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谈圣经
本文摘自《改教家的神学思想（增订版）》THEOLOGY OF THE
REFORMERS，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著/王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04。
加尔文用两个比喻描述圣经，第一个表现了圣经是怎样被赐予的，第二个则阐释了圣经在基督徒生活中的作用。
因为稍有才智的人，谁不知道上帝像乳母惯于对婴儿说儿语那样，向我们说话呢？所以“拟人论”的说法，并不能全部解释上帝的本性，只不过使对他的认识适合于我们的肤浅见识而已。（《基督教要义》1.13.1）
在这里上帝被比作一位与婴儿说话的乳母！圣经也是一种神圣的儿语。当我们发现“上帝在圣经里以一种毫不修饰的粗陋方式对我们喃喃低语”，我们不应该反感，反要感激，因为只有通过上帝这样的屈尊，我们才能了解他。
加尔文还将圣经比作眼镜：
正如你把一本好书给年老或视力衰弱的人看，他们只看见上面写着东西，却认不出几个字，可是，有了眼镜就可以看得明白；同样，圣经能清除我们心里对神混乱观念的黑暗，使我们对真神的认识更为清楚。（《基督教要义》1.6.1）
圣经被比作灵性上近视之人的眼镜。这两个形容圣经的不同比喻，默示的儿语和眼镜，指出了加尔文神学特殊的神学任务的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用积极的劝诫和消极的劝诫来形容。
从积极方面说，真正的神学是对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的虔诚反思，上帝的启示是绝对充分的（即是信仰和行为的规范）。从消极方面说，神学不能陷入“无用的猜想”，而应严格遵循那些我们能够合理地认识的事情，即在圣经里启示的内容。
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引出了加尔文关于圣经的教义，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圣经教义的本质：圣经是上帝用人的语言启示的道，并通过圣灵的内在见证让信徒相信。这个定义中的每一个要点都需要进一步说明。
（1） 圣经是上帝启示的道。加尔文并没有花很多时间来解释圣经是怎样被启示出来的。然而他在《提摩太后书》3： 16的注释中却明确断定圣经的神圣起源：
所有那些想从圣经中获益的人必须接受一个确定的原则，即律法和预言并不是凭着人的意愿流传下来的，也不是凭着人的想法产生出来的，而是由圣灵记录下来……我们敬重圣经要像敬重上帝一样，因为圣经的根源在于上帝，它里面没有掺杂人的根源。
加尔文相信圣经是“圣灵的学校”。其作者是圣灵的工具、器皿和抄写员。如果圣经是加尔文说的“儿语”，那么上帝就是那个说儿语者。我们很容易看出圣经，“远超过人的一切才能和天份，是上帝所呼出的”（《基督教要义》1.8.1）。
（2）圣经是上帝用人的语言启示出来的道。用加尔文的话说就是，上帝的道“是出于上帝自己的口，借着人的传道传给我们的”（《基督教要义》1.7.5）。
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人文主义者，加尔文辨认出圣经中的各种写作手法。他总结说，圣灵有时用“雄辩”的语言，有时用“质朴而不加修饰的文字”（《基督教要义》1.8.2）。这正是柏考韦尔（G. C. Berkouwer）所说的“圣经的仆人形式”的一部分。加尔文解释说“因为我们是无知的，上帝屈尊俯就我们，用一种普通的方式对我们说话，打个比方说，有时甚至口吃”。在“福音质朴而谦恭的教导中”，基督徒发现了生命本身的话语。
加尔文讨论经文时既怀着敬意，又带有批判性。他怀疑《希伯来书》是否为保罗所著，他还怀疑《彼得后书》是否出自彼得之手，后者是根据写作特点进行判断的，尽管他承认二者的正典地位。加尔文常常调和圣经符类福音里的一些明显的差别，例如出现在空坟墓中的女人是几个，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无视福音书作者的人性与显著的个性。他坦率地讨论了关于基督洁净圣殿这一事件的不同时间顺序：
马太和路加说基督一进入圣城和圣殿就赶走了那些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 马可说他先调查了现场，实际的驱赶行动发生在第二天。对此我的调整是当看到他还没有说过洁净圣殿一事的时候，他在后面加上了这一段，没有按顺序。
加尔文将马可描述成一个真正的人类作者，通过筛选材料编写故事，想起有“遗漏”，又插进来，“没有按顺序”。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可完全受到了圣灵的默示，但他不是一台设定好程序的计算机，也不是一台自动打字机。……
（3） 通过圣灵的内在见证，圣经让信徒确信。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道？对加尔文来说，不存在独立的认识论平台可以让信徒站在上面客观地决定相信还是不相信圣经。一个人怎么能够知道圣经就是上帝的道？要获得这样的确定性，只有默示先知和使徒的那一位圣灵出来，照亮人的心灵，让人从内心相信已经启示出来的真理。加尔文说，当人们要求提供“理性证据”证明摩西和先知是受默示而发言时，
我回答说： 圣灵的见证高于一切理性。正如唯有上帝能为他的话作见证，同样，圣经在未经圣灵的内在见证所坚立之前，便得不着人的完全信任。因此那借先知说话的同一圣灵，务必进到我们心里，叫我们深信他们所说的是上帝付托他们的。（《基督教要义》1.7.4）
