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典：神赐给我们什么？

摘自《宗教改革为何仍然重要》，作者Michael Reeves 和 Tim Chester, Inter-Varsity Press London, Engla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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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前，教导他的学生说，人得救是靠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救恩“出于应许人的神纯粹的怜悯”。这种教导丝毫不令罗马宗教裁判所的人感到诧异，因当时仍是修道士的马丁路德持守的，正是罗马自己的神学；他忠心教导标准的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教义，就是人得救是靠恩典。

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人士对此不感到诧异，但也许你会感到诧异。宗教改革爆发，岂不完全是因为罗马天主教错误教导人靠行为得救吗？但这并没有完全把握实情。更要紧的，这未能把握改教家们奇妙和敏锐的信息。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对恩典的理解

宗教改革前的马丁路德教导说，得救“不是根据我们的功德，而是根据一位怜悯人的神纯粹的应许”，这听起来非常“宗教改革”，但他接着解释：

 “一切都是神施恩赐下，只是根据祂怜悯的应许，但祂要我们竭尽所能为此作好预备。”

因此根据这种教导，神确实凭恩典施行拯救，但恩典是赐给为此“作好预备”的人；或按当时其他人的教导，“神不会不把恩典赐给尽全力的人。”

按照这种神学，神是圣洁，但我们在灵里是懒惰，只有圣洁的人才能上天堂，与一位圣洁的神在一起；我们不能鼓足干劲成为真圣洁。因此神赐我们恩典，“恩典”就像一罐灵命的红牛，人不能鼓足干劲成为圣洁，神就赐人恩典，人就突然变得更热心、更有能力。

这是一种靠恩典得救的神学，但绝对不是唯独靠恩典得救的神学。它认为，神提供了恩典，是人要赚取永生就必需的动力，但恩典并不实际赐人或保证人得永生。恩典的红牛是给想要和追求恩典的人的，恩典拯救人，只是指它使人能成为圣洁，人以此圣洁赚取他们的得救。

二十一世纪的抗罗宗和福音派人士可能会认同这一点，人仍把恩典看作是神分发给人的祝福，我们知道神赐人恩典施行拯救，但我们仍看自己、看我们的行为，以此认识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本应坦然无惧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但实际上我们的罪和失败让我们退缩；我们无视耶稣的拯救，觉得因我们的行为不良，自己就不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

宗教改革对恩典的理解

身为改教家的马丁路德教导说：“不是行得多的人为义，而是不靠行为，多多相信基督的人为义。恩典不是神在我们的义行这根基上建造，恩典不是神帮助我们行义。神不是在我们的根基上建造，而是从无创造出生命。”这意味着马丁路德不是求神帮助，然后最终靠自己，而是转过来完全依靠基督。

马丁路德说：

 “神的爱不是来寻找，而是创造这爱所喜悦的……神的爱不是求它自己的善，而是发出善，赐下善。因此罪人显得有吸引力，这是因为他们蒙神所爱；他们不是因有吸引力而蒙神所爱。”

按宗教改革的思想，恩典不再像是一罐灵命的红牛，它更像一场婚姻。马丁路德讲福音就像“基督这位富有、自己就是神的新郎”，与“这贫穷、邪恶的妓女结婚，救赎她脱离她一切的邪恶，用祂一切的美善装饰她。”在婚礼上，一场奇妙的交换发生，这位君王取了祂新娘一切的羞耻和欠债，这位妓女领受了她新郎所有的财富和王的地位。耶稣和凭信心与祂联合的人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事：

 “基督充满恩典、生命和救恩，人充满罪、死和定罪。现在让信心临到他们中间，罪、死和定罪成为基督的，而恩典、生命和救恩归给人；因为如果基督是新郎，祂就必须把祂新娘的事情取过来，把祂的东西赐给她。如果祂把祂的身体、甚至连祂自己都给了她，祂岂不会把祂一切所有给她吗？如果祂接受了新娘的身体，祂岂不会把她一切所有都取过来吗？”

在这故事里，这位妓女发现她已被立为王后，这并不意味着她行事为人总是有王的风范，但不管她表现如何，她的地位是王的地位，现在她是王后。信徒也是如此：她仍是罪人，还会跌到、走偏路，但她得到王的完美新妇这义的地位。一直到死，她都是既是完全为义（她在神面前的地位），也是罪人（按她的行为）。.

这意味着，信徒把自己的行为当作衡量自己在神面前义的准确尺度，这是完全错的。她的行为和她的地位是有分别的。这位妓女与王生活，感受到从祂爱而来的安全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像王后，但她不能变得超越王后。同样，随着时间发展，信徒会变得越来越像基督，但绝不可能变得更为有义。因此，因着基督，而不是她行为表现的缘故，罪人就能经历一种击破绝望的信心。

 “她的罪现在不能摧毁她，因为这些罪放在了基督身上，被祂吞没。她有了在她丈夫基督里的义，她能以这义作为她自己的义夸口，面对死亡和地狱，她能满有信心将这义与她的罪摆在一起，说：‘如果我犯了罪，但我相信我的基督，祂没有犯罪，祂的所有都是我的，我的所有都是祂的。’”

什么是恩典？

罗马天主教靠恩典得救的观念和宗教改革唯独靠恩典得救的信息，两者的分歧比一眼看上去要大得多，不仅在于“唯独”这一个词；对双方来说，“恩典”一词的含义本身就有很大分别。

在罗马天主教的思想当中，恩典被看作是一样“东西”，像红牛一样的一种力量或燃料。天主教徒会祷告说：“万岁，充满恩典的马利亚！”仿佛马利亚充满了属灵的咖啡因。也许天主教对恩典的这种观念，是最清楚体现在红衣主教纽曼（John Henry Newman）《赞美至高至圣者》这首赞美诗的最后一部分：

愿比恩典更大的恩赐，

炼净我们的血肉之躯，

就是神的同在与祂自己，

一切属神的精髓。

按纽曼的想法，“神的同在与祂自己”与“恩典”是不一样的。恩典是一种恩赐，但神的同在，是“比恩典更大的恩赐”。

马丁路德和他的改教家同袍根本就不是这样看恩典。对他们来说，“恩典”根本不是一样“东西”，恩典而是神位格的仁慈，藉此恩典，祂不仅加我们能力，还拯救我们，并且（请留意与纽曼的对比）藉着恩典白白地把祂自己赐给我们。或更精确地说，不存在着恩典这样的“东西”；只有基督，基督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祝福。这样，马丁路德就愿意不多多抽象讲“恩典”，而是多多讲基督。例如：

因此，信心使人称义，因它抓住并得着这宝贝，就是眼前的这位基督……凭信心抓住，活在人心中的这位基督是基督徒真正的义，因这义的缘故，神算我们为义，赐我们永生。

换言之，我们在福音中领受的恩典和义，不是别的，正是基督祂自己：“基督……是神的大能、公义、祝福、恩典和生命。”

唯独在恩典之下生活

凡知道神因耶稣，而不是他们的行为有多好而接纳他们、爱他们的人，都可以得着就像基督祂自己一样稳固的信心；在基督里他们有一种无可超越的义，这义就像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13:8）。

但他们是否会太过有信心，天堂在手，他们会不会觉得他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罗6:1）？许多罗马天主教徒听到改教家的信息时有如此疑惑，从那时起，不仅罗马天主教人士看到这危险。在二十世纪，路德宗牧师潘霍华看到周围的人和教会向希特勒屈服，认为一种对恩典的错误态度要为此负部分责任。他抨击那种“廉价的恩典”：

廉价的恩典意味着称罪为义，而不是称罪人为义。人说，唯独恩典做成一切，因此一切都能保持原样……廉价的恩典是传讲赦罪却不要求悔改……廉价的恩典是没有作主门徒的恩典，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没有永活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恩典。

