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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3

 

《你說耶穌是誰》摘錄
 本文摘自 #校園書房出版《你說耶穌是誰》
https://is.gd/coR1PF
 
耶穌與猶太人的解放
 
他們曾經想要擁護耶穌作王—可是祂迴避了。這件事讓我們注意到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也是我們到目前為止所有討論過的題目背後的中心問題。我們談過耶穌對祂的使命滿懷熱誠,然而祂的使命究竟是什麼呢?我們也看到祂要求人絕對忠貞,那麼是對什麼忠貞呢?祂常常論到有關「國度」的事情,可是祂若拒絕眾人冠祂為王,祂的國度又是什麼樣的國度呢?除非我們能夠回答這些問題,否則還不如去研究歷史上任何一個有理想的改革家。耶穌究竟有什麼特別?
 
耶穌大受歡迎
 
馬可告訴我們,耶穌以「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的信息開始祂在加利利的傳道工作。第二章已經說過,猶太人的情緒非常高昂,特別是在加利利境內,他們渴盼早日獲得政治上的解救。難怪耶穌這句話讓許多人下結論說,彌賽亞—大衛的子孫,終於來到了,要來率領他們勝過那統治他們的武力。對於這群十分贊同奮銳黨精神的民眾來說,「神的國」幾乎不可能另有所指。耶穌最後也是以這個罪名在羅馬官長面前被控告:「我們見這人誘惑國民,禁止納稅給凱撒,並說自己是基督,是王。」釘在十字架上的官方罪狀也是諷刺地稱祂為「猶太人的王」。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按照這些話的字面解釋,認為耶穌是主張猶太獨立的政治煽動者,是奮銳黨的先鋒人物。
 
耶穌早期在加利利境內大受歡迎,一部分的原因顯然與這種期望有關。十二門徒中就有一位是奮銳黨的人,或許也有其特殊意義,雖然從這人準備好要與稅吏往來的這事看來,他參與這個運動的主要原因並不是為了政治上的理由。跟隨耶穌的門徒當中至少有一個,是在耶穌受死,似乎注定「失敗」的那一刻,才放棄了對民族解放的盼望。就連耶穌復活以後,祂的跟隨者也還沒有完全放棄耶穌將「復興以色列國」的念頭。
 
有一個事件標示出耶穌傳道生涯的轉捩點,情勢已發展到緊要關頭。為了暫時躲避被加利利群眾包圍的壓力,耶穌帶了最接近祂的門徒渡過加利利海,到野地去「退隱」。但是機密洩漏了,他們發現有上千人跟了過來,眾人在聽了耶穌又一次的教訓之後,還不滿意,仍然不肯離去,雖然天色已晚,而且那裡也沒有食宿之處。
 
為什麼他們如此堅持呢?他們隨時可以在加利利聽耶穌講道,何必花這工夫來打擾耶穌呢?然而緊接著發生的事讓我們看出,他們的動機不只是渴慕聽道而已。馬可告訴我們,他們在耶穌面前「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這句話在舊約中的意思就是沒有統帥的軍隊,約翰更是明顯指出,這一次的聚集確實充滿政治氣氛。因為耶穌行神蹟解決了當務之急的民生問題,此時他們必然會想起摩西(偉大的解放者)以及他如何以嗎哪供應了以色列百姓,而當時群眾最迫切的盼望就是有一位像摩西的先知出現在他們中間,因此他們的反應就是做出結論:「這真是那要到世間來的先知」,以至於「要來強逼他作王」。
 
這種擁護運動並非一夜興起。這一大批群眾之所以堅持要追隨耶穌來到野地,最好的解釋就是因為他們已經肯定耶穌就是他們需要的領袖,也決心要逼祂作王。他們不是為了聽道而離開家門的,是為了揭竿起義,並且要推舉耶穌為他們的統帥。
 
耶穌的意思
 
耶穌卻完全沒有這個意思。約翰說,耶穌知道眾人的用意,「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馬可加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先渡到那邊伯賽大去,等他叫眾人散開。」是否門徒也受到群眾的愛國熱忱感染,以至於耶穌必須匆匆把他們送走?不論如何,耶穌似乎已感到當時的情形對祂造成嚴重威脅,所以必須立即從群眾的政治策畫中脫身出來。從此以後,耶穌就避免公開露面,開始專心教導門徒,不願意同樣的事重演。
 
接下去,約翰又告訴我們,這事以後,「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既然耶穌不肯接受他們要祂扮演的「彌賽亞」角色,那些比較有政治野心的跟從者自然大為失望,許多原來準備全時間跟隨的人,無可避免會因此離祂而去。但是一般百姓似乎並未完全放棄希望,說不定耶穌仍然會被人說服,開始另一個獨立運動。所以當耶穌最後以「彌賽亞」的姿態走向耶路撒冷城的時候,過去的所有熱忱又死灰復燃,群眾大聲喊著說:「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然而他們又一次大失所望,接下來的一星期內,他們終於認清了耶穌與他們的民族理想相去甚遠,那一個星期尚未過去,他們竟然同意將耶穌置於死地。
 

2020-07-24


萬人」是指世上每一個人嗎?

