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救赎历史的角度看正典

作者: Andreas J. Köstenberger and Michael J. Kruger等  译者: 诚之

译自《The Heresy of Orthodoxy: How Contemporary Culture's Fascination with Diversity Has Reshaped Our Understanding of Early Christianity》pp. 109-113

第四章 踏出正確的第一步：早期基督教之正典的意義

4. Starting in the Right Place: The Meaning of Canon in Early Christianity

一、正典和盟约

过去绝大多数对新约正典的研究,有一个最基本的不足,就是缺乏对新约本身整体盟约背景的认识。新约正典不是在圣经或历史的真空中出现的,它必须在旧约塑造的盟约结构下,才能获得正确的脉络。(注12)

1. 盟约的概念

简单地说,盟约(berith)是两个团体之间的安排或协议,其内容包括他们之间的关係,在盟约中的要求/规定(stipulations),以及祝福和咒诅。虽然圣经裡有人与人之间的盟约(撒上18:3;20:16),但是圣经裡主要的盟约观念集中在上帝与人的关係上(创15:18;17:2;出34:28;赛55:3;路1:72;22:20;来8:6-13)。的确,在圣经中,人和上帝之间所有的关係,都可以归纳在盟约的观念裡,也必须按此来理解。紧接在堕落之后,上帝就开始预备,要以恩典藉著那应许的后裔的血,为自己拯救一群特定的百姓,这位应许的后裔要打破蛇的头(创三15)。耶稣基督,即末后的亚当(林前15:21-22),是这个约定的盟约代表,祂兑现了约的一切要求,并且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不顺服的咒诅,为所有祂所代表的人确保了盟约裡的祝福。

这个简短的描述说明了盟约的概念塑造了圣经整个救赎历史的整体结构之脉络。讲述上帝如何救赎祂的百姓,就是在述说上帝与他们之间盟约关係的故事。因此,上帝救赎工作之原型宏大故事(archetypalmacro-history),就是透过讲述圣经的盟约结构来完成的。这个结构提供了福音救赎信息的基本元素,也在圣经的骨架上提供了必要的血肉。我们同意霍顿(Horton)的说法,他提到,盟约观念是「一种建筑架构(anarchitectonic structure),是圣经实践结构的樑柱基础。」(注13)

2. 盟约的结构

既然我们已经看到盟约的概念,在圣经的组织结构中有多麽重要,因此,当我们更详尽地检视盟约的结构时,它与正典之间的关联就会变得更加清楚了。而当我们明白,旧约的盟约结构是仿照古代近东的条约,它的结构也会显明出来。(注14) 在这些圣经以外的条约中,一位宗主王(suzerain king)会提出他与他所统治的附庸王/藩属王(vassal king)之间关係的条款,声言他们协议的要求/规定(stipulations),包括祝福和咒诅。这些古代条约——特别是赫人(Hittites)的——具有很清楚的结构:

1) 宗主序言(preamble):赫人条约的开头会包括这个宗主王的名号,他是发布此盟约的人,通常会列出他的头衔和属性。

2) 立约历史(historical prologue):条约的这部分会陈述宗主王和附庸王之间的关係的历史。如果宗主王在过去曾经拯救过附庸王,这就为附庸对宗主的顺服和爱提供了基础。Hillers提到,「历史要执行一个功能:它要为彼此的关係奠定一个基础,而不光凭著权势。」(注16)

3) 要求/规定(stipulations):古代的条约规定了盟约安排的条件,以及双方同意要履行的义务。这些规定包括附庸王忠诚的行动,以及当任何外国的势力威胁到他的附庸时,宗主王所要提供的信实的保护。

4) 各项奖惩条款(sanctions)。包括祝福和咒诅:赫人条约也包括如果他们背弃了盟约的条件,双方各自要承受的各种惩罚。虽然宗主要保护附庸免受外国的欺侮,但如果他发现附庸不忠心,他自己也会攻击附庸,并施行管教。

5) 盟约文件的保存。古代赫人条约最后一部分——对我们这裡的目的来说是最重要的——是会一份书成的盟约文件,交给立约的双方,让他们存放在圣殿裡。双方不只都会收到一份书成的盟约条款副本,而且规定要定期公开诵读这些盟约文件。