“认出”圣经就是上帝之道的能力，不是通过专业学习获得的一种技能，也不是通过教义臆测得到的一种看法；它是上帝白白赐予的礼物。对那些受到圣灵启示的人来说，在启示和光照的两个时刻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加尔文并不关注证明圣经真实性的各样证据。他坦白地说：“那些想对不信主之人证明圣经是上帝之道的人，乃是很愚笨的，因为领悟上帝的道非有信心不可。”（《基督教要义》1.8.13）
当然，加尔文熟知许多证明圣经可信性的证据：它的久远历史、神迹、预言、教会和殉道者的见证。这些对信徒来说不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与“首要、至高的见证”相比，它们充其量是“对我们无能的次要辅助”。
加尔文坚持认为道与圣灵是一体的，他反对两种相反的错误。一方面，天主教使圣经从属于教会，从而降低了光照（illumination）的作用。他们采取彼得的说法，“圣经的预言不能由私人强解”，防止个人强解圣经，并“妄称大公会议是解释经文的权威”。加尔文提出“私人”在此语境中并非指“个人”，而是指“人的设计”：
即使整个世界都毫无异议地达成一致，即使所有人的思想都是一个想法，其结果仍然是私人的和自我的，因为那违背了上帝的启示，忠信之人得到了圣灵的启示，并知道上帝在他的道中表达出来的旨意。
加尔文和路德一样确信圣经是诞生教会的子宫，而不是相反。教皇、大公会议以及加尔文常常引以为例的早期教父都可能经常犯错误。通过圣灵内在的见证，圣经证明了自身的真实性，并为那些勤奋的信徒揭示出对经文的正确解释。
另一方面，加尔文同时代的一些人沉迷于圣灵，并且认为不需要成文的道，加尔文称他们为“狂热分子”。因此，“这些混账家伙撕裂了先知用不可分割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那些事物”（《基督教要义》1.9.1）。
圣灵并没有回避圣经，正是由于其与圣经相辅相成，人们才能认出他来。“圣灵与他的真理无法分开，而且这真理记载在圣经里，因此只有当人给予圣经适当的敬畏与尊荣时，圣灵才能发挥他的权能”（《基督教要义》1.9.3）。
加尔文所有的神学都是在以下范围内展开的：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的客观性，以及圣灵在信徒内心进行印证和光照的见证。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加尔文喜欢用的另一个比喻，即视力衰弱之人使用的眼镜的比喻。这个比喻指出了圣经的核心功能：它是为了加强我们的理解能力，让我们看到那些不戴眼镜就无法看清的事物。
加尔文一直痛斥那些“想入非非”的神学家。真正的神学是在启示的限制之内的。加尔文也想过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在干什么的问题。加尔文两眼放光，回答说，无疑，上帝正在给那些过分好奇的神学家创造地狱！（《基督教要义》1.14.1）那些“勤于学习”上帝之道的人便不会误入歧途，提出这样无聊的问题。
另一个说明圣经具有眼镜特点的好例子，是加尔文对天文学发现的讨论。在评论《创世记》1：16的“小的管夜”时，加尔文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月亮并不是在大小上仅次于太阳的天体，因为天文学家已经通过最新发明的望远镜证明了土星比月亮大。加尔文并没有否认天文学上的发现，但是他也不允许这些发现诋毁圣经的主旨。
我们一定要记住，摩西并不是以哲学的敏锐性谈论不可思议的奥秘，他讲的事情都是随处可见的……那些指责摩西讲话缺乏精确性的不诚实之人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作为一个神学家，他尊重我们而不是尊重星体……如果天文学家要问星体的实际尺寸，他会发现月亮比土星小。让天文学家拥有更高深的知识吧；但同时，那些觉察到月光下夜晚美景的人一定会因堕落而不知感激获罪，除非他们承认这是出于上帝的善行。那些研究天文学的人……让他们到别处去吧。
加尔文知道圣经并不是一本自然科学方面的原始资料，旨在调和一切最先进的科学发现。的确，这怎么可能呢？“现代”的科学世界观从《创世记》至今经历了那么多变化！而且，圣经的目的是启示对我们认识上帝和自己有益之事。加尔文说主给我们圣经“并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也不是要满足我们的虚荣心，或提供机会让我们发现奥秘或愚蠢地闲谈；他打算赐福给我们。”
因此，《创世记》说到创造月亮，并不是让人们去比较月亮与土星的大小；其目的是让那些沐浴在月光中的人们心怀感激，这才是真虔诚的关键因素。加尔文肯定地说，神学家的任务是“不要以胡言乱语转移人们的听觉，而是要教导真实、确定和有益的事情，以坚固人们的良知”（《基督教要义》1.14.4）。
认识上帝是人的主要目的，同时为人的存在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加尔文说，即使一个人有一千条生命，有这一个目的足矣。当我们迷失在罪的迷宫里的时候，上帝用他的道向我们启示了关于他的知识。恭敬、顺服和受教地研究圣经，圣经就成为我们认识实在的眼镜，成为我们崇拜和服事上帝不可或缺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