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巴

在過去，絕大多數在神學上保守的宣教士被差派出去，都是從事教會植堂、領袖訓練，以及聖經翻譯。但這種情況已經不復存在了。今天，越來越多被差派出去的新一代宣教士，是把他們的宣教焦點放在社會救助上，而教會和福音只被當成神學上的附屬品，被附加在這些社會行動上。事實上，我在非洲二十年作為一個宣教士的經歷，已經看到福音派的宣教事業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轉移，離開了我所謂的「使徒行傳的宣教」，轉向了社會改革的工程，或社會行動的使命。

這種現象絲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今天一些主導福音派關於教會和宣教使命的對話的深具影響力的聲音，正在提倡一種新的宣教使命：平安（shalom），社會公義，或善行和人類繁榮的福音。而新一代的福音派人士——年輕的、躁動的、改革宗的——似乎已經接納、並熱情地擁抱「社會的進步發展」（social upliftment），以此作為他們最主要的宣教策略。絕大多數在這個觀念下產生的福音派宣教士，他們會同時重視教會和福音，但是在多數情況下，他們似乎把教會主要當作一個平台，藉由這個平台，他們可以經營他們最偏愛的社會救助計劃。作為一個在前線（原文是：在槍矛的最尖端）已經事奉救主超過二十年的宣教士，我對這些變化特別感到憂心忡忡。

新約的使徒是基督所指派的，也是基督所訓練的、對耶穌大使命的解讀者。然而對我來說，在現代福音派人士倉促匆忙地從事社會行動的宣教使命中，使徒對耶穌向世界傳福音的大使命的定義和實踐，似乎卻經常被他們所忽略。

我相信使徒行傳應該嚴格地塑造我們對宣教的方法。儘管沒有人會說使徒行傳在宣教的事情上，是絕對的規定（absolutely prescriptive），但是它必然不能被視為僅僅是描述性（merely descriptive）的。簡言之，使徒對基督的大使命的解讀是一個永恆的、確定的、具有權威的解讀（弗二20）。他們作為受基督所教導的、對大使命的解讀者，他們的所作所為，為我們奠定了教會中任何時代的宣教努力的分道線（lane markers）。而當福音派教會從以宣講（福音）為導向的宣教，轉移到以社會行動為導向的宣教時，我懷疑我們難道不是在跨越車道、跑到對面的馬路上，而不是直直地走在我們自己的車道上？

當前介於以宣講為導向的宣教和以社會行動為導向的宣教之間的拔河比賽，並不是新的戰爭。然而，在最近幾年中，福音派內的幾個主要聲音，都熱情地提倡社會行動的宣教，包括著名的福音派人士，例如約翰·斯托德和提姆·凱勒。實際上，約翰·斯托德在幾十年來都催促教會要同等地採取社會行動和福音佈道，在成就大使命上，要成為旗鼓相當的夥伴。好幾年以前，斯托德曾經寫道，「它們就像剪刀的雙刃，或飛鳥的雙翼。這種夥伴關係，在耶穌的公開事奉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來，祂不僅宣講福音，也餵飽飢餓的人，醫治生病的人。」（註1）近一點來說，提姆·凱勒在提倡社會行動中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內勒（Peter Naylor）如此總結了凱勒的觀點：「凱勒的主要論點是，教會在這個世界上具有雙重的使命：(1) 傳講福音，和(2)施行公義，這包括社會和文化的轉化和更新。」（註2）

斯托德和凱勒為教會所繪製的路線要冒很大的風險。基本上，他們是說，「我們要讓福音保持其優先性，並且讓社會改革成為教會的焦點；實際上，在某種意義上，社會行動也是福音。」就純理論來說，這是對上帝的道和上帝的作為的一種崇高的融合。然而，在本質上，當我們越是擠破頭，想要進入到社會行動的領域裏，我們就越是會接近一個地方，一個不再具有基督徒特色的社會參與的地方，甚至到某個地步，社會參與會開始取代、排擠掉基督徒的特色。

在1990年代，斯托德承認他這種雙重強調的危險：「我的批評者主要的擔憂似乎是說，宣教士會偏離正路。」（註3）事實上，我相信這種擔憂是完全合理的，也一再被證明的確是如此。今天，許多教會和宣教委員會似乎很少會注意到著重社會行動的宣教士，和著重聖經翻譯、神學訓練、教會植堂和福音宣講的宣教士，兩者之間的差別。明天，我會把我對社會行動的宣教的一些關切貼出來。

註：

[i]“Evangelism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 Evangelical Commitment,” Grand Rapids Report No. 21, Consult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vangelism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CRESR) (Wheaton, IL: Lausanne Committee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and the Wor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 1982).

