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巴

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社会。文化是多元的，而这是不会改变的。如果在日渐增加的差异中我们感到不舒服，我们就使文化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会把福音作错误的呈现，也会在宣扬的努力中感到挫折。我们并没有做好基督的代表，我们只代表了我们的恐惧与死板。再没有别的了。——韦理嘉（Mike Regele），《教会之死》（The Death of the Church）

在前一章中，我提到为了认识我们的世界，我们需要明白现代，以及它对我们生活与文化所带来的冲击，我也提到我不应该假设所有与现代联系在一起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或应该被基督徒拒之门外的。不，基督徒应该能从一个具有分辨能力的基督徒视角来处理现代性。然而，我们必须假设全部的东西不都是安全的，正如我们不应该假设文化是没有价值的。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周遭的环境。无论是随俗浮沉，或生活在对所有的事作出完全的反应之中，都不可能维持一个前后一致的基督徒行为与生活。但作为门徒，我们必须对福音的真理作见证，要考虑到我们被呼召要作见证的听众。

这一章是要处理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我会设法保持精准，但不会太技术性——也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像处理果冻或布丁一样的精准。要精确掌握后现代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些共同的话题会有助益。基于后现代明显的多样性，我所要的，不是要把它简单化，也不是让它变得太肤浅，更不是要对后现代范式作出错误的呈现。我相信从这个哲学中可以学到有价值的事物，但也许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19-23的话（“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适合的。他不是说为了替基督赢得一些人，我们要成为后现代人，而是说我们的确必须了解后现代主义，才能知道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

当我们尝试去认识我们的世界时，韦理嘉的题词提醒我们几件事。首先，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社会中，而这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现代主义的范式已然发生转变，已经被后现代主义所取代了。

其次，韦理嘉注意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文化中，而这是不会变的。已经存在一段时间的多元主义，不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属性。但是因为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多元主义有了新的深度。我们可以从许多的选项中作出我们的选择。

第三，韦理嘉的忠告，我们不要让文化成为我们的敌人，是对的。因为文化能帮助我们明白，如何在我们的世代中达成上帝的目的。然而，如果我们不去理解它、正确的评估它并达成我们从主而来的文化使命，文化也会是欺骗我们的敌人。

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一个支配一切的哲学（如，后现代主义）会在各个阶层对我们产生影响。按照上帝的定旨（徒17:26），我们生活在某个时空中，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有它的意识形态与经验。这个我们稍早介绍的阶梯图（见图8:1）说明了概念与文化制度如何彼此塑造。最上面一层代表流行的哲学，即在某个特定的时代凌驾在文化之上的哲学。此哲学会成为我们看待生活与现实的镜片。即使更有批判能力的思想者在这点上也要非常小心。

图 8.1（阶梯）

哲学➯音乐➯艺术➯一般文化➯ 教会/神学➯学校➯家庭

当这个阶梯往下走的时候，哲学不会停留在理论或抽象的概念。它开始影响生活所有的层面：艺术，音乐，教育，普遍的文化，甚至我们的神学，教会，家庭，与职场。通常不要多久，它就会侵入所有生活的层面，包括我们个人的生活。

图8.2所呈现的是一个时间轴，将理性的历史分成三个时期（我们在第二章中曾经介绍过）：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每个时期代表不同的范式，尝试去解释生活与现实。这些日期是人为的，不过还算准确。在紧邻的时期中之哲学的变化，代表一种尝试，以提供一个比前一个模式更好的解释或理解。

图 8.2 哲学的历史进展图解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

信仰时代理性时代感觉/经验时代

主前-主后1600年 1600-1950 1950之后

文艺复兴

启示理性经验/感觉

超自然宗教自然宗教神秘主义

超自然律自然律灵性主义

信心事实（科学）非理性

以神为中心的范式 以人为中心的范式 多元化范式

柏拉图培根（Francis Bacon）福柯（Michel Foucault）

亚里士多德洛克（John Locke）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奥古斯丁康德（Immanuel Kant）罗蒂（Richard Rorty）