潘霍华说的“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确实是关键，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正是改教家们避而远之的。他们传讲唯独恩典的信息，并不是给人更多那是“东西”或灵命燃料的“恩典”，他们向人传的是基督。换言之，唯独靠恩典得救只是唯独靠基督得救的另一种说法。路德写道：“通过相信基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祂的一切都已经成为我们的；其实，祂自己成为我们的。”这就让唯独恩典的信息和廉价恩典的信息有了天壤之别。

正如在理想的婚姻中， 一男一女联合，为的是得到彼此；同样，信徒信靠基督，与祂联合，为的是得到祂。首先和最重要的，不是为了得到天堂、义、生命或任何别的祝福，而是为了得到基督，所有其他这些福气是在祂里面藏着。比如，使徒保罗非常强调唯独靠恩典得救，他在腓立比书说，他情愿离开，不是为了“上天堂”，而是要“与基督同在（腓1:23）。对他来说，天堂最大的吸引就是基督。 

这意味着人不接受使人成为圣洁的基督，就不能真正领受使人称义的基督。信徒唯独信心白白领受的永生是圣灵的生命，圣灵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基督（林后3:18）。这意味着圣洁的生活不是在福音背后隐藏起来、让人感到尴尬的附加条件，躲在唯独靠恩典的好消息背后的陷阱。唯独靠恩典得救，这本身就是奇妙的好消息：通过这福音，神行事，使我们得自由，不仅脱离将来罪可怕的刑罚，也脱离罪目前辖制的权势。唯独恩典是最有能力的解放信息：完全解放脱离地狱，渐进解放脱离地狱污秽但让人上瘾的气息。因此保罗可以这样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祂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多2:11–14）

因为真正的恩典绝不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保罗按理性能将“白白的拯救”与“行善”并列传讲，并不觉得这有任何问题：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2:8–10)

这不存在任何张力，因为只有一种真正的生命，相信的人白白得救要得到的生命：脱离罪的捆绑，认识神，与神良善、圣洁的生命有份的生命。

 “我的锁链滑落”

历世历代一贯的见证，就是认同神唯独通过祂的恩典施行拯救的人，认识到这信息是至为甜美解放的信息。马丁路德发现这一点时写道：“我感到我完全得到新生，通过敞开的大门进入乐园。”若干年后，英格兰的丁道尔把这称为“美好、让人欢喜和喜乐的消息，让人心喜乐，让他歌唱、跳舞、欢喜跳跃。”

十七世纪《天路历程》作者的约翰班杨对此信息的反应，就是当他发现他的义完全是在基督里，而不在于他自己，就高声欢呼：“现在锁链真的从我腿上滑落，我从患难和铁链中得脱。”

十九世纪的查尔斯▪卫斯理，描写他发现神的拯救，说这是“完全的怜悯，无限和无条件”，他在他著名的赞美诗《奇异的爱》中写道：

.我灵受困，多年在牢狱中，被罪包围，黑暗重重；

主眼发出复活荣光，我灵苏醒，满室光明！

枷锁脱落，心灵获释，我就起来，跟随主行。

不再定罪，心中除尽忧愁，我拥有主幷祂所有。

主内生活，让祂居首，穿起义袍，圣洁无垢；

坦然无惧到宝座前，借主救赎获得冠冕。

对班扬和卫斯理来说，唯独靠恩典得救的信息是关乎从监狱逃脱的信息。

今天情况依然如此。它依然是人得终极解放的唯一信息，这信息有最大的能力，让人得释放兴旺。唯独靠着恩典，那些知道自己是失败的人，他们经历的，并不只是从神而来一点点灵里的助力，帮助他们做得更好；他们能经历在基督里全新和得胜的身份。他们能经历得救的确据，得释放脱离罪责，与一位关怀他们的大能天父有甜美亲密的相交。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开始衷心愿意跟从主，祂是一切恩典和各样美善的源头。他们可能曾经有赚取永生的强烈愿望，企图成为圣洁；现在他们努力成为圣洁，是出于一颗被改变的心，要得着基督，看见祂仁爱、良善、慷慨和祂一切圣道的美。

為什麽宗教改革依舊重要？Why the Reformation StillMatters

作者： Michael Reeves   譯者:   Maria Marta

https://tabletalkmagazine.com/article/2017/10/reformation-still-matters/

https://plus.google.com/u/0/106695469993489516884/posts/B95iBBYiSks

2016年10月31日，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在瑞典倫德主教座堂參加大公祈禱禮儀時）表示，五百年後，現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可以「超越那些常常妨礙我們彼此相互理解的爭議和分歧，有機會修補我們歷史關鍵時刻上所發生的裂痕。」這些說話聽起來好像宗教改革是一場不幸和不必要的，為瑣事而發生的爭吵，而現在我們成熟了，能夠把種幼稚的情緒爆發拋諸腦後。

請對馬丁·路德說這些話吧，路德在重新發現唯獨因信稱義，感到無與倫比的自由與喜樂時，揮筆寫下：「我感到自己全然重生，已經走進了敞開的大門，來到天堂」。請對威廉·丁道爾（William Tyndale）說這些話吧，他發覺宗教改革這一如此令人「快樂、高興、歡欣的消息」，情不自禁地「唱歌、跳舞、歡呼振奮起來」。請對湯瑪斯•比爾尼（Thomas Bilney）說這些話吧，他發現宗教改革給他一種「奇妙的安慰與寧靜，以致我受傷的骨頭也歡呼雀躍。」顯然，第一批改教家並不認為他們在挑起青少年般的紛爭，正如他們所認為的，他們發現了大喜的佳音。

1517年的好消息

在十六世紀初，歐洲沒有一本象這千年來人們一直能夠閱讀的聖經。 故此，托馬斯·比爾尼從未聽（或讀）過這句話：「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提前一15）。 沒有上帝的聖言，人們只能認為上帝是一位賦予人能力去賺取他們自己的救恩的神。當天的教師們都喜歡這樣表述：「上帝不會拒絕施恩給那些做得最好的人」，但作為鼓勵說話，其意思對認真看待這些說話的人產生了持續不利的影響。你怎麽確定你真的做得最好？你怎麽告訴自己，你是否成為那種配得拯救的人呢？

無疑，馬丁·路德為這些說話而努力不懈過。他曾寫道：「我是一個虔誠的修士，嚴格地遵守規則，可以說，假如一個修士，可以通過修行到達天堂，我應該有這種資格。」然而，他發現：

「我的良心沒有給我確據，我總是在懷疑，總是說，『你那樣做不對。你懺悔得還不夠。還有一個罪，你沒有認。』 我每日越努力去矯正一顆不確定、軟弱，和受人類傳統困擾的良心，我就越發現它更不確定、更軟弱、與更受困擾。」

根據羅馬天主教的教導，路德不確定自己一定會上天堂是非常正確的。確信會上天堂被視為是錯誤的假設，並且在1431年對貞德審判中，這是對她的其中一項指控。法官宣告：

「這個女人說她肯定被接納進天堂，好像她已經有份於………榮耀,  她在犯罪，因為在塵世的旅程當中，沒有一位朝聖者知道他是否配得榮耀或懲罰，只有至高無上的審判官才能確定。」

這種判斷在系統邏輯裏完全合情合理：假若只有我們能上天堂，是因為我們（藉著上帝賜能力的恩典）個人配得到的，所以當然沒有人能確定。順著這條線索推理，我只有確信自己無罪，方能確信自己會上天堂。

這正正是年輕的馬丁·路德還作學生的時候，有次幾乎在雷雨中被閃電擊中，害怕得尖叫起來的原因。他害怕死亡，因為他不認識基督足夠、恩慈的救恩-----不知道唯獨因信稱義------他對天堂沒有盼望。