[ii] Peter Naylor, in Engaging With Keller:, 137. Peter Naylor, “The Church’s Mission: Sent to ‘Do Justice’ in the World?” in Engaging With Keller: Thinking Through the Theology of an Influential Evangelical, eds. Iain D. Campbell and William M. Schweitzer, (Darlington, England: EP Books, 2013), 137.

[iii] John Stott, The Contemporary Christian: Applying God’s Word to Today’s World(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2), 342.

貳、社會行動在宣教中產生的兩個問題

2 problems with social action in missions

當我概括今日的宣教活動已經轉移到社會行動時，我的顧慮會落在三個範疇之內。今天我們會先看頭兩個，下週我們再談第三點（為了明白這個帖子，我鼓勵你讀昨天的導論，宣教：配備護照的教會論。）

一、我們是否無視於歷史的教訓？

十九世紀晚期，保守福音派熱情地投入到社會改造的工程裏，這是為了回應那個時代的特徵，即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教會工程包括職業介紹所，托兒中心，童工的暑期家庭，以及提供街友食物的流動廚房。然而，福音派對社會改造的熱情，在二十世紀的前三十年就逐漸蒸發殆盡了。到了1930年，在教會歷史家所謂的「大逆轉」當中，保守的福音派人士就放棄了，或嚴重地縮減了他們的社會行動工程。主要的原因有兩個：扭曲和分散注意力（distortion and distraction）。

從教義來說，他們發現社會行動宣教經常會像水一樣來行動：它會往下流，流到一個黑暗的、名為「社會福音」的神學沼澤裏。社會福音是真正的福音的一種扭曲，因為在這當中，社會進步的福音會逐漸取代從罪中得救的福音。其次，福音派人士在1900年代早期也發現到，社會改造已經變成了一個會麻痺人、耗人精力的分心之物。理論上，流動廚房不應該取代十字架。但是在實際上，教會發現到福音總是會淪為第二位，因為社會事業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注意力和金錢。

佈道家慕迪喜歡說，當基督徒一手拿著麵包，一手拿著聖經走到世上時，他們通常會發現到罪人會拿走麵包，然後忽視聖經。當然，這正是耶穌在約翰福音第六章在餵飽五千人後所面對的問題。有趣的是，耶穌的解決方法不是更多的麵包，而是堅決的、清楚的福音宣講，好刻意趕走那些不誠實的人。

當我觀察歷史、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對我而言，我們似乎正走在一個橢圓形的軌道上。我們過去一直在兜著圈子轉：我們真的需要重新再學一次完全相同的教訓嗎？從歷史來看，社會行動宣教的結果是：在1900年，美國的新教主流教會供應了北美80%的宣教士。逐漸地，當這些教會越來越把焦點放在社會行動上，他們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就穩定地減少。事實上，到了2000年，那些相同的以社會行動為焦點的教會只供應了6%的北美傳教士的人力。（註1）從歷史來看，讓社會改造成為福音佈道和神學訓練變成同等的夥伴，並不會讓宣教活躍起來，反而會扼殺了宣教。儘管在統計曲線上，一開始會有一個突然的果效，但是長期來說，只有神的道和公開宣講真正的福音，才能激勵教會的宣教使命，這是社會救助工程辦不到的。

二、教會真正的工作——即只有教會能作的——是否正在被刻意忽視呢？

福音派人士委身於保存福音、上帝的道，和保存教會，把它們當作最重要的事。然而，實際上，這點在社會救助的宣教使命中是很難達成的。社會救助工程就像黑洞一樣——它們的重力會吸走所有可用的資源，而且吵著要求更多。儘管這個理論宣稱要把福音宣講擺在第一位，但是就預算、計劃、人員、時間、努力來說，實際上什麼是最優先的，是再清楚也不過了。