安瑟伦休谟（David Hume）赖塔德（Jean-Francois Lyotard）

牛顿（Isaac Newton）

笛卡尔（Rene Descartes）

“信以至于能理解” “理解以至于能信” “我信任何对我有意义的”

或或

“我信我能理解的” “我信任何能给我最多经验的”

或“我思故我在”

前现代的范式所根据的是超自然的启示与信心，而不是理性。相信一个至高的存在者是必要的，也是普遍的。真理并不限定于这个世界的时空之中。现代的范式是回应对前现代所觉察到的弱点，把理性和逻辑放在中心，把神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真理存在于自然界的秩序中，是人必须自己去寻找的。最后，后现代模式兴起了，以回应过分强调科学、理性与逻辑所遗留下来的真空。绝对真理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加以定义；因此，我们最多只能在我们自己里面寻找意义。

根据后现代主义者，不存在一个大故事（grand story）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s），可以解释生活与现实。“元叙事”只是一个大故事，成为所有其它故事最后的要件，或所有其它叙事必须符合的叙事。要理解我们的宇宙，存在着多种的解释。我们必须找到那些有效的解释，而它们就会成为我们的真理。奠基于此基石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于把真理定义为：在良好的实用流行方式上是有效的，这是罗蒂所下的定义之一，他是我们会谈到的四个后现代主义者之一。

这意味着如果后现代主义者谈论真理，他们实际上是指多数的真理，或对个人而言不重要的真理。不存在一个中心或伟大的真理。相对于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否认一个（至少是指所有人都能同意的）中心参照点的存在。实际上说，后现代主义者也相信事情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是偶然的。艺术家、音乐家、文学家、哲学家都是根据机遇或随机的原则来运作的，因为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参照点。这个时期的座右铭是：“ 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或能带来最伟大的经验的，就是真实的。”后现代是一种建基于经验或感觉的哲学。

艾利克森（Millard Erickson）的书《后现代世界：辨识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心灵》（The Postmodern World: Discerning the Times and the Spirit of Our Age），提醒我一句话：在不被美的物件（无论是人或景物）分心的条件下，让我们把每一个哲学范式应用在美的观念或概念上。

如果有人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前现代人会认为这是个有效的对现存的美的分类，这是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的，是对美的一个普遍观念。在前现代的模式上，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美的这个分类是存在的，即使对于什么才是美的会有分歧。

一个现代主义者会认为存在着一个可以被发现、被检验、被证实、众人可以同意的美的概念。客观的“美”的概念是存在的，因为它是可以被定义的。虽然对什么是美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种判断的标准或条件是可以被发展出来的。

后现代人则相信美是一个主观的观念。不存在一个美的普遍性分类；这是由个人或社会族群建构的。因此，根据后现代主义者，“美”就是一种感觉或情绪，一种经验，或至少主要是主观决定的事。后现代主义者会欣赏这句话，“情人眼里出西施”，因为它听起来是这么地主观，而且是无法由客观来验证的。

同样的练习也可以套用在爱、良善、坏、正确或错误上。在一个后现代世界中，这样的观念是任由我们来决定的。无论我们是否同意，没有一个标准能说谁的定义是正确的。

四个主要的后现代主义者

我们会简短地查看四个人，他们的名字经常与后现代主义发生关联。我们也会考虑其他人，但是我选定的是赖塔德（Jean-Francois Lyotard），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与罗蒂（Richard Rorty）。

赖塔德也许是第一个用“后现代”这个词汇的人（虽然Thomas Oden在《现代之后》[After Modernity]一书中宣称，是Ihab Hassan在1971年在文学领域提出的）。赖塔德在1924年生于法国，死于1998年。他是巴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也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担任讲座。他相信存在于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元叙事，不再具有分析所有发生在世界的事的能力，因此现代哲学必须由后现代来加以取代。赖塔德想要把现代主义中的基础性理论赶出它现在的位置。“对于元叙述的怀疑 ”（incredulity toward metanarratives）这个片语能描写后现代的观点。实际上，是元叙事（作为一个合法化的力量，或统一的力量）的崩溃,才把钉子钉进了现代主义的棺材。