這也是為何他在重新發現聖經的唯獨因信稱義時，感覺象穿過敞開的大門，進入了天堂的原因。這意味著，他不再有焦慮和恐懼，故此他能寫出：

「當魔鬼將我們的罪拋在我們面前，宣告我們配得死亡和地獄的時候，我們應該如此說：『我承認我配得死亡和地獄。那又怎麽樣呢？這是否意味著我將被處下地獄的永恒刑罰？絕無此事。我知道那一位替我受苦，滿足了上帝公義的要求。那一位的名字是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祂在哪裏，我也在那裏。』」

這更是為何宗教改革使人獲得聽道和聖經閱讀的一些體驗的原因。因為宗教改革是為了人能夠閱讀上帝的聖言，從中領受上帝拯救罪人，不是基於他們悔改的程度，而是基於他們對其恩典的完全依靠的好消息，這好消息就像地中海的陽光照射，光芒灑向漆黑的充滿宗教罪惡的世界。

2017年的好消息

在過去五百年，宗教改革所承傳的精髓與實用性絲毫沒有減弱。同一關鍵問題的答案，在人類的絕望與人類的幸福之间依舊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我死後將會怎樣？我如何知道？稱義是獲得義之地位的禮物（正如改教家所爭辯的），抑或是一個變得更加聖潔的過程（如羅馬天主教所斷言的）？  我能確信唯獨依靠基督得救呢？抑或我的救恩取決於自己努力和成功地達致聖潔？

幾乎可以肯定，「宗教改革只不過是對當天的一些問題的一種反應」這種觀念易使人混淆，讓人誤認為宗教改革是我們可以超越的一些歷史。但我們越仔細察看，就越清晰地認識到：宗教改革首先不是一場與羅馬及其腐敗脫離關係的消極運動；而是一場歸向福音的積極運動。這恰恰是宗教改革之正確性為今天所存留的。假若宗教改革僅僅是對五百年前的歷史形勢的一種反應，人們便認為它應該結束了。但作為一個更加靠近福音的程序，它不可能結束。

另一種異議是，當今文化中的積極思想和自我價值感，已將罪人必須稱義的所有感知需要抹掉。今天能穿著剛毛襯衣（苦行者穿的），堅持整夜在寒冷中禱告，以賺取上帝恩寵的人為數不多。總的說來，路德在上帝審判前飽受罪咎折磨的問題，已被視為十六世紀的問題而遭摒棄，因此，對我們今天而言，路德唯獨因信稱義的解決辦法同樣被視作不必要而遭搁置。

但事實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路德的解決辦法，作為帶來歡欣、與人相關的消息而響遍大地。因為拋棄我們在上帝面前必定有罪，因此需要上帝的義的觀念，我們的文化便會以更微妙的方式屈從於罪咎這個老問題，絕無能力作回答。今天，我們都飽受這些信息的轟炸：當我們使自己變得更有魅力，我們就會更加受寵愛。這也許與上帝不相關，但卻仍然是一種宗教工作，這想法已深深紮根於人裏面。因此，宗教改革是最閃爍的好消息。路德的說話象突如其來的，穿破黑暗的璀燦陽光。

然而上帝的愛並不是尋找，而是創造祂所喜悅之事物……上帝的愛並不尋求自己的益處，反而流溢出來，贈恩惠予人。因此，罪人因為被愛而具有魅力；不是因為具有魅力而被愛。

再一次，時機成熟了

五百年後，羅馬天主教會仍未改革。仍有那麽多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使用所有溫和的普世語言，羅馬天主教依舊否認因信稱義。她認為可以這樣否認，因為教皇和議會沒有將聖經視為最高權威，而教義必須與聖經相符。因為聖經這樣遭貶低，讀寫聖經是不受鼓勵的，因此數百萬可憐的天主教徒仍看不見上帝話語的亮光。

在羅馬天主教以外，唯獨因信稱義常被視作無關緊要、固執乖僻、或令人困惑的教義而受到回避。有關使徒保羅對稱義看法的一些新觀點，特別傾向於將重點從個人歸正之需要轉移，使稱義與其他事情同等，混淆人的思想，並在發表的文章中說，馬丁路德說不能放棄或妥協正好表明這教義-------已經是放棄或妥協了的。

現在不是羞於宣告稱義或聖經之最高權威的時候。唯獨因信稱義不是歷史書上的遺物；今天它依舊是獲得最終自由的唯一信息，這信息大有能力，能促進人類發展與繁榮。這信息賜給我們確據，讓我們確信能夠站在聖潔的上帝面前，並能將企圖收買上帝的罪人轉變成愛慕和敬畏上帝的人。

傳播這大好消息，今天是多麼難得的好機會啊！五百年前，古騰堡最新發明的印刷機讓福音之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傳播。丁道爾翻譯的聖經和路德的短文能數以千計地印發出去。今天，數碼科技带給我們又一個古騰堡般的機遇，現在，同樣的信息能以路德從未想象過的速度傳播。

現在的需求和機會都和五百年前一樣的多------事實上，更多。讓我們從改教家對上帝的忠心中吸取勇氣，高舉同樣寶貴奇妙的福音，這福音從未失去驅散我們的黑暗的榮光或大能。

作者簡介：

邁克爾·李維斯（Michael Reeves）是“高校基督徒團契”（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hristian Fellowship，UCCF）——一個支持在全英國高校中傳福音的慈善機構的神學顧問，作者此前在位於倫敦朗豪街的萬靈教會（All Souls Church）擔任助理牧師，並在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獲得系統神學博士。

本文原刊於Tabletalk雜誌2017年十月號  。

Why the Reformation Still Matters

by Michael Reeves

Last year, on October 31, Pope Francis announced that after five hundred years, Protestants and Catholics now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end a critical moment of our history by moving beyond the controversies and disagreements that have often prevented us from understanding one another.” From that, it sounds as if the Reformation was an unfortunate and unnecessary squabble over trifles, a childish outburst that we can all put behind us now that we have grown up.

But tell that to Martin Luther, who felt such liberation and joy at his rediscovery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that he wrote, “I felt that I was altogether born again and had entered paradise itself through open gates.” Tell that to William Tyndale, who found it such “merry, glad and joyful tidings” that it made him “sing, dance, and leap for joy.” Tell it to Thomas Bilney, who found it gave him “a marvellous comfort and quietness, insomuch that my bruised bones leaped for joy.” Clearly, those first Reformers didn’t think they were picking a juvenile fight; as they saw it, they had discovered glad tidings of great joy. 「

GOOD NEWS IN 1517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 had been without a Bible the people could read for something like a thousand years. Thomas Bilney had thus never encountered the words “Christ Jesus came into the world to save sinners” (1 Tim. 1:15). Instead of the Word of God, they were left to the understanding that God is a God who enables people to earn their own salvation. As one of the teachers of the day liked to put it, “God will not deny grace to those who do their best.” Yet what were meant as cheering words left a very sour taste for everyone who took them seriously. How could you be sure you really had done your best? How could you tell if you had become the sort of just person who merited salvation?

Martin Luther certainly tried. “I was a good monk,” he wrote, “and kept my order so strictly that I could say that if ever a monk could get to heaven through monastic discipline, I should have entered in.” And yet, he found:

My conscience would not give me certainty, but I always doubted and said, “You didn’t do that right. You weren’t contrite enough. You left that out of your confession.” The more I tried to remedy an uncertain, weak and troubled conscience with human traditions, the more daily I found it more uncertain, weaker and more troubled.