我的朋友，Brian Biedebach，他在南非和馬拉威事奉超過二十年，以一個年輕人的身份，寫下了他對社會行動宣教的嘗試：

1997-98年，我在馬拉威花了一年從事一個整全的計劃。我主要負責照管聖經學院裏的二十六個學生，五十頭羊，四百隻雞，以及一個超大的農園。早上一起床，第一件浮現在我腦海裏的事，就是如何把雞蛋送到市場。一整天下來，我耗盡所有精力，只為了確定打了足夠的水，把動物都餵飽了，然後在半夜，我還醒著的時候，還要趕走偷雞賊和野狗。

不管理論怎麼說，實際的狀況是，要經營一個農業計劃，就意味著他只有很少的時間，或甚至沒有時間，教導這些聖經學院的學生，這是他應該要作的門徒訓練。事實上，像這類的例子可以無止境地繁殖，因為在社會行動宣教中，分心是常態，而不是例外。

連提姆·凱勒也承認這是個問題。他寫到，「我們如果想要承擔起在各個階層中施行公義的教會，就經常會發現到，社區更新和社會公義的工作，會壓倒福音宣講、教導、滋養教會的工作。」（註2）內勒（Peter Naylor）提出他極富洞見的判斷來作為回應：「凱勒的說法似乎是說，進行到某個地步，這才會成為一個問題，但是他並沒有證明，當教會一旦投入到這類的工作時，這種效果不是就已經在運作了。」（註3）

內勒的重點是，這種分心是在頃刻之間就開始的。當各種資源被餵到社會工程的嗉囊裏的時候，按照其原始的設定，各項基本的事工（我所謂的「使徒行傳的宣教使命」）就是營養不良的，並開始萎縮。福音和講道被取代通常完全不是故意的，而是當你把社會行動宣教這個盒子推到馬車的前面時，有些東西就要被落在後面，為它騰出一些空間來。

用數學的語彙來說，今天這種魯莽匆忙地接受社會改造宣教的情形，會帶來兩個問題。社會福音是減法的問題：它把最基本的神學——罪和悔改——從教會的信息裏減掉了。另一方面，社會改造工程，會以另一種方式威脅教會：靠著加法。當消耗資源的社會工程被加到教會的工作項目上的時候，那些資源就無法用到福音宣講的事奉上。這是個零和遊戲：要給一個人的東西必然是從另一個的手中奪過來的。

當然，關鍵的問題是這點：聖經怎麼說？對福音派人士來說，這一定是最後的問題：當前這種宣教重點的轉移是否合乎聖經？我們是否在忙著重新繪製宣教的分道線，而忽略了基督所指派的對這個使命的解讀者，是如何解讀這個使命，並如何應用耶穌的教導的？我們會在最後的三個帖子裏討論這個問題。

註：

[i] David J. Hesselgrave, “Will We correct the Edinburgh Error? Future Miss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Theology, vol. 49, no. 2, Spring 2007, 126.

[ii] Tim Keller, Generous Justice (New York: Dutton Adult, 2010), 145-6.

[iii] In Engaging With Keller, 156.

叁、「社會」宣教的錯誤理論

The flawed theory of “social” missions

上週我解釋了，要讓宣教能真正成功，明白宣教必須建立在強健的教會論的基礎上，是非常重要的。然後我寫了一篇評論，批判了那種把焦點放在社會行動的宣教做法上。今天，我要擴充上一篇的內容，並且描述對這種宣教方法，說明我在擔憂的究竟是什麼。

社會行動的宣教模式至少有八種聖經上的問題。當然，不是所有的社會行動都具備這八種問題，但是很自然的，既然這是一個概覽，我必須用粗筆來描繪。

問題一、重新定義福音

許多社會公義的提倡者論證說，道成肉身，至少有一部分會和帶來平安（shalom）有關，即帶來人類社會的昌盛，或人類整體的福祉。因此，他們說，基督徒所作的提升人類繁榮任何努力（例如挖井或開始一個醫療站）都是福音事奉。雖然剛開始這似乎很有說服力，但卻是一個很危險的看法，因為它牽涉到對福音的重新定義。

正如卡森（D. A. Carson）指出的，這種對福音的重新定義，在分類上就是錯誤的。他寫到，「福音是上帝所成就的事情的好消息，而不是對基督徒在這之後所應該作的事情的描述……我們再怎麼強烈堅持福音及其蘊含的內容，它們之間的區別也不為過。」（註1）換句話說，按照定義，挖井不是福音，因為福音是上帝在耶穌基督裏所成就的，而不是我們所作的。我們怎能忘記這個定義呢？

