，有很多共通的观念和一整套复杂的看法……所有这些基础从一开始就被赐予了人性；它们被代代相传，同时又基于人性本身，所以依赖和独立在这里一同。它们也都指回同一个神圣起源：所有知识，至少就原则和基础而言，都来自神圣起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就是来自于启示。
从这原初启示相连的，是按照《旧约》被赐予以色列的启示。后者基于前者，并依赖于它，同时也是它的延续、发展和成全。后来被称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区分，是直到亚伯兰罕的时候才开始的。在那之前，这两者互相交织在一起，并因此成为所有民族和人民的共同财富……天地的创造主，万物的主宰，一开始就被所有人认识，后来也仍然在很多民族中，用纯洁度不同的方式保持了对他的认识和崇拜。把以色列拣选和分别出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无污染地保持、延续和完善起初的启示——因为它越来越有失去的危险——好让它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再次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以色列宗教的独特性不只是或主要不是其伦理一神论。临到以色列的启示的实质，以及在以色列中与之对应的宗教核心，是另外一些东西。在新旧约中前后一贯的神圣启示的核心，宗教的本质、圣经的总纲，不在于律法，乃在于福音。
对使徒和先知来说，真宗教首先在于对真神的认识和崇拜，也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符合祂诫命的方式进行。他们仍然知道信仰与迷信、宗教和魔法、神学和神话的差别。以色列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从未有过神话，却把人类从迷信和邪术的捆锁中解救出来。圣经并非来自巴比伦，在根本思想上与巴比伦针锋相对，也终结了巴比伦对各民族的属灵辖制。
先知的预言时不时提醒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它并未颁布一种更高的律法，没有建立一个新宗教，不是要鼓吹伦理的一神论；它的前提是上帝与其子民的盟约关系，并以规范双方相互关系的律法为基础。它从未呼召人们以遵行律法而成为上帝的子民；它的出发的前提总是，以色列民已经因为拣选而成为上帝的子民了，并因此要求他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应该行在祂的道上。
无论人们用什么来阐释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祂现在和从前一样，在福音的篇章中，都在我们和全世界面前，呈现出独特的超越性。道成肉身、公义满足、死里复活，是旧约三个伟大思想的成全，也是新约的内容，使徒的宣告、基督教会的根基、教义史的精髓、世界史的中心。没有这些事实，历史就成为一堆碎片。透过它们，历史就有了合一与多元、思想与计划、进步与发展。从原始福音到万物的成全，有一条线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即上帝主权、恩慈和全能的旨意做工，要拯救和荣耀臣服于败坏之下的世界。在整个启示的进程中，这旨意越来越清楚地展现为天父的慈爱、圣子的恩惠以及圣灵的交通。
第八讲：启示与宗教经验
无论宗教经验的含义是什么，它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条探索原则。经验要能够出现，只有当——首先——有可经验的东西被真正经验到了的时候，否则就不可能有经验。宗教无疑是一件关乎心灵的事情，但它不能与上帝在自然和历史、圣经和良心中所启示的客观知识割裂。在一种主观宗教之前，总要先有客观宗教，无论那是什么，就像语言以孩子能掌握语言的能力为前提，但也是他从母亲学来的一样，宗教经验也出自先有的启示。
人从来不是自给自足、独立于外部世界的，他需要大地供应食物和衣服，需要光才能看见、需要声音才能听见，需要自然现象和历史事实才能观察和认识；同样，他也需要启示才能唤醒和坚固他的宗教生活。心灵不能与头脑割裂；作为信任的信心，也不能与作为知识的信心割裂。即使那些把教义视为阐释敬虔感受的人，却也意识到这些感受来自外在的应许，比如，来自基督的影响。经验并非先来，然后才有解释，而是启示先来，然后在信心中被经历到。
如果我们拒绝经验的次序，往相反的方向走，就会来到近来引起很多关注的所谓宗教心理学。这门年青的科学从敬虔主义和循道主义得到了预备，是经验心理学和神学的直接成果，它无疑具有存在的价值……但这不能改变一件事实，宗教心理学只能探究灵魂的经验，却不能判断它们的地位和价值。它能观察和描述宗教意识的现象，却不能决定它们的真理和纯洁性。无疑，它视宗教为“人类最重要的生物功能”，但他却永远无法触及宗教的真理性问题，不可能把自己抬举为宗教之道，因而也永远无法取代形而上学或教义。
正如鸟儿知道如何筑巢一样，我们一出生就带有各种能力和潜质。推动我们、给我们指明方向的，是在感知、思想和行为中的直觉、有机的生活。直觉和潜能、规范和律令，都在反思的生活之前。人并非两手空空地来到这个世界，而是在身体和灵魂中配备了丰富的恩赐和力量；他的天赋只是被动接受的，在世的日子里只是加以使用和修饰而已。