当我们查考摩西之约的主要部分——例如十诫和申命记——的结构时,我们会看到它很明显是仿照古代近东条约-盟约的结构。(注17)很清楚地,在西奈山所颁布的十诫,上帝与以色列的盟约的核心,有宗主序言(出埃及记20:2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立约历史(20:2下:「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列出一些要求/规定(20:3-17);祝福与咒诅(20:5,6,7,11,12);以及最显著的,两份书成的盟约副本,要存放在敬拜的圣所(出埃及记31章:18;申10:2)。(注18)正如Meredith Kline 提到的,「西奈之约的两块石板反映了当时的习俗:为立约的双方各准备一份条约的副本。」(注19)  正如这些古代条约会製作盟约的文件,作为宗主王和他的附庸之间盟约安排之永远的见证,上帝也提供了盟约的文件,以见证祂和祂的百姓之间所安排的条款。(注20)Kline接著论证到整个旧约的结构,以及其中的书卷,反映出这些在圣经之外的古代文件的各个方面。(注21)具体来说,他观察到古代的条约会包括一段「碑文咒诅」(inscriptional curse),对那些更改盟约文件字眼的人,宣告对他们的审判。(注22) 同样,这种「碑文咒诅」在圣经的见证裡也很明显,如申命记4:2,「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

新约文件并未违反此整体的模式。犹太教世界也期待未来会有另一个盟约,上帝要透过这个盟约来拯救以色列:「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耶利米书31:31)当然,第一世纪的任何犹太人,当有人质问他们耶利米书31章裡「约」这个字的时候,他们都会在他们自己的历史和圣经背景下来理解,也就是那是仿照古代近东世界的条约-盟约的模式。如此,他们也有一个清楚的期待,就是这个新的盟约,和旧约一样,也会伴随著适当的书成的文件,来为上帝与祂的百姓所建立的这个新的安排作见证。Kline证明了新约文件的本身,从福音书到使徒书信到启示录,都反映了这个正式的盟约结构,而这个模式是旧约所已经安置的。(注23)此外,我们在启示录22:18-19再次看到这个「碑文咒诅」,「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麽,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麽,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因此,新约正典,就其核心而言,是一份盟约文件。

根据此历史事实,很清楚的是正典的功能是立约观念所固有的,其来源也是立约的观念。正典著作是上帝对祂与祂的子民之关係的历史文件,展示出他们关係的本质,其中的条款和条件,以及祝福和咒诅。

正如圣经之外的条约/盟约,都不会没有一份书成的文件,作为这两个立约团体之间关係的见证,圣经的盟约也不会没有一份书成的文件来见证神与祂百姓的关係。因此,正典是立约无可避免的结果。Kline宣称,「圣经正典就是盟约正典。」(注24)

一旦理解了正典的盟约本质,我们就能明白,「正典只是早期教会的产物」的观念,基本上错解了正典本身的实质。如同前述,Gamble说,「没有规定一定要有新约圣经。」(注25),而Barr宣称,「文字不是传递[新的盟约真理]的有效方式」。(注26)然而,根据以上对于正典和盟约的讨论,这些声明就历史和圣经而言,都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我们看到书成的圣经正典这个观念已经编织到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本身盟约的组织当中。书成的文件远远不是「无效的传递方式」,反而是上帝在古代的以色列中,

为祂的盟约关係作见证的最主要方式,因此也是在新约的背景下我们所期待的沟通方式。当早期的基督徒认识到上帝在耶稣基督裡的救赎行动是「新的约」(new covenant)的开始——而他们很早就认识到这点——他们很自然会期待接下来会有书成的文件,来见证这个新的盟约的条款。(注27)正典不只是第四世纪基督徒所创造的观念,或者是「事后诸葛」式的概念,是教会发明的,以对抗早期如马吉安一样的异端。(注28)不,正典的观念是:从最早以色列国的奠基开始,它就是上帝子民生活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也继续是新约教会神的子民生活的一部分。

二、正典与救赎历史

当我们继续探索正典的意义,很清楚的是正典主要的功能之一是为上帝的救赎行动作见证(和诠释)(注29)。圣经裡两个主要的约——旧约(西奈之约)和新约——都是在上帝特殊的(和大能的)救赎工作完成之后,以文字的形式被确立的。在上帝把祂的百姓以色列塑造成一个神治政体的国家,并赐给他们盟约文件之前,祂就首先从埃及法老王的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这无疑地是旧约时代救赎事件的原型。(注30)

