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掠影
作者：Dan Borvan 译者：王一
目录
一、宗教改革掠影：马丁路德
二、宗教改革掠影：人文主义、奥古斯丁、唯名论
三、宗教改革掠影：教皇职权
四、宗教改革掠影：弥撒
一、宗教改革掠影：马丁路德
要想明白路德和他的作为，我们必须先勾画出十六世纪的生活画面。我们之前提到过，当时的生活很简单、朴素。普通人很少离开自己的家乡。去过最远的地方，可能也就是30公里之外。你的整个一生就在这一个小地方度过。你身边的人面孔一成不变。同样的家人、朋友、邻居。每个人的生活都和你差不多。你们有谁想从事父母的职业？在十五世纪，女孩子长大成熟，基本上会嫁给一个一起长大的伙伴。人们就在家门口进行买卖。许多人从事父母亲的工作。如果你爸爸是个瓦工，你也是个瓦工。如果你爸爸是个渔夫，你也是个渔夫。你没有多大选择的空间。每个人都会去同一间教堂。只有一个选择，没有人会多想什么。生活很平凡、简单。
到了十六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城市开始扩张，出现新型的城市聚落。人们开始冒险离开家乡到更大的城市去生活。新的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探索不同的职业。人们不再进行家庭贸易。你的父亲可能是个补鞋匠，但是你可以跟一个制桶师傅学习，成为一名制桶匠。印刷技术刚刚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阅读。从文学作品中开拓视野会令你震惊。你可能会读到刚刚印刷出来的《坎特伯雷》或者《马可波罗游记》。生活开始变得令人兴奋，同时也恐怖。事物变化很快，机遇似乎无穷。但是，我们之前说过，有一个不变的因素，教会。教会，特别是弥撒，是统一基督教世界的因素。不过欧洲社会发生什么，教会始终都不变。在十六世纪，教会是逃离纷扰的避难所。这就是马丁路德出生的时代。
马丁路德于1483年生于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省的艾斯莱本市（Eisleben）。他的父亲是个矿工，后来成为看管整个矿场的小头头，并且在经商上做的很成功，正象征了当时蒸蒸日上的时代气息。路德的父亲希望他的儿子成为一名律师，所以把他送入了埃尔福特大学（Erfurt）。路德和其他成为改教家的人一样，都是早期学习法律出身。1505年，当时年仅22岁的路德，发生人生最重大的转折。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中，他大声疾呼“救我，圣安娜！我许诺成为一名修士！”为什么路德要向圣安娜祷告？因为圣安娜是矿工的守护圣人，很可能在路德的家里到处都挂着她的像。路德信守了诺言，这令他的父亲非常失望，他成为了一名奥古斯丁修士。
路德随即在埃尔福特学习神学，他当时略略接触了一点人文主义，但是大部分还是传统的中世纪经院神学。后来他被按立成为常驻奥古斯丁修士。1510年，路德前往罗马，后来他写道这段经历对他影响极深。他亲眼目睹了这座被他视为神圣之都的城市是何等败坏淫荡。不过，他还是坚持跪爬上了拉特朗圣若望大殿的神圣阶梯，他一边爬一边背诵拉丁文的主祷文，想使他的祖父早日出炼狱。等到他爬到阶梯顶端，他突然怀疑这一切究竟有没有用。1511年，路德被差派到维滕堡，萨克森的选侯腓特烈三世在这里新建了一座大学。1512年十月，路德获得神学博士，任教圣经教授，并被赋予圣经神学教席。这教席一直属于路德直到他去世。
路德神学的发展
历史学家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路德是什么时候成为新教徒的？许多人认为是1512-1515年之间。当然，我们都知道1517年十月31日，这一天他在维滕堡教堂大门上钉了《九十五条论纲》。不过他晚年时曾坦白地说1517年的他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徒。路德承认发生转变的时候是当他真正理解了上帝的义Iustitia Dei 的时候，那是发生在1519年。他受到亚派哲学的教导，以这种方式来理解这个词，也就是说这个义指的是本质性的公义，就像本质性的信心一样。换句话说，人必须在自己里面拥有上帝的义，就像拥有信心一样。但是上帝的义就是上帝用来审判的标准。