According to Roman Catholicism, Luther was quite right to be unsure of heaven. Confidence of a place in heaven was considered errant presumption and was one of the charges made against Joan of Arc at her trial in 1431. There, the judges proclaimed,

This woman sins when she says she is as certain of being received into Paradise as if she were already a partaker of . . . glory, seeing that on this earthly journey no pilgrim knows if he is worthy of glory or of punishment, which the sovereign judge alone can tell.

That judgment made complete sense within the logic of the system: if we can only enter heaven because we have (by God’s enabling grace) become personally worthy of it, then of course no one can be sure. By that line of reasoning, I can only have as much confidence in heaven as I have confidence in my own sinlessness.

That was exactly why the young Martin Luther screamed with fear when as a student he was nearly struck by lightning in a thunderstorm. He was terrified of death, for without knowledge of Christ’s sufficient and gracious salvation—without knowledge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he had no hope of heaven.

And that was why his rediscovery in Scripture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felt like entering paradise through open gates. It meant that, instead of all his angst and terror, he could now write:

When the devil throws our sins up to us and declares that we deserve death and hell, we ought to speak thus: “I admit that I deserve death and hell. What of it? Does this mean that I shall be sentenced to eternal damnation? By no means. For I know One who suffered and made satisfaction in my behalf. His name is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Where he is, there I shall be also.”

And that was why the Reformation gave people such a taste for sermons and Bible reading. For, to be able to read God’s words and to see in them such good news that God saves sinners, not on the basis of how well they repent but entirely by His own grace, was like a burst of Mediterranean sunshine into the gray world of religious guilt.

GOOD NEWS IN 2017

None of the goodness or relevance of the Reformation’s insights have faded over the last five hundred years. The answers to the same key questions still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 hopelessness and happiness. What will happen to me when I die? How can I know? Is justification the gift of a righteous status (as the Reformers argued), or a process of becoming more holy (as Rome asserts)? Can I confidently rely for my salvation on Christ alone, or does my salvation also rest on my own efforts toward and success in achieving holiness?

Almost certainly, what confuses people into thinking that the Reformation is a bit of history we can move beyond is the idea that it was just a reaction to some problem of the day. But the closer one looks, the clearer it becomes: the Reformation was not principally a negative movement about moving away from Rome and its corruption; it was a positive movement, about moving toward the gospel. And that is precisely what preserves the validity of the Reformation for today. If the Reformation had been a mere reaction to a historical situation five hundred years ago, one would expect it to be over. But as a program to move ever closer to the gospel, it cannot be over.

Another objection is that today’s culture of positive thinking and self-esteem has wiped away all perceived need for the sinner to be justified. Not many today find themselves wearing hair-shirts and enduring all-night prayer vigils in the freezing cold to earn God’s favor. All in all, then, Luther’s problem of being tortured by guilt before the divine Judge is dismissed as a sixteenth-century problem, and his solution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is therefore dismissed as unnecessary for us today.

But it is in fact precisely into this context that Luther’s solution rings out as such happy and relevant news. For, having jettisoned the idea that we might ever be guilty before God and therefore in need of His justification, our culture has succumbed to the old problem of guilt in subtler ways and with no means to answer. Today, we are all bombarded with the message that we will be more loved when we make ourselves more attractive. It may not be God-related, and yet it is  still a religion of works, and one that is deeply embedded. For that, the Reformation has the most sparkling good news. Luther speaks words that cut through the gloom like a glorious and utterly unexpected sunbeam:

The love of God does not find, but creates, that which is pleasing to it. . . . Rather than seeking its own good, the love of God flows forth and bestows good. Therefore sinners are attractive because they are loved; they are not loved because they are attractive.

ONCE AGAIN, THE TIME IS RIPE

Fiv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has still not been reformed. For all the warm ecumenical language used by so many Protestants and Roman Catholics, Rome still repudiates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It feels it can do so because Scripture is not regarded as the supreme authority to which popes, councils, and doctrine must conform. And because Scripture is so relegated, biblical literacy is not encouraged, and thus millions of poor Roman Catholics are still kept from the light of God’s Word.

Outside Roman Catholicism,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is routinely shied away from as insignificant, wrongheaded, or perplexing. Some new perspectives on what the Apostle Paul meant by justification, especially when they have tended to shift the emphasis away from any need for personal conversion, have, as much as anything, confused people, leaving the article that Luther said cannot be given up or compromised as just that—given up or compromised.

Now is not a time to be shy about justification or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the Scriptures that proclaim it.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is no relic of the history books; it remains today as the only message of ultimate liberation, the message with the deepest power to make humans unfurl and flourish. It gives assurance before our holy God and turns sinners who attempt to buy God off into saints who love and fear Him.

And oh what opportunities we have today for spreading this good news! Five hundred years ago, Gutenberg’s recent invention of the printing press meant that the light of the gospel could spread at a speed never before witnessed. Tyndale’s Bibles and Luther’s tracts could go out by the thousands. Toda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given us another Gutenberg moment, and the same message can now be spread at speeds Luther could never have imagined.

Both the needs and the opportunities are as great as they were five hundred years ago—in fact, they are greater. Let us then take courage from the faithfulness of the Reformers and hold the same wonderful gospel high, for it has lost none of its glory or its power to dispel our darkness.

Dr. Michael Reeves is president and professor of theology at Union School of Theology in Oxford, England. He is author of several books, including Rejoicing in Christ. He is the featured teacher on the Ligonier teaching series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and the Puritans.

中世纪的信仰：改教的背景

文/Michael Reeves 译/拿但业 校/王培洁

本文出处：Michael Reeves, The Unquenchable Flame: Discovering the Heart of the Reformation, Nashville: B&H Publishing, 2010, pp. 16-35。本文为全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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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十五世纪的逝去和十六世纪的诞生，旧世界似乎与新世界处在交替过程中：罗马帝国的最后残余——强大的拜占庭帝国——崩溃了；哥伦布在美洲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哥白尼的“日心说”完全改写了对宇宙的看法；并且路德还彻底重塑了基督教信仰。曾经看似稳固和确定的旧世界的基础在变革的风暴中完全坍塌了，为一个一切都将非常不同的新纪元开辟了道路。

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你几乎不太可能真正了解那个时代的情形。“中世纪”（Medieval），就是这个词带给我们阴暗的、哥特式的画面构想，其中充斥了狂热崇拜的僧侣和迷信躁动的群众。一切都显得如此怪异。尤其是透过一双现代人的眼睛来看：我们都是不折不扣的民主政治的平等主义者，而他们认为所有事情都充满了等级秩序；我们的生活永远都充斥着对于自我的滋润、培育和浇灌，但他们却尽己所能地否定和谴责自我（或者至少他们都十分钦佩能够这样行动的人）。这样的不同点还有很多。

然而这是宗教改革的背景，也是人们为什么会对神学产生如此大热情的原因。宗教改革是一场革命，不仅仅是为了争取某些东西而进行的战斗，同样也反对某些东西，例如，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的旧世界。那么在改教之前几个世纪里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呢？

教皇，神职人员和炼狱

所有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道路都通向罗马，这其实不足为怪。耶稣曾经向彼得说过：“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太16:18），这位使徒被认为是在罗马殉道并被葬在罗马，也正是他被非常字面化地理解为教会的基础。从前的罗马帝国承认罗马城为帝国之母，凯撒为帝国之父，同样，后来的基督教罗马帝国承认罗马教会为母亲，同时也承认彼得的继承者为父，“父亲”或者“教父”。不过有一个尴尬的例外，就是在十一世纪的时候，东正教会与罗马教会断绝了联系，当然这并不奇怪，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除此之外，当时所有基督徒都承认罗马教会和教宗是他们不可替代的父母。没有父亲教宗，就没有教会；没有母亲教会，就没有救赎。

