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巴: 教會史

羅馬皇帝尤斯丁尼（Justinian）在553年在康士坦丁堡召開的“第五次大公會議”，想要贏回“一性派（Monophysites）”（主張道成肉身的基督，只有一性）的民心。雖然尤斯丁尼脅迫羅馬主教認同此“第五次大公會議”的決議，但是卻造成了西方教會內部的分裂。而東方教會內的“一性派”並不領情，反而繼續走向不歸路。

“一性派”在敘利亞與埃及等地的發展

康堡的大公會議之後，“一性派”認清皇帝不會放棄《迦克墩信經》。敘利亞與小亞細亞的“一性派”領袖，早就拒絕接受迦克墩正統派人士，來施行聖禮。他們在安提阿的塞弗如（Severus）領導之下，組織地下教會。敘利亞的修士雅各巴瑞底（Jacob Baradaeus），後來出任艾狄撒主教；他常秘密化裝出行，在各地組織培訓“一性派”教會，以敘利亞文為崇拜語言，在北敘利亞的修道院與村莊，組成 “雅各派（Jacobite）教會”，在自設的安提阿主教長帶領之下發展，一直存留至今日。

在埃及的“一性派”勢力龐大，根深蒂固，不斷抵擋來自康士坦丁堡皇帝的壓力。雖然經過內部分裂，仍於575年發展成合一的“一性派”教會，自設亞歷山大主教長，與大公教會的主教長分庭抗禮。此派教會以本地方言“科普地話（Coptic）”聚會，被稱為“科普地教派”。雖然埃及經歷波斯與阿拉伯人的統治，但是科普地教派存留至今，占埃及人口的十分之一。科普地教派也派遣宣教士進入衣索匹亞，將原有的大公教會改組，成為“一性派”教會。衣索匹亞“一性派”教會也存留至今，受亞歷山大的科普地主教長的領導。

亞美尼亞（Armenia，今日土耳其的西北方）在第四世紀初，由加帕多家來的宣教士貴鉤利（Gregory the Illuminator）傳入福音，全國歸主。後來當“聶斯多留派之爭”時，亞美尼亞教會接受康堡主教長的信函教導，採取屈利羅的立場；他們後來接受鄭諾（Zeno）皇帝的“聯合條款”，誤以為《迦克墩信經》是聶氏的立場而拒絕之。他們於595年在首都召開全國教會總會會議，宣佈採取“一性派”立場。亞美尼亞後來被回教徒攻占，人民大遭逼迫；此後，許多亞美尼亞人逃離家鄉，散居各國。

羅馬帝國的困境

皇帝尤斯丁尼於565年逝世之時，“一性派”已經與大公教會決裂。他的兒子尤斯丁二世（Justin II）即位後，發佈“寬容諭令”，勸勉帝國境內所有基督徒停止爭辯。在尤斯丁二世任內（565-578），羅馬國勢日衰，東境的波斯帝國日益強大，羅馬軍隊忙於抵禦波斯的大軍，使得他們無力防止北方蠻族入侵：倫巴人佔據義大利半島北部與中部，其他蠻族也常劫掠巴爾幹半島與希臘。等到西拉克力（Heraclius）皇帝於610年即位時，羅馬帝國已經搖搖欲墜。

主後611年，波斯大軍入侵敘利亞，攻陷安提阿與大馬色；618 年，他們攻下巴勒斯坦與埃及。“一性派”的廣大民眾，雖然並不歡迎入侵的波斯軍隊，但是他們並未給予皇帝軍隊支持，一同抵禦外侮。斯拉夫蠻族也入侵至康士坦丁堡外圍，西哥特族已將羅馬軍隊逐出西班牙。看來，羅馬帝國大勢已去。

西拉克力皇帝力圖中興，整軍經武，重建軍隊；他領軍與波斯大軍爭戰，在622至628年間，打了三次勝仗，甚至進入波斯境內。他在630年迫使波斯與羅馬簽訂和約，將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等地重歸羅馬帝國版圖。西拉克力深知必須藉此契機，贏回“一性派”的民心。

“一動力論”的妥協

康士坦丁堡主教長撒吉珥（Sergius），向皇帝提議與“一性派”妥協之道，在於同意“一性派”的主張：“基督只有一動力（energy，activity）”。此說法為“一性派”神學家，冒名為多尼修者（pseudo-Dionysius）與塞弗如所支持的。其實，“一動力”名稱是亞波留尼斯（Apollinaris，被381年康堡大公會議定罪）先提出的。雖然“一性派”並不認同亞氏，但是主張“一性一動力”觀點，是與亞氏相同的。

《迦克墩信經》是根據利歐的《大卷》定案，利歐的《大卷》清楚表明：“動力來自屬性”，所以“兩屬性”有其各自的動力。撒吉珥認為“動力來自位格”，所以承認“一位格，一動力”，與“迦克墩”的“一位格二屬性”並無衝突。因此，他認為可以接受“一性派”的“一動力”立場。

撒吉珥的說法，說服了西拉克力皇帝。皇帝就以此與“一性派”領袖妥協和解，獲得初步的成功。但是，此作法在巴勒斯坦，遭到正統派修士們極力反對，並且他們年高德劭的領袖蘇弗若尼（Sophronius），於634年被選為耶路撒冷主教。西拉克力與撒吉珥，被迫必須尋求羅馬主教的支持。

“基督一志說”的起源

羅馬主教昂那瑞司（Honorius，625-638）的答覆是溫和的反對，他認為若要提出新的教義，必須召開大公會議來討論；他指出“一動力”的說法沒有聖經支持，並且他也解釋“兩屬性”暗示“兩動力”。然而，不幸的是他後來卻說：他接受“基督只有一意志”的說法。昂氏的立場雖然友善，但使得西拉克力與撒吉珥的“一動力論”落空。

阿拉伯半島局勢變化，默罕莫德於632年死後，伊斯蘭回教大軍席捲阿拉伯世界，大馬色，安提阿與耶路撒冷相繼陷落。雖然情勢吃緊，西拉克力還是於638年頒佈諭令“信仰釋義（Ekthesis）”（由撒吉珥起草），遵行羅馬主教昂氏的立場，禁止討論“一動力或兩動力”，宣告“在基督裡只有一個意志（Monothelitism）”。

當時因為敘利亞已經淪陷於回教徒之手，西拉克利的諭令在當地已無意義。然而在埃及，此諭令帶來“一性派”與堅持《迦克墩信經》者之間，升高衝突。這使得民心分裂，助長敵人的攻勢；641年埃及淪陷於回教大軍。西拉克力於 642年逝世，他從波斯人手中奪回的失地，又再度淪陷於回教徒之手，並且萬劫不復。

第六次大公會議

由於西拉克力的諭令頒佈，“一志說”成為羅馬帝國宮廷的立場，所以“一性派的爭論”仍然沒完沒了。後來，東方教會神學大師麥西穆（Maximus the Confessor，約580-662），指出“意志”與“動力”都屬於“屬性”，並非屬於“位格”。因此若說“基督只有一意志”，就等於承認“基督只有一性”，否認了《迦克墩信經》的“一位格二屬性”的正統信仰。

羅馬主教馬丁一世（Martin I）與麥氏的立場相同；麥氏在帝國東部與北非，馬丁在帝國西部，公開指明“一志說”的錯謬。皇帝康士坦二世（Constans II，642-668）見到情勢不妙，就於648年頒佈諭令“信仰立場（Typos）”，聲明採取中立立場，嚴禁討論“一志或二志”，違者放逐。皇帝的目的是想要止息紛爭，但是忠心堅守真理者，是不會靜默的。

馬丁於649年在羅馬召開西方主教會議，宣告“基督有二屬性，神人二性各有其意志”，同時也發出普世信函，宣告兩位皇帝（西拉克力與康士坦）的諭令不當；並且通知皇帝此會議的決議是正統信仰。如此一來觸怒皇帝，康士坦先將馬丁囚禁於康堡，並凌辱虐待，然後將他放逐遠方，死於異鄉。後來，皇帝也將麥氏囚禁於康堡，虐待並放逐至死。馬丁與麥氏寧死不屈，為主殉道。

康士坦的繼任者，康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IV，668-685）想要促成東西方的和諧，就與歷任羅馬主教保持好的關係。到時機成熟時，他與羅馬主教雅佳德（Agatho，678-681）達成協議，拒絕“一性派”的“基督一志說”。康士坦丁於680年7月至681年9月，在康堡召開“第六次大公會議”，經過仔細討論後，大會宣告“基督具有神人二性，二屬性的意志從未有矛盾衝突；他的人性意志（無罪的）總是樂意順服他的神性意志（全能的）”。

此次會議持守《迦克墩信經》正統信仰，定罪康堡主教撒吉珥，與羅馬主教昂氏。此次康堡的大會，總結了“迦克墩大會”與“第五次大會”有關“基督的位格與屬性”爭論。大公教會與“一性派”終於徹底分道揚鑣，直到今日。

