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之約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venant of Works
作者：范司寇（J. V. Fesko）譯者： 誠之：
https://credomag.com/2020/09/the-importance-of-the-covenant-of-works/
https://www.h-land.us/blog/e753f440-0a5c-11eb-bbb3-c773907a43b5?fbclid=IwAR1cjCPYh0sKtvl1BAVd6sbJFwp9tM2h1DG89zMmvHAU2cdnNU8F7Yg8vVs
 
為什麼行為之約的歷史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簡單地界定一下這個教義，其次，要重溫一下它的起源、發展和接納。然後，我們就可以反思為什麼行為之約的歷史值得我們研究。「約」（covenant）最簡單的定義來自教導兒童的教理問答，它將約定義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之間的協議。
 
如此，行為之約就是神與亞當達成的協議，即神會賜給他永生，條件是他要順從神的命令：遍滿地面，治理這地（創一28）；不要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創二16-17）。順服會帶來巨大的祝福，但不順服會給亞當和他的後代帶來死亡。那麼，這個教義的歷史是如何展開的呢？
 
此教義的歷史
 
早在兩約之間的時期，次經《德訓篇》（Ecclesiasticus）等猶太教外典書籍就解釋說，當上帝給亞當下達不得吃知識樹上的果子的命令時，他就與人立了約。「凡有血肉的，有如衣服，逐漸陳舊，因為自古以來的定案（原文作：約）是：你一定要死」（《德訓篇》十四17；參創二16-17）。這對聖奧古斯丁來說是拼圖的關鍵圖塊，使他得出結論說，上帝和亞當是有立約關係的。其他早期教父的神學家如耶柔米在他著名的舊約拉丁文《武加大譯本》中把何西阿書六章7節譯為：「他們卻如亞當背約」。這意味著，到了十六世紀，亞當之約的觀念已經很普遍了，從羅馬天主教和新教神學家都主張這一學說就可以看出。
 
在天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上，神學家們談到了上帝與亞當所立的第一個約；另一位羅馬天主教神學家卡塔里尼斯（Ambrogio Catharinus）認為，在亞當之約中，上帝將亞當的罪歸算給他的後代。同樣，新教徒如慈運理（Ulrich Zwingli）也解釋說，上帝和亞當立了約；加爾文（John Calvin）堅持認為，上帝所有的約都有聖禮的記號；他令人信服地指出，生命樹是生命的聖禮記號，這意味著上帝和亞當立了約。十六世紀其他的改革宗神學家，如烏爾西努（Zacharias Ursinus）、珀金斯（William Perkins）和羅洛克（Robert Rollock）等，也都呼應了這些主題，於是行為之約的教義就形成了。此教義不單單是改革宗或更正教的獨特現象，而是有大公教會的根基。
 
到了十七世紀，該教義繼續廣傳，在英國和歐洲大陸都有倡導者。它最早被編入阿爾馬（Armagh）大主教烏瑟（James Ussher）撰寫的《愛爾蘭信條》（the Irish Articles，1615年），這為它被納入著名的《威斯敏斯特信仰標準》（Westminster Standards ，1648年）奠定了基礎。但是，儘管行為之約很普遍，也廣受接納，但到了十八世紀初，人們對該教義的重要性的認識發生了變化。
 
此教義的衰落
 
有兩個因素促成了該教義的衰落。首先，神學家們因神學分歧、宗教戰爭和暴力而疲憊不堪，他們試圖減少信仰告白的神學承諾，以促進更多的普世合作，因此，為了平息神學爭論所引發的洪濤巨浪，行為之約就是被扔下船的教義之一。其次，一些神學家撇開了宗教改革合乎聖經釋經原則。行為之約的擁護者完全知道「約」這個詞並沒有出現在《創世記》的前三章中，但他們是在更廣闊的聖經正典的背景下解讀這些開頭章節的：在《摩西五經》、《舊約聖經》的其他部分和《新約聖經》中。該教義的批評者不再被這樣的釋經策略所說服，他們要求在創世記一至三章中必須出現約這個詞，以驗證該教義。
 
這並不是說改革宗神學家們集體放棄了這一學說，而是說這一學說不再得到廣泛的接納。不過，十八、十九世紀仍有一批神學家，包括波士頓（Thomas Boston）、柯古洪（John Colquhoun）和一些參與18世紀初蘇格蘭「精髓爭議」（the Marrow Controversy）的神學家（the Marrow men）等，他們都在推廣該教義。在二十世紀，對該教義的分歧更加尖銳。批評者包括巴特（Karl Barth）、慕理（John Murray）和豪克摩（Herman Hoeksema）；支持者包括凱波爾（Abraham Kuyper）、巴文克（Herman Bavinck）、魏司堅（Geerhardus Vos）和伯克富（Louis Berkhof）。
 
此教義的重要性
 
從行為之約的起源、發展和接納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麼？首先，亞當之約是一個大公教會的思想，也就是說，在教會歷史上，神學家們一直在提倡它。第二，批評者和擁護者對這一學說的爭論表明，他們採用了不同的釋經學原則。詆毀者要求「約」這個詞必須出現在創世記一至三章中，而提倡者則將創世記一至三章章放在一個更廣大的正典框架中解讀，並將十幾處不同的聖經經文拿出來證實該學說的合法性。第三，現代歷史學家和神學家把行為之約定性為上帝和亞當之間赤裸裸、冷冰冰的法律交易。但當你閱讀原始資料時，倡導者經常宣稱，行為之約是關於上帝對亞當的愛，以及反過來，亞當對上帝的愛。
 
許多的批評和拒絕都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他們沒有正視與該教義有關的釋經學和神學的概念。因此，作為一個歷史問題，行為之約是重要的，因為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窗口，讓我們瞭解上帝與人類最初的互動。因此，我們可以從教會的集體智慧和洞察力中學到很多東西。此外，如果說亞當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或譯為預表）（羅五14），即末後的亞當，耶穌，那麼，聆聽教會對創世初始（proton）的理解，將使我們對末世（eschaton）的理解更加厚實。瞭解亞當的工作的性質，將為我們提供瞭解基督工作的工具。因此，研究行為之約的歷史，是一項有價值、有指導意義的工作。
 
范司寇（J. V. Fesko）
 
范司寇（阿伯丁大學博士）在傑克遜改革宗神學院（RTS Jackson）擔任系統神學和歷史神學教授。他自1998年起在正統長老會按立牧師，曾任教會植堂者、牧師，現在是教師。范司寇博士撰寫或編輯了二十多本書籍，包括Reforming Apologetics: Retrieving the Classic Reformed Approach to Defending the Faith, The Trinity and the Covenant of Redemption, Death in Adam, Life in Christ: The Doctrine of Imputation, Justification: Understanding the Classic Reformed Doctrine, 和 The Covenant of Works: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Reception of the Doctr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