此外，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呈現為是關於總體性的對不信的社會的提升，事實上，是在歪曲福音。麥克阿瑟（John MacArthur）寫到：

我最近對一個朋友提到，我正在寫一本書，是在處理罪和我們文化中日漸低落的道德氛圍的。他立刻反應說：「你務必要催促基督徒，要他們要積極地投入到挽救社會的工程裏。教會主要的問題是基督徒對政治、藝術、娛樂產業缺乏足夠的影響力，以至於無法永遠地扭轉乾坤。」我承認，這是許多基督徒的共同看法。但是我恐怕無法同意…..上帝對這個世界的計劃——以及教會唯一合法的使命——是宣講罪的信息，以及對個體的救恩。（註2）

問題二、對間接的福音事奉的一種難以言明的偏愛，勝過直接的福音事奉。

絕大多數的社會行動宣教，真正的福音事奉是相當有限的——多半只是盼望能產生一些副產品，而不是明顯的目標。例如，學校老師和醫師，很自然地必須花費他們一天中大部分的時間教數學，盯著病人的耳朵和喉嚨看。另一方面，一個教會的植堂者，必須花費他整天的時間在直接的翻譯事奉上。根據使徒行傳，我會論證說，福音不只是宣教使命所盼望的一種副產品。福音就是宣教。在回教國家，基督徒也許需要世俗的職業，才能進到那個國家，因此，間接的方法也許是必要的。然而，在福音不受阻攔的國家，沒有必要採取間接的策略。

通常埋伏在這個偏好昂貴的、迂迴的、間接的福音事奉的是這個觀念，即教會必須先透過社會行動描繪出福音，然後才能宣講福音。然而我在使徒行傳或使徒書信裏根本找不到根據。事實上，那些把宣講神的道和宣講福音當作事後諸葛或副產品的宣教努力，與使徒行傳當中使徒的宣教努力，沒有半點相似之處。

問題三、新實用主義

麥克阿瑟說過，我們這個時代的福音教會，其關鍵的致命軟弱是「對聖經的能力失去信心的一種惡性循環。」（註3）我經常看到這點會反映在社會福音運動中。其中的論證是，一旦教會的社會救助計劃讓不信的人對我們感到友善，然後我們就可以促使他們親近基督。這是對舊觀念的一種新表達，即福音需要一種引誘人的前導，因為光靠福音本身是絕對不會成功的。

讓我說明一下。以下對一個在巴爾的摩，馬里蘭地區的植堂教會的社會行動的描述，來自一本由西敏神學院的畢業生所寫的城市宣教的書籍。這段足以代表全書的引文，提供了一個相當露骨的例子，說明對福音的大能到懷疑，以及傳福音所使用的媒介卻變成了信息：

「缺少一個整全的信仰，在沙鎮就沒有福音。在這個處境下活出福音，在過去意味著建造一個教會和以社區為基礎的機構的合作網，這個合作網把焦點放在建造房屋，提供就業，教育和醫療照護上。在2001年，全時間工作者人數超過八十……尋找沙鎮的平安意味著要集中精力，消除空屋和低於水準的住房，一個從幼稚園到八年級的小學…..一個就業發展中心，為超過一百位的鎮民安置一份至少一年的工作，以及一個家庭健康中心….單純地『宣講福音』必定會失敗。」（註4）

根據這位作者的看法，在沙鎮上的福音包括了住房改建，就業開展，高品質的教育和醫療照護。事實上，沙鎮上的福音唯一不包括的，似乎是耶穌基督為罪人釘死十字架。耶穌作為救主，在建房和失業這些比福音低一層的事情上曝光率很高，但是在攸關罪和地獄的事情上卻無跡可尋，而且坦白說，在大部分完成的事情上，甚至是非必要的。福音的大能公開受到質疑（想像一下，倘若有八十個全職的教會植堂者都被送到那裡去！），而這個媒介——社會改造——就變成了信息。

到頭來，新實用主義就會帶領人大大地偏離使徒行傳的宣教使命。

註：

[i] D.A. Carson, “The Hole in the Gospel” (http://thegospelcoalition.org/themelios/ article/

the_hole_in_the_gospel). Accessed 31 January, 2014, emphasis original.