这个理解出自罗马书1章16-17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路德把福音与上帝的义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越来越恨恶福音，并且恨恶上帝，因为上帝把人不可能做到的标准强加于人。他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真的从本质上拥有上帝的义，因为他知道自己内心的罪恶。他每天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来承认自己的罪，把为他告解的神父都听烦了。但是就算是经历了几个小时的告解，他的思绪会从告解室悄悄溜号到其他地方，他就马上又重新悔改。当时的路德没有平安，他从来没有赦罪的确据。一位良善的上帝为什么要把罪人不可能做到的义的标准加给他们呢？
后来，路德开始发现，上帝的义指的并不是指上帝从罪人那里要求的义，因为没有一个人拥有那样完美的义。其实，这个义是一个外来的义，是一个属于另外一个人的义，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义，这个义是上帝加给或者说归算给罪人的，就好像是他们自己拥有的一样。上帝的确要求完美的义，但是他也同时把耶稣基督完美的义赐给了我们。这个外来的义真的是我们的义，因为我们如今已经与基督联合了。这是路德最为关键的一步。有许多有关路德的高塔经历真实性的辩论。人们在质疑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是否有必要发生等等。但是路德通过什么经验、在什么时刻转变并不关键，关键的是他转变的原因和动力。这个动力就是他理解了上帝的义是一个是加给信徒的外来的义。这就是路德在神学上的突破点，是重新发现福音的关键，是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的真正起因。
二、宗教改革掠影：人文主义、奥古斯丁、唯名论
中世纪教会有两根支柱：弥撒和教宗，即敬拜和权力。这两大支柱把全欧洲统一。然而，到了十六世纪初，一位德国胖子修士酗酒过度、口出狂言、拎起斧子砍向这两根支柱。在了解马丁路德本人之前，我们先来简单看看影响路德改革的三大因素。
人文主义
没有人文主义，就没有宗教改革。人文主义（Humanism）其实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另一种说法。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这个标签是指不同于法律或医药的学科。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与今天的世俗人文主义迥然不同。今天的世俗人文主义是一整套否定超自然实存的伦理系统。世俗人文主义要把现实禁锢在物质的范畴内。
文艺复兴更准确的解释是恢复优雅修辞、改革道德、重寻人类文明的来源。拉丁文ad fontes意思是“回到源头”。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试图回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高度，回溯到人类的黄金时代。他们认为古代文明是理想的，因此他们追求艺术、建筑、文学、哲学、诗歌、法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次被视为经典。他们并非单纯的套用古代的模式，而是把古希腊-罗马文明当作典范，试图在当时所处的独特历史语境达到同样的高度。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们清楚知道，他们与古典模范之间有着一道鸿沟：中世纪时期。中世纪这个词正是这些人文主义者们发明的。他们鄙视中世纪，诟病其缺乏才智与文化的进步。他们试图通过历史批判以及对文本的历史性/批判性的解读来超越中世纪时期，回到古典时期。在此之前，学者们通常都默认文本的真实性。而人文主义则非常严谨，通过检验笔迹、文法使用、写作风格、内容、外部验证等来评估文本的真实性。他们发展出一套处理历史的批判性方法，与中世纪学者形成鲜明对比。宗教改革家们就使用这些文本解释方法来处理圣经经文。他们不认为中世纪神学家的圣经注释是可信的。