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金香的根源：亚米念主义的争议
2019宗教改革研讨会：多特信经| 洛杉矶华⼈改⾰宗恩约教会讲座
讲员：Daniel R. Hyde 译文：大迪
今天第一堂讲座，郁金香的根源：亚米念主义的争议，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多特信经》的背景。
十九世纪初期，在荷兰有一句改革宗基督徒的口号，翻译成英文是：“We
fight for the doctrine of Dort, because it is from God the Lord!” 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我们为多特大会的教义而战，因为它是从主上帝那里来的！” 这是19世纪初期荷兰改革宗信徒们面对自由派的出现时发出的口号，这也是我们的出发点：上帝恩典的教义总是遭到人的攻击。
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对抗的是律法主义（Legalism），而今天在改革宗教会中，我们则必须与类似的“盟约异象运动”斗争（Federal Vision movement）。保罗在《罗马书》中对抗的则是反律法主义（Antinomianism），讨论了如果我们蒙了恩典是否就可以继续犯罪。把“恩典”和“战斗”两个词放在一起，似乎听起来有很矛盾，但是这的确是我们在新约中看到的。《犹大书》说 ：“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犹大书3-4节）。
从历史来说，在宗教改革的洗礼仪式中，我们乃是蒙召要“勇敢地在基督的旗帜下和罪、世界、魔鬼争战，并且继续作基督忠心的士兵和仆人，直到生命的末了。”
宗教改革传入荷兰
多特大会的争论，只是一出大戏中的一个插曲，它在我们所知16世纪的新教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的欧洲舞台上大放异彩。宗教改革不是凭空发生的，甚至也不是始于1517年10月31日的马丁路德，而是根植于中世纪一系列漫长的辩论。在宗教改革之前的一个半世纪里，改革运动已经在荷兰扎根。瓦勒度派（Waldensians）逃离在法国的迫害，逃到荷兰。英格兰的罗拉德派（Lollards）逃避迫害，也到了荷兰。荷兰本土的人也在寻求一种简单的信仰生活，被人称为“共同生活弟兄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他们也在试图改革教会。甚至有人说，在宗教改革的前夕，那些住在茅屋里的弗里斯兰渔民（Frisian fisherman living in huts）也能阅读、书写并讨论圣经的解释。
在宗教改革时期，荷兰由十七个独立领地组成，就是今天的荷兰、比利时、法国北部和卢森堡。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The Holy Roman Emperor Charles V，1500-1558）是这些领土的共同统治者。他当时受到人们欢迎，因为他不是强制的统治者。他不是直接自己来统治，而是任命伯爵代替他担任统治者。
1556年，查理五世从公职生涯中退位，隐退到西班牙的一座修道院，他把统治权交给了他的儿子腓力二世（Phillip II ，1527–98）。但是鸡不如凤，虎父却出了犬子。因为腓力二世加税而且说西班牙语，不像他的父亲说荷兰语，于是荷兰的农民很鄙视他。天主教贵族也鄙视他，因为他不是在荷兰长大的，因此当他“改革”教会时，就会缩减他们的金库。新教徒因他的迫害而鄙视他。尽管查理五世曾颁布法律禁止新教徒，他却从未严格执行这些法律。腓力却非常热衷于执行这些法律：他禁止人阅读并拥有禁书，禁止人在罗马教堂外敬拜，禁止公开或私下里谈论圣经，你从除非大学毕业，否则就不能教导圣经等等。认罪的男性会被斩首，女性则遭活埋；那些拒不认罪的，有火刑伺候。而且如果有人不把后来被发现是异教徒的人向当局告发，那人也会被定罪。
1566年，一场暴风骤雨结束了紧张局势，这场暴风雨是一波公开的“圣像破除运动”（Beeldenstorm）。这是一场新教徒发起反对在教堂内布置圣像雕塑和画像的运动。这场运动直接导致了由人称“血腥公爵”的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ba）领衔了一场被称为“血腥议会”的邪恶宗教裁判所。据传，腓力二世曾说，他宁愿看见荷兰被摧毁，也不愿意统治异教徒。虽然说法不一，但在这场运动中殉道的新教徒人数大约在两千到十万人之间。