教宗被推举出来作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而他成为了神恩典流淌的管道。他有权力任命主教，主教相应地有权力任命神父。所有这些人，被称为神职人员，成为了被授权可以打开“恩典泉源”的人。恩典的泉源就是七种“圣事”：洗礼、坚振礼、弥撒、忏悔礼、婚礼、祝圣圣职礼以及终傅礼。有时这些圣事被称为基督身体的七条“血脉”，通过这些圣事，神充满恩典的宝血倾流出来。这看似非常机械，却精确地表达要点：那些底层人民，没有受过教育和没有文化的劳苦大众，被认为没有能力拥有“清晰的信仰”（explicit faith）。所以，虽然拥有“清晰的信仰”是预期的目标，但是拥有一种“隐含的信仰”（implicit faith）——亦即只要来到教会并且接受圣礼，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他们站在泉源旁边就可以领受恩典。

通过洗礼（一般是婴儿洗）人们首次被接纳进入教会并尝到神恩典的滋味。然而整个圣礼系统的核心却是“弥撒礼”。当你走进地方教会的那一刻，就会清楚地体会到这一点：教堂里面所有建筑的结构最终都会通向举行弥撒礼的“祭坛”。它被称为祭坛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因为在每一次举行弥撒礼的过程中，基督的身体都将会被当作新的牺牲献给神。通过这种日复一日的“不流血”的献祭，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献祭”也不断被重演，而上帝对于罪的忿怒也会被平息。每一天基督都会被当作挽回祭献给上帝，这样每一天的罪也能被对付了。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好像有些东西被遗漏了，毕竟基督的身体确实不在祭坛上，那么神父举起的东西是否仅仅是饼和杯呢？这就是被称为“变质说”（transubstantiation）的教义。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每一样事物都具有“本质属性”（substance：inner reality本身存在）和“偶然属性”（accidents）[2]这两个方面。例如，一把椅子的“本质属性”就是木头，而它的“偶然属性”就是诸如“棕色”或者“肮脏”之类的属性。给一把椅子上漆，会使得椅子的“偶然属性”发生改变。“变质说”恰恰相反：在弥撒中，饼和杯的“本质属性”被转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而饼和酒最初的“偶然属性”仍然保留着。听起来很离奇，但是各种各样的故事都在鼓励怀疑的人接受，比如说有人看见装在杯里面的是真正的血，而放在盘子里面的是真正的肉等等。

变质的时刻发生在神父用拉丁文说出“Hoc est Corpus meum”（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然后教堂的钟将会发出轰鸣，神父将会举起面包。会众一年只能吃到一次饼（而且他们从来没真正领过杯。毕竟说来，万一有哪个笨手笨脚的农夫把基督的血洒在地板上怎么办？），但是只要看一眼举起的饼就会得到恩典。这样，就可以理解，越虔诚的人就会越热诚地跑到更多的教堂，观看更多的弥撒，从而得到更多的恩典。

弥撒礼拜是用拉丁文进行的。人们当然一个字也不懂。但麻烦在于，很多神职人员也不懂。但发现学习礼拜的流程要比真正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更快捷。所以，当会众听见的是“Hocus pocus”[3]，而不是“Hoc est Corpus meum”时，谁会知道这是谁的错误呢？甚至神父也对他们所说的东西理解甚少，并且公开念错词。对于普通会众来讲，他们难以分辨罗马天主教正统教义和魔法、迷信的区别。对于他们来说，被祝圣的饼变成了可以携带的法宝，不仅可以躲避灾祸，还可以给患病的牲口当药吃，或者种下去带来丰收。大部分时候，教会对于半异教的“大众基督教”都是很宽容的，但是对弥撒的尊崇可以从教会的决定看出来，为了避免不敬行为，应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的要求，所有教堂里面经过“转变”的面包和酒都必须锁在安全的地方，这样就没有哪些胆大妄为的人可以用手摸到，以至于产生可怕的或者亵渎的行为。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整个系统和精神的基础必须回溯到奥古斯丁（354-430）对于称义的理解，更精确地说，是奥古斯丁的“爱的神学”（theology of love，这“爱的神学”却激起了极大的恐惧，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奥古斯丁教导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爱上帝，然而我们没法凭着自己的力量做到，必须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而上帝通过使我们“称义”来做到这一点。对于“称义”，奥古斯丁说到，是上帝将他的爱倾倒在我们里面的行动（参罗5:5）。而通过圣礼流向我们的恩典，使我们变得越来越有爱，越来越公义，这样，上帝使我们“称义”。在这个模式里，上帝的恩典是必要的能量，好使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更公义的以及更充满爱的人。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最后这样的人将变得配得拯救。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因恩典得救赎”的意义。

神倾倒出他的恩典，使得我们变得充满爱，且配得拯救，在奥古斯丁嘴里显得如此美妙。但几个世纪以来，这样的想法却呈现出一幅黑暗的色调，没有人渴望这个。与之极度相反的是：人们以一种吸引人的、乐观的方式谈论神恩工作的原理。“上帝不会拒绝赐恩典给那些尽最大努力的人”成为了中世纪神学家最欢乐的口号。不过问题在于，你如何确定你真的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你如何确定，你是否是那个配得拯救的人？

在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结束之时，就像会议所期待的那样，为所有追求“称义”的人产生了一个很有用的目标：会议要求所有基督徒（就永恒咒诅的痛苦）定期向神父忏悔自己的罪。在忏悔时，良心中的邪恶念头和罪将会被拷问，这样软弱就可以被根除，基督徒就会变得更加公义。然而，这样操练的结果，根本无法给那些对此认真的基督徒带来安慰。借助长长的官方清单，神父将会问类似这样的问题：“你的所有祷告、施舍或者其他宗教活动的目的是否是为了隐藏你的罪，或者是为了取悦他人而胜过取悦上帝？”“你是否爱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其他受造物胜过上帝？”“你是否因为天气糟糕、疾病、贫穷、孩子或朋友的死而抱怨上帝？”最后却显明人毫无正义和爱可言，只不过被众多黑暗的渴望所充斥。

这种努力制造出了巨大的扰乱，我们可以在十五世纪诺福克郡的一位名叫玛格丽·坎普（Margery Kempe）的妇女的自传中看到这一点。在自传中，她描述到，在她向神父忏悔离开之后，她感到非常恐怖，像她这样的罪人完全应得何等的咒诅，她看到邪灵开始围绕着她，咒诅她，让她噬咬和抓挠自己。现代人会很快将之归结为某种形式的心智不稳定。玛格丽自己却非常肯定，她的精神崩溃应该归结为她认真地对待那个时代的神学。从忏悔里，她了解到她不够公义，不配获得救赎。