他们希望亲自弄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今天的文化总是试图寻找新鲜事物，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相信回到历史、回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才能找到通往知识的路。不仅在哲学、文学、修辞学等领域，甚至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当然，对于神学来说更是如此。富有改革思想的基督徒，不论是人文主义者还是非人文主义者，都看出十六时期早期的教会已经腐败堕落。改革教会的办法就是重新回到早期教父们的神学和属灵观。早期教父指的是第五世纪前后的基督教神学家。其中，奥古斯丁则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宗教改革运动则可称为一场为奥古斯丁而打的仗。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生于354年，卒于430年，曾在北非任职希波的主教。你们应该知道，奥古斯丁是在米兰信主的，他在米兰主教安布罗修的手下受洗。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把他一生都讲完，但是他的确是教会历史中不可忽视的人物。想要了解奥古斯丁，最好的切入点应该是他的《忏悔录》了。这本书可以说是他属灵生命的自传。奥古斯丁写作的时间和容量非常大，要想浓缩他的神学并不容易。有些专门研究奥古斯丁的学者认为，他的神学随着他人生轨迹发展变化，因此有人提出早期奥古斯丁和晚期奥古斯丁的区分。奥氏作品多到一个地步，你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引用一些内容来支持某项教义，同时从另外一些内容中可以找到反对这项教义的证据。这恰恰就是宗教改革时期发生的事情。例如，改教家引用奥氏来支持他们的圣餐论，同时罗马天主教也同样引用他来反对。因此，我们在阅读奥氏的作品时一定要小心。人们总是试图利用他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奥氏非常强调始祖的堕落。一些学者称其为奥氏神学的核心。这么说或许有些过头，但是堕落的教义的确是奥氏的人论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奥氏相信始祖堕落使全人类死在罪里，在上帝面前有罪。人类靠着自己，无法做任何善事，更无法敬拜上帝。每个人都继承了亚当第一次犯罪的罪咎，每个人都有倾向邪恶的败坏本性，失去了受造时原有的公义。这被称为原罪（original sin）。奥氏在这项教义上最为人熟知的一句祷告是：“按你的旨意吩咐我，赐予我你所吩咐的”。在这条教义上，他与一位英国修士伯拉纠（Pelagius）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伯拉纠认为如果上帝命令我们去做我们没有能力完成的事情，那上帝就不是公义的。如果人类没有能力完美的顺服他，上帝就不应该命令人完美顺服他。伯拉纠相信，每个人生来都是无罪的，与亚当的罪咎无关。我们只不过生在一个有罪的环境，并且在亚当里有一个有罪的模范，我们都学着亚当的样子犯罪了；但是理论上讲，每个人都可以过一个完美无罪的生活。我们都有亚当在伊甸园里曾经有的那种机会。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义行来赚得自己的救恩，在上帝面前站立得稳。
奥氏反驳伯氏的人论，称获得救恩的唯一途径是上帝把救恩赐给罪人。救恩不是赚得的，而是上帝不根据功德赐给罪人的。人无法赚得自己的救恩，因为人生下来就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
总而言之，伯拉纠相信所有人生来无罪，都有能力行善来赚得救恩。奥古斯丁则相信所有人生来在亚当里有罪，灵性死亡，无法行善。救恩唯独来自上帝赐给不配得的人。最终，奥古斯丁赢得了这场与伯拉纠的辩论，这位大不列颠修士的神学思想在418年的迦太基会议和431年的以弗所会议上被定为异端。随后出现了半伯拉纠主义，这种思想教导说人出生之后既不是无罪，也不是灵性死亡，而是灵性生病，只需要一些恩典来医治。在529年的第二次奥朗日会议上，伯拉纠主义与半伯拉纠主义一同被定为异端。伯拉纠主义和半伯拉纠主义在中世纪时期时常出现。