1572年，在荷兰贵族首脑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1533-1584）的领导下，反抗腓力统治的力量开始集结。威廉向邻邦德国信奉路德宗的王子求救，但他们要求荷兰改信路德宗。于是他向加斯帕德二世·科里尼（Gaspard II de Coligny）率领的法国近邻胡格诺派（Huguenots）的信徒们求助。科里尼同意了，但是他说他必须先参加一场婚礼。这场婚礼的目的是结束在法国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然而，这场婚礼却成为一场杀戮。天主教徒大举杀害科里尼和六千名胡格诺派。威廉转求已经与腓力交战的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她刚好提供了足够的援助，使西班牙军队远离她的边境。
1579年，南部信奉罗马天主教的10个省合而为一信，而北部的7个省也联合成为改革宗的聚集地。腓力二世在北方围攻莱顿（Leiden），想要攻占莱顿。威廉的军队还不足以缓解军事上的围剿。如果你去过荷兰应该知道，荷兰很多地方是在海平面以下，所以威廉的计划是说服这座城市击溃堤坝，用淹没这座城市的方法来与腓力和他的军队海上作战。他最终赢得了胜利！之后，威廉提供给莱顿城两个选择：永久免税的权利，或是建立一所大学。出乎我们现代人的预料，那时的人们选择了建立大学！
1582年，新的联合省拒绝了腓力的统治。腓力二世于1584年被暗杀。腓力二世的儿子和军事领导人莫里斯亲王（Prince Maurice）成了荷兰的统治者。他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也是有名的军事家。然而在政治上，约翰·范·奥尔登巴内维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dt）是整个国家的行政长官（那时的荷兰称为“大议长”）。
政治和平来到了新共和国，宗教改革在此扎根。
每个故事都需要一个反派
荷兰改革宗教会内部的数十年斗争在雅各布·赫曼佐恩（Jakob
Hermanszoon）身上达到了顶峰。人们通常是通过他的拉丁化名字雅各布·亚米念（Jacobus Arminius）知道他的。他小时候就成了孤儿，受人照顾抚养长大，这位照顾他的人也去世了。然后亚米念被送到马尔堡的语法学校，，之后回到荷兰（1576–81），成为莱顿大学的第十二名学员，阿姆斯特丹商人行会资助了他的学术朝圣之旅，前往日内瓦、巴塞尔和帕多瓦。当他在日内瓦完成学业后，他的一位教授，贝扎（Theodore Beza） ，就是加尔文在神学上的继承人，为亚米念写了一封热烈的推荐信，说他在：“在如何分辨与领悟事情上，上帝赐给他智慧。”
1588年8月，亚米念成为阿姆斯特丹大学改革宗教会的牧师之一。像所有年轻的年轻改革宗牧师一样，亚米念要从哪里开始讲道事奉呢？当然是《罗马书》！他的讲道不久就引发了争论。亚米念说他的听众，“如果留在罗马天主教会会更好，因为那样的话他们至少还会为了得着永恒的奖赏而努力行善，现在他们却对此无动于衷。” 在《罗马书》第5章中，他讲到即使亚当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死亡也是不可避免的。在《罗马书》第7章中，他证明自己偏离了奥古斯丁传统，暗示保罗谈论的是未重生的人。到1592年，他讲到了《罗马书》第9章，并陷入更大的麻烦。“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所恶的”，对这段他说这不是指上帝拣选具体的个人，而是拣选不同的族类。当时亚米念最资深的同事彼得勒斯·普朗修斯（Petrus Plancius，1552–1622）听到他的这样教导时，向堂会抗议。堂会就进行调查，但并没有什么实质进展 。