当然了，教会的官方教导很清楚：没有人在死的时候能够足够公义，可以完全配得拯救。但是也没有什么理由来严厉警告，因为还有炼狱存在。除非基督徒在死的时候，还没有为非常严重的罪忏悔，例如杀人（那样他们就会去地狱），否则他们都会有机会在炼狱里面慢慢地洗涤自己的罪恶，直到完全洗净，升入天堂。大约在十五世纪末期左右，热那亚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Genoa）用“充满荣光”的词语写了《论炼狱》（Treatise on Purgatory）一书。在书中，她解释道：人们享受和拥抱他们的惩罚，因为他们渴望为神的缘故被洁净。然而，比凯瑟琳更加世俗的灵魂，对于成千上万年的刑罚则会抱有更不乐观的远景。大部分人并不享受这种远景，而是为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寻找出路，好快速完成炼狱这道流程。如同祈祷一样，弥撒也被说成是可以帮助炼狱里面的灵魂，弥撒礼所带来的恩典可以直接帮助死去并受折磨的灵魂。基于这个理由，一个完整的炼狱产业形成了：富人建立了弥撒堂（一种小教堂，里面的神父专门为赞助者和其幸运的受惠人的灵魂献上祈祷和弥撒）;不那么富有的人则聚集在“互助会”（fraternities）里面，为了相同的目标而祈祷。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毫无质疑地遵循官方路线。举个例子，1235年成为林肯主教的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1168－1253）[4]相信，神职人员应该将宣讲圣经放在首位，而不是举行弥撒。他自己更多地用英文而不是拉丁文布道，这样人们就能够理解他所说的内容。他不止一次和教皇发生冲突（比如，教皇在他的教区里面任命一位不会讲英文的神父)，有时候极其剧烈，以至于他称教皇是应该被诅咒的敌基督。几乎没有人可以因为这种言论而免罪，但是格罗斯泰斯特是如此的有影响力，不仅因为他个人生活的纯全无瑕，也因为他是一位学者、科学家和语言学家，连教皇也无法使他闭嘴。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另一个不可能忽略的方面就是圣徒崇拜。欧洲大地充满了拥有各种圣徒的圣地神龛，这些圣徒十分地重要，不仅在属灵方面，也在经济方面。拥有足够多像样的守护圣徒遗物的圣地，就可以吸引稳定的朝圣者队伍，从朝圣者到旅店老板的每一个人，都能因此获得利益。基督在中世纪大众的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可怕，这成了圣徒崇拜的催化剂。升天和再临的基督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圣洁中带着无比恐怖的末日审判者。谁可以接近他呢? 当然他一定会听他母亲的话。这样，基督进入了天堂，马利亚却成了基督和那些想要接近他的人之间的调解者。当然，为了使得马利亚的尊荣能与这调解者的身份相称，马利亚也成为了无法接近的、有着星辰般荣光的天堂的皇后。根据同样的逻辑，人们开始祈求马利亚的母亲——安妮，使她成为调解者。这样对于圣安妮的崇拜也迅速发展起来，吸引了许多人虔诚地奉献，包括籍籍无名的德国人路德一家。不仅仅是圣安妮，天堂里还挤满了其他圣徒，每一位都是审判者和罪人之间良好的调解者。大地上充满了他们的遗物，就是那些能够传递他们的恩典和益处的物品。这些遗物的真实性是成问题的，一个著名的笑话是：整个基督教欧洲散布着那么多的“受难十字架的碎片”，那么受难的十字架一定是十分巨大的，巨大到人类无法举起的程度。不过话说回来，基督毕竟是全能的。

官方的立场是马利亚和圣徒应当受到尊敬而不是敬拜，但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普罗大众来说，这种说法过于微妙以至于他们也难以区别。更可能的情况是圣徒的大军被当成了众神的游行，而他们的遗物被当作有魔力的物品。如何教导没有文化的人们神学体系的这种复杂性，进而避免偶像崇拜呢？答案是，即使是在最贫穷的教堂里面，信徒也被各种各样圣徒和童贞女马利亚的图画和肖像所包围，这些图像藏在彩色的玻璃、雕像和壁画里：它们是“穷人的圣经”，是“文盲的书籍”。缺少话语，人们就通过图像学习。然而，一尊童贞女马利亚的雕像很难说有能力教导“尊敬”和“敬拜”的区别，而且所有敬拜都采用人们听不懂的拉丁文，说明教导并没有被放在第一位。有些神学家甚至发出这样的言论，认为拉丁文是一种如此神圣和有能力的语言，甚至那些不懂拉丁文的人也能被它影响。听起来真不可靠。结果就是，人们并不需要通过“理解”的方式来领受神的恩典——一个未成形的“隐藏的信心”却能。实际上，缺乏教导使人也只能如此理解。

活力还是疾病？

如果你曾经不幸地置身于一群宗教改革史专家当中，那么做一件事可以激起他们的兴奋，就是大声地问说：“宗教改革前夕的基督教究竟是充满活力还是已经腐败了？”这保证是一个会引发一场争吵的问题。几年前这个话题还几乎不会激起什么反响，似乎每一个人都很开心地认同：宗教改革前的欧洲人在呼吁改革，并痛恨腐败的罗马教会所加的重轭。现在这样的观点也没有消失。

但历史研究——尤其是1980年之后的研究表明，出乎人们的意料的是，在宗教改革之前，信仰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当然有人会抱怨，但绝大多数民众仍然怀揣热情投身其中。比起从前，人民赞助更多为死人举行的弥撒，建造更多的教堂，树立起来更多圣徒的雕像，也组织起更多的朝圣活动。关于奉献和属灵的书籍——就像今天内容混杂的书籍一样——在那些有能力阅读的人群里面格外流行。

这样，人们的宗教热情意味着他们渴望改革。纵观十四世纪，修道院内部发起了秩序改革，甚至教廷也经历了一些分阶段的改革。每一个人都同意教会这棵大树上有一些已经死掉的枝子和腐烂的果子，当听到诗人但丁在他的《神曲》里把教皇尼古拉三世（Nicholas Ⅲ）和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投入地狱的第八层时，每个人都会发笑。当然会有腐败的老教皇和在举行弥撒礼以前喝得酩酊大醉的神父，但事实是，人们发笑却恰恰表明教会的稳固和安全。教会看起来似乎能应付这一切。而且人们对于修理死去的枝子的渴望恰恰表明他们爱这棵树。对改革的渴望从来没有伴随着这一种想法：整棵树的躯干已经彻底腐朽了。毕竟，盼望一个好教皇和盼望没有教皇是非常不同的；盼望好神父和弥撒也与盼望没有“圣品阶层”和弥撒是很不一样的。但丁也表明了这一点，他不仅在《地狱篇》里面刑罚了邪恶的教皇，也同样将神圣的审判施加在那些抵挡教皇的人身上。毕竟，教皇不论是好是坏，都是基督的代言人。这就是宗教改革前夕大部分基督徒的境况：全心奉献，也全心支持改革，但不是想彻底颠覆他们的宗教信仰。那时的社会寻找的并不是彻底的改变，而是清理众所周知的职权滥用。

那么，是活力还是腐败？这本来就是一对错误的对比。改教前夕的基督教无疑是受欢迎的，并且充满了活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健康的、是符合圣经的。事实上，如果宗教改革带来的是所有人期待的那种改革，那它也不过是一场自然的社会运动，一次道德革新。但这是改教家们所反对的：宗教改革不是一次受欢迎的道德改良，它挑战了基督教的核心。他们宣称神的话语介入其间并改变世界。它是不期而至的，且是与人的想法背道而驰。它不是人的工作，而是神圣的突发事件。

大灾难的前兆

宗教改革可能出乎人们预料，大众其实满意于小规模的改革，然而中世纪的晴空上开始形成几朵乌云。最开始就像手掌一样大，没有人注意到这些，但它们预示着天要塌下来，砸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头上。

第一朵乌云聚集在罗马自己的上空。1305年波尔多主教被选举成为教皇。然而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他对于将自己安置在罗马不感兴趣，却选择法国南部的阿维农（Avignon）作为新的教皇驻地。法国国王很高兴：一位处在法国势力范围的法国教皇会是容易打交道的。这样人们对于下一任教皇仍然是法国人，并且仍然选择待在阿维农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事情确实发生在接下来几位教皇身上。在法国之外，人们并不因此而激动，人们将这个称为“教会被掳于巴比伦”。教皇本来应该是罗马——“母亲教会”的主教，但这些在阿维农的人们真的是罗马主教吗？基督教世界开始对教皇失去信心了。