[ii] John MacArthur, Jr., The Vanishing Conscience: Drawing the Line in a No-Fault, Guilt-Free World (Dallas: Word Publishing, 1994), 12.

[iii] John MacArthur, Jr., Ashamed of the Gospel: When the Church Becomes Like the World, 3rd ed. (Wheaton, IL: Crossway, 1993, 2010), 23.

[iv] Mark R. Gornik, “Doing the Word: Biblical Holism and Urban Ministry,” in The Urban Face of Missions, eds. Manuel Ortiz and Susan S. Baker (Phillipsburg, NJ: P&R, 2002), 194.

肆、八個聖經理由，反對將社會工作當成「宣教」

Eight Biblical Objections to Social-Work as “Missions”

事實的真相是，使徒在討論基督的大使命時，從來沒有提到社會行動，使徒行傳也不曾把社會行動工程當作一種提升世界或向世界傳福音的手段。

昨天我說到，把「社會行動」視為宣教使命的一種形式，從聖經來看，至少會產生八個問題。在那個帖子裏，我解釋了其中的三個，我鼓勵你們先讀那個帖子。說完了那三個問題後，以下是這八個問題餘下的五個問題：

問題四：一個過度實現的末世論，或現在就要實現基督的國度

一個渴望現在就帶來基督國度的理想主義者，在社會行動的宣教異象中，經常會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社會行動的宣傳者會論證說，基督來是要除去墮落的結果；因此，「國度的工作」就包括任何減輕或翻轉那些結果的事，並提升社會的整體福祉。然而，這個對大使命的「普遍恩典」的進路，是一個徹頭徹尾不足的進路——某種秘密的後千禧年主義，嘗試要去創造出一種只有基督再來才會引進的改造。

問題五：錯誤的解經

用來提倡社會行動宣教的論證，通常是根據明顯錯誤的解經。結果是產生出許多在修辭學上具有說服力，但是按照聖經是很可疑的論證。例如，我經常發現到新約一些關於教會內的憐憫事工的經文，被解讀為彷彿是指教會外的宣教工程。包括在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是使徒行傳第六章照顧寡婦的經文。簡單來說，在使徒行傳被指派的六個人是事奉教會的，不是面向世界的宣教士。我們可以列舉出許多這樣的例子。一旦你打開眼界，你就會看到：在教會內的憐憫事工的論證，經常被用來作為其他關於針對世界的社會改革的結論。

問題六：把教會整體應當作的，和基督徒個人應當作的，混為一談。

關於這點的辯論，有許多的混淆正是發生在這裏。我們把耶穌要我們愛鄰舍的呼召和教會集體的宣教計劃混為一談：兩者都很重要，但是它們不是同一回事。基督徒個人參與到孤兒院、健康照護等等的事工，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個別基督徒所作的，和教會集體將自己組織起來，所從事的宣教使命，不是同一回事。

讓我說明一下。作為一個基督徒，你一定會樂於停下來幫助路旁一位受傷的摩托車騎士，正如那位好撒馬利亞人所作的一樣——愛鄰舍如己。然而，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是否意味著你們的教會應該要在年度預算中列出一個明細支出，用來購買巡邏車，訓練人員，並且為公路巡邏計劃募款，好幫助那些在教會附近的公路上束手無策或受傷的摩托車騎士呢？問這個問題，就是在回答這個問題。一個基督徒為了愛鄰舍所作的，和教會整體為宣教計劃所作的，不必然是相同的事。

同樣，倘若鄰居夫婦的先生過世了，我和我妻子一定會樂於幫助這位太太照顧小孩，重新組織生活，有必要的話也給予一些經濟上的資助，等等。這是基督徒當作的，只因為我們是基督徒。然而，這是否意味著我的教會應當要開始一個普利托里亞寡婦救濟基金，來照顧普利托里亞城裏所有的寡婦呢？個別的基督徒所作的，和教會整體動員起來，以完成大使命所作的，不是同一回事。總之，在使徒行傳裏，教會整體的宣教計劃完全集中在宣講福音上，而不是在社會行動上。個別基督徒所作的，和教會的宣教計劃是不同的。