福柯是另一个与后现代哲学有关的名字。他也是一个法国人，生于1926年。他主要强调的是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他也不信任元叙事，或“大故事”（big story）对真实的解释。他曾被描述为一个能把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意志对权力，以及意志对真理的涵义发展开来的人。他相信每个社会有它自己对真理的观点。这样的历史不具有意义，因为它与意义无关，而是与权力有关。

在谈论福柯的书中，施特拉申（Paul Strathern）摘录了一段令人困惑的引言：“不是这么简单的——享受自己……我希望我会死于嗑药——或任何种类的欢乐。因为我认为这是很困难的，而我总是有个感觉，就是我不会感觉到快乐，完全、全部的快乐，而对我来说，那是和死亡有关的。”（注1）很有趣的是，福柯在1984年死于艾滋病。对他来说，不存在一些超越时间的绝对原则或元叙事，我们可以靠这些来解释真实。每件事对个人以及他/她的处境来说，都是相对的。知识只是社会的建构，而每个论点都是一个人的一种尝试，为了要获得权力，或在他人身上运用权力。

德里达生于1930年，在埃尔加利亚（El-Biar）的一个犹太家庭中。他的声名集中在所谓的 “解构”或后结构主义。要想定义解构，会有矛盾之处。任何事有固定的定义是与德里达所相信的、解构所代表的是相反的。解构的意思就是去中心化（decentering）。定义或解释是没有中心的，没有一个固定点可以保证意义。这是一个反逻辑中心的概念。把字词定义为具有中心意义，是与解构的观念矛盾的——解构是一个文学分析，所根据的理论是语言与用法不具备固定相关的文本。主张一件事具有固定的意义，就是用神秘的语词来说话。

德里达在法国和美国声名鹊起，他试着要证明西方思想是根据一个中心的观念，一个固定点，而这个固定点需要被解构，需要被移除。将一个陈述去中心化的效果是使这句话说相反的事，或至少是与原来的想法不同的事。语词是没有固定意义的！它完全是由主观来决定的！

罗蒂是美国哲学家，1931年生于纽约市，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比较文学教授。他是以打消一个其它真理得以成立的真理，而在后现代主义的主流中冒险提出他的主张的。因为他对查理·皮尔斯（Charles Peirce）——实用主义哲学之父——的推崇，使得他被许多人认为是个新实用主义者。罗蒂也是个相对主义者，因为在他的观点中，不存在一件事是每个人都认为是真的。根据罗蒂，真理无法真正地被定义，所以为什么要谈论它？在一些访谈与著作（如《客观，相对主义，与真理》）中，他承认一些局部的真理（little truths）是存在的，但是一个能衡量其它可能的普遍真理（grand truth）则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必须自由地定义他或她自己的真理。

在一段访谈中，有一个很有洞见的声明，可以总结罗蒂的主张：“我不认为你能定义‘真理’，无论是你的同僚会让你作为遁词而逃掉，或是作为现实之内在本质的对等词，或任何其它的事。‘真理’和‘良善’一样，是个原始的断言（predicate），一个超越的语词，不会容许别人对它进行定义。”（注2）在同一个访谈中，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诺特丹的基督徒哲学家如此下结论：“ 我猜罗蒂的作品最让我惊讶的，是他似乎从古典基础主义与对笛卡尔式的确信的失败，移转到一个观念，就是真的不存在一个成为真理的事。”（注3）

关键的字眼 Key Terms

后现代主义是个相当复杂的范式，有不同的次主题，在不同方向上进行。这是因为它是从许多学科中同时生长出来的，例如文学评论，艺术与建筑，人文与哲学，与现代性。然而，它的确有一个确定的中心主题，不只是个人主义。

在这里，我们需要定义一些对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有帮助的技术性字眼：基础主义，实用主义，相对主义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

基础主义 Foundationalism

为了明白后现代范式，它与前现代和现代如何不同，我们必须明白伴随现代主义的问题：基础主义。基础主义强调确定知识——至少是17世纪版本的知识。后现代主义不同的avenue所具有的共同线索，就是对这点的回应。