经过了七十年，罗马人民开始厌倦这一切了，毕竟教廷是他们城市的尊荣（或者收入）的源泉。所以，在1378年，当位于罗马的红衣主教团开始选举下一位教皇的时候，一伙暴徒包围了他们，要求选举一位意大利教皇，最好是罗马的教皇。惊恐的红衣主教们只好答应了暴徒的要求。但不久之后他们就反悔了，因为他们见识了新教皇的专横和好斗。不少人开始质疑选举的有效性，认为这次选举是被强迫的。所以他们又选了一位新教皇，一位法国人。不幸的是，之前选出的那一位健康状况良好，并且拒绝退位，这意味着现在有了两位教皇，他们很自然地将对方驱逐出教会。既然有了两位圣教父，自然也需要两个母亲教会。

整个欧洲被划分成两个阵营。法国当然支持法国教皇，所以英国自然本能地支持另一位教皇，以此类推。这种情况是无法忍受的，所以一个公会议被召集，以解决这个问题。它的解决方案是：废除两位现有的教皇，选出一个新教皇。不可避免的是，两位现有的教皇也不愿轻易离开，这样就有了三个教皇。这被称为“大分裂”的局面，直到1414-1418年才被更强势的康斯坦斯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终结。这次会议说服了两位教皇辞职，当三位教皇中的阿维农的那位拒绝辞职时，会议宣布废除阿维农教皇。在康斯坦斯会议，他们选出一位新教皇，除了阿维农教皇的少数支持者以外，所有人都接受了新教皇。分裂结束了，但分裂带来了一个权威危机：哪里是教会的最高权威？在罗马还是阿维农？而且因为公会议选立了一位新教皇，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公会议的权威高于教皇？权威危机一直持续到大分裂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康斯坦斯公会议宣布公会议权威高于教皇，而教皇们已经开始拼命反对这个意见了。有这么多教会权威的竞争者，一个普通基督徒如何知道上帝的旨意呢？

与此同时，教皇们待在别处，随之而来的是罗马城的衰败。这真是奇耻大辱，作为引起整个基督教世界注目的、荣耀的“母亲”罗马，不应该成为一堆废墟。确实，罗马比起以往来需要更多的荣耀来恢复她的形象，全欧洲都将为之眩晕。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面，文艺复兴期间的教皇们将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推入了轨道：弗拉·安吉利科（Fra Angelico），戈佐利（Gozzoli）和平特里乔（Pinturrichio）都被教皇雇佣；拉斐尔（Raphael）被委派装饰教皇在梵蒂冈的私人寓所；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负责西斯廷教堂；布拉曼特（Bramante）重建了圣彼得大教堂应有的荣耀。当然耗资也是令人恐惧的，也当然要在可以找到钱的地方收集资金了。人们开始抱怨教皇越来越关心他们的钱而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艺术在他们看来更像是异教的而不是基督教的。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被证明比教皇最可怕的梦魇还糟糕，因为这引起了马丁·路德的咒诅。

并且有污秽的气息飘来，伴随着浮华，使得罗马成为那个时代的“拉斯维加斯”。尤其是在波吉亚家族（Borgias）统治下。1492年罗德里戈·波吉亚（Rodrigo Borgia）采用了简单但有效的贿选方式成为了教皇“亚历山大五世”。这些都让红衣主教们感到脸红。他和情妇们有好几个孩子，据传言，他甚至和他那热爱派对且带着有毒戒指的女儿鲁克蕾西亚也生了一个孩子。他最出名的习惯当属他在梵蒂冈举行放纵派对以及毒死红衣主教们了。这似乎给圣教父的官邸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他的继承者，好战的尤利乌斯二世（JuliusⅡ），也是一位“父”，这个“父”的含义可不只有一个。尤利乌斯的继承者，利奥十世（Leo Ⅹ），是一位不可知论者（他在十岁的时候被祝圣，没有一个人想过要问问他）。当然在这之前，教皇职位是有底线的，但正逢教会的权威危机关头，丢失教会尊严是非常糟糕的。

改革的晨星

第二朵出现在晴朗的中世纪天空中的乌云，开始聚集在北方英格兰的约克郡（Yorkshire）。一切都由1320年代在这里出生的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引起。他被祝圣为神父，并来到牛津大学。在这里他因为自己的神学观点成为了大学里面最具争议的人物，同时他与王室的密切关系也使得他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威克里夫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教皇们迁居至阿维农，并且威克里夫自己也是在一个宗教权威不断被挑战的环境里面长大的。随着1378年两位教皇同时就职，他开始公开地认定只有圣经而不是教皇才是属灵权威的最终极来源。他断言教皇制不过是人的发明，只有圣经的权威才是一切教理和实践可靠性的保证。根据这一点他拒绝了“变质说”的哲学基础。

在短短的几年里面他的言论已经遍布了牛津大学——甚至整个国家，并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威克里夫只能退休，来到了赖斯特郡的路特沃斯教区，在这里他作为教区的神父度过了余生。不过他并没有无所事事，相反，他写了流行的小册子来阐述他的神学论点，差遣宣教士并且组织了将拉丁文《〈圣经〉武加大译本》（Latin Vulgate Bible）翻译成英文圣经的工作。对于威克里夫来说，比较幸运的是，他在1384年去世。在这之后召开的康斯坦斯公会议上，他被判定为异端（坟墓被开掘，尸体被焚烧）。然而他留下的遗产极其丰富。带着威克里夫翻译的圣经，他的追随者们在全英格兰组织起了非法的秘密读经小组。他们因此得名为“罗拉德派”（Lollards），这个词可能是“喃喃低语”的意思，或许与他们秘密阅读圣经的习惯有关。当一个世纪之后的宗教改革到来之时，他们成为了改教运动最踊跃的接受者。

比起罗拉德派来说，威克里夫更重要的遗产应该算是那些访问过牛津大学，并且将他的教导带回波希米亚（Bohemia，如今的捷克共和国）家乡的访问学者了。在这里，威克里夫的教导被许多人接受，包括布拉格大学（University of Prague）校长扬·胡斯（Jan Hus）。胡斯并没有威克里夫那般犀利的智慧，但他通过扮演威克里夫的斗牛犬角色发挥了和威克里夫至少同样重要的角色。当教会当局试图在波希米亚扑灭威克里夫教导的影响时，胡斯捍卫了威克里夫，并且越来越直接地发表对于教会的批评。他的主要论点在于：否定教皇发行“赎罪券”[5]的权柄，并质疑“炼狱”的存在。

胡斯被驱逐出教会，并被传唤出席康斯坦斯公会议为他的观点辩护。毫不奇怪，胡斯非常不情愿冒险轻易地进入狮子坑里，以至于被当作异端烧死。但当他得到“安全保证”之后还是去了。实际上安全保证并没有什么意义，在康斯坦斯他立刻被逮捕，经历了六个月的囚禁和一场模拟审讯，直到在审讯中他拒绝放弃他的观点之后，胡斯最后于1415年以异端罪被处死。

胡斯的死激起了他的波希米亚跟随者的武装反抗，在波希米亚，胡斯已经成为了民族英雄一般的人物。从1420年开始，一连串针对“胡斯派异端”的十字军圣战被发起。令人惊奇的是胡斯派获得了最后胜利，他们被允许在天主教欧洲的心脏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胡斯派教会。在那里，胡斯派牧师可以不受教皇限制地传讲神的话语，而且他们也可以在圣餐中同时领受饼和杯，而不是天主教弥撒。胡斯不仅在罗马天主教廷身上留了根大刺，在他临死前，据说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们可以烧死这只鹅（在捷克语里面，‘胡斯’就是‘鹅’的意思），但一百年后，你们将会听到另一只天鹅的鸣唱，而且你们不得不听。”几乎是整一百年后，马丁·路德释放出了“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出于对胡斯的极大尊敬，路德非常确定地认为他就是那只应许的“天鹅”。在路德死后，路德宗教会也使用天鹅作为风标，而且这位改教家也常常被描述为天鹅。现今矗立在布拉格的胡斯巨像的底座上刻着：“真理伟大，它必得胜”。这的确是胡斯和他所传讲信息的远景。