奥氏的救恩论在中世纪时期也经历过多次的复兴。但十六世纪早期的复兴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当然，当时有许多政治和社会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促成宗教改革的神学或者说哲学的因素，唯名论（nominalism）。
唯名论
在中世纪的神哲学中存在着一种张力，即现代之路（唯名论）和古代之路（唯实论）。我不是哲学家，我也不想问题搞得太哲学，但是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些基本概念才能抓住宗教改革的思想。唯实论是基于柏拉图哲学的一种思想。柏拉图哲学里有共相与殊相之分。这种思想认为，共相或者简单说抽象概念，有一个客观的、绝对的实存。我们之所以称一匹马为马，是因为我们对它的认知与一个共相里的“马”相对应。每个独立的“马“拥有“共相马”的本质。在唯实论里，我们对事物的名称取决于他们对应的共相。
这种看法与唯名论相反。唯名论认为共相或抽象概念只是名称而已，没有任何相对应的实存。宇宙只有殊相，没有共相。我们只是认知一些独立的个体动物，它们具有一些共有的特点，我们就把他们归类为“马”。没有共相的马存在，只有每个独立的殊相的马存在。现在我们回到圣餐的教义中来，不存在本质或者本体，只有外表，只有外部的特征。因此，我们直接随意给事物命名，这就是唯名论。
唯名论最好的例子就是汇率。一枚硬币的价值原本取决于它的材质和重量，是金子或者银子，多重等等。但是采用汇率之后，这枚硬币的价值就不是以其质量来定义，而是发行它的政府来规定它的价值。比如我们有1欧元的硬币，有5欧元的纸币，这些货币的制作材料本身没有任何价值。那些金属或者纸张本身不值1欧元或5欧元，但是我们使用的是被定义的价值。这就是唯名论。我们承认的价值并不是它们真正的造价。
在中世纪晚期，奥卡姆威廉及其继承者比尔（Gabriel Biel）的神学里，唯名论发挥了巨大作用。奥卡姆强调上帝的绝对主权。因为上帝是绝对自由的，因此他就随己意行做万事。共相只是理论上的假设，是无益的。事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帝乐意把它们做成这样。它们并不是与某些抽象的共相一致。奥卡姆批判阿奎那对上帝自由的限制。阿奎那认为上帝之所以把一事物做成某样，是因为该事物本身是某样。但是，上帝是自由的，上帝甚至可以叫他的儿子道成驴身。上帝做成某事的原因仅仅在于他的旨意如此。共相只是我们赋予的名称而已。唯实论与唯名论在救恩论中非常重要。从唯实论延伸到救恩论上，阿奎那认为，我们必须真的本身从本质上成为义时，上帝才能宣告我们为义。我们必须真的是善的，上帝才能认定我们的善工和功德。而奥卡姆、比尔等唯名论者则认为，上帝可以宣告任何他乐意宣告的事。当我们本为不义时，上帝也可以宣告我们为义。他甚至与我们立约，接纳我们本不完美的行为，将其视为可以赚得永生的善工。这些行为本身并非真的有功德，但是上帝视为如此。比尔说，“对于那些真心而行的人，上帝不向他隐藏恩典”。这被称为方济神学。所以你只管尽量行善，上帝是会接纳的。熟悉宗教改革的朋友也许会问，这并不是宗教改革的对称义的理解。
那么，唯名论到底和宗教改革有什么关系呢？马丁路德当时的神学老师们就是比尔的学生。路德曾经学习、背诵过比尔的注释，这在中世纪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作品。路德称奥卡姆是“他的老师”，是“唯一懂辩证的人”。在路德早期的教学生涯，可以说他是个唯名论者。后来，路德慢慢离开这套哲学，但是唯名论哲学的训练，奠定了路德发现唯独因信称义教义的基础。没有唯名论，就没有路德。
三、宗教改革掠影：教皇职权
中世纪教会的第二大支柱就是教宗（即教皇）的职权，或者更广义一些，是整个神职等级制度。教宗和教会等级制度是欧洲最稳固的领导力。国王、皇帝、王朝的统治频频更迭，权力不断交接。唯一不变的就是教宗。