基础主义是指一个信念，相信具有不同层次或范围的信仰与知识，但是如果要让其中任何一点为真，必须存在一个所有东西的基本支撑，一个无可争议、没有丝毫怀疑的支撑。对笛卡尔、休谟或洛克来说，要使一件事是不容置疑地是真的，我们必须透过我们的感官经验或理性能力来认识它。上帝在这方面来说，不是基础。因为我们无法透过我们的感官经验或理性来认识祂。因此，我们不能把信仰和知识建立在上帝身上，而根据笛卡尔，我们必须是基础的标准。如同大卫·史提芬（Stephen David）所解释的，17世纪的基础主义者最后的诉求必须是“心智自己对实在的经验”（注4）。

现代主义的基本哲学是在笛卡尔的前提上运作的，即“Cogn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笛卡尔所挣扎的是他要找到他能绝对确定的事。他的格言给了他最终的基础，所有其它的信念和知识可以建立在这基础上。从这个陈述中，他最终移除了所有的怀疑，这个成就是他靠其它东西所无法达成的。他的结论是它自己最终的保证者。

洛克与瑞德（Thomas Reid）是站在同一个基础上的。基本上，基础主义是说，有些所给定的或确定的事，是可以被发现的，而结果是，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所认识与所信的是真的。

洛克、休谟与笛卡尔在什么是确定的基础，是人的心智还是他的感官经验，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都是以人为范式的中心。正如我们在时间轴的图表中所看到的，从前现代哲学转移到现代，意味着远离超自然、启示以及信心，到自然、逻辑、理性以及人自己的感官经验。

理性时代的根基建立在古典的基础主义上，主张存在一个客观的真理世界，是人可以发现的。他不需要仰赖超自然的上帝或祂的启示。后现代主义者反对这个观念，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领域，是我们能客观地认识的。很讽刺的是他们也同意现代主义者，说人是知识与控制的中心。如同阶梯图表所说明的，一个特殊的、支配一切的哲学，最终影响到了神学与教会。许多古典的哲学家，没有理解到瑞德源自笛卡尔与洛克的基础主义版本，接受了这个版本，也为后现代反对基督教，同时也反对古典基础主义，铺平了道路。对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基督教只是另一个理性的尝试，想去完成无法完成的事。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唯一确定的，是没有确定的、没有中心客观的参照点，是所有的事据以成立的。

很显然地，后现代主义是对自然、逻辑、科学对趋近真实的回应。从这点来看，我们可以说这是反现代，因为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可观察的、客观的，并没有与后现代事物架构中之个人的重要性与主观性连接在一起。后现代主义想要把信仰与知识的基础，用一张许多信仰的网，与由个人与他的社区所欣赏的知识来取代。换句话说，信仰和知识实在是社会的建构，不是普遍可得的。后现代主义者不是站立在确定的基础真理上来下结论，而是相信他们的工作只是单纯地让对话继续进行。

在时间轴的图表中，对每个时期都给了一句话或座右铭来表示其特征。在这个段落中的四个字，都会有一句话或片语伴随着，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基础主义的鲜明句子是：“因为我说是这样，所以是真的，而我是不能被质疑的。”

实用主义 Pragmatism

要理解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个字眼是“实用主义”。这个词可能很熟悉，因为它代表着有些人所说的真正的美国哲学。这个词是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詹姆士（Williams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联在一起的。罗蒂的后现代主义与这个哲学也紧密地联在一起。罗蒂的作品对实用主义表现了相当的友善。葛兰兹（Stanley Grenz）说，如果福柯是尼采的门徒，德里达是海德格尔的门徒，“那么，罗蒂就不害臊地是杜威的门徒（protégé）”（注5）。