誠之摘自:《加爾文主義五要點》(改革宗出版社,1999年), pp. 71-73
作者 D. N. Steele & C. C. Thomas

3. 聖經有些地方說基督是為「萬人」死又說祂的死是要拯救「世人」但其他章節卻說祂的死在神的計畫裏是有特定對象的並說祂是為某些特定的人而死使他們得救。這兩種說法是否互相衝突呢

(1) 有些經文以一般性用語講論基督救贖之工這些經文可再分為兩類
A. 提到「世人」或「世界」:約一929,三16-17,四42(譯註:「救世主」直譯作「世人的救主」);林後五19;約壹二1-2,四14
B. 提到「人人」或「萬人」:羅五18;林後五14-15;提前二4-6;來二9;彼後三9
「祂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祂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提前二46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三9
聖經用這種方式表達,有一個理由是為了更正「救恩單為猶太人」的錯誤觀念。聖經用「世人」、「萬人」、「人人」、「列國」、「萬民」等詞,都是要以強調語氣更正這種錯誤。基督的死是為所有的人,沒有分別(為猶太人死,也為外邦人死),但這並不是說基督一個不漏地為普天下每個人死,也就是說祂受死不是為了拯救每一個失喪的罪人。

(2) 有些經文以特定的用語記載基督的救贖之工是為了要確實地拯救那些父所特别揀選要賜給基督的人。
......祂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太一21
......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喊價。」(太廿28
......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太廿六28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十11
......獨不想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就是你們的益處。他這話不是出於自己,是因他本年作大祭司,所以預言耶穌將要替這一國死,也不但替這一國死,並要將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歸一。從那日起他們就商議要殺耶稣。」(約十一50-53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监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祂用自己血所買來的。」(徒廿28
「你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弗五25-27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祂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麼?誰能控告神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為義了。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羅八32-34
「所以祂凡事該與祂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來二17,三1
「為此,祂作了新約的中保。既然受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便叫蒙召之人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來九15
......基督一次被感,擔當了多人的罪......」(來九28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啟五9



主寶血我蒙救贖

為約翰•歐文的著作《基督之死帶來死亡之死》所作的序言巴刻著
摘自 《祂替我受刑罰》第四章

毫無疑問地,今日的福音派正處於疑惑與混亂的光景中。在一些議題上,例如傳福音的行動、對聖潔的教導、地方教會生活的建造、牧師對靈魂的看待,以及教會懲戒的執行等,都可明顯看出人們普遍對目前的情況感到不滿,並且對前方的道路充滿不確定性。這是個複雜的現象,且是由許多因素所促成的;但是,若我們回到問題的根源,就會發現這些讓人困惑的事情,歸根究柢是出於我們已經失去對聖經福音的理解。由於不明白福音的緣故,我們在過去一個世紀就用一種替代品來取代福音,儘管這替代品在一些細節上看起來與福音很像,但它整體看來明顯是不同的東西。這就是麻煩所在,因為真正的福音在過去已證明自己大有能力,而這替代品卻不能達到這個目標。為何會如此呢﹖

我們認為原因在於這替代品本身的性質和內容。它無法使人擁有以神為中心的思想,也無法使他們有敬畏神的心,因為這本來就不是這替代品想做的事。有一個說法可以表明這替代品與古老福音的不同,那就是這替代品太專注於「對人有幫助」——給人帶來平安、安慰、幸福和滿足——而太少關心如何榮耀神。古老的福音也「對人有幫助」——事實上,它比這新的替代品更能幫助人——但我們可以說這只是附帶的作用,因為它首要的關切永遠都是歸榮耀給神。它在本質上一直都是宣告神在憐憫與審判上的主權,並呼召人來俯伏敬拜這位偉大的主,人類一切的好處都是從祂而來(包括自然的好處和屬靈的好處)。它的中心參照點毫無疑問是神。但在新的福音裡,中心參照點卻是人。這也就是說,古老福音是關乎敬虔的,而新福音卻不是如此。古老福音的主要目標是教導人去敬拜神,而新福音似乎只關心如何讓人感覺好一點。古老福音的主題是神和祂如何對待人類;新福音的主題則是人,以及神如何幫助他。這裡有天差地遠的不同。傳講福音的整個角度和重點已經改變了。

這種關切對象的改變也衍生出內容的改變,因為新福音太關心要「對人有幫助」,結果就改編了聖經的信息。因此,新福音不再傳講一些主題,例如人天生就沒有能力信主,神無條件的揀選是救恩的終極原因,以及基督只為祂的羊而死。人們會說,這些教義對人沒有「幫助」;它們只會迫使罪人感到絕望,因為這等於是在告訴他們,他們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來透過基督得救。(人們沒有考慮這種絕望可能帶來益處;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種絕望不可能帶來任何益處,因為它粉碎了人的自尊心)。無論這種說法有沒有道理(我們稍後會更詳細討論這一點),省略這些主題的結果是:現今所宣講的只是福音的一部分,但卻被當成福音的全部;而一半的真理裝扮成全部的真理,就會變成徹頭徹尾的謊言。例如,當我們呼籲人悔改信主時,就好像他們隨時都有能力接受基督一樣;當我們提到基督的救贖大工時,就好像祂透過死所成就的事,只不過是要使我們可能藉著相信來拯救自己;當我們說到神的愛時,就好像這愛只不過是一種普通的意願,表示神會接納任何願意回轉相信的人;而且我們不再把聖父和聖子描述成擁有至高主權的神,主動吸引罪人歸向祂們,而是把祂們描述得相當無能,只能「在我們心門外」安靜等候,看看我們是否開門讓祂們進來。

無可否認地,這正是我們傳講的方式;或許這也是我們實際上相信的「福音」。但我們必須強調,這套被扭曲的部分真理並不是聖經中的福音。聖經反對這種傳講方式,而這種傳講方式在我們當中幾乎成了標準的模式,這個事實正表明我們應該迫切地重新檢討這件事。我們當前最迫切的需要,或許就是恢復那古老的、真正的、合乎聖經的福音,以及使我們的傳講和實踐符合這古老的福音。這一點正是歐文這部討論救贖的著作能夠帶給我們的幫助。