在罗马帝国时期，教会有五位主教，其中只有一位是来自西方，就是罗马主教。当帝国迁都至君士坦丁堡后，罗马随之衰落，所有的政治权力、人力财力都向东转移，只有罗马主教被留在西欧。因此，在西方没有任何人能和罗马主教竞争。到了1054年，东西教会分裂，西方教会的权柄毫无悬念地落在罗马主教的头上。教宗和其他神职等级制度等教义随即在第十二、十三世纪发展出来。教宗博义八世（Boniface VIII，1235-1303在位）曾如此解释，教宗手握两把利剑，一把用于属灵国度，另一把用于现世国度。他说福音书记录了一段文字说明教会的权柄是两把利剑，即属灵的和现世的。使徒彼得说：“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路22：38），使徒都这么说了，并且主耶稣没有否定说太多，而是说：“够了”。那些否认现世的利剑握在彼得手里的人，没有听明白主的命令：“收刀入鞘吧”（太26：52）。因此，这两处经文就是说在教会的权柄里，有属灵的和属世的利剑，前者是在教宗的手中，后者是在君王和士兵的手中，但是要在教宗的同意下（译者注：即这把利剑虽是入鞘了，但是依旧是属于彼得，即教宗的）。
教宗允许统治者“在教宗的同意下”握着现世的利剑，但是教宗并不放弃他对属世国度的统治权。他依旧戴着三顶冠冕：众君王之父、世界的统治者、基督的代理人。教宗统治着属灵的国度、现世的国度、炼狱的国度。
神职人员的权力不断增加，使得他们越来越与非神职人员（即所谓的平信徒）拉开距离。1139年第二次拉特兰会议（2nd
Lateran Council）规定，所有神职人员必须守独身，即不能结婚。在此之前，只有修士才有这种要求。因为修士是从社会上退隐的人，专心于祷告和灵修，因此他们不能被妻子和儿女分心。到了中世纪晚期，炼狱、弥撒、功德等教义开始发展出来之后，神父也要求必须守独身，专心举行弥撒和为死去的人不停的代祷。十二世纪开始，许多修士开始也被按立成为神父，这个“功德制造厂”开始变得越来越壮大。
到了十三、十四世纪，教宗集权开始破裂。当时出现了议会主义运动的挑战（Conciliarism），阿维尼翁教宗囚禁（1305-1377），西方教宗大分裂（1378-1417）。议会主义者们开始在教会内部提议教会应该由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来领导。“教会的最高权力应该握在众监督所组成的大议会的手上，或者说一个能够最大程度代表所有神职人员的议会”。当时提到这个观点是因为有人怀疑教宗已经成为异端了。当时以为英国的方济各会一位神哲学家，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1347），指责当时的教宗，同为方济各会的若望廿二世（Pope John XXII）生活骄奢。因为方济各会的人都是起誓过贫苦生活的。可是若望廿二世却回应说他在灵命上是贫苦的。就这样，奥卡姆的教导被审，最终被缔除教籍，逐出教会，并且教宗变本加厉称他是敌基督者。当然，奥卡姆本可以把这件事处理的更加平和，但是他并非当时唯一指责教宗生活的人。我们该如何面对一个失控了的教宗呢？
若望廿二世是当时定居法国阿维尼翁时代的三个法国教宗之一。当时的罗马非常衰弱，法国贵族阶层控制着教宗。
1377年，教宗迁回罗马。第二年，教宗去世，新教宗选举出来。这位新教宗决心进行一番体制改革，他的举措使法国国王和法国红衣枢机主教们严重不满。于是，法国的枢机主教们又重新选举出另一个教宗，并把他安置在阿维尼翁。这下出现了两位教宗，没过多久又出现第三位，接下来的四十年里，有三位教宗同时存在。这段历史被称为教宗大分裂（1378-1417）。这三位教宗都彼此缔除另外两位及其所属教区人民的教籍。结果，在一段时间内，整个欧洲都被缔除了。如果你支持其中一个，另外两个就会缔除你。虽然我们相信上帝保守教会不会就这么毁灭，但是教会到底建立在什么根基上？是建立在上帝的百姓身上、权力由平信徒赋予神职人员？还是建立在彼得的接班人身上，权力从基督流出、通过马利亚、通过教宗，到全体教会，再到世界？
1414-1418年，康士坦斯大公会议终止了这场教宗分裂事件，议会主义运动也随即停止。这次会议指出教宗必须遵从会议的决定。会议在1417年起草了一份通谕，宣告议会“从基督直接领受权柄；所有人，不论等级，包括教宗本人，在信仰、制止分裂、改革上帝教会各肢体的事情上，都必须服从。”这项通谕规定每十年必须举行一次会议。然而，1431年开始的为期18年的巴塞尔会议，依旧没有提供出一套好的方案。到了1460年，教宗庇佑二世（讽刺的是当年他作为枢机主教时曾经是个议会主义者），起草了一份咒诅教令Execrabilis，否决了一切抵抗教宗的诉求。议会主义运动就此夭折。在这次巨大的威胁之后，教宗权力在十四、十五世纪又重新强大起来。重修圣彼得大教堂就是当时对教宗权力和财富最佳证明。
中世纪的教宗职分把整个基督教世界握在手中。到了十二、十三世纪，教宗开始越来越追求权力，到了十五世纪，教宗权力几乎所剩无几。然而，直到马丁路德时期，教宗大部分的权力已经恢复，并且以基督代理人的身份统治教会和西方世界。