罗蒂在实用主义的重新对焦上，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实用主义对真理的理解和罗蒂的理解相当地类似，虽然罗蒂质疑讨论真理的合法性。当葛兰兹说罗蒂不只是重述皮尔斯与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他给了实用主义一个新的扭曲，即他所知的后现代主义，他显然说对了。我们可以说明关于真理的这点，对实用主义和罗蒂的后现代主义都是有效的：一杯茶可以是甜的，或不甜的；我们必须尝过才知道。实用主义者，特别是皮尔斯，会说如果它是有效的，它就是真的；或者如果它是真的，就是有效的。后现代主义者会说，如果对我们来说是真的，而且如果我们经验到了，它就是真的；否则就不是真的。

詹姆士代表这个立场，他似乎是说如果宗教信仰给人一些好处，一个人抱着这个信仰就是对的——例如，一个丧子的母亲如果相信她的孩子在天堂，会得到安慰。从我们所说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事，我们可以看到实用主义是它的基石之一，乃是基于其它在历史的时刻与它的方法。所有的知识必须是实用的。我们所知的，与我们所作的是有关联的。皮尔斯有名之处就是他强调认识就是行动，或认识是活动。事物的意义只在于他们具有实际的应用与效果。

实用主义的名句是：“如果有效，它就是真的。”

相对主义 Relativism

第三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且可能是最熟悉的关键词，是“相对主义”。如同基础主义与实用主义， “相对主义”这个词不是由后现代主义者阐发的，只是被用在他们身上。罗蒂在他的后现代哲学中所倡导的，是相对主义的一种。他说：“客观真理”不再是，或略逊于我们现有的最佳观念，知道如何去解释正在发生的事。用它最简单的形式来说，相对主义基本上主张，不存在普遍真理（universals）或给所有人的绝对真理。

今天，相对主义有好几种形式存在。认知相对主义、伦理相对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是其中几种。认知相对主义的意思是没有普遍真理，只是有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事物。这是早期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os）所阐述的，他经常被人引用的名言是“人是所有事物的尺度；包括那些它们就是它们本身的事物，以及它们不是它们所不是的事物。”（Man is the measures of all things; of things that are that they are, and of things that are not they are not.）

伦理相对主义是自我解释的。没有绝对或普遍的对与错的标准。不同的社会就有差异。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未必在另一个社会可被接受——这就是第三个形式，文化相对主义，都取决于文化。我们可以说：“这是在我们文化中做事的方法，正如你们在你们的文化中做事的方法一样，是同样正确，同样好的；因此，我们不要互相论断彼此的方法。这都是相对的。”这是与文化与伦理绝对主义者有别的，他们坚持他们的方法或他们的族群的方法才是正确的，而其它的途径是错的。

看出相对主义如何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块很重要的基石，是很容易的。没有基准，没有中心或参照点，而是由我们是谁与我们身处何处以及环境为何来决定。

相对主义的名言是：“随便啦！”（whatever）

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Structuralism (and Deconstructionism)

作为结构主义的对立面，“解构主义”也许是比较好的第四个关键词。如果没有他，我们就不能明白你。这第四个词也许是最不为人所知与为人理解的，但却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德里达是后现代主义者中关键的一员。 “结构主义”大概也是这四个词中最新的一个。坎特（Norman F. Cantor）曾说过，“结构主义也许是过去四十年来最重要的理性运动。”（注6）他主张，如果没有结构主义，就可能没有解构，因为解构是回应对结构主义的批判而发展起来的。

结构主义其中的一个先锋，李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auss）尝试在他的时代中，纠正存在哲学之缺乏结构与系统。存在主义以一种无系统的方式，将所有事的中心放在人身上。李维施特劳斯想发展出一套系统，让结构为此系统带来意义与权威，并取代个人而成为中心。他相当强调的是宇宙结构之存在。

如同我们在稍早指出的，德里达相信结构是不存在的，而其结果是没有固定的意义或参照点，没有正典，也没有传统。每件事都有多重的意义。当我说某个东西是白色的时候，我是在提出我的意见，而那就是我正在作的事情的全部。同样的东西对你来说也许是黑色的，或灰色的。文本与语词不能和单一的信息或定义联在一起。所有事情都是相对的。结构主义的诉求是其客观性与确定性，而解构主义的诉求则是相反的理由——没有客观性，也没有确定性。解构所强调的是去中心化，从事物中去掉中心。