2020-07-10


约的印记A Seal of the New Covenant

摘自《神国序言》(Kingdom  Prologue), pp. 148-153,克莱恩(Meredith G. Kline)著,王霄星译

上帝对亚当和夏娃所作的宣判(创3:16-19)是针对全人类的,他们将要共同承担神所宣告的咒诅。然而,创世记3:21讲述了一个插曲,其中耶和华是以亚当和夏娃的个人身份来对待他们的,他们已经在上帝对撒旦的司法判决中,听到了关于救赎性审判的福音,并且以信心回应了。这种视角的转变发生在第20节,这一节经文中止了神的判语,并且通过讲述亚当出于信心的行动,为21节提供了一句前言。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亚当实际上对创世记3:15的应许,就是通过女人的那位后裔使人从死里复生,发自内心地献上了“阿们”。他通过为女人起名为“众生之母”(夏娃),将这点表明了出来。第21节接着讲述了耶和华是如何回应亚当的信仰告白的,祂藉着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再次肯定了自己的救赎目的,进一步坚固并且引导了亚当的信心。只有做完了这件事之后,耶和华才接着将堕落族类的代表从神圣的园子中赶了出去。
God’s words of judgment on man (Gen 3:16–19) were directed to the generality of mankind who would experience in common the curse pronounced. But Genesis 3:21 relates an episode in which the Lord dealt with Adam and Eve in their own individual identities as those who had heard the gospel of redemptive judgment in the judicial sentence against Satan and had responded in faith. This shift in perspective takes place in verse 20, which breaks off the account of God’s judicial words and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verse 21 by relating an act of faith on the part of Adam. It tells us that Adam in effect declared his confessional “Amen” to the Genesis 3:15 promise of restoration from death to life through the woman’s seed. This he did by naming the woman “Life” (Eve). Verse 21 then narrates how the Lord responded to Adam’s confession of faith by strengthening and instructing that faith further through a symbolic transaction in which he reaffirmed his redemptive purpose. Only after this did he proceed with the banishing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allen race from the holy garden.

令人感到羞耻的赤身露体,尽管不是人类与上帝疏远的真正原因(像亚当闪烁其词宣称的),却是人类堕落境况的一个表征。因此,通过为亚当和夏娃提供一件遮盖物来掩盖他们赤裸的身体,耶和华向他们表示了(相比于祂在审判蛇的时候所要表达的,这样做显得更直接,也更加个人化)自己想为人类的疏远提供一种补救。那件皮衣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标志,并不是对人类犯罪境况的实际补救,不过它确实是一个标志,证实了上帝的救赎目的,就是完成必要的工作来掩盖人类可耻的污秽,并且将他从躲藏之处重新带回到与神和好的美好关系之中。耶和华提供给亚当和夏娃的皮衣,其所用材质的经久耐用,与他们试图自我掩盖时所用的无花果叶子的无法持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因此表明真正的救赎只能从耶和华而来。
Shameful nakedness, though not the actual cause of man’s alienation from God (as Adam had evasively claimed), was a symptom of man’s fallen condition. Hence, by providing Adam and Eve with a covering for that nakedness the Lord signified to them (more directly and personally than he had in his words of judgment on the serpent) his intention to provide a remedy for man’s alienation. It was only a symbolic sign, not the actual remedy for man’s sinful condition, but it was indeed a sign that confirmed God’s purpose to do what was necessary to cover man’s shameful defilement and bring him out of hiding back into fellowship with his now reconciled God. The enduring quality of the material the Lord used to clothe Adam and Eve contrasted with the impermanence and inadequacy of their own attempted self-covering and thus signified that true salvation must come from the Lord.

在创世记第3章的叙述中,巧妙地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双关语,表明了耶和华所提供的衣服具有的特殊象征含义。“赤身露体”这个词在这里充当着三角文字游戏的核心。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赤身露体”与“狡猾”这两个词的希伯来文的发音相似,它们之间形成的双关含义表明了,当人类失去在创世时被赋予的神的样式时,同时披上了蛇的样式。现在我们要指出的是——此时不考究词源——“赤身露体”的希伯来语也与“兽皮”这个词发音相似。在这个三角文字游戏对应的框架里,其中人类赤身露体的状态一方面关联着神所提供的兽皮衣服,另一方面又关联着堕落的人类具有的蛇的样式,看起来兽皮衣服正如与魔鬼形象相对立的形象,要被理解为以神形象的荣耀作为装扮的符号。(比较一下之后在帐幕遮盖物中也用到了动物皮,它们是象征着神的荣耀(Glory)的复制品。)
A complex pun, artfully developed in the Genesis 3 narrative, points to the particular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clothing provided by the Lord. The term “naked” serves here as the center of a three-cornered word-play. We have previously noted that the narrative puns on the similarity of the sound of the words for naked and subtle, so indicating the likeness to the serpent taken on by man when he lost the likeness to God with which he had been invested at creation. It is now to be noted that the Hebrew word for naked is also linked to the word for skin (used for the clothing) by similarity of sound, if not by etymolog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rrespondences in this triangular word-play, in which man’s nakedness connects on one side to the divine covering of skin and on the other to fallen man’s likeness to the serpent, it would appear that the skin coverings, as the antithetical counterpart of the image of the devil, are to be understood as symbols of adornment with the glory of the image of God. (Compare the later use of animal skins among the tabernacle coverings that were symbolic replicas of the divine Glory.)

