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慈信
今天的华人教会正在经历一次新的宣教浪潮。20世纪60年代末，东南亚的一些华人教会在宣教事工上独占鳌头。北美华人目前的宣教热情是建立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学生查经班的基础上，这些学生查经班于80年代演变成华人教会。到90年代，这些华人教会中许多已经有了宣教预算，每年召开宣教年会，差派短宣队尝试和参与宣教，也呼召基督徒考虑在宣教工场中长期服事。今天的华人基督徒已经在以色列、俄国、伯利兹、新西兰、泰北、巴西和关岛向当地的华人传福音，并在全球各地建立了华人教会。华人基督徒和华人教会的华福运动，在语言上及华裔第二、第三代基督徒不同族群方面已经日益多元化，未来他们会变得更加多元化、更复杂也更令人激动兴奋。
华人教会从西方宣教士身上继承了先锋性的拓荒精神。在有意无意中，我们认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教会存在的首要目的，即便不是唯一目的，就是传福音和带领罪人悔改。教会就等同于宣教。这种看法的普遍性有其历史根源：不久之前，华人教会还是宣教的禾场。我们刚刚从依靠西方宣教士改变过来，开始自治和自养。譬如说，香港的几间神学院就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真正在管理上本土化（北美的大部分华人神学院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创建）。华人教会成长和成熟的历史还不算长。我们一直忙于在华人移居的地方传福音、植堂、聘请牧师、建教堂、致力于第二代年轻人的信仰承传，并开始筹措宣教预算。
在这个过程中，华人教会从西方宣教士朋友那里继承了一个独有特质：缺乏教会意识。这已经成为华人宣教传统的一部分。我们容易看见传福音的需求，而看不到建立合乎圣经的更像基督的成熟教会的需要。我们较注重直接的传福音宣教，而忽视如何建立自我管理和繁殖的教会。我们注意到培训门徒的当务之急，而没有注意到培养长期教会领袖的需要——没有去培养明天的牧师、宣教士、神学家、辅导员、青少年事工工人、音乐家和艺术家。一言蔽之，我们目光短浅，片面地理解神对教会在世界上的角色和作为的呼召。我们更多把教会看作是有机体——基督的身体，却较少看教会作为组织机构在社会和历史中见证神、为光为盐的独特角色。
教会意识薄弱的根源
除了中国教会还相对比较年轻之外，“教会”和“宣教”之间的混乱还有其历史根源。我们需要回顾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发展来了解其历史原因。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宣教士被许多宗派和独立差会差遣，纷沓而至进入中国。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大部分西方基督徒认为不同教会的信仰都差不多一样，只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有些分歧。其实，宗派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更大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宗派是大整体中的一个小实体和子集。因此，德怀特·莱曼·慕迪和其他人在19世纪60年代带领的大复兴，为宣教收获了学生志愿者的果子（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成立于1883年），其结果就是数十个宗派和差会向工场差派工人，中国就是当时最大的工场。教会和差会之间的合作是理想，每个人都主张合作。然而，现实总是和理想有一段差距。
在整个20世纪后期，宣教士们都感受到彼此合作的需要，在纽约和伦敦举办了跨宗派的宣教大会，于1910在苏格兰爱丁堡举办的国际宣教大会中达到高潮。为了尽量邀请到更多宗派，以约翰·莫特（John R. Mott）为首的会议组织者同意大会不讨论信条等教义问题，也不讨论“谁是基督徒”的问题，让每个教会来解决这些问题。采取这样的妥协方法是为了让当时英国圣公会的主教同意赞助大会。这一举措带来了长期后果。宣教士继续对彼此合作很感兴趣，也继续避开教义问题，其中也包括教会的教义。
出于带领中国人归向耶稣基督的热情，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人数激增。到20世纪早期的时候，宣教士们感受到必须采取具体步骤来鼓励彼此间的合作。于是出现了几种合作模式：（1）合作性事工，联合基督徒大学和医院，如燕京大学和北京协和医院；（2）彼此谦让，差会根据地域分配和划分传福音和植堂的范围；（3）成立联盟，或者把各个差会的力量集合起来形成松散的架构；（4）还有极少数时候，来自不同宗派的宣教士们放弃各自差会的身份，合并在本土联合教会中。约翰·莫特于1912年和1913年访问中国，成立了中华续进委员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继续1910年爱丁堡大会的工作。结果于1922年成立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1927年，成立了合并宗派中华基督教会（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主要由长老会和公理会组成。
福建厦门的中华基督教会是跨宗派合并的一个绝佳范例。19世纪中期，厦门的公理会、长老会和改革宗的宣教士感到被呼召，要成立本土中国教会，而不是西方教会的复制品。他们在福建成立了联合区会，宣教士们违背了各自差会的意愿，加入了这个新的教会——中华基督教会，成为其中一员。基于相同的教义信仰，促进本土中国教会和宗派间合作，这不失为勇敢的举动。但是这只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罕见的情况。宣教仍然主要是独立先驱式的开荒宣教士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建立一个个孤立的教会。数十年过去后，独立教会是中国教会最普遍和常见的教会管理体系。
建立教会意识
我专门打造了成熟教会（churchhood）一词来说明华人教会和领袖中间薄弱的教会意识。这就像殖民地成熟走向国家身份（nationhood）一样。同样，中国从前的差传教会需要从倚赖外国宣教士长大成为全面成熟的 “成熟教会”。但是什么是成熟教会呢？
1.