問題七：對耶穌的職事和神蹟的誤解

那些想要把社會行動和福音宣講當作是宣教中平等夥伴的人，經常宣稱他們是在模仿耶穌的職事。在馬太福音廿六章9節，和約翰福音十三章29節，福音書都暗示了耶穌和祂的門徒的確把錢給了窮人；然而，在福音書中很清楚的是，耶穌並沒有成立孤兒院，也沒有扶貧基金，沒有低成本的住房計劃，沒有挖井工程，等等。祂也沒有教導祂的門徒如此行。

你會問道，「耶穌的神蹟該怎麼說呢？」「難道它們不是說明，教會應當努力消除飢餓和疾病嗎？」有趣的是，耶穌的神蹟在新約聖經中從來沒有被高舉成為動機，要教會聚焦在社會行動上，彷彿如果教會要透過非神蹟性的途徑，來繼續從事耶穌神蹟性的社會救助計劃。事實上，耶穌反覆說，祂行神蹟的目的是要證明祂就是彌賽亞（如：約十24-25）。把耶穌的神蹟理解為從事社會行動的理由，認為這是教會宣教的核心，就是把祂的神蹟作了新約從來不曾作過的應用。

事實上，耶穌經常發現到，祂的傳道工作會被百姓不屈不撓地要求更多神蹟性的社會干預所阻攔。如同你會回想到的，這導致祂教導那些祂醫治過的人，不要去宣揚有關祂的能力的話（可一44-45，五43；太八4，九30-31）。耶穌清楚得很，社會救助必然會吞沒祂原本應該投注到傳福音、講道和門徒訓練的時間和精力。

問題八：故意對使徒如何成全大使命視而不見。

關於大使命，約翰·斯托德曾寫道：「……不只是這個使命的順序，也包括實際的使命本身，必須被理解為是包括了社會責任，也包括傳福音的責任。」（強調是我另加的）。（註1）

儘管有斯托德的斷言，但是耶穌在馬太福音廿八章或路加福音廿四章，都完全沒有提到社會行動。事實上，它們都只專注在傳福音和教導上。斯托德企圖用一個對約翰福音廿章21節——「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耶穌向門徒所作的這個宣告的特殊解釋，來克服這個沉默。斯托德說，這是隱秘地提到門徒的使命內容：他們應當要從事社會救助，就像耶穌所作的。但是很不幸地，這是一個明顯的「讀入」——把自己的意思讀到聖經裏。當耶穌說，「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祂的焦點是放在祂以神性的權柄差遣他們（也暗示門徒願意順從祂）。

事實上，倘若耶穌給門徒的是一個蒙著面紗的教訓，要使福音佈道和社會救助成為在他們宣教努力上的同等夥伴的話，那麼他們就很明顯地未能了解祂的意思。在使徒行傳中有好幾次，使徒用他們自己的話總結了耶穌給他們的使命：「祂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祂是神所立定的，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主。」（徒十42；另參見廿六16-20）

事實的真相是，使徒在討論基督的大使命時，從來沒有提到社會行動，使徒行傳也不曾把社會行動工程當作一種提升世界或面向世界傳福音的手段。實際上，社會行動和福音宣教是「同一隻鳥的雙翼」的這個觀念，在當我們讀到路加對初期教會的報導時，就會發現那是站不住腳的。

明天我會總結這個系列，查看一些實際的應用，看使徒行傳應當如何影響我們對宣教的做法。

註：

[i] John Stott, 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Modern World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75, 2008), 23.

伍、使徒行傳和問題解答：宣教的使命是什麼？

Acts and answered: what is the mission of missions?

上週我們一開始把宣教使命定義為「帶著護照的教會論」，然後我們查看了藉著社會行動來達成宣教使命的方法，在整體格局上所犯的兩大問題。然後是兩個帖子（這裡和這裡），說明聖經的八大理由，證明宣教的社會行動理論是受到了誤導。今天我們要為這個系列收尾，來看使徒保羅是如何理解社會行動在宣教使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

倘若我們讓使徒行傳為我們的宣教努力劃下分道線的話，那麼教會植堂、領袖訓練（以及聖經翻譯，如果有必要的話）就是我們的焦點。這是耶穌所訓練的人如何理解並應用祂所交付的任務的方式。