如果当时上帝给亚当和夏娃穿衣服,就象征着授予他们神的形象,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神的这种作为也应该被视为重新许下了约誓。(对这一点的讨论,尤其是在以西结书16章关于西奈之约的寓言中,对婚誓的意象和穿上神的形象之间关系的讨论,参看我的Images of the Spirit50页及后面内容。)
If then God’s clothing of Adam and Eve was symbolic of investiture with the divine image, it will follow that this divine act should also be viewed as a renewed plighting of covenantal troth.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point and particularly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imagery of marriage troth and the clothing with God’s image in the allegory of the Sinaitic Covenant in Ezekiel 16, see my Images of the Spirit, pp. 50ff.)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事件,我们仍然会将创世记3:21理解为圣约承诺的一种印记。在引诱事件和后续的审问过程中,我们已经看见男人和女人将神所结合的拆散了,并且实际上是他们离婚的状态,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会因为赤身露体而感到羞耻。从这种关联之中我们观察到,在圣经内以及圣经之外,赤身露体的状况都在法律层面上代表着离婚的标记。赤身露体将我们始祖的离婚境况广而告之,所以对上帝而言,遮盖他们裸露的身体就等于使他们复婚了。
We arrive at this same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sis 3:21 event as a sealing of covenantal commitment if we approach the episode from yet another perspective. We have seen that in the course of the temptation and subsequent interrogation the man and the woman had put asunder what God had joined together and that it was in fact their state of divorce that accounted for the shame that had come to attach to their nakedness. In that connection we observed that the condition of nakedness figures in biblical and extra-biblical legal symbolism as a sign of divorce. For God to cover the nakedness that publicized our first parents’ state of divorce was to reunite them in marriage.

实际上,且不说离婚的情况,男人将一件衣服披在女人身上,就构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婚姻承诺。这个事实有助于我们在两个层面上认识圣约的认可仪式,这正是我们对创世记3:21所要论述的。在神人之约的层面上,上帝以一件衣服来遮盖人类这个立约方,其本身(即使抛开兽皮衣服象征着神的形象这一点)将直接象征着上帝恢复了祂与人类之间所立的约(参看结16:8)。而在人类的层面上,以皮衣来遮盖亚当和夏娃象征着——不考虑离婚的背景——缔结婚姻的仪式。(“兽皮”这个词是单数,这一点或许意义深远,他们所穿戴的象征两人合二为一的衣服,恰如其分地来自同一张兽皮。)
In fact, quite apart from the situation of divorce, a man’s spreading of a garment over a woman constituted a symbolic pledge of marriage. This fact is instructive at both levels of covenant ratification that we find ourselves dealing with in Genesis 3:21. At the level of the God-man covenant, God’s covering the human covenanting party with a garment would itself (even apart from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skin-garments as symbolic of the imago Dei) symbolize directly God’s renewal of his covenant with man (cf. Ezek 16:8). And at the human level, the covering of Adam and Eve with garments of skin would then serve, irrespective of the divorce background, as a marriage ratification ceremony. (The fact that the term for skin is singular might then be significant—the garments symbolic of their oneness being appropriately derived from one skin.)

因此,第21节被认为是对亚当和夏娃复婚的记载,就恰当地构成了第20节的后续。从神与人所立之约的层面上来看待第20节,我们将亚当所作的,解释成一篇信仰告白。不过,亚当为夏娃起名这件事显然也表明了,他们在婚姻上恢复了对彼此的委身,那么21节描述的婚姻仪式就自然而然地紧跟其后了。
Thus recognized as the record of the remarriage of Adam and Eve, verse 21 forms the appropriate sequel to verse 20. Viewing verse 20 at the level of God’s covenant with man, we have interpreted Adam’s statement as a confession of faith. But obviously implicit in Adam’s naming of Eve was also a resumption of their marital commitment to one another, and the ceremony of marriage described in verse 21 then follows after that in natural sequence.

如果创世记3:21作为婚约的印记在立约的两个层面上回应了第20节,那么不容置疑的就是,这两个层面应该在象征的意义上保持着彼此对应的关系,人类的婚姻描绘了神与人之间立约的事实。以下事实证明了这种象征性的对应关系,即确认男人和女人破镜重圆,就等于扭转了他们的离婚状况,后者正是他们对赤身露体感到羞耻的原因。在创世记第3章的叙述里,这种赤身裸体的状态证明人类违背了与耶和华所立的约,是通过上帝给他们提供衣服才得到解决的具体问题。因此,在为亚当和夏娃举行的复婚仪式上,耶和华通过一种非常恰当的象征作为,表征了祂要恢复神与人之间婚约的目的。
If now Genesis 3:21 answers to verse 20 at two levels of covenantal engagement as a sealing of troth, it can hardly be doubted that these two levels are intended to be seen as sustaining a symbolic correspondence to each other, with the human marriage providing a picture of the divine covenanting. This symbolic interrelationship is corroborated by the fact that to confirm the marital reunion of the man and the woman was to correct the condition of divorce responsible for the sense of shame over nakedness which serves in the Genesis 3 narrative as evidence that man had broken his covenant with the Lord and which was indeed the concrete problem directly addressed by God’s provision of clothing. Accordingly, in performing the ceremony of the remarriage of Adam and Eve the Lord was signifying through an eminently apt symbol his purpose to renew the divine-human marriage covenant.

总结来说,多方面的释经结果都汇聚到了一起,将创世记3:21中的穿衣行动解释为神的誓言,回应了20节描述的人类在信仰上的委身。神与人之间互相公开宣称建立了圣约关系,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是对救赎性盟约的认可。因为耶和华的圣约妻子犯了淫乱之罪,所以耶和华使她赤身露体,说道:“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参看何2:23)但是如今藉着饶恕人的恩典,耶和华应许要重新聘她永远归自己为妻(参看何2:1920),承认她是属自己的,那时她必承认道,“你是我的神”(参看何2:23;申26:1718)。
Summing up, several lines of exegesis have converg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ct of clothing in Genesis 3:21 as a divine pledge answering to the faith-commitment of man described in verse 20. This symbolic ritual of mutual divine-human avowal of covenantal relationship was a ratifying of the redemptive covenant. Because of her whoredom the Lord had set forth the wife of his covenant naked, saying, “She is not my wife and I am not her husband” (cf. Hos 2:2, 3). But now in forgiving grace he promised that he would betroth her to himself anew and forever (cf. Hos 2:19, 20), acknowledging that she was his as she confessed, “You are my God” (cf. Hos 2:23; Deut 26:17, 18).