当上帝在西奈山,向祂的百姓赐下十诫,即旧约圣经书成的正典的核心时,上帝首先重述祂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王:「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20:2)如此,我们看到旧约圣经的模式,即正典文件特别是上帝代表祂的百姓之救赎行动的结果,其作用是向祂的百姓(和列国)宣告这个救赎行动。因此,正典的书卷是救赎的书卷。它们是「神胜利的话」(divine word of triumph)(注31)。

有鉴于早期基督徒是如此地专注在旧约圣经以及它所包含的救赎启示的模式,也有鉴于他们把得救脱离埃及视为只是透过耶稣基督终极拯救的预表和预期,我们会期待正典这同样的功能,在新约时代仍然有效。的确,耶稣自己把祂所要带来的拯救,和以色列脱离埃及得救,当作是类同的,祂在逾越节设立了新约的晚餐(路22:20)。如此,在两个盟约中,神的百姓都是被「上帝的羔羊」(出12:1-7;约1:29)所拯救的。此外,在马太福音2:15,祂离开埃及以应验何西阿书11:1的「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耶稣也被描述为是完成祂自己的「出埃及」。同样,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对摩西和以利亚说到祂的「出埃及」(exodon;中文和合本译为「去世」),「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路9:31)  因此,正如盟约文件是上帝透过摩西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之后赐给他们的,对早期教会来说,新约文件是上帝藉著第二个摩西,即耶稣基督,拯救教会脱离罪之后,赐给教会的,就是很自然的。(注32)

因此,上帝在耶稣身上要成就的,那等候多时的救赎胜利,其开端,就是赐下正典文件的基础,而不是后来第四世纪的教会政治。如同D. Moody Smith 所说的,「早期的基督徒宣称,旧约的叙事和预言已经得到应验,并在耶稣身上延续下去,而教会就预告了,甚至可以说是要求更多经文的产生。」(注33)

1. 救赎历史与使徒职分

上帝的救赎行动和赐下正典之间的联系,也由以下的事实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上帝赐给教会使徒的职分,作为救赎信息的监护人、保守者,以及传递者(注34)。上帝并不是单单执行救赎行动,然后把这些救赎行动的宣佈与普及,留给机运或人类历史随机的运动。相反,上帝建立了祂的使徒的权威结构,让使徒在未来世代中,成为教会的根基。正是使徒的职分,构成了上帝的救赎工作和上帝之后对此救赎的宣佈,之间的关键性联系。

早期教会明白使徒的权威角色,这是透过在新约著作中得到肯定,而变得清晰的。耶稣吩咐祂的使徒,「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可3:14-15)。因此,使徒就是基督的口,是对列国的权威见证。在约翰福音20:21,耶稣向使徒宣告:「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彼得为这个事实作见证,即使徒是「神预先所拣选为他作见证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作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徒10:41-42)。作为基督的代言人,使徒带著祂全部的权柄与能力:「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

来的。」(路10:16)因此,他们的信息,对所有听到的人来说,就是具有约束力的。彼得后书说得很清楚,使徒的话就是基督的话,而且与旧约先知的话有同样的权柄:「你们[当]记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彼后3:2)同样地,希伯来书的作者论证到,使徒的信息与耶稣基督自己所宣告的信息是救恩的同一个信息,因此他们的信息带著祂全部的权柄和分量——甚至比由天使所传的旧约信息还要重(来2:2-3)。

2. 使徒传统与书成的经文

最早的基督教文献,新约圣经本身,很清楚告诉我们,使徒的信息带有基督的权柄,因此被视为是上帝的信息,带著和旧约圣经同样的权柄(至少不低于)。虽然使徒对教会的监管显然是透过讲道,教导和探访教会,由口头来执行的(帖后2:15),但它最后是以书成的形式来保存与传承的。如同先前所讨论的,旧约圣经的盟约模式是:当新约奠基之后,会伴随著一份新的盟约文件。我们必须记得,在这样的背景下,使徒的作用是什麽。鉴于耶稣关于祂要设立新约的详尽教导,以及使徒的犹太身分和他们浸泡在旧约圣经的盟约架构中,还有耶稣基督已经把权柄直接交託给使徒,让他们代表祂说话,把使徒的信

息直接透过书成的文字来传递,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使徒的信息以文字的形式被保存下来,成为上帝对教会有关新约的永恆见证。