书籍，危险的书籍

最大的一朵乌云停留在了阿维农上空，或许并不足为怪，但这朵乌云看起来似乎是所有乌云里面最无害的一朵，而且这朵乌云其实和这里的教皇们并没有什么关系。乌云在此聚集的原因是一个名叫彼特拉克（Petrarch）的年轻人在这里长大。这个年轻人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他所在的那个古典文化时代中最伟大的学生。到1330年的时候，彼特拉克已经开始相信历史由两个主要时期组成：文明和文化的黄金时期——古典时代，以及从五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一直持续到他有生之年的这个时期，主要特征是无知和野蛮，他自己称之为“黑暗时代”。当然彼特拉克梦想着将来会出现第三个时期（也许那些阅读彼特拉克书籍的人们会推动这个时代的出现），在这个时期，古典文明将浴火重生。

被古典文明复苏（或者“文艺复兴”）的远景所激励的彼特拉克的追随者们（或者因其“人文主义者”的名号获得更多的知晓），相信他们在有生之年可以终结这个“黑暗的”或者是“中间的”世纪（“Middle” Age）。高喊着“回到本源！”（Ad fontes）的口号，他们拿起古典文学和文化的华丽武器发起了对愚昧的攻击。对于在中世纪黑暗时代成长起来的教皇罗马，这并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新知识的光对她似乎并不友好。

罗马权力的主要支柱是《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这份文件据说是四世纪的时候君士坦丁皇帝写给罗马主教的一封信。信里说明，当他把皇都从罗马迁往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现今的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他将西部罗马帝国的宗主权赐予罗马主教。这一文件是中世纪教皇对于整个欧洲提出政治权柄要求的基础——教皇高于国王。然而，当一个名叫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的人文主义者研究这份文件的时候，他在拉丁语方面的人文主义专长帮助他发现，这封信是用八世纪的拉丁文以及术语写成的，而不是四世纪的。这是一封伪造信。他在1440年发表他的发现时，这发现不仅动摇了教皇的一项重要宣告的基础，也同时让人对于教皇其他的宣告产生了质疑。还有什么其他的传统信念是伪造的呢？

瓦拉最大的遗产，是他的《新约注释》，这是一部在他有生之年一直没能出版的注释集。在这部作品里面，瓦拉应用他的希腊文知识指出教会一直使用的拉丁文《〈圣经〉武加大译本》里存在一些错误。注释集没能出版，瓦拉也没能活到亲眼目睹他的思想发挥出怎样的影响。然而下一个世代里最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发现了瓦拉的《注释》，并且出版了这部作品。伊拉斯谟在这部作品的帮助下完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将成为反对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最强大的武器。

 1516年，伊拉斯谟追本溯源地出版了新约的希腊文版本，同时放在希腊文旁边进行对照的不是官方的武加大译本，而是他自己的拉丁文译本。伊拉斯谟这样做，是希望更关注圣经，在教会产生一些健康的道德改革。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会对罗马造成任何伤害，他甚至将这部书献给曾经给他写信感谢和赞扬这书的教皇。过不了多久，就会看到结果了。因为当伊拉斯谟的新约本与官方的武加大译本不一样，就会产生神学意味。例如在马太福音4:17节里，武加大译本记载耶稣说：“应当行补赎礼”，但是伊拉斯谟的版本里将之呈现为“应当悔改”，之后则是“改变你的心意”。如果伊拉斯谟是正确的话，那么耶稣并不是如罗马教导的那样，在怂恿人们进行一个表面化的补赎礼，而是在提醒罪人需要内在的改变心意并转离罪恶。如果罗马连圣经都没有正确解读，那么她还会做什么更离谱的事情？她拥有的又是哪种属灵权威呢？伊拉斯谟的《新约圣经》真是一颗定时炸弹。

人文主义学者们在研究挑战现状的同时，又追随彼特拉克的脚步，开始严厉批评那个时代的神学家。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神学家们好像只对那些晦涩又没什么意义的问题感兴趣。“针尖上可以有多少天使一起跳舞？”或者“上帝是否可以变成一条黄瓜而不是一个人”之类的问题。最能代表拥有这种“微妙”思想的神学家——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成为了人文主义者眼中白痴的典型，任何跟随他的人都会被讥笑为“蠢货”，就像他一样。

并不是只有神学家遭到人文主义学者讽刺。1513年在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Ⅱ）去世以后，一部被称为《尤里乌斯被逐出天堂》的短剧就开始广为流传。伊拉斯谟可不承认这是他写的（那会是很傻的事情）。但事实是我们在他自己的手稿里面发现了一份，似乎证实了每一个人的猜想。在这部短剧里面，尤里乌斯像往常一样全副武装地到了天堂的门口，穿着他的军装，玩弄着他标志性的、用来向仇敌发出复仇誓愿的胡子。他已经知道他会受到抵抗，他特意带了一支庞大的护卫队，以便在需要的时候攻击天堂的门。在天堂的守门人彼得看来，尤里乌斯真是极其虚荣和愚蠢。最后这部短剧就像它的标题一样结束了。这部剧与其说是意味着人文主义者可以嘲笑教会的奢侈花销和神学家们，不如说这个笑话实际是人文主义这条“通往真理的不同的道路”已经开始挑战教会的权威：学者可以比教皇了解更多吗？罗马和她的神学家大军会是错的吗？

如果所有这些被人文主义者激起的争论只是被局限在象牙塔里可能就没有这么重要了，可是连技术进步也和这些麻烦搅和在一起。大约在1450年，约翰尼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了第一台印刷机，到了1480年的时候，印刷厂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全欧洲。现在，书籍不但在规模上，而且在速度上都能以大幅度超过以往的程度被生产出来。知识可以急速地传播。极具有影响的一件事是第一本被出版的书是古腾堡版的拉丁文圣经：现在是一个话语的时代了。

作者简介：

迈克尔·李维斯（Michael Reeves）是“高校基督徒团契”（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hristian Fellowship，UCCF）——一个支持在全英国高校中传福音的慈善机构的神学顾问，作者此前在位于伦敦朗豪街的万灵教会（All Souls Church）担任助理牧师，并在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获得系统神学博士。

[1] 本文出处：Michael Reeves, The Unquenchable Flame: Discovering the Heart of the Reformation, Nashville: B&H Publishing, 2010, pp. 16-35。本文为全书第一章。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substance和accidents也可译为“质料”和“形式”。——译者注

[3] 拉丁语，意为“骗人的把戏”。——编者注

[4] 此人为现代科学奠基人，第一次将理论和实验结合起来，罗哲尔·培根是他的学生，发扬了他的科学思想。——译者注

[5] 赎罪券：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里，当一个罪人向一位神父告解，神父则会要求执行各种各样形式的补赎。任何没有在今生的补赎礼里面被执行的罪将会在炼狱里被处理。好消息是，有些圣徒是如此的公义以至于他们不仅拥有足够的功德能够越过炼狱，直接进入天堂，事实上他们还拥有比需要进入天堂更多的功德。这些多余的功德被保存在教会的宝库里面，而教皇拥有宝库的钥匙。教皇将会将这功德的礼物赐给他认为配得的灵魂，使得灵魂很快地通过炼狱，或者直接跳过炼狱（当然这取决于“大赦”还是“完全赦免”）。最开始，“完全赦免”是提供给第一次十字军远征的战士们的，但不久之后金钱的奉献也被看成是足够的悔改，以至于配得一张赎罪券。人们心中开始越来越清楚：一点钱就能保证灵魂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