然而，令人興奮的是：在“宗教改革”之後，抗羅宗的宣教士在19世紀，已經進入“敘利亞雅各派”，“埃及科普地派”與“亞美尼亞派”等教會中，傳揚福音結出一些果子。由於改革宗的宣教士不屬於希臘東正教會，又有被羅馬天主教逼迫的經歷，比較容易獲得“一性派”信徒的認同。“一性派”教會歸回正統信仰，是我們的禱告與盼望，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回教世界，熟悉阿拉伯文化，他們的歸正必能在中東帶領回教徒歸主。

“基督論之爭”的總結

早期教會中的“基督論之爭”，終於在“第六次大公會議”劃上句點。教會在血淚中經歷神的恩典，也學到寶貴功課。“基督的位格與屬性”教義，與“三位一體”與“道成肉身”真理是密切關連：

1. 從“亞流派之爭”，“尼西亞大會”認清“主基督是與聖父同本質，他是聖子的位格”；

2. 從“亞波留尼斯派之爭”，“康士坦丁堡大會”認清“基督的人性是真實且完整的，並非神性的“道”取代人性的“靈”；

3. 從“聶斯多留派之爭”，“以弗所大會”認清“基督是一位格，並非兩位格”；

4. 從“猶提克派之爭”，“迦克墩大會”認清“基督是兩屬性，並非一屬性”。

所以，從“尼西亞”至“迦克墩”四次大公會議，確認了聖經的基督論教義。第五次與第六次大公會議，繼續堅守《迦克墩信經》；雖然想要挽回“一性派”的努力未能成功，但是也確認“一動力說”與“一志說”是不合聖經。

結論：“固守真道的奧秘”

從第4到第7世紀的“基督論之爭”，不僅是防範異端、抵擋邪說，更是在積極方面，使得教會領袖認真查考聖經，認清“主基督的位格與屬性”的基要真理。這對我們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具有絕對重大意義：

1. 主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道成肉身取了完全的人性，成為神與人之間的唯一中保，使我們得救到底。

2. 主基督的神人兩性，在其位格中的永遠聯合，保證了“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是永遠的；神永遠不會離開我們。

3. 主基督具有真實的人性，與我們相同；基督的順服，完全順服天父，遵行律法的一切要求，並為我們死於十架承擔咒詛，使我們得稱為義，成為聖潔；基督與我們認同，體恤我們的軟弱，要領許多兒女進榮耀裡去，是我們救恩的元帥。

4. 主基督的人性，有其成長過程，“智慧和身量，都一齊增長”；“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他既得以完全……成了（我們）永遠得救的根源”。所以，我們“新造的人”經歷苦難，學習順從，必然有其成長的過程。

5. 主基督向天父禱告說：“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基督的人性意志，總是順從天父的旨意。這顯明：三一真神的救恩計劃，預定塑造我們成“基督的模樣”，樂意遵從他的旨意。這就是神叫萬事互相效力的目的（《羅》8：28-30）。

上述這些聖經真理，是關於“神在肉身顯現”的“大哉敬虔的奧秘”，雖然是超過人所能理解的，但的確是我們得救的基本關鍵。先賢所信的“純正話語的規模”，就是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這就是早期教會竭力爭辯，牢牢守著的“善道”。今日的教會處於後現代的亂世，豈能不“固守真道的奧秘”呢？

37. 從“主教”到“教皇”

論到早期教會的信仰生活，在當時羅馬帝國人民眼中，是非常高尚的。凡是不抹黑誣陷基督徒的人們，都承認基督徒的言行舉止令人欽佩。例如第2世紀出名的醫學家加倫Galen說：雖然基督徒的信仰根據是寓言故事，但是他們的言行，有時與哲學家一樣真誠；他們不懼死亡，貞潔自守，崇尚道德，一點也不落在真正的哲學家之後。

教會是神子民的團體，是蒙召與世人分別出來的聖約團體。有些外邦信徒在信主之前，是放蕩度日的；但是悔改歸正加入教會，都深信神在基督裡已經洗淨他們的罪。然而，如果在受洗之後，又再犯罪跌倒了，特別是嚴重背道的罪，則應當如何處置呢？例如在大逼迫時否認信仰或向羅馬神明燒香者，教會領袖應如何施行勸懲紀律呢？

認為應該嚴格勸懲以潔淨教會者，如諾瓦天派Novatians（德修Decius皇帝大逼迫之後），埃及米利都派Melitians，北非的多那派 Donatists（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大逼迫之後），都因為一般教會採取較輕的勸懲措施，或容讓失節的主教繼續任職，而離開大公教會另立門戶。當然，問題的關鍵在於“教會治理”的領袖職分與組織架構。

眾長老治理教會

教會在第一世紀是採取“眾長老治會”。教會的領袖被稱為“長老elders”。新約聖經說到教會中的治理者，有“長老”，“監督”，“牧師”等不同的名稱，然而這些名稱都是指同一個職分“長老”。這些名稱在聖經裡交替使用，例如《徒》20：17、28；《彼前》5：1-4。

神的子民由“長老”來治理，在舊約裡就已經清楚記載。當神差遣摩西去解救以色列子民，脫離埃及的奴役時，神吩咐摩西“去召聚以色列的長老，對他們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顯現……’”（《出》3：16）。在摩西時代，“長老”是神子民的領袖與立約代表（《申》21：19；《出》 24：1；《民》11：16；《利》4：15）。在士師時代，王國時代，以及被擄時期，“長老”都是民中領袖（《士》8：14；《撒上》16：4；《王下》19：2；《結》8：1，14：1，20：1-2；《拉》5：5、9，6：7-8、14）。兩約之間猶太子民的歷史，也清楚見證：會堂是由“長老”治理的。

當主基督第一次來臨時，福音書多次記載“長老”與“管會堂的”。雖然猶太人領袖在當時是如此腐敗背道，但是他們仍然不敢廢除聖經的 “長老治會”制度。所以，從舊約到新約時期，神子民團體的治理架構是一致的。新約中的使徒們，選立教會中的長老們，乃是根據舊約與福音書的背景。使徒並未創新更改從舊約已有的“長老治會”，乃是承繼遵照聖經一貫的啟示。

“長老治會”是由“眾”長老治理，並非由“一位”長老獨斷行事。保羅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在各教會中選立了長老（原文是複數），又禁食禱告，就把他們交託所信的主”（《徒》14：23）。換言之，保羅與巴拿巴在各地每間教會裡，選立眾長老。同樣，保羅向以弗所教會的眾長老講話，說他們是群羊的“監督（複數）”（《徒》20：17-28）；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稱 “諸位監督”（《腓》1：1）；《雅各書》5：14告訴有病的人，該請教會的“長老們”來為他們禱告。

眾執事輔助眾長老

地方教會中除了“眾長老”之外，還有“眾執事”（《腓》1：1）。長老與執事是教會的領袖職分，長老側重監督治理，執事負責執行慈惠事工。執事們遵行長老團的指示，執行財務與庶務的工作。在崇拜聚會與施行聖禮時，執事們也是眾長老的助理。早期教會仿效《使徒行傳》第6章，地方堂會有7位執事。小亞細亞的眾教會，在第3與第4世紀仍然是普遍維持7位的數目；羅馬教會則一直是7位執事。

執事團的領袖是弟兄們，通常是終身的事奉。執事團內由姊妹參與專門照顧姊妹們的需要，例如寡婦的實際生活照顧。後來到了第4世紀，在北非發展出“執事長archdeacon”的職分，由資深的弟兄擔任，協調執事團的事工。由於執事們的豐富行政經驗，後來就成為長老的儲備人才，有許多執事後來升任長老。

總的來說，早期教會從初代到第2世紀，領袖職分是“雙層制：長老與執事”。這從歷史的文獻證據來看，“眾長老治會”是普遍的作法，是無庸置疑的。在第1世紀末，羅馬教會的一位長老，名叫革利免 Clement，寫信給哥林多教會。此封《革利免前書1 Clement》顯示：羅馬教會與哥林多教會，都是由多數的長老（監督）組成的長老團治理。

後來，第2世紀中，在羅馬的黑馬斯Hermas（據稱是長老皮吳斯Pius的兄弟）所寫的《牧人書Shepherd》，也顯示眾長老治理羅馬教會。士每拿的波旅甲Polycarp所寫的《致腓立比書》，也顯示：腓立比教會在第2世紀初，仍是眾長老治會。第2世紀的著作《十二使徒訓言Didache》，書中也表明教會領袖職分是眾長老與眾執事。