毫無疑問，早期的基督徒對他們身邊需要幫助的非信徒顯出了他們的愛心（多三14；加六10）：這是基督徒所當作的，只因為他們是基督徒。我也會毫不遲疑地說，我鼓勵這麼做。例如，我教會裡的人被孤兒院所聘用，為孤兒教導聖經，在安寧病房擔任義工，為貧困的非洲農夫設立學校，在監獄的牧養事工，為有需要的牧師負擔神學訓練的經費，為流落街頭的孩童設立食物回收計劃，並主持其他的憐憫事工。他們做這些事，純粹是因為他們是基督徒。然而，基督徒作他們身為基督徒當作的事，和教會動員本身的資源去從事其有組織的、團體性的宣教計劃，未必是相同的。

一件事例說明

使徒的宣教哲學，透過保羅對羅馬教會的長期宣教計劃可以得到頗具有說服力的說明。在保羅的時代，羅馬是個向外不斷擴張蔓延的大都市，裡頭住著超過一百萬的居民，其社會災難禍與任何一個現代城市可以說是旗鼓相當，毫不遜色。如果使徒保羅寫給羅馬教會的信，像是由現代福音派社會行動的提倡者所寫的信會怎麼樣呢？

我實在等不及了，迫切地想盡快到羅馬領導以基督為中心的社會公義任務！行動必須早於言說！我們必須藉著努力提升羅馬城內的整體公民素養、種族關係和社會狀況。我們必須根除奴隸制和貧窮。我們必須建立孤兒院。除非我們首先幫助羅馬人民改善社會，在經濟上富裕起來，否則他們不會聽信福音。除非教會組織一系列以社區為基礎的服事，以根除失業，並鼓舞那些弱勢族群，否則我們無法看到羅馬城得到轉化。

當然，你們知道保羅實際上寫了些什麼：

我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而在羅馬，保羅清楚說明，他所傳的福音是一個關於罪、神的震怒、基督、十字架、悔改、信心、赦免的福音。保羅非常清楚當時的社會狀況，以及羅馬帝國任何大城市裡普遍的光景；然而，他仍然表現出我們在整本使徒行傳裡所發現到的、對社會行動宣教的系統性的忽視。

沒有錯，由於基督身體裡有各樣的恩賜，有些宣教士樂意將更多的憐憫和同情的成分加到他們對其他人的服事上——信徒有不同的恩賜。這不是我掛念的。我關切的是我們會容許集體的社會行動宣教——這是我們在新約聖經裡看不到的——接管了我們的宣教努力。至少它和使徒行傳裡所記載的是不成比例的。而事實上，我們很難說這反映出了使徒行傳的思想。

在艾滋病童長大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一些井就被用沙子封填起來，由於缺乏西方的資助，醫療門診也關閉了，我牧養的非洲人民需要教會去宣講神的話、宣講福音。如果我們差派的宣教士把焦點放在社會行動上，誰會來植堂、牧養教會呢？不信的人和非政府組織不會傳揚福音和建立教會，這是只有教會才會作的事。對許多宣教士和差派他們的教會來說，雖然社會行動工作在情感上能得到很大的回饋，但是我擔心我們有一天會醒悟過來，並且明白到我們並沒有用最有益的方式來幫助這個世界。

要修正這個趨勢，我們能做些什麼呢？首先，提醒你們現在的宣教士，告訴他們，他們所作的宣講福音的工作是最有意義的。從事使徒行傳式的宣教工作的老派保守宣教士，有時候會感到一種壓力，必須去擁抱新的社會公義宣教模式。他們知道「我們這週照顧了十四個孤兒」，比起「我們在教會植堂、講解腓立比書的工作上，進行到了第十四週」，要更容易讓支持者產生一個正面的反應。請寫信給你們的宣教士，拜訪他們，並鼓勵他們不要因為時髦的辭令，或受到實用的壓力，就轉移他們努力的方向。

其次，當我們預備好要差派新的宣教士出去的時候，請先打開使徒行傳，並且跪下來禱告，好決定你們的宣教哲學，並按照使徒行傳的做法來作。讓使徒行傳來塑造——是的，甚至是主導——你們對教會的看法，然後是你們對宣教計劃的看法。這不是什麼奧秘：耶穌親自訓練的人，他們對大使命的理解，就是完成大使命的正確方式。

作者簡介：Joel is the pastor-teacher of Grace Fellowship in Pretoria, South Africa, where he has served since 1995. Joel has his D. Min. from The Master's Semin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