耶和华为人类赤身露体的境况提供补救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这种补救不得不通过牺牲生命才能获得。尽管经文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一点上,甚至都没有特别提到要宰杀动物,然而一提到用来做衣服的兽皮时,出现死亡的事实会不可避免地浮现在读者的脑海之中。因此,创世记3:15中的福音—应许的这种象征性的印记,就照应着后面关于受苦的预言,这是那位弥赛亚后裔必须承受的,为了使人与神之间重新和好并且恢复圣约。兽皮衣服源于动物的牺牲,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衣服,我们不得不将之视为预言中的公义长袍的标记,是救主藉着自己的死,遮盖祂百姓的罪孽后获得的。这一点完全符合将穿衣服解释为象征性地赋予神的形象,因为公义是神的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确实与神形象中的道德荣耀有关,在我们将衣服解释为象征着神的样式时,这个方面是最引人注目的。当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乐园时,上帝在伊甸园东边安设了基路伯和发火焰的剑,为了抵挡动物祭牲所替代的人类,这一点也预示了他们有一天会重返伊甸园。
Another feature of the remedy the Lord provided for man’s condition of nakedness was that it had to be procured through a sacrifice of life Though the biblical text lays no emphasis on this and does not even mention the slaying of the animal specifically, the fact of the sacrificial death that took place inevitably arises in the reader’s mind at the mention of the skin used for the clothing. This symbolic sealing of the gospel-promise of Genesis 3:15 thus echoes the latter’s prophecy of the sufferings which the messianic seed must endure to secure the reconciliation with God and the renewal of the covenant. Viewing the clothing in terms of its derivation from an act of sacrifice, we cannot but regard it as a prophetic sign of the robe of righteousness the Savior obtains through his death to cover the sins of his people. This is entirely 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othing as a symbolic investiture with the imago Dei since righteousness is a component of that image and appertains, indeed, to the aspect of the image—its ethical glory—that has been most conspicuous in our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othing as symbolic of the divine likeness. When Adam and Eve left paradise they did so bearing a sign of restoration, a sign obtained by God’s wielding the fiery sword of the cherubim against a sacrificial animal substitute.

正如在创世记3:21中叙述的,献祭成了最早认可恩典之约的一部分。在人类堕落后的情况下,如果耶和华要与一群百姓立约,将祂神圣的国赐予他们,就必然要通过献祭才能实现。在耶和华委身于圣约的这些应许之前,为了实现圣约的目的,就是兑现救赎的应许,必须预先做好安排。因此,立约的先决条件就是献祭性的代赎,藉此罪人可以得到赦免成为圣洁,接受圣约所应许的荣耀。也就是说,圣父与作为第二亚当的圣子之间的约,是耶和华与教会所立的恩典之约的基础,而前者有一项要求,对于成为肉身的圣子而言,祂必须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最终对新约的实施要在基督的血里正式生效(太26:28;来10:29 13:20),并且在确立新约的时候,正是基督的代赎这个先决条件,在预表的层面上体现在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献祭之中,因此从创世记第3章开始,藉着这种具有预表意义的献祭,在弥赛亚降临之前揭开了实施恩典之约的帷幕。
Sacrifice was then a part of the earliest ratification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 as narrated in Genesis 3:21. In the postlapsarian situation, if the Lord is to enter into covenant with a people to bestow his holy kingdom on them, it is necessarily by sacrifice that this is done. Provision must be made to secure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roper purpose of the covenant expressed in its redemptive promises before the Lord commits himself in covenant to those promises. Prerequisite to such covenant-making, therefore, is the sacrificial atonement whereby guilty sinners may become the forgiven, holy recipients of the covenanted glory. That is, the covenant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s second Adam, with its requirement of obedience unto the death of the cross on the part of the incarnate Son, was foundational to the Lord’s Covenant of Grace with the Church. Accordingly, the new covenant, the ultimate administration of that covenant, was ratified in the blood of Christ (Matt 26:28; Heb 10:29; 13:20) and it is this prerequisite role of Christ’s atonemen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ovenant that is prototypically expressed in the symbolic sacrifices by which the premessianic administrations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 were inaugurated from Genesis 3 onward.

《思想的结果:理解塑造当今世界的观念》书摘

《思想的结果:理解塑造当今世界的观念》The Consequences of Ideas: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s that Shaped Our World  史普罗R.C. Sproul/ 胡自信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5

 “恩典博士”奥古斯丁:上帝的启示之光对所有知识不可或缺
《思想的结果》书摘20
两名哲学高知皆成清洁工,为什么要学哲学?


 “恩典博士”奥古斯丁:上帝的启示之光对所有知识不可或缺


公元354年,奥古斯丁出生于努米底亚(Numidia,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境内)的一个小城塔加斯特(Thagaste)。他父亲是异教徒,母亲莫尼卡是虔诚的基督徒。430年,奥古斯丁逝世,这时他已成为闻名遐迩的“恩典博士”。他是第一个千年里最伟大的哲学家兼神学家,也很可能是整个基督教时代最伟大的神学家。

奥古斯丁在年轻时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求知热情。十九岁时,他就能阅读西塞罗(Cicero)的著作,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对真理的探索。他经历过成长与思想动荡的不同时期。起初他不接受基督教,却信奉摩尼教的二元论哲学。后来他又相继接受了怀疑主义与新柏拉图主义。386年,他皈依基督教。在此后的十年里,他成为主教,并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逝世。

他著作等身,最有名的两部是《忏悔录》(Confessions)与《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在与异端多纳徒派(Donatists)和帕拉纠派(Pelagians)的激烈论战中,奥古斯丁捍卫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

有人认为,奥古斯丁成功地综合了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教义,但是他的著作没有提到这样一种理论。他关于认识论、创世说、罪恶问题以及自由意志的本质的思想,至今仍然具有影响力。他的思想影响了教会论、三位一体论和救恩论的发展。