“主教制”的興起

然而，到了第2世紀中期，一些地方教會已經開始演變成“一監督，眾長老，眾執事”的治理型態。地方堂會長老團中選出的主席，由他負責召集會議，對外代表教會。他的權力與其他長老們一樣平等，成為所謂“首席長老（監督）first among equals”。後來，“監督”此職稱，就從眾長老共有的稱呼，變成首席長老的專有稱呼，中文翻譯為“主教”。

極力推薦“主教制”的領袖是安提阿的伊格那丟Ignatius，他在主後115年被解送羅馬殉道途中，寫給各地的7封書信。在其中6封中，他極力辯稱必須“由一位主教在上掌權，來監督治理教會”。既然他辯論的用詞如此強烈，顯示他的立場是少數的抗爭。唯一沒有辯論“主教制”的那封書信，是寫給廣受尊敬的羅馬教會，因為羅馬教會當時是由“長老團”治理。

伊格那丟提倡的“主教制”，在第2世紀末期成為多數教會的作法。原因有4：(1) 按照慣例，資深的主席長老主持聖禮，並主理按立新任長老與執事，由此權力擴充，就成為首席長老；(2) 主席長老對外代表教會，與其他教會聯繫；(3)主席長老代表教會參與其他堂會的長老按立禮；(4) 主席長老的一元領導，在實行上明確迅速，對內方便整合，對外容易對付異端。

上述這4項理由，都是為了實際操作方便，並無聖經根據，為何逐漸流行開來？主要原因在於：教會如雨後春筍般快速增長，並且當時的生存環境是處於內憂外患之中。教會外在有羅馬帝國在政治宗教各方面的不斷逼迫，領袖被捕，聚會點查封，教堂被燒毀，聖經被沒收，所以無法定期有效的召開“長老團”會議，按常規治理堂會。因此，主席長老的擔當與領導，就成為信徒們馬首是瞻的標竿。

教會內部有異端興起，這是更可怕的。教會快速發展，許多不同宗教思想背景的人加入教會。這些人照著自己原有的哲學或文化理念，來錯解聖經，謬講基督信仰。特別是“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異端，離經叛道。當外在逼迫使得“長老團”無法定期開會，又無暇仔細評估異端時，教會只有借重“主席長老”的判斷，因為他通常是最熟悉聖經真道，又有豐富牧會經驗的人，由他來主導教會的信仰與生活，自然是大家樂於接受的。

原來各地方教會在同一區域，彼此聯繫合一，召開“區域長老團”會議。後來就演變成“主席長老會議”，也選出“區域長老團”的主席，按照“地方堂會”的發展傾向，區域長老會議的主席，就演變成區域的“主教”。在大都會城市周圍的各區域，就以此城市為中心，組成大的教區。此城市的區域長老團主席，被擁護為“大主教”。到了第3與第4世紀，羅馬、亞歷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的大主教，已經被尊為“主教長patriach”，後來的康士坦丁堡主教，也成為5大主教長之一。

教皇制的興起

在時勢所逼之下，時勢造英雄。從第2世紀末起，“主教制”成為教會體制的主流。其理論基礎並非“使徒傳承論”，因為連伊格那丟也沒有提出“主教是繼承使徒的職位”的說法。他只是主張唯有靠“主教”中流砥柱，才可護衛真道。愛任紐Irenaeus約在180年提出“主教傳承論”：由主教們按立繼任主教。此後，“使徒傳承論”開始醞釀發展。

羅馬的主教在頭 3世紀，雖然廣為受人尊敬，但是並無所謂在眾主教之上的“教皇權”。眾所周知，使徒彼得自己明說：“我這作長老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 （《彼前》5：1）。至於“彼得是羅馬的第一任主教”的說法，是第3世紀的西波來特Hippolytus之後才出現的。並且第3世紀中葉，當北非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與羅馬主教司提反Stephen彼此對“洗禮”的看法不同時，也只有互表尊重。雖然司提反引用了《馬太福音》16：18來支持“繼承彼得論”（所謂彼得是磐石，是羅馬首任主教），也未能說服對方。等到第4世紀，羅馬主教達馬索Damasus在382年大肆推銷“繼承彼得論”，才開始產生重要影響。

羅馬主教在持守護衛純正信仰上，向來為眾主教之首席。在羅馬帝國西部，羅馬主教早就成為西部教會的領導人；342年的賽狄卡會議Serdica Council已經規定西部教會的任何爭端，必須上訴羅馬主教，由他指派裁判官來定案。利歐一世Leo I任職羅馬主教期間（440-461），表現卓越領導，提升羅馬主教的威望：他所寫的《大卷》，領導教會制訂《迦克墩信經》；是他在452年羅馬城將被傾覆時，出面與匈奴王求和，保住了羅馬。利歐是第一位成功將“羅馬教皇權”建立在“繼承彼得論”上的人。

後來，杰出的大貴格利 Gregory the Great在羅馬主教位上（590-604），鞏固了教皇制在中世紀的發展：他與蠻族倫巴人簽訂合約，派遣官員治理義大利城鎮，擴張教皇的世俗權力，推行修道運動，改進崇拜儀式，著作教牧指南，差派宣教士等，貢獻良多。貴格利之後的歷任教皇，漸漸與倫巴人及東羅馬皇帝發生衝突，於是尋求法蘭克人的支持。

皮平Pepin於751年獲教皇支持，成為法蘭克國王；他於756年捐獻土地給教皇，從此教皇擁有屬世領土。後來，皮平之子查理曼Charlemagne在 800年被教皇利歐三世加冕，封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此舉表明教皇之權高過世上君王，教皇制度在中世紀的政治社會地位，已經根深蒂固。

結論

“主教制”在第2世紀末期的興起，從“主教為首席”開始，到了後來變成“主教為君王”。羅馬主教站穩西部元首之位；東方則由亞歷山大主教與康士坦丁堡主教爭雄，最後由康堡主教長得勢。羅馬主教力爭自己為全世界主教之首，給中世紀“教皇制”鋪路。此後教會內外政治鬥爭層出不窮，使得中世紀成為“黑暗時代”。

羅馬天主教的“教皇制”的人本專制，使中世紀“無聖經可讀，無福音可傳”，所以教會亂象橫生，信徒困苦流離。16世紀的“宗教改革”，在馬丁路德，慈運理，加爾文等改教家帶領之下，改革教會歸回聖經，歸回第一世紀教會的純正信仰生活。他們都指出：真正的“使徒傳承”，不在於自稱延續使徒的職位權力，乃在於忠心傳講使徒所傳的聖經福音。

在教會治理結構方面，瑞士與歐洲各地的改革宗教會，以及蘇格蘭的長老會，都恢復了初代教會的“眾長老治會”，最為徹底。德國與北歐的路德宗，雖然恢復長老的職分，但是仍然保留主教監督制。英格蘭的聖公會，則仍是仿效天主教遵行“主教監督制”。由聖公會發展出來的 “衛斯理宗”循道會，也是“主教制”。另有些宗派採取由“會督”與“教區長district superintendent”在上治理，仍是“主教制”的延伸。另外，靈恩派中流行的“使徒團隊制”，也是換湯不換藥的，由自稱“使徒”的人在上領導。

如果教會中是由“主任牧師”或“創會長老”一人作主，則也屬“主教集權制”。這人可能成為獨裁者，自己作最終的決定。他會覺得他帶領的教會，是屬於他的，怕他人奪取他的權柄，或教會不照著他帶領的方向行。但是，聖經指明基督是教會之首，而不是牧師或長老。在《林前》1：12-13，3：3-9，保羅明確地反對個人主義，任何教會或基督徒團體不是屬於個人的。以一位領袖為中心的個人崇拜，是不合聖經的。

“眾長老治會”是長老們一起作出決定，若他們彼此意見不一致，則以多數長老的共同決議定案。總之，長老們應該同心禱告與溝通，直到達到共識。雖然長老團的治理，不如“主教獨裁”的省時又省麻煩，然而遵行聖經才是真正有福的。上帝藉聖靈感動眾長老同心事奉，賜給一群領袖有謙卑的心，使他們可以同工，互相學習彼此監督，領導教會。

38. 從“靈修”到“修道”

基督教會中的禁慾靈修，是以“修道主義Monasticism”的型式出現。“修道”是指：為了專心靈修親近神，禁慾抵擋世界的誘惑，而長期退隱，與世隔絕或脫離世俗活動。

埃及的安東尼

此運動的成形，最早是起源於東方教會。從主後第三世紀中期起，羅馬帝國變本加厲地逼迫教會，因此一些信徒隱居曠野避難。到了第四世紀，政教結合使得教會有世俗化的危險，更多信徒放下世俗財物，離群索居。埃及的安東尼是起始者。他生於251年，18歲時決志將財物分給窮人，潛心修道。幾年之後，進入西部沙漠；過著完全與世隔絕的隱士生活，約20年。