就实用性而言，这意味着语词或文本可以意指我们要它们意指的任何意义。要说它们只有一个意义和信息，是与后现代哲学相反的。它是像这样来运作的：如果我坚持一个字或一段文本是指一件事，而你坚持是另一件事，而我可以操控并让我的定义得到控制，我就使你边缘化。我就把你踩在脚下，压制你的意义和定义。

解构主义的名言是：“那是你看事情的方式，但我的看法不同。”

评估后现代主义

在几个场合中我曾被问到，“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有关系吗？”我总是很小心地回答，它要不是对它的回应，要不就是它的成全。后现代主义是个哲学，取代了神和祂对人的权威。虽然现代主义对基督徒的方法论有很多值得称许之处，后现代主义帮助我们看见现代主义甚至是前现代主义遮蔽我们的一些事。

虽然我这样说，但是我并不鼓励人回到前一个时间点。之所以必需这样说，是因为有几位福音派学者和作家给人一种印象，认为这个行动会是正确的行动方向。然而，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服事祂对这个世代的计划；而尝试要重建过往以回到过去，或太活在未来，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从每个时代中提取超越时间的真理，并使它们与今天发生关联。

我选择了三个领域进行评估：首先，是上帝、真理与权威；第二，社区与关系；第三，生命或经验的取向。

第一件有益的事是后现代主义与上帝、真理与权威的关联而来的。现代主义是如此地强调客观性，它给人的印象是人可以是完全客观或毫无偏见的，也就是说，他能够客观地认识真正的真理（套用薛华的话）。我们曾在第二章中更多完全地处理过这个问题，但是基本上现代主义所强调的是我们能不带任何偏见地来认识事物，客观的知识是可以得到的。后现代主义者认识到这个立场的错误。

现代主义不鼓励这个观念，就是一个字或一段文本对所有的时代和地点而言，只有一个意义，而它可以用逻辑或理性来证明。我们必须不忘记的确有一个客观的领域是上帝、真理和权威存在的领域，是在我们之外的，可以说是一个宇宙的参照点。然而，既然在知识的过程我们是以主观来参与的，我们无法以完全的客观来认识事物，包括上帝。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觉察到，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以及对文本与词语的理解，会受到我们的处境和历史时代的影响。从这点来说，后现代主义者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提醒我们在下定义与宣称我们知道确实的语词与文本时，需要小心。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完全走到后现代主义的路上，主张客观性只是个幻想。许多没有觉察其危险的人，都陷到这两个陷阱当中。

刚过世的纽比勤（Lesslie Newbigin），神学家与宣教学家，在这个领域中有很成功的作品。读者也可能听过科学哲学家柏朗伊（Michael Polanyi），他在这点——即使在科学领域中，也不能完全客观——上，离开了科学的领域，转移到了哲学。

这带领我们来到第二点正面的强调，是我们可以感激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哲学强调社区、关系和社会族群的重要性。现代主义的焦点是粗鲁的个人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焦点则是个人与社群间的张力。再次，过分强调社区的角色，特别在决定真理时，是走得太远了，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社区的重要性。

对我们这些浸淫在西方文化哲学（极端地投入现代主义）的人来说，需要知道我们不能单靠自己就能有效的生活。我们不能在真空中明白事物，我们也不是真理与真实最后的诠释者。我们需要相互负责，彼此鼓励，共同拥有。

人是他生命的主人的观念不是有效的。上帝造我们时，给了我们对社区的需要。我们是社会性的生物；“那人独居不好。”（创2:18）虽然后现代主义者有反制式宗教甚至是有组织的宗教的倾向，他们看重相互的依赖，而他们这样做是对的。社区对我们的健康和生存是必需的。教会是信徒的社区，每个人都与社区中其他人互相依赖，正如我们是依靠基督作我们的头。我们需要彼此！