奥古斯丁坚决反对古代各种形式的怀疑主义,力图为真理奠定基础。他在心灵或灵魂内部寻找真理,因而成为心理反思之父。他要寻找的真理不仅具有或然性,而且具有永恒不变性与独立性。他深知感性知识具有局限性,感官可能会欺骗我们,他以船桨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船上的人看来,水中的桨是弯的,但事实上,桨是直的。

真理与启示

上帝的启示是奥古斯丁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启示是所有知识的必要条件。柏拉图说,要想摆脱洞穴墙上的那些影子,洞中的囚犯就必须能够看到光天化日之下的事物本身,与此相同,奥古斯丁说,上帝的启示之光是所有知识不可或缺的。

光线的比喻很有教育意义。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都有视力。我们有眼睛、视神经等——我们具有看东西所需的一切条件。但是一个视力非常好的人,如果被关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他就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要想看见事物,必须有外来的光线,同样的道理,要想认识事物,必须有来自上帝的启示。

当奥古斯丁讨论启示时,他不仅是在探讨圣经当中的启示,他同时也在讨论“普遍的”或“自然的”启示。不仅圣经当中的真理要靠上帝的启示,所有的真理,包括科学真理,都要靠上帝的启示。这就是奥古斯丁之所以鼓励学生们要尽可能多地认识事物的原因。在他看来,所有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如果某人发现了真理,他就发现了上帝,因为上帝即真理。

即使在自我意识的活动中,人们也能直接感受到上帝。当我意识到我自己时,我同时也就意识到我的有限性以及创造我的那位上帝。奥古斯丁认为,对自我的认识与对上帝的认识是哲学研究的两大目标。

正如奥古斯丁的门徒约翰·加尔文后来所言,在对自我的认识与对上帝的认识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同时并存的关系。不首先认识我自己,我就不可能认识上帝;不与上帝建立联系,我就不可能真正认识我自己。

奥古斯丁进一步探讨了加尔文后来所谓的sensus divinitatis,即人类灵魂所固有的对上帝的直接感知。所有的人都知道,上帝是存在的;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承认,但他们知道上帝是存在的。他们的原罪恰恰在于他们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尊崇,因为他们不承认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物。人们不知道上帝的存在,这种无知是故意的,因此这是一种罪恶的无知。

知识与信心

奥古斯丁说,信心是知识必不可少的一种要素。奥古斯丁没有把信心概念局限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宗教信仰。信心也包括在有效地证明事物之前,我们对它们的暂时信念。他接受“我相信是为了要理解”(Credo ut intelligam)这一著名格言。

从这种意义上说,信心先于理性。所有的知识均起源于信心。小时候,我们凭信心而接受别人教给我们的一切知识。我们相信父母和老师,直到我们有能力亲自验证他们的教诲。我们可以怀疑父母的警告,不相信火炉是热的,我们却能亲手摸一下火炉,以证明这个警告的真实性。

我们的学习开始于暂时的信任或信心。这里,奥古斯丁小心翼翼地区分了信心与轻信(credulity)。从一种意义上说,信心先于理性,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理性先于信心。我不可能相信某种显然不合理的论断。知识要想被人接受,就必须是可以理解的。这并没有排除奥秘的领域,奥秘与矛盾毕竟存在巨大差异。

我不可能测透地心引力或运动的奥秘,但是相信地心引力与运动是真实存在的却并不荒谬。同理,我不可能完全理解三位一体的真理,但是三位一体这个概念并不包含矛盾或悖论。我相信三位一体的真实性,因为我坚信这是上帝的启示,我完全有理由绝对地信任它(fides implicitum)。举例来说,如果我知道上帝是存在的,他无所不知,绝对公正,那么我要是不相信他那些明确的启示,我就愚不可及。

对奥古斯丁来说,信心不是盲目的或随意的,如同轻信那样。轻信就是相信荒谬的或悖理的事物——这样的相信没有充分的理由。在奥古斯丁看来,正确的信心总是合理的。启示能为我们提供纯粹理性无法获得的知识,却从来不会提供与理性规律相反的知识。


《思想的结果》书摘20

1. 古人那句格言现在仍然适用:“未经省思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对所有严肃的思想者来说,特别是对那些宣信的基督徒来说,未经思考的生活本来就是不可取的。

2. 在柏拉图看来,仅限于物质世界的那种知识,说得再好听,也不过是纯粹的意见;若用最难听的话讲,正所谓无知。教育的任务就是带领人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走出洞穴和影子,进入正午时分的明媚阳光。

3. 上帝的启示是奥古斯丁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启示是所有知识的必要条件。柏拉图说,要想摆脱洞穴墙上的那些影子,洞中的囚犯就必须能够看到光天化日之下的事物本身,与此相同,奥古斯丁说,上帝的启示之光是所有知识不可或缺的。

4. 奥古斯丁认为,对自我的认识与对上帝的认识是哲学研究的两大目标。正如奥古斯丁的门徒约翰·加尔文后来所言,在对自我的认识与对上帝的认识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同时并存的关系。不首先认识我自己,我就不可能认识上帝;不与上帝建立联系,我就不可能真正认识我自己。

5. 对奥古斯丁来说,信心不是盲目的或随意的,如同轻信那样。轻信就是相信荒谬的或悖理的事物——这样的相信没有充分的理由。在奥古斯丁看来,正确的信心总是合理的。启示能为我们提供纯粹理性无法获得的知识,却从来不会提供与理性规律相反的知识。

6. 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上帝确实影响了后来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思想,但是如果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上帝与阿奎那的上帝之间划等号,就会铸成大错。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曾把亚里士多德不动的推动者比作英国国王。杜兰特说,亚里士多德的上帝仿佛一个“无所事事的国王”,他“施行统治……却又不管事”。