安東尼的獨居榜樣，激勵了許多人跟隨效法。這些修道的人，都是獨自的修士（anchorites），安東尼是他們的精神領袖，其名言是：“離開修道處所的修士，正如魚離了水一般”。安東尼生平後期，也關注教會的光景，他強烈支持《尼西亞信經》，贏得亞歷山大主教亞他拿修的仰慕與友誼。安東尼過著儉樸且禁慾的生活，身體健康活到105歲。亞氏被皇帝放逐在羅馬時，將自己的著作《安東尼生平》以拉丁文出版，將修道主義介紹到西方教會。

團體修道

不久之後，修道主義從“獨自修道”發展成“團體修道”。埃及的帕科密爾（Pachomius）是群居修士（coenobites）的創始者。他與安東尼大約是同時期之人，原是軍人出身，退伍之後開始獨自修道，後來召聚其他隱士同來，在尼羅河畔建立團體的修院。他定下嚴格的團規守則，成為後來各修道會法規之前身。他的姊妹跟隨他的榜樣，建立了第一間修女院。

修道主義在埃及的曠野興旺起來，在第四世紀傳播至巴勒斯坦與賽浦路斯，而後到了敘利亞。敘利亞興起“高柱修士”（stylites）運動，修士住在高柱之上，在高處默想，並可向下面的群眾講道。其中以西面（Simeon，390-459）最出名，他不斷加高其柱子，直到72英尺。

巴西流

東方教會的修道運動，最重要的領袖是加帕多家的巴西流（Basil of Cappadocia）。他是“加帕多家三傑”之首，對正統尼西亞信仰有顯著的貢獻。他仔細研究埃及的修道運動，將其改良應用在加帕多家的處境中。巴西流鼓勵修道團體在各地成立，嚴守團體生活的法規，追求有益身心的活動（禱告研經，農業園藝）。這與“高柱修道”顯然不同。

巴西流與其友貴格力（Gregory of Nazianzus）在風景優美的河邊一起修道，開墾果菜花園，共讀屬靈書籍；吸引許多有志之士，加入他們。後來當巴西流出任加帕多家的該撒利亞主教時，他在當地建立大型療養院，差派其修士們來服事病人。他所制訂的修道法規，成為東方教會的基本修道指南，直到今日。希臘東正教會歷代以來，只有一個“巴西流修道會”。

耶柔米與獨身主義

當亞他拿修被放逐羅馬時，將埃及的修道運動介紹給西方，吸引了一些信徒獻身修道。其中著名的是耶柔米（Jerome），他鼓勵大家學習作修士，並於373年赴敘利亞隱居4年，操練悔罪與研讀聖經。後來回到羅馬作主教的秘書，之後帶領一批羅馬貴族婦女來到巴勒斯坦，定居伯利恆。

耶柔米在伯利恆修道院，度其餘生，繼續翻譯拉丁文聖經。他與西方教會的領袖與信徒，保持書信聯絡。他在書信中多次高舉獨身禁慾理念，帶來很大影響。早期教會中的信徒，越來越認為獨身比結婚清高，但是聖經並無任何根據。雖然保羅是獨身，然而彼得與其他使徒和主的兄弟，都是結婚的並帶著妻子一同往來（《林前》9：5）。

結婚與生兒育女，在聖經中是被肯定的與蒙福的。教牧書信明說：監督（長老）與執事都必須是“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提前》3：2，12）。然而，因這外邦社會的道德低落，再加上修道主義的興起，使得教會在第四世紀時，似乎已經形成一慣例：聖職人員在按立之後，不應結婚。

所以，在325年的尼西亞大會，有人提議：聖職人員在按立後，應與妻子分開。此提議立刻遭到一位埃及的主教帕福努提（Paphnutius）的反對。由於他是備受尊敬的獨身修士，又在大逼迫時受刑成殘障，所以大家聽從其義正辭嚴的聲明：婚姻是神聖的，要求聖職人員與妻子分開是不當的要求，對妻子更是不公。因此，大會只是確認原有的慣例 “按立聖職之後不應結婚”。

修道主義在西方

西方的修道運動方興未艾，米蘭主教安伯若修（Ambrose）是獨身的修士。他帶領奧古斯丁歸主，奧古斯丁回到北非過修道生活，也創立修道院。後來出任希坡的主教，對北非的修道運動影響頗大。當時有些修士閒懶不作工，靠人救濟過活；奧古斯丁寫作《論修士的工作》以駁斥此錯誤。

西歐最初名的修道領袖，是圖爾斯的馬丁（Martin of Tours，約316-397）。馬丁原承襲父親而從軍，退役之後，跟隨希勒瑞主教（Hilary of Poitiers）學習靈修。後來回家鄉，帶領母親信主；經過一些退隱生活，他於360年回到希勒瑞身邊，在鄰近創立了修道院。其修道法規與帕科密爾的方法相似，勞動服務較少。10年之後，馬丁的聲名遠播，傳遍了高盧（法國）地區。

馬丁的生平傳記，記載他傳道、醫病趕鬼事蹟，頗受人們愛戴。他於371年被群眾擁立為圖爾斯的主教。他在圖爾斯又建立新的修道院，以此為基地向高盧地區的異教徒傳福音，多人歸主，教區不斷擴大。他的名聲傳遍西歐與英倫三島，成為西方修道運動的鼻祖。

卡西安的影響

馬丁之後的西方修道領袖，是卡西安（John Cassian，約360-435）。他原是東方的修士，在巴勒斯坦與埃及長期修道；後來因神學立場被亞歷山大主教驅逐，投奔康士坦丁堡主教屈梭多模。卡西安在屈氏下台後，轉赴羅馬，於415年來到高盧的馬賽，他在此建立了聖維克多修道院。以巴西流的修道法規，建立修道院與修女院。

卡西安的“半伯拉糾主義”遭到批評，令人質疑其信仰的正統與否。然而他對西方修道運動是頗具影響的。他來到西方，正逢關鍵時刻。西方的信徒受到《安東尼生平》的鼓舞，馬丁的小說式傳記流行西歐，書中記載言過其實的醫病趕鬼的神蹟，目的是要顯示：高盧所產生的聖徒，比埃及修士更勝一籌。

卡西安並不欣賞追求神蹟式的修道，認為這並非修道主義的真正精神。他教導修士認識修道的真義：單純的禱告來自清潔的心靈。卡西安的中庸與嚴謹，使得當時西歐的修道運動歸回正途，不致陷入追求神蹟奇事的狂熱。他依據巴西流的法規，在第五世紀建立修道院制度，奠定後來發展的基礎。

聖本篤的法規

百年之後，卡西諾的本篤（Benedict of Cassino，約480-547），依循卡西安的教導，制訂了完備的修道法規，以義大利的卡西諾山為中心，發展成制度化的修道系統。此後，團體修道成為正軌，個人隱居逐漸式微。“本篤法規”成為中世紀修道運動的基礎。本篤修道會一直存留至今。

聖本篤建立的修道會，基本理念是“簡單與自律”，他所招募的並非聖職人員，乃是一般大眾，義大利農民與哥特族鄉民。修士們需要學習認字讀書，作為靈修閱讀之用，並非訓練學者；他們也要每日作工，以維持團體生活所需。修道院是家庭，院長是眾人之父，均平照顧院內修士。修士不可更換修院，要完全順服院長。

本篤規定修士們每日必須認真工作，包括抄寫古卷，這使得本篤會的修士教育與研究方面，在中世紀大放異彩。這是本篤始料未及的，他只是希望修士們勤勉工作，以免懶惰。他的目標是：修士們能活在神面前，最終安抵天家。

修道運動的腐化與中興

修道主義從早期開始，就非常注重生活的敬虔與意志的磨練。為了幫助修道士不致於經不起試探的誘惑，避免其半途而廢，就發展出“誓願”制度。修士進入修道院，在正式成為修士之前，必須立下終身修道的誓願。此誓願包含三項：絕對貧窮，絕對貞潔，絕對順服。“絕對貧窮”指不得擁有任何私人財物，撇下一切跟隨主； “絕對貞潔”是必須全然禁慾，過聖潔生活，後來發展成必須獨身；“絕對順服”是必須遵守修道團規，絕對順服修道院長的領導，尊其為父。

然而，由於金權政治介入中世紀的西方教會，屬靈風氣低落，道德日漸腐化，情勢每況愈下。修道院因擁有大片地產，世俗權力鬥爭介入，而失去其原有的清靜純潔。有志之士不斷發出徹底改革的呼聲。修道團體中率先從事內部改革的，是第10世紀在法國的克呂尼（Cluny）的修道院。在歷任院長的敬虔領導之下，嚴格執行“修道三誓願”，禁止世俗勢力介入修道院的行政管理。“克呂尼革新運動”成為11世紀教會復興的主流，也培育出一系列的改革派教皇，中興已經式微的教皇制。