此外,这个朝向书成文字的动向,也受到基督亲自赐给使徒的使命(太28:19)所驱动。当教会继续扩展到世界各地,进入更多的地理区域,很明显地,使徒的权柄要能有效地传递和准确地维系,就只能靠文字的形式了。显然,使徒无法为不断扩张的宣教工场裡的每个教会提供个人的关照。此外,他们有限的生涯也说明他们绝无可能亲自把使徒的信息带到地极,而需要一种方法为未来的世代保存他们的信息。(注35) 如此,使徒要完成把基督的信息带到万国的使命,就必须让他们的信息刻成文字,这是无可避免的。以赛亚的话提醒我们:「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版上,写在书上,以便传留后世,直到永永远远。」(赛30:8)(注36)

其结果是,不仅是使徒自己写了许多新约的文件,而且,在更广的意义上,他们也照管了由非使徒作者製作此类材料的过程(注37)。使徒的功用是确定基督的信息被稳固而准确地为将来的时代保存下来,藉著圣灵的帮助,无论是直接由使徒写成的,还是透过他们身边的追随者。最终,新约正典不再是使徒著作的集成,而是「使徒性的著作」(apostolic writings)的集成。这些著作带著使徒权威性的信息,并且要来自基础性的使徒时代(即使不是直接出自他们的手)。因此,新约书卷的权威,和「是谁」写的没有太大的关係,而和「何时」写的有很大的关係。它是和一卷特定的书卷在救赎历史的范畴内的地位有关的。

如此,一卷书成的新约书卷,不是由教会在后来正式开会「决定」的,而是它是使徒在救赎历史上的功能,很自然地完成的(natural outworking of the redemptive-historical function of the apostles)。有鉴于经文被视为是使徒信息的化身,它就保留了使徒的权柄,也就是基督自己的权柄。正是在这裡我们看到我们先前提到的受到Bauer影响的方法的鲜明对比。那些方法主张,把这些耶稣传统写下来,是发生在他们被视为具有权威之前(它们被视为有权威发生在相当后期),而历史的证据说明,在它们被写下来之前,

传统就被视为是有权威的(因为他们与使徒的关联)。如此,我们不难看见,为什麽早期基督徒已经从一开始就把一些经文视为是有权威的。新约正典的观念不是在第二世纪(或更后来),当教会在紧迫的需要下,才发展出来的,而是从一开始就由早期教会所传递并继承下来的。它是教会的根基,而不是教会的结果(the foundation for the church, not consequence of the church)。因此,正典的观念,正式来说,不属于教会历史,更正确地理解,应该是救赎历史的中心要点。

当我们更仔细地查考新约书卷,他们的内容就确认它们是以书成的形式带著使徒(因此是带著上帝之)权柄的。换句话说,在新约的作者当中,似乎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製作具有权柄的文件,而这些文件会具有教会正典书卷的功能(注38)。虽然这裡没有空间让我们详尽地解释新约经文(注39),但可以思考以下的经节。林前14:37-38,「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保罗不只是把他自己的权柄和耶稣基督的权柄等同,而且具体地把这种权柄应用在他书信中写成的文字上,他称之为grapho,这个字在其他地方常常被用来指书成的圣经。此外,保罗把他的属灵权柄视为是如此清楚,以至于他对那些拒绝承认这个权柄的人,提出了「先知的审判」(注40)。根据这样的经文,我们很难想像当麦道卫(Lee M. McDonald)对新约的资料是公正的,他宣告说保罗「不清楚他自己的忠告具有神的默示的地位。(注41)mN. T. Wright总结得很好:过去人们常说,新约作者「不认为他们正在写『圣经』」。但是今天在历史上是很难成立的。他们的著作,在各种意义上,是「偶发的」......并不是重点。正是因为出于急迫的需要(例如,在写作加拉太书或哥林多后书时),保罗很清楚他是被充分授权而写作的,这个使徒的呼召是他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以圣灵的能力,藉著他的话把生命和秩序带给教会。(注42)

三、正典与社群

正如前述,Bauer对正典讨论的影响使得许多学者主张新约正典的存在——也可以说是它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是直接归诸后期基督徒社群的行动。这种取向常常会给人一种印象,以为早期教会不只是「创造」了正典,也自觉地「选择」要包括在正典的书卷(注43)。然而,我们必须再次问到,早期基督徒是否会如此理解正典和社群的关係。基督徒社群是否会倾向于认为,他们是正典存在背后的「推动力」(impelling force)?正典的样式是由他们决定的吗?这是我们现在要回答的问题。