7. 在《神学大全》中讨论自然与恩典的关系时,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基础是使徒保罗的观点——上帝在自然界中启示自己,这是他在《罗马书》中说的。托马斯还在这一部分详细论证了这样的观点:所有知识,无论来自自然,抑或来自恩典,全靠上帝的启示。

8. 托马斯·阿奎那说,我们关于上帝的知识具有类比的特点,他的意思是,我们用来谈论上帝的语言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他。上帝是无限的,而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与上帝不同,但是还没有不同到我们用来谈论他的语言竟然变得毫无意义或模棱两可。

9. 对笛卡尔来说,“我思,故我在”与“我思,故上帝在”(Cogito ergo Deus est)仅一步之遥。

10. 至于有神论,洛克认为,上帝的观念缺乏清晰性和明确性,也不是人心固有的。但是他并不反对这个观念,反而认为,经验论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并不是说,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感知上帝本身,而是说,上帝的存在是反省推理的必然结果。……洛克认为,关于上帝存在的知识比感官尚未直接呈现于我们的任何知识更可靠。

11. 康德认为,基督教的上帝是存在的,因为只有上帝存在,伦理学才有意义。康德说,尽管我们不能认识上帝的存在,但是,由于道德实践的需要,我们必须这样生活,“仿佛”上帝是存在的,只有这样,伦理学和人类社会才可能存在。他已预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如果上帝不存在,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没有一套绝对的道德准则,道德就会沦为主观的偏爱,世界就会变成野外丛林,强权就会变成公理。

12. 克尔凯郭尔所谓信仰的飞跃,不是让人服从一个他能以哲学或理性的方式认识的上帝,而是让人服从一个至高无上的主体。上帝不是抽象的它(it),而是如后来的布伯所强调的,上帝是你(thou)。

13. 克尔凯郭尔的论点是,基督徒的生命源于人面临危难和焦虑时,其内心深处所迸发的激情。

1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坚持错误理论的大多数人,不愿被别人认为,他们是在错误地坚持错误的理论。他们希望别人能够把他们当作错误思想的有力辩护者,这是劳而无功。因为尼采(或其他任何人)对非理性思想的论证如果是正确的,那么这种非理性思想必然是错误的!

15. 在思想发展的开始阶段,如果某人不承认上帝的存在,那么他越是有才华,他的思想就可能离上帝越远。……上帝的存在是所有理论思维最高、最原始的前设。上帝是我们构建任何世界观的主要因素。否认这个主要假设,人们就会驶向虚无主义的荒岛。这是人们昏暗的心灵中最昏暗的地方,是愚人的天堂。

16. 海德格尔说,我们能够认识时间,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终有一死。光阴似箭(Tempus fugit),这个严酷的现实将我们湮没在时间性的生存中。实际上,在我们生命的每一时刻,我们的时间都在不断地消逝。因为我们总是生活在此时此地(hic et nunc),所以我们的基本情绪是“畏”(anxiety)。

17. 我们已经在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和悲观的存在主义那里看到,起源问题具有关键意义。有的哲学家经过认真思考,得出如下结论:人不过是一个成熟的生殖细胞。他从黏土偶然而生,并危险地坐在宇宙这台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gear)的嵌齿(cog)的边缘,这台机器注定要毁灭。如果我们真的来自非存在(non-being)的深渊,真的会被无情地抛回这个深渊,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价值、尊严可言?如果我们的起源和命运毫无意义,我们现在的生活怎么会有任何意义呢?把人的尊严归结为宇宙的这样一个偶然事件,那么,人说得再好也是野蛮成性。这种看法无异于感伤的愿望投射和天真的哲学想象。尼采、萨特一类的哲学家显然坚持这一立场。

18. 负罪感使人逃避上帝。弗洛伊德的理论旨在尽可能地逃避自己的负罪感。他知道,要想逃避负罪感,就必须首先逃避上帝。现代人的很多思想都是试图逃避这个无法逃避的存在者。

19. 有罪的人总想躲藏起来,他们祈求小山把他们挡住,以免上帝看到他们。有罪的人不想让上帝看到他,他想让上帝忽略他。但是根据圣经的解释,对得到宽恕的罪人来说,任何福祉都比不上上帝那慈爱的目光。他享受上帝的容光临到他,他希望上帝的脸光照他。

20. 有思维能力的人可以拥抱自然,却不必拥抱自然主义。所有的生命,在其统一性与多样性之中,都能活在上帝面前——降服于上帝的权威,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


两名哲学高知皆成清洁工,为什么要学哲学?

1959年夏:这段时间是我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标志,我那近十年的“欢乐时光”也即将结束。深受人们爱戴的“艾克”( 译者注:即第三十四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还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宝座上,纽约的美国佬仍然是全美职业棒球联赛的霸主,距离风云激荡的60年代还有一年的光景。

我最关心的是能找到夏天的工作。我有许多工程技术专业的朋友,他们都已经为暑期找到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其待遇远远高于最低工资。而我却前途暗淡:我的专业是哲学。报纸上找不到一条招聘哲学专业学生的广告。我唯一的选择是,找一份支付最低工资而无需特殊技能的工作。即使如此,我也很高兴,我终于在一家医院的总务处找到了一份工作。

领班得知我是哲学专业的学生,便给了我一把扫帚,说,“给,没事的时候,就靠在扫帚上,尽情地思考吧。”工友们都喜欢这样的讽刺。我的工作是,清扫医院的车道与停车场,也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做这份工作第一周的某一天,我的清扫任务就要完成了。我清扫的范围与医院的主车道和护士宿舍的停车场毗连。我注意到,一个男人正在清扫旁边的停车场。他和我打招呼,我们便自我介绍,寒暄一番。我对他说,我还在上大学,他就问我学什么专业。当我回答说“哲学”时,他的脸上露出笑容,目光变得炯炯有神。他的问题连珠炮似的向我袭来,笛卡尔、柏拉图、黑格尔、康德、克尔凯郭尔,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个人的知识让我感到惊讶。很显然,他的哲学知识远胜于我。