四、宗教改革掠影：弥撒
没有任何历史事件凭空发生。事出总归有因。宗教改革也不例外。若要明白十六世纪所发生的宗教改革，我们必须先回到中世纪末期的教会历史去寻找起因。我们先要了解中世纪末期的教会光景，才能明白当时教会里面到底潜藏怎样的危机。需要注意中世纪教会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罗马天主教”，把后者当作前者是颠倒了历史的顺序。“罗马天主教”是十六世纪中期的天特会议之后才以我们今天所知的教会实体出现。中世纪教会有两大支柱：弥撒和教宗。更广义来说是敬拜和权力。
首先，我们先来看弥撒。弥撒这个词来自拉丁语Missa。中世纪时期在拉丁语的礼拜仪式中最后一句话是 ite
missa est（意为：去吧，散会）。弥撒是当时宗教生活的核心。中世纪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我在哪里能找到上帝？我该如何与他亲近？在那个年代，普通人无法读圣经，大部分人是文盲，只会说，不会写。有能力读拉丁文的人更少。当时西方教会使用是拉丁译本的圣经。即便你懂拉丁文，也不可能有属于自己的圣经。许多城镇里，唯一的圣经只能在教堂里找到，并且用链子锁在讲经台上。读经并非当时宗教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经常祷告，可是你很难确定祷告是否被垂听。毕竟上帝不会给你发一封确认邮件。
因此，在中世纪时期，弥撒是与上帝会面最确定的选择。来到教堂举行弥撒，与上帝会面。今天，人们来参加礼拜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中世纪时期，人们的目的是来与上帝会面的。我猜你们当中许多人曾拜访过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这座教堂建于1616年，虽然从时间上讲不属于中世纪时期，但是其中有许多中世纪建筑的特点。当你从教堂大门走进去，一踏入门口，你的第一反应是向上看。这座主教堂惊人的高度震撼人心。当时很少有人见过三层楼的建筑。美国盛产摩天大楼，的确很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今天到处都是高楼，所以也没有什么可稀奇的了。但是你可以想象，中世纪时期，人们走进十层高的建筑里，塔尖的地方更是有二十层楼高，那种感觉是极具冲击的。一瞬间，你突然感觉自己很渺小，这就是这座教堂带给你的感受。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你觉得上帝很大，因为上帝要比这幢教堂还要大。如果你生活在中世纪，只是个普通人家，你可能住在一个两层的小屋子里，有点像今天的复式建筑，楼上楼下两层。这就是你生活的空间。而现在，你身处在十层楼高的，比整整一个橄榄球场还大的空间里，整个大教堂可以装下上百个你家。你生活的世界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对于中世纪的信徒来说，上帝遥远而可畏。从当时的宗教绘画可以了解到这一点。现代的耶稣画像常常是面带微笑的嬉皮士，而中世纪的基督画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常常是一脸严肃的审判官或者一位征战的君王。他是那么的超越、不可触及。神学塑造了艺术，艺术反过来影响神学。对基督超越性的强调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马利亚恭敬的发展。中世纪基督徒认为耶稣对罪人来说太高、太不可触及，耶稣无法与罪人有亲密接触，不会垂听罪人祷告。但他的母亲马利亚则更贴近人性、更亲近。并且有哪个儿子会拒绝他的母亲呢？所以罪人先把祈求带到马利亚母亲那里，再又母亲转达给儿子，是个好办法。
当你穿过米兰大教堂的中堂，也就是教堂的正厅，看着两边侧廊庞大高耸的柱子，直径超过你见过最粗壮的树干。大块的彩绘玻璃窗，比你见过的任何图画都美丽。你抬头仰望巨大无比穹顶，上面精细雕刻着图画，描绘耶稣的一生，或末日审判。向东朝着祭坛的方向走，你发现此路不通，因为有一个巨大的圣坛屏挡住了你的去路。木质的圣坛屏把你与祭坛和诗班席隔开，只有神职人员才能过去。在这个木质屏障外面有个讲经台。在后面还有第三道屏障，有时甚至可能还有第四道，祭坛就隐藏在后面。那是圣体祭献的地方。