成熟教会是理解并明白神在教会中的荣耀和神对教会的呼召的重要性。神呼召他的百姓来敬拜他（出19:5-6；彼前2:9）。教会的存在的确是要给失丧的人传福音，牧养信徒成为真正的门徒。但是教会的首要呼召是敬拜和赞美永活的神。当代的“赞美和敬拜”运动常常把特定的音乐和敬拜风格等同于“敬拜和赞美”，因此限制了而不是扩大了我们对神荣耀的理解。我们需要更多教导敬拜，也需要把祷告从祷告请求清单变成庆贺、享受并欢呼神的完全和美好。这就是成熟教会的基础。
2.
成熟教会的核心是基督徒委身于建立地上拥有长期有效的事工的可见的教会。教会是鲜活的有机体，是基督的身体。然而，教会也是神设立并安置在世界上的组织，为要完成特定的任务：传讲神的话语、施行圣礼、给失丧的传福音、照顾有需要的和牧养信徒。 这些事情都是长期的，需要祷告、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委身。教会很容易就会重此薄彼。忽略了牧养和教导，教会就会变得肤浅 ；忽略了传福音和祷告，教会就会变得僵化；忽略了敬拜，教会就会变得以人为中心。
3.
我们若是要按着神的呼召建立平衡的教会，就需要有奉献自己建立教会的基督徒和领袖。在西方，神兴起了神学教师、各种书籍的作者、基督徒广播和传媒专家、辅导员和辅导中心、青少年事工训练者、教会音乐家和音乐教师等等，他们全体协力建立教会。中国教会缺乏以上所有领域的人才，我们没有一个领域可以夸口说：“这个领域的人才过剩了！”我们要想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需要在神面前省察自己，在这些必要的事工中投入时间、祷告和资源（弗4:11-16） 。
4.
成熟教会包括对未来的展望，而不仅仅看过去和现在。教会很容易沿袭人为的习惯，变得僵化。我们需要向前看。然而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完全仰赖世俗的社会科学工具和概念。我们必须把神对教会的呼召记在心里，在对神的话语的顺服上毫不妥协，坚定不移地委身于宣告——福音是通向神的唯一道路。然而现在该是中国教会牧师和教会领袖们认真审视我们所生活的21世纪后现代世界的时候了。做到这一点必定会很艰难，因为我们习惯了用前现代的方式来看待教会的事工（当然也有许多例外，很多牧师已经向着了解未来的方向前进了）。
成熟教会需要大量具备教会意识的领袖。耶稣为教会舍命，显明对她的爱有多深；我们也要用同样的爱爱教会。耶稣爱教会，为她流泪；我们的祷告也要同样充满怜悯。耶稣爱教会，愿意管教她，洁净她脱离世俗；我们的行为也要同样的勇敢和公义。耶稣爱教会到底；我们也要学习基督，为神的荣耀和教会的成熟献身。
今天华人教会的平信徒已经被唤醒，担负使命，要在教会和世界中带来改变。他们预备好要让教会成为一个荣耀和有爱心的美好之所。教会领袖需要为他们提供合乎圣经的教会模式，装备他们，好让他们建造成熟的教会。
教会意识并不是头脑中明白几个学术概念，肯定也不是由简单易行的技巧构成，而是坚定的委身，以祷告为基础，用圣经真理来建造，为在教会中荣耀神。愿神赐给21世纪的华人教会众多委身的基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