到了12世紀，又有“熙篤修道會”（Cistercian Order）興起。在聖伯納的領導下大放異彩，重振“本篤修道會”之嚴格修道精神。到了13世紀，又有兩個著名的“托缽修道會”（修士以行乞為生）興起： “方濟會”與“道明會”。方濟會士周遊四方救濟貧困者；道明會士進入民間講明道理。這些修道會直到今日，仍是天主教的主流修道團體。

對修道主義的評估

修道運動由原本單純的個人靈修運動，發展成頗具規模組織的修道團體，人事管理與金權的企業化，成為中世紀強大的修道會，大權在握影響教會與國家，這是修士們始料未及的。修道主義的原先目標，是脫離世俗環境，恪守三誓願，每日靈修，追求聖潔。修道院中的工作，原先是侷限於手工勞動，再來就是抄寫聖經與教父著作，保存古卷。後來成為發展農藝工藝，音樂，學院教育，學術研究的所在。修道院保存了古代文明，承載了中世紀文明的發展。

修道院培育了一些敬虔的教會領袖與主教，道德操守較佳的主教或教皇，多半是修士出身。修道院也成為訓練差遣宣教士的基地，早期與中世紀教會的宣教運動，是與修道院結合的。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大師們，也多半是修道會的神學教授。這些都是修道主義帶來的成果。修道院與修士們的存在，不斷提醒在亂世中的凡夫俗子：“追求靈修，默想來生”的重要。

追本溯源，修道主義的“離俗追求聖潔”觀念，來自聖經舊約“拿細耳人”誓願（《民》6）。拿細耳的字根意義，是分別為聖歸主。聖約子民可志願選擇一段時期，許願過離俗歸主的生活：不吃喝任何與葡萄有關的食物，不用剃刀剃頭，不挨近死屍。在新約中，使徒保羅有時也守類似拿細耳人的條例（《徒》18：18）。神的子民若有需要，可以志願在某一期間“離俗歸主為聖”。這是敬虔的操練，討主喜悅。

然而，若是將 “修道”當作是以人為本的苦修積功德，以離群索居為清高，認為獨身禁慾是高人一等的屬靈，則導致“有敬虔的外貌，卻違背了敬虔的實意”，陷入“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規條的捆綁之中。教會歷史從古至今，修士們暗地放縱情慾之事，屢見不爽。近年來，天主教神父性虐待青少年兒童，同性戀的醜聞不斷曝光，顯示“禁慾修道”並非適合大眾，不應鼓勵。

結論：真實的敬虔

每一基督徒都應靠主恩典，追求真實的敬虔聖潔。真實的靈修，乃是在任何景況中，天天背起十字架，捨己跟從主（《路》9：23-24）。“修道主義”教人“捨棄世界”，然而，離俗避世並不能保證一定可以“捨了自己”。“修道三誓願”若是以“人本思想”掛帥，則造成“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的後果。

我們可將“三誓願”去蕪存菁，歸正為“以基督為中心的門徒生活”的三守則，作為眾人皆可操練的敬虔指南：

(1) “簡樸”代替“貧窮”：不可事奉“瑪門（錢財）”，勞力做工就可有餘，分給有需要的人。

(2) “委身”勝於“獨身”：獨身或結婚，都是為天國的緣故；一切都是“先求神的國和他的義”。

(3) “心服”取代“盲從”：以敬畏基督的心，來學習彼此順服；在不違背聖經真理的前提下，年幼的要學習順服年長的；作兒女的，要在主裡孝敬父母。

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從“修士”悔改歸正為“牧師”。他曾寫作“論修道誓願”，指出修道主義的缺失。後來，他救助許多修女還俗，並為她們安排婚嫁；並且與曾為修女的凱撒琳結婚，活出基督化家庭的美好見證，傳為佳話。路德與加爾文等改教領袖，都根據聖經寫出基督徒靈修著作，皆是以主基督為中心的經典之作。

“宗教改革”以“唯獨聖經，神恩獨作，唯獨因信稱義，唯獨基督是中心，唯獨神得榮耀”的真理，修正了“修道主義”的“跟隨榜樣，神人合作，藉苦修積功德，人本獨善其身，修道換取尊榮”弊端。殷鑑不遠，今日基督徒身為“宗教改革”的子孫，我們必須歸回真實的敬虔，不再靠自己委身修道，乃是捨己委身基督。因為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加》 2：20）

39.宣道的異象

　　初代教會從覆活的救主耶穌領受了“大使命”，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使萬民作主門徒（《太》28∶19-20）。正如《使徒行傳》所記，福音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傳到羅馬。教會歷史也記述∶使徒保羅後來以羅馬為基地，將福音傳至帝國西部的拉丁語系地區，遠至西班牙。新約的教會是宣教的教會；雖然早期教會大遭逼迫，仍然靠主恩典將福音傳遍了羅馬帝國全境。

　　教會在地理上的擴張

　　教會在敘利亞快速擴張，從安提阿開始，福音傳遍小亞細亞與希臘半島。然而，向東北方面的擴張，就必須面對帝國邊境以外的地區，以及語言不同的困難。奧司瑞國（Osrhoene kingdom）在兩河流域，以幼發拉底河外的艾狄撒為首都，語言是敘利亞文。在主後第2世紀時，在艾狄撒已經有教會與基督徒團體存在，國王也悔改歸主。

　　到第3世紀時（216年），艾狄撒歸入羅馬帝國版圖；當時教會領袖宣稱∶艾狄撒教會的創始人是主耶穌的72門徒之一的阿達（Addai）。艾狄撒與安提阿的關系密切，這些兩河流域的信徒，使用敘利亞文的福音書，也使用安提阿教會中流行的希臘文《四福音合參》。

　　關於福音是由使徒多馬傳入波斯與印度之說，可從第3世紀的偽經《多馬行傳》得到一些可能的資料證據。印度至今仍有多馬派教會。至於所謂“多馬與巴多羅買將福音傳入中國”之假說，則沒有歷史證據。

　　在保羅當時已經有羅馬教會，義大利半島的宣道事工顯然是以羅馬為基地，傳遍義大利。主後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摧毀了龐貝（Pompeii）。龐貝古城遺跡中發現基督徒拼字圖《我們的父》。此拼字圖也在其他地區古跡中被發現∶匈牙利的布達佩斯（主後107年），英國的曼徹司特（175年），葡萄牙的科依伯瑞（約在第1世紀）。至少，事實顯示∶義大利在主後250年時，已經約有100個教區了。

　　在高盧，西班牙，不列顛的進展

　　關於高盧（法國）與西班牙的宣教進展，比較緩慢。第2世紀時，在法國盧恩Rhone河谷已經有說希臘話的基督徒團體，在盧昂主教帶領之下發展，與小亞細亞教會密切聯系。他們在177年遭到皇帝馬可奧熱流的嚴厲逼迫，後來又有諾斯底派異端入侵。盧昂主教愛任紐（Irenaeus）著書立說抵擋異端，他用當地方言（也用希臘語）傳講聖道，福音廣傳深入當地文化。到了第4世紀，已經有許多主教教區的建立。

　　西班牙的宣教，保羅在《羅馬書》中提到。關於西班牙的教會發展，主要是來自愛任紐與特土良（Tertullian）的書中記載。北非主教居普良（Cyprian）也在著作中，提到幾個大城中教會的發展。到第4世紀初期，西班牙的教會已經在各地大幅度建立，並且召開眾教會的大型會議，處理管教紀律問題。大會領袖是胡西亞（Hosius of Cordova），是皇帝康士坦丁在尼西亞大會之前的教會顧問。

　　不列顛（今日的英格蘭）在羅馬帝國的版圖之內，福音何時傳入不得而知。特土良和俄利根（Origen）的著作，提到福音無遠弗屆，已經傳到了不列顛島的蠻族。大概要到第3世紀中期，教會才在當地有了穩固基礎。主後314年在高盧召開的阿爾利會議（Council of Arles，處理“多納派”的上訴），有3位主教從不列顛來參加。在戴克理先大逼迫時，不列顛的教會也遭到迫害，但是在康士坦丟（康士坦丁之父）保護之下，所幸不像其他地區那樣嚴重。

　　埃及與北非

　　關於埃及和北非的宣教進展，《使徒行傳》記載腓利給埃提阿伯（今日的衣索匹亞）的太監施洗，他回到祖國傳福音，開始了北非的教會。根據蒲草文獻的記載，在第2世紀時，福音已經傳至廣大的尼羅河流域。第2世紀末期，在亞歷山大的格利免（Clement）見證說∶亞歷山大的教會是由彼得的門生馬可（《彼前》5∶13，《馬可福音》的作者）開創的。亞歷山大後來成為埃及教會的領導中心。亞歷山大學派（在格利免與俄利根的思想影響下）成為東方教會的思想主流之一。