在整个弥撒过程中，你和其他的平信徒呆在中堂里，透过层层屏障，你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只能隐约看见神职人员来回穿梭。敬拜进程中，他们会突然把帘子关起来挡住祭坛。然后诗班开始唱诗，司祭神父开始用你听不懂的语言说话，你凝视着圣坛屏上的十字架受难像。你知道他们在说关于耶稣的事情，但是你听不懂，所以你只能盯着受难像，然后默想他的受苦。在受难像的旁边是马利亚和众圣徒的图像。到了弥撒的最重要时刻，神父说话的声音会突然变得非常小，小到你几乎听不到。当这些话说完了，饼和酒就从本质上变化成了基督的肉和血。这时，辅祭会摇铃三次，通知下面的平信徒饼和酒已经变了。平信徒因此就知道上帝真的在他们中间。曾经挂在十字架上的身体现在就在祭坛上。受难像所描绘的献祭现在又在祭坛上演了一次。这就是你藉着弥撒与上帝会面。他在圣体祭献的时候降临。
当然，除了复活节，其他时间你是不能参加祭献的，只有神父才能参加。就算去参加一年一次的祭献时，你也只能拿到饼，不能拿到杯。弥撒是你一周的最精彩的部分。在中世纪时期，如果你够幸运活下来了，你的生活是肮脏、野蛮、短暂的（托马斯·霍布斯曾这么描写）。对普通人来说，生活极其艰辛。弥撒是六天劳苦之后的喘息。在一个几乎没有人会读写、更没有电子娱乐设备的年代，弥撒是一周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人们称其为弥撒戏院。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总之是有趣的事。你唯一知道的事就是基督会降临。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出现于十一、十二世纪。在许多伊斯兰教学者的帮助下，西方世界又重新发现了一千多年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世纪的经院学者用亚派哲学的语汇来阐述基督教教义（译者注：在主后第九至第十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许多作品被翻译成阿拉伯文，成为早期伊斯兰教的重要哲学根基。到了第十二世纪，欧洲的学者们开始把亚派哲学作品从阿拉伯语和希腊语译成拉丁文，从而影响到了中世纪晚期教会）。饼和酒的本质（substance）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但是外表（accident）依旧还是饼和酒。从本质上讲，当你吃外表上是饼和酒的东西时，你其实是在消化基督的身体和血。如果你接受亚派哲学的话，化质说是非常合胃口的。
许多中世纪信徒真的相信基督的身体和血临在圣礼中，在弥撒中基督降下来与他们同在。但是，基督不仅为那些还活着的人降临，也为那些在炼狱（purgatory）中的人降临。有些不干净的人上不了天堂，也没坏到直接下地狱，他们会跑到一个叫炼狱的地方去炼。炼狱这个词出现于十二世纪，指的是信徒死后的某种中间状态，在进入天堂之前要把剩余的罪孽清洁干净。
有些人在炼狱里呆的时间短，有些人可能需要上千年。如果你不想呆太久，有一种办法，就是以你的名义举行弥撒。中世纪晚期，各个地方的教堂开始扩建多个带祭坛的小礼拜堂来举行弥撒。这些弥撒通常以资助者的名义，或者以其去世家人的名义举行。因为弥撒能减少他们在炼狱里的时间。约翰·鲍斯（John Bossy），一位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提到弥撒时这样说：“中世纪晚期基督教里的灵修、神学、礼拜形式、建筑、经济、社会结构、制度，都是建立在炼狱说的教义上，在炼狱里的亲人朋友必须通过以其名义举行弥撒才能解脱。”另外一些比较次等的减轻炼狱的途径是通过特赦（indulgences），特赦包括行善事、经济贡献（即所谓购买赎罪券）、或作为十字军战死沙场。因此，中世纪信徒的属灵观是围绕弥撒和减少炼狱时间而展开的。
弥撒以玄妙的化质说统一了全欧洲，在弥撒中，饼和酒神秘地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通过在弥撒中领受基督，救恩临到个人。虽然普通信徒并不了解亚里士多德哲学对本质和外表的划分，他们也听不懂神父口中喃喃的拉丁语，即便这种圣礼观并不能带来得救的确据和安慰，但他们相信基督在祭坛上为他们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