1. 正典塑造社群

我们再次回到旧约的背景——早期基督徒直接的正典背景——我们看到一种与Bauer所提出的,有关正典和社群之间关係之十分不同的取向。上帝在西奈山设立旧约的方式,证明了盟约文件不只是见证了上帝的救赎行动(如前所述),它们也接著提供了治理上帝子民的结构和组织原则,好让上帝可以与他们相交,住在他们当中。换句话说,正典不只是宣告神的救赎行动,也用来塑造上帝子民的社群,好让上帝可以与他们联合。我们可以从上帝如何开始启示摩西观察到这个模式:在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并且

在西奈山上设立了旧约之后,上帝就晓谕他们要建造祂的家/圣所(house)——这个家/圣所该如何组织,如何运作(出埃及记26-40章)。(注45) 虽然从某个意义来说,圣所是神的居所,它只是这个事实的象徵,就是祂真正的居所是祂子民的内心。祂的子民就是信仰社群,「以色列全家」(出40:34-38)。如此,我们看到一个圣经的模式,即上帝藉著救赎祂的百姓来胜过祂的仇敌;然后祂赐下正典文件,用来结构、组织,并转化上帝的百姓,成为一个适合祂居住的地方。如此,根据旧约的范式,是正典构成并塑造了信仰社群,而不是倒过来。

当我们查考最早期的基督徒著作,我们看到这个模式并没有改变。雅各提到神的话的能力建立、转化、塑造祂的子民,成为祂的居所:「祂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馀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雅各书1:18,21)(注46) 同样,保罗说到神的话塑造了教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捨己;要用水藉著道把教会洗淨,成为圣洁。」 (注48) 此外,建造神的家的主题,在这些早期基督徒的文字中依然持续著,这提醒我们在新的盟约中,上帝仍然在建造、塑造并雕塑祂的百姓,成为祂的圣殿。例如,彼前2:5用圣殿的措词来指称教会:「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著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新约圣经众多的经文,展示了神属灵的「家」(教会)要如何运作(例如,罗马书12-15章;林前5-12章;林后6-9章;提前3-6章),好让神在那裡可以得著荣耀。的确,新约圣经本身最后是以描述神的居所结束的。当神伟大的圣殿,神的新城,在新天新地中揭去了帕子,这就是神圆满终极的家(启示录21-22章)。

如此,根据早期基督徒的观念,正典文件(神的话)被理解为是神的建造计划,是祂建构并雕塑信仰群体,作为祂居所的媒介。若是如此,那麽,很清楚的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会把信仰社群视为是正典的结果,而不是正典是信仰群体的结果(注49)。因此,任何主张说教会创造了正典,或正典只是、单单是由已经设立的教会长期「选择」的结果,不只是不当地颠覆了圣经和历史的次序,对早期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外来的、异质的观念(注50)。这就是为什麽早期教父一再说到「承认」(注51)或「领受」(注52)新约的书卷,而不是创造或挑选它们(注53)。在他们的头脑裡,经卷的权威不是他们赋予给这些文件的——他们只是领受所已经「传递下来」给他们的(注54)。这个「领受」所传递下来的东西的模式,甚至更实在地反映在保罗的著作裡,祂也承认到,「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林前15:3),甚至称讚帖撒罗尼迦人也这样作:「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帖前2:13)。虽然现代的学者喜欢把恶意强加在早期基督徒社群的头上(例如夺取政治权力),我们至少可以承认,这是异于他们对自己角色的理解,以及他们对正典和社群的关係的理解的。

霍顿(Horton)作了很好的总结:「这是无可置疑的,即上帝的子民是由盟约所塑造的,而不是相反。说信仰社群创造了正典,无异于是说它也创造了盟约。这种观点似乎达到了制度性骄傲的高度。」(注55)

因此,我们再次看到在Bauer影响下的对正典的取向,从根本上就错过了正典的意义。他们认为正典只是教会历史时期所衍生出来的一种观念。认识到正典和社群之间的关係,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正典(少是在早期基督徒的心目中)是这些文件所固有的观念,而不是事后强加在它们身上的。

2. 正典联系到社群

如果神的设计是要让正典来转化、组织并改变一群百姓(提后3:16),使他们成为盟约的主的居所,那麽,这个盟约群体就必须正确认识到这些书卷,好让他们能照神的心意来运作(注56)。盟约文件若没有联系到盟约的社群,它的目的就无法完全实现(注57)。如果盟约文件和盟约社群能以这种方式携手并进,那么,我们就可以期望这个社群和这些文件之间会有一些联系,可以让这些文件得到正确的认识,承认他们的本质。