　　北非的地中海沿岸，屬羅馬帝國版圖，與拉丁語系的歐洲緊密相連，以迦太基為政治商業中心。有關教會的最早記載，來自拉丁文記述的《殉道士行傳》（主後180年），這顯示福音早就在北非生根。到了特土良時（約160-225年），北非的信徒已經多到不可勝數，以致他在上告皇帝《護教書》中宣稱∶“我們已經遍滿了你們當中每個所在┅┅你們各城所有居民，幾乎都是基督的跟隨者”。

　　北方蠻族的入侵

　　基督教會在羅馬帝國境內的發展，歷經皇帝的逼迫與異端的攻擊，靠主恩典堅忍不拔。到了第4世紀，從康士坦丁的歸主，到提爾多修皇帝頒訂基督教為國教時，教會不只是成為帝國的新貴，更是政教結合，希臘羅馬文化更新轉型。然而，也當此時，羅馬帝國國勢已經開始逐漸削弱；防範北邊的蠻族入侵，是歷任皇帝的頭痛問題。

　　羅馬帝國以東邊的多瑙河（註入裏海）與西邊的萊因河（註入大西洋）作為邊界，以此天然屏障來抵禦北方的日耳曼蠻族。當西域的匈奴人向西遷徙，大軍壓迫日耳曼蠻族，蠻族只有向南發展，給羅馬帝國帶來極大威脅。帝國軍隊已經無法防範蠻族的多次入侵。當哥特王阿拉瑞（Alaric）於410年攻陷羅馬時，引起全國震驚，也敲響了西羅馬帝國的喪鐘。

　　這些蠻族分別征服了帝國西部各地∶汪達爾人入侵西班牙與北非，西哥特族入侵西班牙，法蘭克人征服高盧，盎格魯人與撒克森人定居不列顛，東哥特族人與倫巴人入侵義大利。他們各自建立了許多王國，在476年西羅馬皇帝被逼退位時，西羅馬早已是名存實亡。

　　哥特族的使徒

　　在主後267年，哥特人入侵小亞細亞掠劫人口，被擄走的人中有加帕多家省的一基督徒家庭。烏非拉（Ulfilas）是此家庭的後代，出生於311年，在哥特族中長大。322年他隨哥特族使節團，駐在康士坦丁堡。在康堡9年之後，被主教優西比烏按立為哥特人的主教。這顯示哥特族中已經有基督徒團體存在。事實上，簽署《尼西亞信經》的主教們中，有一位名稱為提阿非羅。對於提阿非羅與哥特族教會，我們所知甚少。

　　烏非拉可能是提阿非羅的門徒，但是他在康堡期間，接受了亞流派信仰（受了優西比烏主教的影響），在341年按立主教之後，返回多瑙河以北的哥特人中，在今日的羅馬尼亞地區活躍工作，帶領許多人歸信亞流派。烏非拉在348年獲得皇帝許可，帶領信徒進入多瑙河南岸（今日保加利亞）定居，於383年離世。他翻譯聖經成哥特文（采用希臘，拉丁與哥特字母），成為古日耳曼文的最早文獻。

　　由於烏非拉在哥特人中的宣教貢獻很大，他被稱為“哥特人的使徒”。他使北方其他蠻族也成為亞流派信仰。雖然381年康堡大會之後，亞流派在帝國全境被取締消失，但是在北方蠻族中繼續存留兩三百年。這些亞流派的蠻族，入侵羅馬帝國毫不留情，原因之一是視帝國內的大公教會為不同信仰。

　　向蠻族宣教

　　蠻族的入侵西羅馬，帶來社會與文化的浩劫，許多文物遭到破壞。教會失去了政府的保護，當地的主教成為政治領袖，領導防禦或談判自保。教會忍辱負重，在即將跨入中世紀門檻時，就肩負雙重任務∶感化信奉異教或亞流異端的蠻族，領他們悔改歸信正統信仰；並且教育這些未開化的蠻族，覆興羅馬基督教文明。

　　所以，一系列的向蠻族宣教的行動，在第4世紀起始展開。歐洲大陸先差遣宣教領袖赴英倫三島，按立他們成為宣教地區的主教。而這些主教多系修士，在當地建立許多修道院，當地人們甚至稱這些主教為“修道院長”；稱羅馬主教為“在羅馬的院長”。在愛爾蘭的修道院，普遍成為宣教士訓練基地。這些宣教士在各地仿效愛爾蘭修院制度，建立修道院。

　　宣教士都是全然委身的修道士，受差遣前往蠻族地區宣教。最後，這些英倫三島的修士，遠赴歐洲大陸蠻族地區宣教，建立教會與修道院，建立了輝煌佳績。蠻族所成立的新興國家，在入侵之後的五百年內，先後都成了“基督教國家”；再五百年之後，這些“基督教國家”都發展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奠定了歐洲現代文明的發展基礎。

　　愛爾蘭的使徒

　　愛爾蘭的修道院，在歐洲宣教史上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愛爾蘭的宣教大業，中心人物是聖帕垂克（St. Patrick）。帕氏約於389年出生於不列顛，是羅馬公民，祖父與父親皆是聖職人員。他16歲時，家鄉遭到愛爾蘭海盜襲擊，許多人被擄至愛爾蘭，賣為奴隸。他被人買去，看守豬群，共6年之久。他在此遭難之時，開始思索自己與神的關系，經歷了真實的悔改相信。

　　帕氏在放豬時，不斷深入禱告與主相交。他的內心常聽見主的回應，在6年之後蒙主指示，逃到海邊，搭船離開愛爾蘭。他隨船來到高盧，2個月之後，他進入法國海邊島嶼的修道院。他在數年之後回到不列顛的家鄉，聽到與“馬其頓呼聲”相同的“愛爾蘭呼聲”，心如刀割，只有順服主的引導。

　　他知道主的明確呼召之後，認識到自己需要裝備，就來到不列顛的奧克傑爾（Auxerre），在主教座堂的同工團中，學習正統信仰，被按立為執事。當431 年時機來臨，羅馬主教要選立一位主教赴愛爾蘭，帕氏並未獲選。但是一年之內這位愛爾蘭主教過世，帕氏才被任命為愛爾蘭主教，這時帕氏已經40多歲，離開愛爾蘭已經20年了。帕氏在其《懺悔感恩錄》中說∶“感謝神，主終於在如此多年之後，照他們所呼求的應允了。”

　　愛爾蘭在第5世紀時，是由蠻族君王分疆而治，有許多部落。帕氏所到之處，他先向國王傳福音，國王信主，整個部落就全體歸主。他在愛爾蘭各地，建立修道院，以修道院為教牧中心，此一制度在未來的世紀大顯功效。他在今日的都柏林，建立其主教座堂，以此為中心在全島各地宣道。被稱為“愛爾蘭的使徒”的他，死於461年3月17日，在愛爾蘭稱為“聖帕垂克日”（國慶日），以紀念他對愛爾蘭民族的貢獻。

　　結論∶“你是我異象”

　　從烏非拉到帕垂克，我們看見宣道運動的影響重大。愛爾蘭教會的修道與宣道，值得今日教會深思∶

　　(1) 宣道是宣講聖經正道，烏非拉的亞流派思想，引導哥特人與其他蠻族陷入異端數百年之久，危害頗深。身為修士的帕垂克，清楚蒙召要赴愛爾蘭宣道，先到主教同工團中謙卑學習正統信仰，參與事奉。他在多年之後才踏上愛爾蘭的土地，打好愛爾蘭教會與修道院的根基。今日教會的宣教工作，有些沒有長遠計劃，有些忽略教義裝備，急功近利，追求數字成果報表，真是揠苗助長。

　　(2) 本地與海外宣道，是教會的使命與任務；教會應該全體總動員參與。愛爾蘭的教會，本身就是宣教的大本營，生生不息的訓練與差遣宣教士。無奈今日教會許多是獨立堂會，並不組成區會與總會，以致單打獨鬥，各自為政，無法整合宣教人力資源。於是獨立於教會之外的宣教機構四起，取代了教會原有的宣教功能；機構獨行其事，與教會脫節，又不受教會的監督，真是孤掌難鳴。

　　(3) 教會是養育信徒靈命，培訓教義的所在；所以，神學教育與靈命進深不應該在教會之外。愛爾蘭的教會是教牧訓練中心，也是“修道院”的所在；宣道與修道的合一，塑造出許多教牧宣教人才，都是信仰純正與靈命忠貞的精兵。反觀今日教會忽略紮實的門徒訓練，信徒生活的教義根基薄弱，靈命膚淺短視。於是，教會之外的神學院或靈修機構紛紛設立，代替教會培育人才；與教會脫節的機構，所訓練出的工人，缺乏受苦心志與事奉經驗，只有令人大嘆工人荒。