1602–1603年间，荷兰爆发了瘟疫。瘟疫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其中包括莱顿大学三位神学教授中的两位，只有弗朗西斯·霍玛勒斯教授（Franciscus Gomarus）幸存下来。当时的神学院教授是政府任命的。政府中的人并不是那么委身改革宗教义。他们听到亚米念的教导挺喜欢的，所以他们就任命亚米念为教师。这引起了一些神学保守人士的担忧。霍玛勒斯教授为了预防起见同意要检验一下亚米念的神学。起初，跟亚米念谈过之后，他他感到满意。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他看到亚米念的神学出现问题。他认为亚米念对于预订论的解释有问题，因为亚米念教导说，上帝之所以拣选某人，是因为上帝预见这人会有信心。亚米念的阅读清单上有太多罗马天主教的书，他的公开演讲与他私人讲座不符，而且受他影响的学生的神学考试成绩都不理想。一位学生说：“我观察到许多学生报名了亚米念教授（Dr. Arminius）的私下的神学课程，在他们当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如果我毫不知情，很可能会很容易使我堕入黑暗并犯下可怕的错误。” 霍玛勒斯确信亚米念的教义与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相违背，因为如果根据预见的信心来拣选，这就会把信心变成行为。
荷兰许多牧师开始呼吁为此召开全国会议（National
Synod）。距离上一次总会的召开是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教会需要经过政府同意才能召开全国总会。而政府不希望教会发生任何争议，所以一直不希望召开全国总会。亚米念于1609年去世。他去世后，教会内部依然有这样的争执，政府依然不让教会领袖聚在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
抗辩派以抗辩书提出抗辩
亚米念教授的去世并没有结束这场争端。1610年1月，追随亚米念教导的43位学生一起写了一份文件，称为《抗辩书》（The Remonstrance），这群人就被称为抗辩派（Remonstrants）。我们称他们是亚米念派，他们自己称自己为抗辩派。
直到1611年，正统派才开始回应这份《抗辩书》。至此，荷兰的改革宗教会分裂成两派：一边是抗辩派或称亚米念派，另一边是反抗辩派或称正统派。这两派在政府的允许下开始会面，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当时在荷兰安姆斯特丹有很多教堂，但是他们都被称为一个教会。如果你住在安姆斯特丹，你就属于这一个教会，但你会去某一个教堂里面敬拜。当正统派信徒知道某个抗辩派的牧师在这个教堂里面讲道，他们就不会去这个教堂，而去别的教堂。这就产生了很大争论，甚至在街头这引发了暴乱。
1615年，这些严谨的正统派信徒开始在城外集会，有传闻说他们要离开国家支持的教会来建立新的教会。到了1617年，之前提到的莫里斯亲王（Prince Maurice），荷兰的军事领袖，他公开地与正统派联合。他要用政治的权力来维护正统的信仰。作为回应，范·奥尔登巴内维尔德（van Oldenbarneveldt）让他控制的北部两省雇佣民兵来阻止国家会议的召开。但是莫里斯亲王拥有军队，所以他把军队派进来，就把这两个省的民兵打散了，为多特大会铺平了道路。
当时，荷兰正在准备与西班牙打仗。1621年，西班牙和荷兰之前制定的停战协议要告一段落了，荷兰内部又有神学争论，所以荷兰内忧外患。在这种压力下，最终国家同意召开一次总议。神学、政治上的双重压力产生了多特大会。
多特会议（1618年11月13日～1619年5月29日)
这个会议是专门给荷兰召开的国家总会，
但是神学上的争论——预订论、救恩论、自由意识等等——是国际性的，在其他国家也有争议出现。在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 of England，1566–1625）的敦促下，使这次国家总会成为一场国际会议。荷兰的政府发邀请给很多国家，这就使多特大会“不仅成为荷兰历史上的大事，更是教会历史上的大事。” 邀请函请各国家派出最好的神学家来解决这场争端。国家总议会已答应支付外国代表的费用。这笔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抗辩派打趣地说，在多特大会里写的每条条文都要花费一吨黄金。
邀请函发给了英国国王、法国国王，日内瓦的市政府，还有几个瑞士城邦，也发给了德语区的城邦，比如海德堡要理问答写作的地方。很多国家代表都同意参加，除了法国，还有德语区的布兰登堡无法参加。法国改革宗代表不可以去，因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三（France’s