换另一种方式说,我们应该要期待上帝建造盟约社群的方式,和祂组织盟约书卷的方法,会使他们能彼此「联络」。的确,如果立约的上帝发佈了盟约的文件,目的是要为自己塑造一个信仰社群,祂却没有设立一个途径,让这些文件能被这个社群所承认并採纳,那就是与祂的性格完全矛盾的。神学家已经从历史上确认,盟约书卷和盟约群体之间关键的联系是圣灵的工作。

首先,就盟约书卷而言,圣灵的工作产生了这些书卷,因此,它们是活泼的、有效的,有力的书卷(来4:12)。既然这些书卷是从神而来的,他们就带著神的属性,可以说,藉著这些属性可以认出它们。其次,就盟约群体而言,也是圣灵工作的结果。圣灵重生了上帝子民的心思和意念,以至于他们如今会调整频率,对准祂的声音。「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著我。」(约10:27)如此,是圣灵的运行,使得盟约群体的成员可以认得神在盟约书卷中说话的声音(注58)。

正是这个神学范式——早期基督徒所共享的——帮助我们转化关于在早期基督教内正典的来源的观念。与其说正典是被教会后来的世代正式「挑选」的(因此基本上是人所建构的),相反的,不如说这些书卷,就某方面来说,是透过圣灵在他们裡面强而有力的见证,把这些书卷强加在教会身上的。如果神的灵同时在这些书卷和领受这些书卷的早期基督徒社群身上工作,那麽,我们应该可以期待,在早期基督教内,正典的观念是一个相当早,而且是很自然的发展。

因此,正典的现象,不是因为教会的正式决定所发展出来的(固然教会的关键性角色不能被抹杀), 而是这些特定的书卷本身所已经固有的——圣灵的能力。如同 Cullmann 正确地说到的:「在众多基督徒著作中,那些要形成将来的正典的书卷,透过它们本身内在的使徒权柄,把它们自己强加在教会身上,正如它们今天仍然在作的,因为主基督在它们裡面说话。」(注59)因著圣灵的行动,我们可以同意Dunn所宣称的,「在一个非常真实和重要的意义上,主要的新约文件挑选了它们自己;是新约正典挑选了自己!」(注60)

总结

本章的目的是要在以一种有别于当代许多方法的方式,来探索正典的意义。这些现代的方法委身于Bauer对早期基督教的重建。在Bauer的模式下,任何正典书卷浮现的早期证据,都会被视为是「不成熟」和时代错置的,是把后期(即第四世纪)正典的观点转输到教会早先的阶段。但是,如果正典的观念不只是早期教会的成品,而是根植在正典文件本身的结构上,那麽,我们就拥有一个可以分析这些历史证据的新背景。这个背景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圣经的整个盟约结构(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都一样)暗示,书成的文字是上帝立约的行动,很自然、甚至是无可避免的结果。因此,早期基督徒会有这样的倾向和期望,就是会有书成的文件要证实上帝的立约行动。

其次,很清楚的是,上帝在耶稣基督裡之决定性的救赎行动,会导致这样的期望,就是会有一份新的文字启示,为这个救赎留下记录。透过基督所授权的使徒,这份新的启示临到了我们,不是作为教会历史,而是救赎历史的一部分。因此,使徒的书卷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承载基督完全的权柄,也会被它最初的听众,以这种具有权威的方式来领受。

第三,早期基督徒不认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社群)是创造或决定正典书卷的人,而仅仅是「领受」或「承认」它们的人。圣灵同时在正典文件和领受它们的社群工作,如此就提供了一个途径,使早期基督徒可以正确地认出这些书卷。是圣灵的工作使盟约群体和盟约书卷之间的合一得以实现。

如此,所有的这些考量,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浮现中的正典的早期证据,投下新的亮光。与其遵循Bauer的模式,根据它们当时还没有变成经卷(圣经)的这个理由,就漠视正典书卷的早期参考资料,我们如今可以自由地考虑这个可能,即早期基督徒诵读它们,使用它们,并抄写它们,是因为它们已经是——盟约文件。的确,把这三个因素记在心裡,我们会期待正典书卷在基督教发展的早期,就已经被认为是正典了。那麽,当我们研究正典时,也许我们可以越过这样的习惯,就是从早期教会开始,然后返回去研究正典。相反地,我们可以从新约本身开始来研究正典,然后往前到早期教会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