科学着手探索灵界沟通现象，就会面临严重危险。因这种方法隐含的前提是，潜意识生活是灵界生物的主要活动范围。通灵术和催眠术就像关于无意识的哲学一样，所潜移默化的观念是，意识只是暂时、有缺陷的知识，真正的存有在于无意识；而获得关于这个存有的知识或与它接触的最好方法，就是在睡梦、灵魂出窍和昏迷的状态中。然而，无论谁故意脱去自我意识、理性和意志，就泯灭了上帝赐给人类的光，抹杀了自己作为人的自由和独立性，使自己沦为一种外来的未知力量的工具。
基督宗教是一个历史宗教，也是一个现在的宗教。无论谁试图把全部历史，以及在自然和历史中的启示排除在外——也就是说，没有基督——寻求与上帝团契，他所经历到的就是忽略了客观存在的宗教感受，只靠自己喂养，因而也就吞噬了自己。那些要把自己和周遭一切联系隔断的人，就被自己的自主所毁灭。
不是所有人对罪咎和恩典的经验都一样：更深地知罪、更丰富的赦罪平安，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源，而是其果实。福音如此丰富，基督所买赎回来的救恩包含如此丰盛和多样的福分，以至于人最繁复的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人性最丰富的能力都可以得到发展。
第九讲：启示与文化
著名的讲道者布鲁哈特曾说，人必须归信两次，首先从自然生命转向属灵生命，然后从属灵生命转向自然生命。他用这种吊诡的语言，说出了一条被每位基督徒的宗教经验，也被历代基督徒的敬虔历史所确认的真理。
农业、工业、商业、科学、艺术、家庭、社会、政府等，整个文化——本身可能都很有价值，但无论什么时候与天国衡量，就失去了全部重要性。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赚得全世界也对他没有什么益处；他在整个被造界中，找不到可用用来换取自己灵魂的。
基督把天国带到了地上，他把这根植在人们心里，从而把他们带回给上帝、给邻舍、也给他们自己。对人来说，与上帝的和平，也就带来与自己的和平；他良心和意志之间的鸿沟也被填满；他存有和意识之间的冲突也被消除；在对上帝圣名的敬畏中，他灵魂中的全部力量也得到了和谐。他的责任成为他的选择，他的选择成为他的特权。归信是回转向上帝，但同时也是找回自己。
让宗教扮演警察的角色或做道德的看门狗，是宗教的耻辱。宗教和道德并非以这种外在和机械的方式相连，而是靠内在本性彼此有机结合在一起……唯有上帝是人的道德律、责任的客观性、伦理呼召和命运的现实性来源，因而也是它们的保证。从这个角度说，伦理也是他治的。
伦理文化必须是一种启示的哲学，否则就不可能生存。所有启示的独特之处就是，虽然它定下原则，立下根基，却也要求人应用这些原则，在这些根基上建造。创造是最初的启示，是所有启示的原则和根基；但另一方面，每次启示也是一次创造，一件神圣的工作，为的是要成就一些新事，发动一个新的开始，打开一种新发展的可能性。
基督教的真理性和价值，当然不依赖于它为文明和文化所带来的成果：它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它是上帝的国在地上的实现；它也不使自己的真理，按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方式，依赖于人用上帝托付的天赋所成就的。基督的福音应许的就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基督的福音总是谴责各处的罪，但它却支持婚姻和家庭、社会和政府、自然和历史、科学和艺术。虽然宣信它的人有很多缺欠，但它却在历代的历史中，成为所有这些制度和文化成就的丰盛祝福。基督教仍然是文化的守护者。保罗的话，“如果我们是基督的，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仍然成立。
第十讲：启示与将来
就这些乌托邦的期待而言，社会主义并不孤单。每个人都期待一个完美的未来；所有的宗教、哲学，所有的生命和世界观，都会给出一套末世论。不仅如此，所有系统都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以今天为世界历史的终点，然后期待的是人类盼望和梦想都会实现的世界大同；所有深入人心的末世论，都包括快要实现的降临。人类这种不可磨灭的盼望，充满迷人的能量。今天，它焕发出了新的能力，迎头赶上，豪气干云，力图用各种改革委人类带来新的时代，让人不可小觑，并刺激着人们产生行动。
人无论相信什么是最高的善，这最高的善都或者是一种想象，或者是也必须是最高最真实的存有，是现实的本质、世界的目的和意义，因此也是把各方、各民和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使它们免于无序的混乱。
基督徒在他对上帝主权和大能旨意的宣信中，找到了“善必得胜”的保证，因为这旨意虽然与世界不同，远超其上，却也透过它成就自己的圣洁目的，并为此目的把人类和世界带向拯救。但拒绝这种宣信的人，并不能因此躲避掉形而上学……视绝对为圣洁能力的信念，就是形而上学，也一直是伦理的基础。
虽然人们用世界性的征服，政治性联盟和国际裁决，贸易联合和经济利益等方式力求合一；虽然人们鼓吹独立、实证、共同的世界语言，世界科学、世界道德和世界文化，合一还是没有也不可能达成。因为这些力量最多能成就一种外在和暂时的统一，但却不能改变人心，不能使人们同心合意，口唱心和。唯一真正的合一，只能靠宗教，通过宣教的方式获得。如果真要有一心一意的人类，就只能来自回归独一永活的真上帝。
对一元论来说，现今的世代是位于两个永恒死亡之间的短暂生命，是在黑夜里对一抹闪电的意识。对基督徒来说，这个黑暗的世界总有从上面照射下来的神圣启示之光，并在这启示的引导下，它也走向光明和生命的国度。围绕启示的有乌云和幽暗，然而公义和审判是上帝宝座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