在我们基督徒对后现代人证明我们相当看重个人的关系时，应该会很有果效。我们相信并实践“圣徒相通”，是我们向后现代时代作见证的一个主要部分。一个理性的护教学方法会建议，“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时，我们应该总是“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3:15）。为什么有人会问我们在基督里盼望的缘由？因为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有不同之处，有真正的盼望。我们不能靠争论来赢得后现代人，而是靠榜样和建立关系，使我们所说的变得有效，也值得相信。

这就突出了我们可以感激后现代的第三点强调——我们所信的，必须以生命为导向，是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所信的，必须刻意更有关系性，经验性，更为真实，表现更关怀人的生活形态。在第四和第五章中，我们谈到要靠活出我们所相信的，使教义变成我们每天的生活经验。我们在以我们要见证的人的生活语言来沟通福音的真理上，必须变得更加娴熟，而我们作到这点其中一个关键的方法，是向他们显明我们宣称相信和知道的是实在的。

结论

后现代主义哲学亏缺了福音真理与实在的地方，是它未能提供真正的盼望。上帝，如果真有上帝，是我们要他或她变成怎样就怎样的，而这种上帝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会造成真正的不同。虽然后现代主义的确强调关系与社区，而它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把上帝排除在外，就不能拥有良好的坚实的关系。社会学家已经证实我们早就知道的。宗教对建立强健的社区是必要的。我们明白这点，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超级粘胶”，把人和事情维系在一起，如同使徒保罗对歌罗西人所说的。我们借着基督代赎的工作，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而这个和好的过程具有横向的意涵，也有垂直的意涵。

虽然后现代主义正确地提醒到，我们是如何受到文化的影响而理解与诠释事物，我们必须谨慎从事以理解真理的道，因为它至终会超越任何文化，包括我们的。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要求我们刻意地，且在上帝的帮助下，将我们所认识的，融入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不能拒绝基础主义的概念，只是拒绝启蒙主义、笛卡尔主义者的版本。我们对上帝、祂的真理与权威的信心，是所有其它的基础。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接受实用主义的哲学，我们同意，如果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是真的，它将会产生结果。它会是有果效的信仰。虽然我们不能接受相对主义哲学，我们的确明白我们环境的重要，包括在理解并使用上帝的真理上。此外，诚如卡森（D. A. Carson）在《上帝的干呕》（The Gagging of God）与《读经的艺术》（Exegetical Fallacies）两本书中提醒我们的，所有的议题都承载着文化，受文化所驱动，在诠释经文时，我们必须展现极度的细心。

最后，虽然我们如此相信，所有事情必须满足我们的理解——什么在逻辑上与理性上是真的——我们不可有罪恶感，因为我们超自然的上帝能够而且经常超越我们的理性与逻辑，然而我们必须愿意承认，基督教信仰的确有奥秘，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林后5:7），我们不可走到相反的极端，相信上帝是我们所创造或定义的。祂是自含的上帝，也是救赎我们的上帝，在祂的道与世界中向我们启示祂自己。

三一真神——圣父、圣子与圣灵——是参照的中心点，让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地方与所有的时代，都可以认识事物。虽然我们对祂的认识可以根据不同的处境，加以不同的应用，祂的存在是我们的中心却是真实的。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万事的中心是神，祂的道与权威，不是用解构的方法，而如果正确地理解与定义，它们是我们所以能理解真理与实在所站立的基础。一个大故事，或一个元叙事是存在的，那就是福音。每件事情都必须与福音故事发生关联，否则终究是毫无意义的。

后现代主义已经使我们明白现代主义范式的缺点，也让我们觉察到一些关键点。然而，作为一种哲学，它是与基督教信仰敌对的。基督的门徒需要发展出一个基督教的生命哲学，是从阶梯的顶端开始，顺序流向所有的生活——它会成为我们看待生命与其所有的丰盛之框架。

一个基督的门徒，有责任要明白他或她的世界，需要明白凌驾在这个世界之上的哲学；而今日，至少在西方，这个哲学就是后现代主义。

2020-04-25

第八章 后现代范式Postmodern Paradigm

第八章后现代范式Postmodern Paradigm