　　(4) 今日有些教會高舉“異象與使命”的宣教口號，但是真正訓練宣教士，差遣他們赴遠方宣教工場者，並不多見。歸根究柢，還是沒有看清真正的異象何在；不少人舉目看田，不多人註目耶穌。愛爾蘭的修士即宣教士，因為他們深知“唯獨基督，是我異象”。他們最喜愛吟唱的聖詩是“你是我異象”（Be Thou My Vision）∶

　　我心愛的主，你是我異象；除了你以外，我別無異象；

　　白日或黑夜，我最思念你；醒來或躺臥，你同在是光。

　　換言之，愛爾蘭宣教士的真正異象，不是自我中心的激情，也不是宣教工場的果效，甚至不是宣教對象的本身，乃是主自己的榮耀。他們的標竿就是“不見一人，只見耶穌”。19世紀從英國遠赴中國宣教的戴德生，也說過∶“假若我有千鎊英金，不留下一磅不給中國；假若我有千條性命，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是中國，乃是基督”。唯有如此，基督徒的生命與使命才能合一∶我們的使命乃是生命的流露；教會的宣道乃是靈命的彰顯。宣道的異象，就是主基督，“你是我異象”！

40.訪問古道，勇於歸正　　

　　早期教會的基督徒，承襲舊約聖徒的信念∶“聖約子民團體”在日常生活每一方面，都要活在神面前過敬虔生活。他們不認為“聖約生活”只局限於正式聚會與敬拜禮儀而已。對他們而言，“守主日敬拜主”是非常重要的，會啟動一星期的聖潔生活；“洗禮”和“主的晚餐”是恩典之約的記號與印證，也是神施恩給聖約子民的媒介；“教會紀律與勸誡”是聖約子民的生活操練與管教，保護群羊過聖潔生活。

　　聖約子民團體

　　早期教會的信徒，清楚認識“教會”是蒙神恩召，從世界中分別出來的團體；神在主基督裏與選民所立的“恩典之約”，在新約時代的應驗是從五旬節開始的；新約教會是在“主基督的受死，覆活，升天，聖靈降臨”之後起始的，是與舊約時代中的聖徒同為一體，同屬“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舊約聖徒被稱為“被成全的義人”，與新約子民同屬天上錫安山的教會（《來》12∶22-24）。

　　所以，第一世紀的教會信徒，包括猶太人與外邦人，都認清自己與舊約聖徒血脈相連，同為恩典之約的聖約子民。舊約聖徒守安息敬拜主，新約子民也在主日守安息敬拜主；舊約聖徒受割禮，新約子民受洗禮，洗禮等同於割禮（《西》2∶11-12）；舊約聖徒守“逾越節的晚餐”，新約子民守“主的晚餐”，是同一意義（《林前》5∶7）。新約的聖禮“洗禮”與“聖餐”，與舊約的聖禮一脈相傳，是身為聖約團體的教會，所不可或缺的。

　　主日敬拜

　　新約聖經記載∶初代教會的崇拜聚會是在每周的第一日（《徒》20∶7；《林前》16∶2），記念歡慶主耶穌基督在七日的第一日從死裏覆活。從那一天起，教會都是在此日聚會敬拜。這一日被稱為“主日”（《啟》1∶10），是整個基督徒生活與教會敬拜事奉的中心。“主日”是歡喜快樂的敬拜之日。

　　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基督徒，守主日與主餐，也謹守第七日安息日與舊約節期，表明他們沒有背棄摩西律法。然而，當猶太教的會堂領袖驅逐逼迫他們，再加上主後70年的聖殿被毀之後，猶太基督徒也就不再守舊約的安息日與節期。“實體”已經來到，這些可守可不守的“影兒”就漸漸消失了。在外邦各地所建立的教會，從一開始就只守主日，不守安息日。主後第二世紀的伊格那丟（Ignatius），《巴拿巴書信》的作者，殉道者遊斯丁（Justin Martyr）的論述，都詳細說明為何基督徒守主日，不守安息日。

　　無論是外邦或猶太地的基督教會，都很清楚∶“主日”聚會敬拜，是主耶穌自己與使徒們的清楚教導；“主日”是特別作為敬拜，奉獻，靈修默想的日子。雖然每一天都是主的，主賜給我們的日子；正如每一餐晚餐都是主的，主賜給我們的晚餐（《羅》14∶5-6）。但是“七日的第一日”特別被分別出來稱為“主的日子（the Lord's Day）”，正如“主的晚餐（the Lord's Supper）”與其他每日的晚餐有別。在新約原文“主日”與“主餐”所用的形容詞“主的”是特定專用的，沒有用在其他日子或晚餐上。早期教會尊“主日”為聖，敬拜主享安息。他們稱此日為“新約的安息日”，因為深知“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來》4∶9）。

　　主日敬拜的地點與程序

　　早期教會的主日崇拜，通常是在信徒家庭裏聚會，或在荒郊野外，甚至在墳場墓穴裏舉行，以避開騷擾逼迫。約在主後230年，皇帝瑟維如（Severus）準許基督徒在羅馬城建造第一所教堂，為正式聚會之用。後來才開始有各地基督徒興建教堂之事。從260至303年之間，一般說來，基督徒享有在教堂裏公開聚會的自由。當皇帝戴克理先從303年開始大逼迫時，許多教堂被拆毀。後來，康士坦丁掌權執政之後，恢覆了基督徒的自由敬拜，修覆各地的教堂建築。

　　關於“主日崇拜”秩序，在主後109年，庇推尼（Bithynia）總督普利尼（Pliny the younger）上書皇帝特拉建（Trajan），書信中記載基督徒的崇拜。他說∶在星期日日出之時，基督徒聚會，唱詩禱告，領受聖餐；到了晚上，舉行聚會與愛筵聚餐。

　　遊斯丁在其《護教書》（約在主後140年）中說到“主日崇拜”的秩序∶“在稱為星期日的那天，基督徒在一起聚會，誦讀使徒的教訓或先知的著作，時間是盡可能的長。讀完之後，領會者勸勉大家效法學習書中所說的寶貴真理。然後，會眾起立，同聲獻上禱告”。這顯示“誦讀聖經”的時間頗長，其他史料指出；在讀經之前或當中，穿插吟唱舊約詩篇或聖經中的頌詞。到了第三世紀，主教或長老的講道，在某些地區已成定型。

　　講道之後，祈禱頌讚之後，第一階段告一段落，宣告解散，未受洗者先行離開。受洗的正式會員，留下參加崇拜後半部的“聖餐聚會”。未受洗者是不可以領受聖餐的，因為不明白聖餐真理或犯罪未蒙宣赦者，是吃喝自己的罪。“聖餐聚會”以悔改認罪，感恩代禱開始，然後領受聖餐，並以感恩頌讚結束。

　　聖約家庭洗禮

　　主基督親自頒布“大使命”，要教會施行洗禮，直到他再來（《太》28∶19-20）。彼得在五旬節的講道，清楚說到“要悔改奉主耶穌的名受洗，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徒》2∶38-39）。所以，初代教會給信主者以及他們的兒女施洗。家長和屬他的人都要受洗，例如∶哥尼流全家，呂底亞一家，腓立比典獄長全家等。

　　洗禮是聖約的記號與印證，全家歸主，全家受洗，神與全家立約，這稱為“聖約家庭洗禮”，延續與應驗舊約中的“割禮”（《創》17章）。新約聖經清楚啟示∶舊約的“割禮”等同於新約的“洗禮”（《羅》2∶28-29； 4∶11；《腓》3∶3；《西》2∶11-12）。舊約的聖徒從亞伯拉罕以來，是全家受割禮，所以新約的聖徒也是全家受洗。因為以信為本的人，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神並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加》3∶7；《來》2∶16）。

　　從使徒時代以來，教會就施行聖約家庭洗禮，對象包括信主的家長，家中的兒童與嬰兒。遊斯丁在《護教書》中說到∶許多老年信徒，從小就是主基督的門徒。坡旅卡（Polycarp，約69-155）在殉道時說“我事奉主86年”，顯示他是從小受洗。愛任紐（Irenaeus，約130-200）說“嬰兒也屬於重生（受洗）範圍之內”。俄利根（Origen，約185-254）清楚明說“嬰兒受洗是由使徒們傳下來的”。居普良（Cyprian，約200-258）說“應當給小孩施洗，越早越好”。

　　特土良（Tertullian，約160-225）是教父中唯一反對給嬰兒與兒童施洗的。他認為∶洗禮是洗凈受洗之前所犯的原罪與本罪，如果太早受洗，就很難處理受洗之後所犯的大罪。所以他也勸誡信主的成年人，盡量延後受洗的時間。所以他讚成給身體有重病的小孩或成人施洗。由此可見，他反對的理由，並非是根據解經或歷史傳承，乃是道德生活上的。但是拖延受洗時間至死前，也使得一些信徒繼續犯罪不悔改，將臨終洗禮作為護身符。