“危险的”思想

一个主业是清扫车道的成年人,竟然对哲学这样抽象的学科如此博学,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觉得,我们的整个谈话与我们手中的工作有些不协调。我必须弄清楚,他究竟是怎样获得如此渊博的哲学知识的。他的故事令人伤感。

我这位新朋友是德国人。他拥有哲学博士学位,曾是柏林某大学的哲学教授。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党人并不满足于他们对犹太人与吉普赛人的“最终解决”。他们还要想方设法清除某些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思想与“第三帝国”的“价值观”相抵触。我的朋友被解职了。他挺身而出,公然反对纳粹,结果,除了一个孩子幸免于难之外,他的妻子与其余孩子都被逮捕并处死。他与小女儿不得不逃离德国。

我问他,为什么不再教哲学了,他回答说,教哲学害得他家破人亡。他眼含泪水,痛苦地说,他活到现在,完全是为了女儿。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刚满二十岁。对我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模糊的记忆。对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来说,十四年的漫长岁月仿佛万古千秋。然而,对我这位五十岁开外的德国朋友来说,战争岁月恍如隔日。昨日的记忆绝不会变得模糊不清。

那天上午,我沉思良久,思考了许多其他问题,现在重温这个故事,正是为了反思过去这些问题。我拿起扫帚当清洁工,是因为我生活在一种认为哲学没有什么价值的文化之中,因此学哲学的人不能受到应有的尊重。9、另一方面,我的朋友拿起扫帚当清洁工,是因为他曾生活在一种非常重视哲学的文化之中。他之所以被害得家破人亡,是因为希特勒相信,思想是危险的。因为惧怕我朋友的那些思想所能产生的结果,希特勒便想方设法地消灭他——以及他的思想。

当你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不是在户外的阳光下,也不是在室内的烛光下。你很可能是在一间配有人造光源的屋子里阅读。人造光源从何而来?你很可能是开车来到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汽车从何而来?你的厨房后面很可能没有室外卫生间。你的住所很可能通了自来水,而且配有室内卫生设施。它们从何而来?

一个世纪以前,我谈及的这些东西几乎无人知晓,现在我们却认为,它们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些实用的东西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它们被创造出来或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有人已经思考过它们(也许是靠在一把扫帚上)。思想在先,结果在后,事情就是如此。

不是所有的思想都能产生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果。有些思想荒诞不经。然而,即使一个做梦者的离奇思想,有时也会演变为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明确观念。

追本溯源的思想

哲学要求我们追本溯源。“追本溯源”(foundational)的意思是,探求第一原理或基本真理。指导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思想或多或少都是被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过来的(至少一开始是如此)。我们不是白手起家创造一个世界或一种环境,然后开始生活。毋宁说,我们直接迈进一个业已存在的世界和一种业已存在的文化,我们学习与之互动。

举例来说,现在人们很少议论累进税制的得失,按照累进税制,某个社会团体不仅要付更多的钱,而且要付更高比例的个人所得税(与教会的十一奉献迥然不同——上帝实行“固定税率”!)。对这种制度提出质疑者寥寥无几,因为它已延续多年,早已成为公认的事实。然而最初施行时,它却引起了激烈争论。

现在我们很少对政治理论或法律理论进行深入探讨,譬如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君主制让位于新的政治体制,人们把目光集中在追本溯源的理论上。可是现在(我们或许可以把弹劾政府官员的那段时间排除在外),我们很少会听到涉及共和政体与民主政体的区别的讨论。我们也很少会听到关于法律基础的激烈辩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候选人克莱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在批准其任命的听证会上曾经提到自然法,参议员约瑟夫·比登[Joseph Biden]报以激烈的回击,实属例外)。

美国的宪法诞生于二百多年前,其思想早已付诸实施。现在我们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新立法和新判决来改良它。我们从未想到,我们已将原来那些思想改得面目全非,我们处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危险之中。

游戏是别人设想出来的,很久以后,我们才开始参与。游戏规则已经确定,游戏的界限早已设定。笛卡尔曾坚持不懈地苦思冥想,为要证明他的存在,我们却觉得好笑。我们认为这很滑稽;大家都知道某物是真实存在的,例如我们是存在的,有人还要花时间去证明,我们觉得这很愚蠢。康德用毕生精力来探讨我们是如何认识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些事物的,我们对此百思不解,在我们看来,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产生过怀疑吗?笛卡尔、康德一类的思想家不只是钻牛角尖。追本溯源的思想可以使我们所有的假设大白于天下,这样我们就能发现那些错误的、有时甚至是极其有害的假设。追本溯源的思想旨在指出真理与谬误的区别,因为它很关注善与恶的区别。

古人那句格言现在仍然适用:“未经省思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对所有严肃的思想者来说,特别是对那些宣信的基督徒来说,未经思考的生活本来就是不可取的。

如果我的想法在思想领域没有任何价值,也没有引起公众舆论的重视,我总可以重操旧业,再去打扫停车场。但是我不可能不思考。不思考是绝对无法想象的。

本书不是写给哲学家,而是写给非哲学专业人士的——有文化的非专业人士。我希望本书能够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引导读者对理论思维做进一步的研究。我刻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因为它们会使非专业人士望而却步。除了使用第一手资料,我还借鉴了罗杰·斯科鲁顿(Roger Scruton)、 戈登·克拉克(Gordon Clark)、塞缪尔·斯通普夫(Samuel Stumpf)等哲学史家的研究成果。我希望本书关于思想史的概述,将会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