King Louis XIII）是天主教徒，而且他怕这事会引发法国和荷兰之间的战争。法国国王说，如果他们离开法国，他们回来的时候就会直接进监狱。不过，著名的皮埃尔·杜·穆林（Pierre Du Moulin，1568-1658）通过信件发挥他的影响力。布兰登堡（Brandenburg）的代表也没有去，因为他们当中最重要的一位代表，克里斯托弗·佩拉格斯（Christoph Pelargus，1565–1633）因生病而无法出席会议。更重要的是，当地的统治者不想继续增加与布兰登堡周围信奉路德宗的邻居关系紧张。多特大会为向这两个代表团致敬，就把一排空椅放在会议室中，这在多特大会的图画中也可以看到。
整个大会招待了84位代表。有许多从欧洲来的代表，有些说英语，有些说德国方言，瑞士德语，荷兰语，法语，等等。他们聚在一起，要用什么语言交流呢？他们都用拉丁语交流。1618年11月16日，当所有代表聚集的时候，有一个开幕典礼，其中有两场敬拜，一个场用荷兰语，一场用法语。荷兰语敬拜给说荷兰语的代表，法语是因为所有人都说法语。当选主席的是博格曼（Bogerman），他向公众宣誓：“我不会用人的著作，唯独依靠上帝的话语，因为这才是信仰无谬误的准则……我的目的只在于维护上帝的荣耀、教会的和平，尤其是要维护教义的纯正。”
1618年11月14日至1619年12月5日举行了前期会议（“决议之前”），以等候姗姗来迟的抗辩派，因为抗辩派在鹿特丹举行会议，来反对多特会议。在具体讨论抗辩派或亚米念派的争议之前，总会也处理了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如何教导孩子，牧师的神学教育，荷兰殖民地的奴隶和其孩童受洗的问题，还有书籍审查的制度。即使你是最正统的神学家，也需要国家审查出版书籍。他们也开始了国家钦定的荷兰语圣经的翻译工作。这场大会专门处理亚米念派的争论只是进展了一个多月（1618年12月6日至1619年1月14日）。很有意思的事，每一个亚米念派的人都是在改革宗大学里受得教育。所以这提醒我们，即使我们的牧师在最好的神学院受教，我们依旧需要维护上帝教义的纯正。
抗辩派的战略是讨论最具有争议的教义——并不是预订论，而是遗弃的教义，就是关于那些上帝没有拣选而遗弃的人的教义。他们选择先讨论这个，因为他们知道正统派中对遗弃的教义也有争议。亚米念派中的一个领袖，西蒙·埃皮斯库皮乌斯（Simon Episcopius），发表了三篇长篇大论，他希望把这场会议拖得越长越好，因为他认为国家总会没有权审判亚米念派得教导。讽刺的是，博格曼提醒抗辩派说，多特会议是由国家总议会召开的，而抗辩派认为国会对教会事务具有权威！鉴于整个会议程序陷入僵局，国家总会和政府一致表示，如果抗辩派不合作，则将借由他们书写下来的著作来判断其学说，所以他们就被大会排除在外了。
当卡尔顿大使（Ambassador Carleton）根据这些著作书写的论文发给英格兰时，乔治·阿伯特大主教（Archbishop
George Abbot）回答说：“我对他们（抗辩派）的荒唐行径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把基督教搞得一团糟，从路德宗那里借了一些概念，但更多的是从天主教、半伯拉纠派和伯拉纠派而来。” 他甚至报告说詹姆斯国王本人 “对这些恬不知耻的立场大为恼火”。
当各代表团发表自己的回应时，抗辩派则以书面形式回答问题。一个委员会与三位外国代表（Bishop Carleton, Diodati, Scultetus)，三位荷兰神学家（Polyander，Trigland，Walaeus），主席（Bogerman）和两位副主席（Falkelius，Rolandus）共同起草多特信经。他们每天工作超过八小时，连续工作了三个星期。1619年4月26日，多特信经被提交给国家总会。1619年5月6日，为了彰显多特大会神学的一致性，所有代表们列队穿过街道，来到“大教堂”（Grote Kerk，“Great Church”），以荷兰文公开宣读《多特信经》，使普通民众都可听懂。《多特信经》最后有各个代表的署名。当每个代表名字被读到的时候，他就脱帽致意。
1619年5月13至29日，当所有国际代表离开的时候，荷兰代表和英格兰的代表留下来，一起规范了《荷兰教会章程》、《比利时信条》和《海德堡要理问答》，并为遵守安息日提供指引。
多特大会和《多特信经》是整个宗教改革中的一个插曲，是为上帝的恩典而战斗。如果我们属灵的先辈在当时十分艰难的处境下仍愿意为这教义而战，现在的我们是否也愿意为此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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