　　其實，特土良的反對，正顯示∶在當時“嬰兒受洗”已經是教會中普遍流行的作法。他的理由並不被他的門徒居普良接受。他的反對，在北非並未帶來實質影響，因為後來他加入異端的孟他努派（Montanists），而居普良成為迦太基的主教。另外，第三世紀初期的著作《使徒傳統》（Apostolic Tradition），一般史家認為是羅馬的希坡拉特（Hippolytus，約170-236）所編纂的，論到教會中聖禮的實施，清楚指明要給嬰兒施洗。

　　早期教會施行洗禮的方式，是浸水，澆水或灑水皆可。由於聖經本身並未規定洗禮的方式，“洗”（baptism）此字希臘原文，在聖經或經外文獻皆非專指全身浸入，也用於澆水與灑水。在水邊，施洗者與受洗者下到水裏，與從水裏上來，並不能證明他們是全身浸入，可以是腳站入水中或半身在水中；至少施洗者不會全身浸入水中。既然聖經本身沒有規定洗禮是“浸或澆或灑”，所以早期教會中三種作法皆有。

　　根據《十二使徒教訓》（Didache，第一世紀末或第二世紀初著作）的教導，施洗可在河邊湖邊（受洗者站在水中），或聚會地點（澆水在受洗者頭上）。到了第一世紀末時，一般作法是澆水在頭上三次，雖然也有半身站在水中，澆水在頭上者。居普良在書中論說∶“洗禮的方式是浸或澆或灑，並不重要”，表示他擁護澆水與灑水禮。

　　主的晚餐

　　主的晚餐是主基督自己在被賣的那一夜，在逾越節晚餐時設立的。初代教會認知這是應驗舊約“逾越節晚餐”所預表的。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0∶16-17與11∶23-29清楚教導“聖餐的意義”，(1) 與“洗禮”相同，是恩典之約的記號與印證；(2) 聖餐表明我們與主相交團契，堅固我們的信心；(3) 聖餐將領受者與世人分別出來；(4) 聖餐見證領受者事奉主基督，為主而活直到他再來。

　　《十二使徒教訓》，伊格那丟與遊斯丁的著作，都說明“聖餐”是主日崇拜中重要部分，主要意義是“感恩”（Eucharist）。後來此詞取代了“擘餅”作為“聖餐”的名稱。伊格那丟認為∶在聖餐中，外在形質與內在恩典聯合在一起。遊斯丁詳細描述“聖餐聚會”的過程，強調這並非普通的飲食，只有受洗者以信心來領受，因為這是救贖主基督以他的肉與血，來養育我們。愛任紐認為∶餅和杯是主基督的肉與血的真實表記。

　　北非的特土良，雖然主張聖餐中表記與實體的區分，但是強調我們也同領了主基督的肉與血。居普良認為基督徒領受聖餐，是得救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亞歷山大的革利免與俄利根，以靈意寓意來解釋聖餐的餅和杯，是他們個人看法，並非代表亞歷山大教會的正式教義。然而，他們還是非常看重聖餐。

　　教會的紀律與勸誡

　　根據主基督在《馬太福音》18章的吩咐，地方教會具有“捆綁與釋放的鑰匙權”來管教教會的會友，為的是要使聖約子民的靈命得益處，維護教會的聖潔（《林前》5章）。早期教會認真執行管教勸誡，以“嚴格紀律與勸誡”出名。在康士坦丁當政之前，教會的紀律是藉著內部對犯罪者的道德性勸懲，與政府民刑法無關。當第四世紀政教合一之後，犯罪危害教會而不肯悔改者，被視為社會的公害。重犯如傳講異端教訓者，除了被教會開除會籍之外，也可被政府處以重刑或放逐。

　　犯了重大罪惡，被開除會籍者，悔改之後被稱為“悔罪者”，必須從“學道班”從新開始，省察信仰生活。他必須禁戒一切娛樂，禁穿美衣裝飾，禁止行房；認罪懺悔，不斷禱告，禁食默想，救濟窮人行善。這些“悔罪補贖”（penance）過程的時間長短，要看罪行的嚴重程度，由教會牧者來決定。關鍵是要確定當事人是否真心悔改歸正。

　　教會到了第三世紀末，已經發展出一套固定的悔罪補贖程序。其具體實施步驟，首次在314年的安卡拉會議（Council of Ancyra）定案。總的來說，悔罪補贖有四階段∶哭泣（於教堂門口），學道（可聽聖經課與講道），跪禱（以跪姿參加公禱），站立（以全程站立參加崇拜聚會）。經歷這四階段，通常需要三到四年，視情況可縮短或延長。悔罪者完成上述規定後，在教會中公開認罪，由牧者按手禱告祝福後，會眾親嘴接納之後，就恢覆領聖餐之資格。當事人重享聖約子民的會員權益，但是永無資格擔任聖職。

　　結論∶訪問古道，歸回正道

　　早期教會是今日教會之根源。早期教會的聖約團體生活，守主日敬拜，按聖經施行聖禮，認真執行管教紀律，留下美好之典範。今日教會似乎成了失根的蘭花，陷入後現代的迷思之中。我們應當學習早期教會歷史，歸回善道正道∶

　　1. 今日教會受到世俗潮流影響，將現代企業管理，市場行銷的方法引進教會；甚至美其名為“慕道友導向教會”，“行銷教會”，“新興教會”，以配合罪人自我中心的趨向，想吸引慕道友參加，來加速人數的增長。這些作法共同的根本錯誤，在於∶忽略教會是神聖約子民團體，以敬拜神為首要中心，不是以滿足人的需要為中心。只有在敬拜榮耀神之後，人的需要才能得到真正的滿足。教會若不是 “以主基督為導向”，就失去了存在的目的與意義。

　　2. 今日教會忽視“守主日”的真理，並不認真管教會友，教導“守主日”是必須的。有些教會為了方便，將崇拜聚會改至星期六或周間；有些高舉“小組聚會”取代了主日崇拜的首要性。難怪今日一些教會軟弱無力，缺乏委身主基督的門徒。因為凡是不看重“守主日”的信徒，一定不會將最好的獻給主；在主日忙碌於其他事物者，不會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3. 有些教會反對給嬰兒或兒童施洗，並且強調只有“全身受浸”才是唯一合乎聖經的作法。這樣說法是來自16世紀的“重洗派”（Anabaptist）的教導，並非改教家路德與加爾文等的立場。改教家反對“天主教的嬰兒洗禮”（迷信禮儀本身有重生效力），歸回聖經強調“聖約家庭洗禮”的真義，即“神恩約應許的實現”，若將之改換成“個人信心的表白見證”，實系本末倒置。外在的洗禮是恩約的印記，並非保證當事人必有真實得救的信心。忽略“聖約家庭洗禮”，使得家長有意無意認為兒女在受洗前沒有重生，不在主裏。聖經明說“信主家庭的兒女是聖潔的；作兒女的要在主裏孝敬父母”（《林前》7∶14；《弗》6∶1）。反對給信徒兒女施洗者，視他們在聖約之外，當他們是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真是虧負了他們。

　　4. 有些教會將聖餐當作是不重要的儀式，沒有根據聖經來教導聖餐的目的和意義；有些教會不按真理舉行聖餐，讓尚未受洗者領受；更有些教會，更改聖經“《林前》11章”所定規的施行方式（例如先領杯再領餅，或將餅浸入杯中），草率行事；還有些教會，甚至一年才舉行一兩次，違背聖經所說“要經常如此行”。難怪弟兄姊妹的靈命饑渴，不得飽足。凡是不經常“守主餐”的會友，一定不常記念主基督並他釘十字架，也不會經常見證表明主的死與覆活，更不會熱烈盼望他的再來。

　　5. 華人教會在管教勸誡方面，過於松散。有些教會不看重正統教義，會員偏離真道信仰也不糾正，甚至道德敗壞者也不加以嚴格勸誡。有些教會領袖，不知道應如何進行聖經的勸懲步驟；有些礙於人情，不認真執行管教。有些在原教會被懲戒的信徒，逃到其他教會，卻若無其事的大受重用。教會唯有認真執行聖經的管教紀律，才能過聖潔生活，享受主的同在，才能使真心痛悔者得到覆健，榮耀主的聖名。

　　今日教會必須不斷學習教會歷史，不然就會漸漸淡忘至完全遺忘。學習教會歷史，使我們更加認識神的心意與正統信仰的傳承；使我們避免靈命膚淺，幼稚短視；使我們效法先賢榜樣，避免重覆錯誤。主勸誡我們∶“你們當站在路上察看，訪問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間，這樣，你們心裏必得享安息！”（《耶》6∶16）讓我們靠主恩典，訪問古道，勇於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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